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名家评说
贾平凹:《带灯》自己的“转身”之作
以贾平凹的话讲,《带灯》是自己的“转身”之作,虽只是稍微地转身,但也“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转,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转身不易,却仍执拗于此,是作家之为作家的本真与痴心所在。有《秦腔》、《古炉》那种繁复琐细的散点透视写法在前,贾平凹总是谋思着要变一变的,至于能变多少,他似乎也无把握,但费心费力的实践都尽在《带灯》这部作品里了。
《带灯》自叙事手法而言,有求变与不易变之处。与贾平凹前一阶段的创作相较,《带灯》有了一位居核心地位的主人公——带灯(而《秦腔》、《古炉》中的引生、狗尿苔更多的是作为穿线、串场人物而存在),她有着自己完整的故事与性格展示的空间,且以书写短信的方式尽情地表达出情感与心理的波动。叙事的全知视角固然呈点状延展,但带灯依然无可置疑地拥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在小说的结构上,贾平凹对《带灯》的章节做了更多分割处理(加上许多的小标题),且未必是按照故事情节的起落划分,他自言是受了《旧约》的启发,“里面‘创世纪’也是偶然分节,也是穿插了很多生活感悟、智慧的东西”。面对不同的故事题材,作家要量体裁衣,贾平凹是如此做的,这是他的“转身”。毕竟更多的固有创作特征延续了下来,如在分割的章节中对散点透视手法的频繁小试牛刀,时时对带灯的核心故事构成一种压迫;整体的叙事文字一如既往的细密朴拙,几乎达到密不透风的地步,自然,这也一向是贾平凹创作的标识。贾平凹说自己于文章风格的追求是去明清习气,学两汉风格,显然在《带灯》中有所实践,语言的简约直白,携带混沌的力量,有着整体的厚重感。
而贾平凹在《带灯》中,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与挑战,也即其书写内容,乡镇政府的日常工作,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而核心就是带灯所在的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主要接待处理上访问题。文学表现不及不好,过同样不好,其分寸感实在难以拿捏。此时看贾平凹写《带灯》,是有着许多担心的,亦含如许期待,好奇这位大小说家的“手段”如何施展。事实证明,贾平凹之化生活为文学的点染功力果然不凡,既尽致地刻画了这一当下社会的大难题,又不沉溺其中,将小说坐实坐笨、旨浅言白,而是留下了含而不露、意蕴飞扬的空间。话说到此处,不禁想到近期的国内创作恰好有两部关于“上访”的重要作品,《带灯》外,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若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刘震云采取的手法是化繁为简,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而贾平凹即是化繁为繁了,不过此“繁”已不同于彼“繁”,如在一杯清水中滴入若干试剂,虽依然清澈如故,但内里的变化已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贾平凹的乡土社会,一向内蕴丰富、滋味杂陈,自然纷扰亦不断,但总有人与人性的亮点存在,表明作家的倾向与态度。《带灯》中的基层社会,其人群的晦暗与无趣未免令人失望,或是为权力与金钱绞尽脑汁、图穷匕见,或是蝇营狗苟于眼前小利,或是庸庸碌碌面目模糊,带灯在其间的异质性显然,她与同伴竹子更像是理想化的存在(而事实上,贾平凹确是根据生活原型创作的)。
在如此的情势下,带灯的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谈何“治理”,寥寥几个人如何去解决山样的难题,还不如说更像“灭火队”贴切,哪个村子、哪个街道有“火苗”窜起,瘦瘦弱弱的带灯即刻率人前去,不管是用劝诱的法子,还是扑灭的硬手腕,总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权宜之计而已。现实中,乡民有乡民的委屈,基层政府有基层政府的委屈,两种委屈遭遇,却吊诡地构成了一种对抗。《带灯》的叙事之细密,表现在纷纷芸芸的千千万万细节,这增加了阅读的门槛难度,但如果能够读进去,会发现樱镇的故事几可成为管中窥豹的缩影,不为一时一地之所囿。那些泼烦琐细的日子与事务,那些说着方言的浑身尘土的乡民,那些东奔西走、抱怨满腹的乡镇基层干部,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何尝不所在皆是?
不做道德判断,是贾平凹的叙事特点之一,这显然是高明的。因为生活有其内在逻辑在,在自然流动的文字中某些该显现的东西会自己流露,没有人可以自作聪明地设定,还不如尊重生活本来的质地。于是,日常的乡土社会与治理不会是条分缕析、清澈如镜的纸上论道,而是一片混乱与混沌;在社会问题的矛盾中,村民与基层政府不因据于弱势或强势的一方,就必然占据道德的优胜或劣态,其间的纠葛往往有纵深地缠绕。大多矛盾的解决途径被堵塞了,只得在一条独木桥上踽踽蹒跚。中国基层社会的问题原本就复杂,而在时代的转型期,就更是多了许多的不如意,陈陈相积,碎屑多得让人不敢触碰,如贾平凹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但躲避问题,问题不会自动跑掉,越是难以触动,才应该有更大的决心与智慧去尝试革新,这是直面人生与社会的应有之义。
因之,贾平凹的写作有悲观,亦有希冀。悲观在于呈现乱象,在于隐喻基层政府在严重事故发生后还意欲以“击鼓传花”的手段推卸责任逃避之;希冀呢,毕竟“镇政府还有着故事”,带灯虽然只有萤火虫的微光,依然散发着自己的一点点光亮,推己及人,若每个人都有这种勇气与自觉,将是一个美好与希望的愿景。“樱镇可从来没有听过有萤火虫阵的,这征兆好啊,预示着咱樱镇还吉祥么,不会因一场灾难而绝望么!”
贾平凹与带灯
感觉好久没有见平凹先生了。距离上一次相见,已有两年之久,也就是他为我题写“读书是福”的那次。近前和春姐姐见面,她还感叹说,何时一起结伴去大堂看望老师。好在,先生是本市的头号文化名人,隔三岔五,总能在荧屏或报端觅得有关消息。就在这两天,因为名字无端被不法商家强行注册为商标,“用我作品发财,败坏我的声誉!”终于“激怒”了沉默已久的作家,他奋起反击,要拿法律武器一事,已成为本埠近期的热点文化新闻。
名人万众瞩目,自是无限风光,但名人也有名人的烦恼与苦衷,名人的裤衩都是透明的,没有一点自己的隐私,整日遭人追逐与关注,活得小心翼翼,不得有半点闪失。还是普通人好,藏身人海,形如游鱼,自由自在,也是快活!
本月中旬,读王新民老师的博文,知道平凹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带灯》,目前已经杀青,他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了手稿版,并透露说:《带灯》将在十六日出刊的《收获》杂志上连载。见此消息,我就心里老惦记着,也好想一看究竟。每天下午接孩子放学时,都要去书报亭看看。几日前,我问老板:“有《当代》么?”“还没有来!”昨日又问:“有《当代》么?”“已经卖完了!”我有点落寞。找到另一家再问,还是相同的说法。心有不甘,抬头浏览书架,见有杂志《收获》,就要了一本翻翻,不意“贾平凹”几字映入眼帘。哦,原来是我把《收获》误记为《当代》了,瞧自己这猪脑子,现在一点都不好使了!
昨晚用功至深夜,将《带灯》上篇读完,感慨良多:文坛神话,长青不老;平凹传奇,再续新篇!要说平凹是天生之大才,恐怕也有人不会同意;但他的勤奋刻苦、顽韧精神,则确实令人感佩!这位“农民”作家,至今老土依旧,都信息化时代了,还不会使用电脑,一切文字工作,尚需手工操作,几十万字的长篇,也是一个字一个字,从笔下“流”出来的,握笔的两个手指头,都磨出了老茧。这一部《带灯》,据他本人讲,初稿是写在笔记本上,然后抄写在稿纸背面,作大修改时,又重新写一遍,最后在稿子上作小的增删,整个小说写了三遍。如此写作,何其辛劳,即此一点,已为难事,于一般人,遑论其他!
初读贾氏新著,感觉在结构上,形式出新,上中下三部,分为多个小节,有的短节不足百字;语言如故,极富贾氏特色,如有网络新语“潮”的运用、“团结”本意的复归;擅讲故事,对于时下流行的段子文化,民间盛传的谚语、笑话的吸纳融汇,读之极尽幽默,思之则不免心酸;人物不再直接描画,而是寓于故事叙述当中,即是女一号“带灯”,也如是法;内容仍为农村题材,反映变革阵痛中的当下中国,有着作家对于人生社会的最新思考;其中“松云寺”等情节,已经写为散文,先行见诸报刊,并收进了去年新版的散文集《天气》。
李星先生看过手稿后,认为《带灯》表现出了贾平凹空前的尖锐,“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新的高度。”我辈愚钝,见山还是山,看到的只是精彩的故事;评论家火眼金睛,入木三分,透过故事,看到了背后蕴含的深刻寓意,并能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是差距,要不,他怎么能够当茅奖评委,而我们只能做无名读者了。
愿平凹先生的新著《带灯》,再攀新的文学高峰!
《带灯》用微弱荧光照亮现实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贾平凹的新作《带灯》一枝独秀,吸引了众多媒体和读者的目光。在该书首发式上,贾平凹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考虑的是中国底层社会的那种现实感。小说最后,贾平凹写到一个奇特的萤火虫阵,他说:“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这个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的。”
乡镇女干部发来短信
小说《带灯》的主人公带灯是一名乡镇女干部,贾平凹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真的来自一位乡镇女干部。他说:“写完《古炉》以后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就跑了好多地方,看到好多问题,就想把自己的感想表达出来。”一次下乡时,他结识了一位乡镇女干部,她在大山深处一个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
这位乡镇女干部时不时地会给贾平凹发短信,谈一些生活、工作中的琐事。如果在平常,贾平凹会非常反感,但是这位女干部的聪慧和极好的文学感觉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有时候会盼着这位女干部发来短信。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她经常与我联系,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她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揭发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这位女干部的倾诉,让贾平凹了解了另外一种生活和工作,他甚至开始关心起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
关注基层的现实问题
小说中的带灯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群众来信这样的琐事。贾平凹在书中所描述的樱镇展现了中国农村的风貌,小到邻里之间为争一棵柿子树,大到干部作风等问题都让带灯成为村民关注的焦点。
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如此近距离地聚焦中国基层现实生活的知名作家并不多。贾平凹表示,他在写作过程中,考虑的就是中国最底层社会的那种现实感。他说:“为什么写这种生活?我觉得目前改革开放到这个时期,社会转型到这个阶段,社会基层确实有很多问题,人性的东西也在集中爆发,值得人们关注。”
贾平凹说,他在选取素材时有两个考虑,“一方面,我所用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地从生活中长出来的,而不是在房间里面道听途说或编造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材料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呈现的国情、民情,一定要以一种文化为背景。”
他认为,有时候文学作品有其厉害的一面,作品中呈现了中国社会另外一个层面,能引发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共同关注,甚至解决这个事情。他说:“在社会大转变时期,社会基层存在好多问题。怎样重视这种困境,怎样把它解决好,就能为人类进步提供一份总结经验。”贾平凹将其归结为文学创作要有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
带灯身上有不少隐喻
小说中,女主人公原来的名字叫萤,但她在翻看辞典的时候,发现里面经常说“腐草化萤”,就是说萤火虫生于腐草里。她觉得这不好,就把名字改成了带灯。贾平凹强调说:“她这个灯是自带的,而不是别人给她的光亮,所以叫带灯。”
在小说中,带灯并不是一个只顾照亮他人的崇高形象,她是一个有点自命不凡、又有个人追求的文学青年,身上也有不少缺点。贾平凹说:“这个人物是在最底层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在当地人看来,乡镇干部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比较稳定,她可以在那儿一直干下来。在这种环境下,她一方面要尽到责任把工作干好,另一方面她有自己向往的东西,但这些向往的东西有的是完不成的,所以到小说后面她就有些凄凉。”
贾平凹直言,他的作品中有不少象征、隐喻,带灯这个名字同样也有隐含的意义。在他看来,萤火虫不是火把,也不是日光灯,它的光本身就是微弱的,最终的命运也是悲惨的。他说:“带灯就是在黑夜中带了一盏光线很微弱的灯。小说中,带灯最后心理受到伤害,脑子也有些问题,出现好多病。在作品的最后,出现了一大片萤火虫。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是想,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
写法类似巴萨足球风
贾平凹开始写《带灯》的时候恰逢欧冠比赛,他当时看了几场巴塞罗那队的比赛,十分欣赏他们的踢球风格。突然有一天,贾平凹发现巴萨的踢法跟自己写《秦腔》《古炉》的写法有点近似全攻全守的踢法打破了传统的踢球风格,在看似繁琐的不停传球倒脚中,就突然进球了。贾平凹在后记中兴奋地写道:“这样消解了传统阵型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样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
在以往的作品中,贾平凹的文字激烈,用强有力的细节描写推动故事发展。但在《带灯》中,贾平凹尝试了另一种写作风格,他写法细腻、简洁、明快,用最简单的方式把故事讲明白。过了六十岁的贾平凹称自己的心性变了,开始喜欢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风格,“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慰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贾平凹说,《带灯》这个故事关注的是中国最现实的东西,这个题材跟自己目前的文学追求也有契合的地方。他说:“我喜欢两汉的东西,两汉的东西下笔很清楚。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尤其是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要真诚地呈现底层生活、表达干部,这样才可能把真实的东西贡献给读者。”
贾平凹有一种使命感
昨天,《带灯》编辑孔令燕接受记者采访,她称,贾平凹极为看重这部小说,对手稿进行了7次大修改,在创作时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
孔令燕说,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小说《带灯》中的小标题与贾平凹以往作品有着显著不同。此前,贾平凹多用简单的1、2、3来标注小章节,但在《带灯》中,他细致地拟写了密密麻麻的小标题,还让编辑用黑色条框框起来。“贾老师拟写小标题的灵感来自一版《圣经》,那里面就用很多黑色条框把标题标注出来。贾老师希望在这本书中记录一些中国社会现实的东西,并让人们有所启发。他创作的时候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并不是简单地只是写一部小说。”
孔令燕此前担任过贾平凹《古炉》《定西笔记》等作品的责任编辑。她介绍,每次贾平凹把书稿交给她之前,会有几次大的改动,但交给她之后,就很少改动了。这次创作《带灯》,贾平凹对手稿大的修改有7次之多,甚至在最后编印之前还修改了个别词句。
在书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行字“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孔令燕说,这行文字就是贾平凹在交付编印之前特别要求加上的文字,她认为这段文字也体现了这部小说的主题。
开始怀念青春
六十岁的贾平凹乡音未改,浓重的陕西口音依然是他不变的标签。对于别人恭贺六十大寿,他不怎么买账,感慨怎么一下子就到六十岁了,自己老感觉大学才刚毕业,怎么一晃就老了。
贾平凹的心态还很年轻,会半夜和友人一起看欧冠比赛,甚至还能把自己的文风跟巴塞罗那的踢球风格联系起来。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贾平凹也多了份对外界的怀疑和恐惧。他开始怀念年轻时的那股啥也不怕的勇气,对于“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这样的声音感到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