一个悲剧的造成，因素是多方面的，缺一个便不会铸成那样的结局，假使那一天芷村守军不急急于撤退，情报能早到一小时，第八军可马上接防，或者是原来就在防地的二十六军也能充份的沉着应战，无奈的是，偏偏那一天没有进一步的情报，偏偏那一天是两军交接的前夕，防务空虚，所以，当大家正在看戏，当大家有的包饺子，有的骨肉团聚，共庆新年的时候，陈赓部队已进入蒙自，甚至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仍以为他们是土共或卢汉叛军，没有弄清楚真相。

仓促应战后，我们向个旧、建水撤退──这次撤退真是溃败的先兆，大家像逃避瘟疫似的，丢下所有可以丢下的东西（有家眷的人更丢下他们的家眷），狼狈的向西飞奔，我本来和政芬，带着我们的孩子，坐在走廊那里，一面看戏，一面吃刚买来的饼干，一阵枪声和嘶喊声之后，台上台下大乱，人们拚命的往外挤，我拉着妻儿，伏在墙角，这是我们能逃出魔掌的主要原因，凡是拚命往外挤，唯恐逃不出去的人，多半被践踏在地上──我不能再多说了，说了徒增已死的人和我们这些未死的人的羞愧。

第二天天亮之后，蒙自已陷敌手，事后我们才知道，李弥将军在西昌发现电讯中断，便立即乘机赶回，可是，蒙自机场已不能降落，他的飞机在蒙自个旧一带盘旋，看到的全是西撤的凌乱行列，和三五成群的败兵，他万想不到一夜之间，竟会发生这种天崩地裂的变化，他吩咐飞机直飞台湾，一场大会战计划是失败了，但他还希望我们能遵照着第二个计划，迅速脱离敌人，到元江南岸布防，严守元江，因为元江两岸，全是高插入云的悬崖绝壁，江面窄狭如带，水流急湍，一挺机枪便可控制相当长的江面，使敌人连头都抬不起来。

然而，所有的箭头都指向失败，天意如此，谁也阻挡不了，我带着政芬，抱着两个孩子，逃到建水，找一家民房安住下来，便到军部打听消息，我才知道，李弥将军到了台湾来了无数电报，命令大军照原来的作战计划，迅速行动。

“请绝对放心！”曹天戈将军的回电只有一句。

第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大军没有马上向元江南岸撤退，而在石屏建水一带逗留了四天，退却战需要有高度的将才才能指挥，主要的一点在于“迅速脱离敌人”，你必需像风一样的用逃跑似的速度撤退，不顾惜任何土地，不顾惜任何城市和装备，刘备长坡所以如此的惨，便是他的大军撤的太慢，被敌人尾追衔住了，假使我们不多逗留那不必要的四天，我们已从容的到了元江彼岸，再多的共军，他们都将无用武之地，即令他们在集结大军后能击破我们的防线，我们六万人也会平安的转战到中缅边区，和后来只剩下一千人的情况，两相比较，我们的命运该是多么凄凉，事后我的伙伴们曾经议论纷说参加决策的人有间谍在内，故意使我们的高级长官发出错误的判断，往事已成黄花，那就非我们所可知了。

第二个最大的错误，是撤退的程序，恰恰的把原来的作战计划全部推翻，原来的计划：四个师要直接南下，迳搭浮桥，横渡元江的，结果却成了下列的局面──

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驻开达的一○七师本应该和驻普雄的教导师，南下在水塘渡江，这时候却奉令舍近求远的从蛮耗渡江，沿元江北上攻占元江县城。而本应从蛮耗渡江的四十四师，却奉命和其他两个师──一共是三个师，摆成一字长蛇阵，沿着矿山的小铁道，在石屏集结，再从石屏直向元江铁桥撤退。

事到如今，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我们还能再来讲谁呢，这次大军行动的指挥官军长曹天戈将军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将军在元江铁桥被俘，一年后在昆明被共产党枪毙，当然不是他们要诚心如此，我和我的伙伴们每逢谈起，便为曹汤两位将军哭，他们把六万大军带到一个可怕的绝地，毫无抵抗的遭受屠戮。

我被派到四十四师部服务，和师长石建中将军在一起，眷属们则集中一块，在我们的先头前行，四天之后，（上苍，诅咒那可恨的四天吧！）我们在侧面全部暴露下，拖逦着进入山区，向西北行军，目标是元江铁桥，曹将军已命令一○七师师长孙进贤将军率部经蛮耗沿元江南岸北上，在那里等候，并掩护我们通过。

我和石建中将军过去一向是很熟识的，但要认识一个人，仅仅熟识还不够，而必需藉着相当长时间的谈话和共事，才能发现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承认我对他的印象不太良好，因为他不像其他军官，他从没有谄笑的颜色，也从没有特别的殷勤表示，我们平常叫他“白面书生”，这是没有多少敬意的，但是，在这次行军途中，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才发现我是多么无聊，我和我的同伴在背后曾说过很多他的坏话，虽然他不知道，但我内心的责备，却日加剧烈，石将军是在我们全军覆没时自杀的，他是大陆最后一战中唯一的一位壮烈成仁的将领，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忠魂会看到我盈眶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