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苏名叫苏林，北京化工学院应届毕业生，七月份就到厂里来上班了。他父亲是戴城本地人，母亲是吉林人，家里落户在河南，又来自北京。戴城农药厂的地头蛇看到如此众多的地名已经晕了菜，这帮家伙从出生第一天起就知道城里和城外的差别，能极其敏感地把乡下人的口音从一干大众里挑出来，但却搞不清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尤其河南人的名声，主要在北方流传，戴城一概不知，这儿的人最讨厌的是二十里地以外的马台镇，觉得那地方才是出产匪类、不可救药。

小苏这个河南人，知书达理，温文尔雅。我后来知道的那些河南传说，全是这位老乡自己告诉我的。他讲得最多的是各种发大水的事（他爸爸是个水利工程师），溃坝，成千上万人忽悠一下就没了。这些我都没见识过。

这一年冬天，小苏正在农药厂上班，有点寂寞，幸好他性格沉稳，不似我和老杨那样闲着就发慌。工厂化验室非常安静，每天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人和他讲话，近似于失聪的世界，但是又会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机器的轰鸣，叉车经过，原料桶在装卸，锅炉房放蒸汽，运河码头上的轮船汽笛。由于近处的沉默，使得外面的一切声响都真切起来。在小苏听来，那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耳语。

小苏在食堂里吃过午饭，回到化验大楼，瞌睡来了。他独自走到楼下透透气，坐在台阶上，看到对面一片冬青、两棵雪松，还有一栋橙色的房子。小苏打了个哈欠。这时有一个人从橙色房子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其状惊慌失措，很像是偷东西的。小苏是个化验员，这辈子的任务就是看各种化学反应，他冷冷地看着。只见这人跑到化验大楼前面一拍脑袋，又狂奔回废品仓库，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饭盆，后面一个女管理员指着他大骂：“跑个屁啊，我会吃了你？”

这个人就是杨迟。他再次跑到化验大楼前面，回头张望，女管理员已经回去了。老杨喘了口气，走进化验大楼，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叼上。小苏说：“这儿不能抽烟。”老杨说：“这儿不是生产区。”小苏说：“化验大楼里不给抽烟的，你可以到外面来抽。你是新来的大学生吧？我见过你。”

两个人同属九六年农药厂招聘的应届毕业生，小苏比老杨早来四个月，觉得自己是老同志，有必要教导一下新晋同仁。老杨瞄了他一眼，说：“我在这厂里玩的时候，你还念幼儿园呢。”小苏说：“噢，厉害。刚才那个追你的人是谁？”老杨叹了口气说：“那就是我在工厂里的青梅竹马。”

过了几天，小苏在工厂的澡堂洗澡，洗完发现新买的牛仔裤被人偷走了，他也没有备用的长裤，就对身边的人说：“师傅，能帮我去化验大楼拿条白大褂吗？”师傅瞥了他一眼说：“新来的大学生吧？怎么连条棉毛裤也不穿？”

小苏说：“这两天不是很冷。我穿牛仔裤，很厚。”

师傅嗤笑一声，一边给自己套上毛线裤，一边说：“到底是北方人不怕冷啊。”小苏心想，你不是很见过世面，北方人其实怕冷，家里都用暖气的，哪像戴城这帮不怕死的，寒冬腊月在家里哆哆嗦嗦抱着热水袋硬扛？

师傅说：“你就穿着三角裤出去，走到化验大楼，也没人敢说你什么。要不，你随便拿条裤子套上呗，我就当没看见。”小苏是个有教养的人，不想年纪轻轻就穿三角裤在厂里走，更不想做小偷。由于这些日子都在化验大楼里待着，厂里没什么熟人，熟人都是女化验员，在楼上洗呢。这时他看见老杨了。

杨迟穿着三角裤蹲在水泥座位上抽烟，神情僵硬，带着一丝忧郁。人在乱哄哄的澡堂里，这种忧郁使他像个吃坏了肚子的人。这是老杨最熟悉的地方之一，工厂澡堂，他在这里不仅学会了洗澡还学会了游泳和抽烟，人们目睹了他的发育过程，从光板一直到长出浓密的黑毛，他也同样目睹了人们从黑毛变成白毛。这就是工厂，你看到的每个人都可以代表自己。老杨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和青年、中年、老年都得在这个鬼地方洗澡，就觉得头皮发麻。小苏说：“你好，杨迟，能帮个忙吗？”老杨点头说：“我不但能帮你拿到白大褂，还能帮你找到裤子。”

杨迟帮小苏把白大褂拿来了，小苏现在就跟夏天的女化验员一样，外面雪白，里面是真空的。老杨说：“偷你裤子的人叫三炮，就是住我家楼上。他很坏，不但偷走了你的牛仔裤，还带走了自己的工作裤，所以你找不到一条多余的长裤。”

小苏说：“算了，不要追究了，但我不能穿成这样骑自行车回家。”

于是跟着杨迟一起骑车来到农药新村，半路上两条腿被风吹得快要变成冰棍，到家借了一条裤子套上。三炮不在家，老杨敲他家的门，三炮的爸爸说：“他谈恋爱了，见女朋友去了。”老杨没说什么就走了。

第二天老杨和小苏在食堂吃饭，聊了聊，彼此发现还挺投缘的。这时三炮端着饭盆晃过来了，他还穿着偷来的牛仔裤。

简单介绍一下，三炮同志住在我们那栋楼里，他是楼霸，在农药车间上班。十几年的邻居，年纪比我们大几岁，曾经积下深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老杨和我就被三炮骑在脖子上拉屎，没有还手之力，等到我们长大一点，就得先把三炮荡平了来出气。我二十岁那年就和三炮打过一架，把菜刀都抡了起来，此后便相安无事。现在轮到老杨了。

老杨说：“三炮，昨天拿了人家的裤子，来找你，你不在。”

三炮斜着眼睛说：“关你屁事。”

老杨说：“失主在后面坐着呢。”

三炮很生气。一方面是因为杨迟盛气凌人超过了路小路，另一方面，他不是大学生吗？应该很文弱啊。这种错误的印象只能说明三炮是个活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矬逼，他就没有长大过。三炮放下饭盆照着杨迟鼻子上打过来一拳，按他以往十多年的经验，这一拳下去老杨就该鼻血四溅蹲在地上哭了，不料老杨这大半年来鼻子比生殖器还脆弱，已经成为他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拳头过来立马就闪开了。老杨大怒，敢打我鼻子？

两个人在食堂里打了起来，念了四年大学的杨迟已经见识过大场面，而常年在农药车间上班的三炮体质亏损，不复当年的勇猛。打到最后，三炮躺在地上惨叫：“大学生打人啦！”吃饭的师傅们都很生气，要过来围殴老杨，有知事的大喊：“不要管闲事，这大学生也是我厂老党员的儿子！”师傅们就说，嘁，好好打，别放过三炮这个不要脸的。老杨对着三炮的脸上捶了二十多拳，狂叫道：“打你算什么，我连黑人都打过！”众人听不懂，以为他在说胡话，只有小苏知道，化工学院有很多黑人留学生（来自非洲，而不是美利坚），敢和黑人打架的那都是校霸。当下拦腰抱住杨迟，死命往后拖。老杨的爸爸也来了，扶起三炮的时候被他咬了一口。这条裤子反正是归了三炮了。

进厂一个礼拜就在食堂打架，比我牛逼。按理讲，这号人应该立刻开除，三炮也一起开除得了，厂里就清静了。好说歹说，总算网开一面，都以为是老杨的爸爸起了作用，其实不然。

那天在食堂里看打架的不但有工人师傅，还有各路科室的干部，其中一位是兼管销售的副厂长，他是东北人，从小看惯了打架，并不把这当回事，大概还嫌我们戴城民风滑稽，马路上两个男人互骂长达一个小时就是不动手，换成东北早就在医院里了。副厂长觉得手底下的销售科也差不多，全是吃货、傻逼，没一个能顶缸的大将。农药销售形势堪忧，市场经济之下必须找到新一代的销售人才，最起码能讲纯正的普通话吧。这一次，杨迟脱颖而出了。

此后，老杨在厂里上班，副厂长经常溜达过来找他谈话，发现这孩子挺有主见，能说会道，思路开阔。他的理论知识很糟糕，对管道什么的一窍不通，但是他见识过电脑，在大学里还兼修了国际贸易。这真是一个实用型的人才，放在车间里太可惜了，跑去一说，把他直接调到了销售科。

这事传到家里，大家都很惊讶。我爸爸和老杨的爸爸一边打麻将一边感叹：操，运气这么好，我们当年在工厂里那是足足下了二十年的车间，二十年啊。过了几天，老杨在楼道里遇到三炮，三炮仿佛完全忘记了挨打的事情，拍着杨迟的肩膀说：“你混得不错嘛，以后照应着点。”老杨说，少他妈拍肩拍腿的，老子最讨厌这个。三炮就拍拍自己的屁股，很洒脱地说：“人一阔，脸就变。等你混到董事长，把老子扔到苯酚堆里，老子呛死了也不敢还手。你要好好混哦。”

于是，老杨骤然发达，仿佛赢在了起跑线上，超级马莉之类的只能怅然地坐在废品仓库里望着他绝尘而去。

小苏出现以后，很快成了我们最好的朋友，以往我和老杨无聊地坐在屋子里打发时间，在幻想中的孤儿院板凳上讨论未来的黄金海岸，忽然有一天，门开了，一道光芒打断了我们说话，天使没来，进来第三个孩子往我们身边一坐。这种情况下，你就算不想带他玩也不行。

熟了以后，老杨经常抚摸着小苏的脖子说：“真可惜，这么好的人，待不久。”我问他什么意思，小苏说：“我想考研回北京。”老杨说：“后悔了吧？我他妈就没见过这座城里有北京人的。”我说：“你不是河南人吗？”小苏说：“我户口是从北京过来的。”

过后，老杨又提醒我：“小苏考研什么的别跟任何人说啊，我们楼里全碎嘴，传到厂里他死得难看。”我问他，为什么死得难看。他说：“这等于是叛国罪吧，我们董事长喜欢让人下岗，但他不喜欢别人主动离开。”

之前小苏出现在农药新村，样子很惨，初冬的天气穿着三角裤，外面裹着白大褂，活像个色情狂。我妈和老杨的妈一起摇头说，这俩活宝终于遇到了一个同路人，真不是盖的，穿三角裤都敢出来晃悠。后来发现小苏知书达理，坏事是三炮干的，就到楼里说了一下。本楼的少女们也觉得小苏不错，又温和，又有教养，相貌忠厚，坐飞机都可以免安检，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像烤鸭一样香脆嫩油。说到北京话，我和老杨也都会，他是大学里跟着北京同学学来的，我是那个厂医姐姐教的，她在北京念过几年书，但我和老杨最主要的是用北京话骂各种傻逼、各种操你妈，不似小苏，开口闭口是各种尊称：您、伯父、伯母、大姐、老几位、老少爷们，还有大爷，你大爷，他大爷的。楼里的少女们不知道这是骂人话。我妈好奇，一问身世，发现小苏是那种从小就品学兼优的孩子，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人生履历表的每个字都是加粗的。我妈就说：“苏林这小孩，上进。”言下之意，我和老杨都是有点堕落的。过了一阵子我妈又问老杨：“苏林有女朋友吗？”老杨说没有，还是处男。我妈就表扬说：“苏林真是个好孩子。”老杨说：“不是孩子了，都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了，还是处男没什么可骄傲的。”我妈说：“你别老是处男处男的，不就是想说你自己开荤开得早吗？那姑娘现在在哪儿？”老杨抹眼泪说：“早就天各一方了。”

小苏独自住在城里最繁华的地，闹中取静，一条死胡同的尽头，两层楼的老房子，还带一个小院，十分悠闲。房子是他表姐的，给他借住。唯一的缺点是背阴，太阳全都照在前面那栋十五层大楼上，站院子里抬头一看是暗蓝色的天空，飘着浅蓝色的云，原来是一片巨大的玻璃幕墙。这地方后来成了我们的据点，总算可以远离那个地狱般的农药新村了。

我头一次跟着老杨去，刚到巷口就听见狗叫，老杨说这是小苏的狗。那会儿，城里养狗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狗都没证，办狗证非常困难，打狗队来了都是当场敲死，把狗尸还给主人，场面残暴得很。我们敲门，小苏一开门，一条白色的京叭贴着地窜过来，想往外跑，小苏伸脚拦住它，放我们进去，急速关门。狗围着我乱嗅，很激动地站起来抱我的腿。

很难说我讨厌狗，我只是不习惯有个贴着地乱跑的活物在我脚边打转。我说：“小苏，你好闲情，一个人住着，养狗解闷。”

小苏说：“这是我表姐的狗，她怀孕了不能养宠物，让我代管的。”

老杨说：“这狗可淫荡呢，看我来弄它。”他蹲下，用一根手指挠了挠狗的胳肢窝。狗立刻躺下，翻转身体，露出肉色的肚子，四肢弯曲，舌头伸出来，用一种无比期盼的眼神看着老杨。京叭的长相本来就有点像人类，见此情景我大笑起来。老杨不再逗狗，站直了身子。狗有点纳闷了，心想你丫到底是挠还是不挠啊，老子都翻过来了。等了片刻，觉得老杨不打算真挠它，就趴过身体，无聊地晃着脑袋。老杨又蹲下了，狗喜出望外，立即恢复刚才的姿势和神态。老杨又站了起来。我说：“这狗好不容易才练了点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被你搞糊涂了。”这时老杨点起香烟，嘬了一大口，把烟往狗脸上喷去。狗翻过身子撒腿就跑。老杨遗憾地对它说：“学会抽烟多好呢。”

小苏说：“这狗是我表姐从人家手里救下来的，小时候被人用烟头烫过，看见香烟就害怕。”我说：“这也是条件反射啊。”老杨对狗说：“那我不吓唬你了，来，我挠挠你。真挠。”但是烟头的恐惧显然比挠痒的舒服更甚，任何抚摸都不能与生命中的烙印相提并论，狗缩在柜子底下不肯出来了。

我说：“狗有名字吗？”

小苏说：“没有。你给取一个？”

“我才懒得给狗取名字呢。”

京叭这种狗，又不能看门，又不能吃，就是养着玩的。戴城的人们不太理解这种娱乐，觉得只有过去的资产阶级阔太太才干这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也十几年了，再骂别人是资产阶级显得十分落后，不知道该怎么恨。养狗的人也等于是重新学习做贵族，那会儿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正经的狗粮，也没有宠物医院之类的，人们甚至不知道遛狗，不高兴花钱办狗证，不打预防针。说白了，都是胡养，养死的不在少数。有懂行的人，出去遛狗了，被打狗队弄死或者缴获——不遛也罢。

小苏本人并不热爱宠物，纯粹是因为住了表姐的房子，才给她带狗。每天早晨醒过来，头一件事就是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让它找地方大小便（狗能学会大小便，就好像人类考上了本科），小苏饿着肚子坐在煤气炉前面，用一个不锈钢饭盒给狗做饭，通常是些猪下水，也有肉酱，加点米饭。狗食很香，小苏又困又饿，恨不得也捞一勺吃。等到这些都干完了，他就骑上自行车去农药厂，中途吃根油条，任由狗在家里寂寞徘徊。晚上回家，狗食必然吃光，狗饿得乱窜，头一件事还是为它做饭，其次是打扫排泄物，然后才轮到他自己进食。遛狗这种事就免了。长期不遛的狗按说会有精神病，狂躁或怯懦，但小苏的狗看起来马马虎虎，还算健康，在我们的手指下露出淫荡的姿态也更像是耽于享乐，而不是精神变态。

小苏平时准点上班，像一个机械齿轮忍受了这种生活节奏，到了周末他会变成另一个人，睡懒觉，吃馆子，不想动弹。狗不行，它没有周末的概念，每到七点钟照例用狂吠声叫醒小苏。这时的小苏会显出内心中深藏的另一面（其实藏得也不深），他狂暴了。

有一天我们去找小苏，听到他在打狗，狗叫得别提多凄惨了。开门进去，老杨从柜子底下把狗捞出来，很温和地指责小苏：“你怎么能打狗呢？”

小苏说：“打得不是很重……”

老杨说：“你这就不诚实了。大街上都能听见惨叫，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强奸女人。”

小苏说：“你这个比喻太恶毒了。”

老杨说：“以后别打狗。”

小苏说事情是这样的，狗本来还挺懂事的，可是这一天忽然秀逗了，它尿在了小苏的球鞋里。球鞋固然可以洗，但小苏的房子背阴，冬天没太阳，要晾很久才能干。冬天水冷，他也不想洗球鞋，那玩意儿也没法用洗衣机洗，反复考量下来，事情异常麻烦，于是他报复了它，只踢了一脚，它就惨叫起来。

老杨说：“所以你的心情是跟着狗的智商起伏的，对吧？”

小苏说：“我操。”

这以后小苏不再打狗，改成骂狗，用各种京片子骂。我和老杨面面相觑，心想这家伙平时很儒雅的嘛，怎么这么能骂？真是不可思议。另一次，我们去找他，看见他在街上穿着棉毛裤狂奔，原来是在追狗，他开门倒垃圾，狗跟着窜了出去。

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起追狗，它跑着，真是快乐死了，四条短腿抡起来，飞一样在人行道上直线向前，全然不顾前方是什么。作为一条狗，它还记得停在某一棵树下，跷起后腿撒尿，然后继续跑。街上人看着我们大呼小叫地抓狗，一个一个都笑。我心想，有什么好笑的，无聊吗，这条狗并不是去寻找自由，它跑街上根本就是找死，所以并不无聊，你必须把它逮回来。

回到农药新村讲一讲九六年的风潮，忽然之间，人们都开始养狗了。

大下岗不是什么即兴的社会运动，说白了，是矛盾的集中体现，它远比人们预想的更为难办，一开始这帮人还以为是个悠长假期呢。两年假期之后，这一带的新村里哀鸿遍野，农药厂按指标砍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已经算是很幸福了，其他那些倒闭的厂、厂长被杀害的厂、厂长被枪毙的厂、厂长带着全家逃亡的厂，都充斥着下岗工人。这种大环境下，看到有人居然养狗，难免会羡慕着生气，觉得是一小撮有钱人炫富。经调查发现，养狗的基本也都是下岗的，越穷越爱狗，令人难以理解。最讨厌的是我们楼上老万的老婆，她抱着一只娇滴滴的狐狸狗，说是花了好几百买来的。她本人已经下岗了，打麻将输急了还会赖账，但每次说到狐狸狗的身价（以及那抱着狐狸狗的姿势），都仿佛自己是阔太太。

小苏说，人和狗的感情是天生的，有人爱狗，有人恨狗，并不牵涉到贫富差距。另外，狐狸狗未必就比草狗更费钱，狐狸狗是小型犬，吃得少。老杨说，妈的，草狗可以去吃屎呀。小苏说，这又不是农村，谁家敢养条吃屎的狗呢？

那时候万师母打麻将，把狐狸狗放在膝头，一边输钱，一边抱怨生活艰难，下岗两年了，生活全无着落，女儿念中专的学费都交不出来了。别人说，介绍给你工作，你不肯去。万师母说，要是出去上班就没人照顾狗了，这狗是真的乖，是她的命。别人说，你家里情况这么糟糕，还惦记着狗，有病吧。万师母发狠说，我就算去卖逼也会养着它的，你们都闭嘴。于是大家就闭嘴了，狠狠地赢她的钱。等到她输惨了下桌离去，人们就恶毒地说，这个女人他妈的穷成这样了，没听她说过要为女儿卖逼，为了一条狗倒敢放出大话，看来她女儿只能自己去卖逼了。

有一阵子，城里城外到处都在抓狗，甭管有没有主人，一概套住脖子打死。居委会到我们楼底下来伏击万师母，她浑然不知，抱着狗晃下来，施施然走出楼，忽然就被人控制住了。对付小型犬不需要什么狗套子，很轻松地拎着后腿往台阶上甩两下，狗就拜拜了。这种做法据说也是被迫的，以前想要活捉狗只，送到郊区统一处理，但这会导致狗主人的激烈反抗，有时候甚至打出人命来，因此当场处决是个比较合理的办法，反正这些狗都是要被处决的。人们漠然地看着，杀鸡会激起民愤，因为鸡是我们的粮食，杀狗则找不到什么理由反对，古往今来，屠狗之辈不是土匪就是做了帝王将相，没人敢惹。万师母直挺挺地晕厥过去。

那几天我们都在小苏家里，护狗。小苏的狗每天早上都会叫，城里的房子都旧了，隔音不好，吵醒了邻居。小苏说有人告密了，这一片管事的人上门调查情况，还算客气，要他把狗送走，不然就拿它开刀。

要让狗沉默是挺难的，它总是在早晨叫，目的是喊醒小苏，给它做饭吃。问题是，做饭的时候它也叫，急不可耐了。这时就必须用手挠它，再喂它吃点火腿肠。那几天狗真是乐屁了，白天我躲在屋子里，把门关得紧紧的，时不时挠它一下，下午老杨调休了来伺候它，晚上则是小苏。到了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一个牵它去大小便，一个为它做饭，另一个给它挠，顺便喂零食。皇帝的狗亦不过此种待遇。起初我认为是出于友谊，才甘愿为狗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后来发现自己也乐在其中，如果有人胆敢上门屠狗，我一定拿菜刀跟他拼了。这么恶搞了一个星期，终于顶不住了，看见穿毛衣的人都想伸出手指挠他，而那条狗，它在短时间内被我们惯坏了，只要看见我和老杨，就会翻转身子示意我们挠，我们不动，它就昂起脑袋对我们急切地吠几声，饱含淫欲，完全他妈的变成了狗大爷。捕狗风潮过去之后，它还这样，没人再搭理它，它在我们的脚边仰卧，四足叉开，一副急色鬼的样子，我们就用脚把它平移到柜子底下去。它再三地钻出来，眼神显然是带着巨大的疑问：“你怎么不挠了，你不是对我挺好的吗？”我用人类的语言没法向它解释，如果可以打它一顿，就能令其幡然醒悟，但我不能打狗，我只能伸出手指头给自己挠，企图教会它自摸。众所周知，狗是学不会这个的，它很幽怨地看着我的手指。我也很幽怨地想，身为犬科动物是真没法理解我们这种高级灵长类，我们有手，可以自摸，顺便学会了使用工具，然后就得去上班。我也必须去上班，我已经游荡了一年多，浑身上下都快闲出了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