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贲万岁》除了虚构的个别人物外，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这是父亲所创作的众多小说中的一个罕见的例外。而且这部小说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直接描写军事大会战。

1943年10月，日寇侵略军的华中部队横山勇13军，分别由沙市、岳阳渡过长江和湘江，大举向湘西重镇常德进犯。当时驻常德守军，乃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该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全师8000人，于日军四面包围、异常险恶的处境中背水一战，“以一敌八”，苦撑十余日，与敌人浴血巷战，不仅使常德未陷敌手，而且争取了时间，使援军合围，日寇不得不窜回长江北岸。但这十余日的苦撑，全师8000人仅有83人生还。这就是抗战后期有名的“常德会战”。

常德会战中，爱国将士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使父亲很激动，但是他当时还没想到以此来写一部军事抗战小说。他毕竟还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既不懂得军事，又没有上过战场，直接描写战事，怕是贻笑方家。不想常德之役数月后，那是1944年的一二月间，南温泉的茅草屋内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身着灰棉军衣，面孔晒得黑黑的，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父亲忽见两位大兵不请自来，自然感到愕然。我家很少有这样的客人登门，那年头儿，“丘八”是让人避而远之的。这两位军人不等父亲说话就自我介绍，通过姓名，方知他们便是不久以前死守常德的壮士。父亲不禁肃然起敬，立即让我到小镇上去买包好一点的香烟。我一边领命匆匆而去，一边感到奇怪，因为我家那三间破草屋也不时有些名人、要人降尊纤贵而来，但是不管来了什么样的“名人”，父亲都是泰然取出“狗屁”香烟自吸并敬客，很少打发我和哥哥去镇上特意买烟的，不知这两位“丘八”如何能使父亲特别敬重，这件事很新鲜，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交谈中，他们说是师长余程万派来的，希望父亲能把常德会战写成小说，并且说，他们是后死者，有责任把那些壮烈的事迹记录下来，永垂青史，然而他们是武人，拿惯了枪杆，拿不了笔杆，只有父亲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父亲听了，一面感到荣幸，一面婉谢，理由是不懂得军事，无从下笔。这两位客人却一定要父亲写，并且说可以充足地供给材料，在无可推辞的情况下，父亲只好答应从长计议，将来再说。

两位客人中的甲先生，住在土桥，离南温泉只有六公里路，此后便常常到茅舍来和父亲聊天，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事隔数月，他又旧话重提，父亲那时正担任重庆《新民报》经理，报务繁忙，就谢以“没有时间写小说”，仍是婉辞。但甲先生郑重而十分诚恳地说：“张先生不能拒绝，我这是在为57师阵亡将士请命！”说完他打开带来的两个大包，从里面拿出地图、相片、日记、剪报册等等三四十种材料，一一呈于父亲面前。这样，父亲于公于私都不好再说拒绝的话，只好应以先看材料，等有工夫再写。

到了1944年11月，父亲已辞去报馆经理职务，乡居日多，便抽暇看了一部分材料。这两位客人也轮流到我家和父亲闲聊，问父亲材料看得怎么样了。父亲说看是看了，有些地方不懂。他们就问什么地方不懂，一经父亲提出，便详加解释，有时一个问题可以解释一两个小时，并且亲自表演作战的姿势，甚至哪天刮风，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不厌其烦地逐一详叙。父亲既为他们的热忱所感动，更为57师阵亡将士的壮烈事迹所激励，就决定不再推诿，一定写。

父亲于1945年的春季正式动笔写《虎贲万岁》，他在自序中说：

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有个例外，暴露之处很少。常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但我们知道，这八千人实在已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下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争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改变了我的作风。

他自己说得明白，这部书不是为哪个人写的，而是为阵亡的战士以及奋起抗日的中华儿女所写的，基于此，这部书从师长到伙夫全是真名实事，是一部战史般的纪实性纯军事小说。

小说完稿后，余程万非常高兴，特地派人送来一笔相当丰厚的谢金，但是父亲说什么也不收，对来人说：我不是为余师长个人写书，而是要唤起更多人的抗日热情，况且写小说是我的职业，书出版了，自然有稿费，别的钱我是不能收的。僵持间，客人一眼看见了我，便把那厚厚的一沓钱塞在我的衣袋里，说：算是给弟弟妹妹们买衣服的吧！说毕，就要夺门而去。父亲先他一步拦门站定，正色说：话我已说明白了，你如果不把钱拿走，我决不会让你去的！客人见父亲真的“急了”，只好收回钱道谢而去。父亲等客人走后，对母亲说：“对不起了……可这个钱我不能要。”母亲则回答：“嫁你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你的脾气，要是收下这钱，恐怕你的胃气病又要犯了，谁让我是穷命呢！”听了母亲的话，父亲高兴得大笑起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南京，余程万正驻守南京，要请我们全家吃饭，也被父亲谢绝了，但是却接受了他一件礼物：一把从日俘手中缴获的战刀。

关于《虎贲万岁》还有一件小小的趣闻，书出版后，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书，心仪余程万，托人介绍，竟然做了余太太。

1949年3月，父亲曾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对当时任国民党昆明绥靖公署主任的余程万发表了题为《走向人民方面去》的广播讲话，敦促其弃暗投明。解放后，余氏夫妇隐居香港郊区，办了农场种菜养鸡。不想50年代初，农场遭歹徒抢劫，在对射的枪战中，这位当年的英雄师长竟被歹徒击中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