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女 第十二节
厂医姐姐离开以后,每个下雪的日子,我都会想念她。因为她说自己最爱下雪天,还编了一堆诗意的理由,比如说世界因此改变了,比如说丑陋的东西都被遮蔽了。这种屁话使她看起来像个少女。
有一个下午在她家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屋子里冷得像冰窖(南方没有暖气),她拉开窗帘和我做爱,雪把窗外所有的风景都挡住了。我们越做越热,她赤身裸体跳下床,推开一丝窗缝,冷风立刻打在我背上,我舒服得想死。射了以后,她和我一起缩在被子里看雪,同时等着我套子里的鸡鸡软下去。南方很少有这种景色,一年都未必能轮上一次,下雪显得很寂寥。她说有个小说叫《雪国》,很优美,我说我只知道林冲在这个天气里杀人了,翻脸了。
后来我发现,她才是林冲,不高兴扭脸离开了中国,(这么说也不太真实,其实花了很多力气吧,但我不知道,光知道她扭脸走了。)跑到美国落草为寇。为了她,我还特地摊开了世界地图,测算了一下太平洋到底有多宽,有没有可能偷渡过去。后来杨迟说,自己游过去的话,能游到金门岛就不错了,如果要偷渡得去找蛇头,价钱很高但可以给我打折,他有个福建同学的舅舅就在干这个。问题是,去美国干吗呀?完全不知道。看好莱坞电影,知道纽约是个爱下雪的城市,在那地方她可以尽情地光着屁股看雪,床上躺着一个爱吹凉风的外国青年。但她究竟是不是在纽约,鬼知道,外国青年是少不了的。
这些事情很难解释清楚,我记得她,下雪天会感到忧伤,幸好雪也不常下,然而它一旦来临就无边无际了。
为了修飞碟,我打电话给老板,老板找了个二把刀的退休工人来,口气很大,说修这玩意儿就跟修电风扇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见过的钳工,大半都是眼高手低。我告诉他,从原理上说,拆定时炸弹也很简单,自己小心点吧傻矬。果然,他爬上去修,试了好几次都没反应,最后一次他忘记了飞碟正处于开启状态,这就等于是站在电风扇的叶子上修它,老头朝着机器敲了一锤子,飞碟转了起来,把人从上面甩了下来。我赶紧拉下电闸,看看老钳工,还没死,但他无论如何不肯再修了。
这飞碟失去了最起码的安全性,我对它有感情,现在它完蛋了。我写了个条子贴在门上:飞碟死了,别去碰它。然后收拾一下回家。
第二天继续下雪,马路上一层冰,我坐公共汽车去戴城大学。我的统计学期末考试不及格,这天下午必须来补考。
学校操场上有一些人在打雪仗,我站在那里,隔着唰唰落下的雪片看了一会儿,宝珠从对面过来,孤独地背着一个双肩包往寝室方向走。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下大雪,公路走不动了,长途汽车站全是人,热水都喝不到一口。我又回来了。”
我说:“我来补考统计学,考完就来找你。”
宝珠说:“嗯,卷子是我批的,你丫这次还是交白卷,补考估计能多写几个字吗?”
我说:“无所谓,反正我毕业之前还能再补考一次。”
宝珠说:“到底是夜大,花钱买文凭的,有恃无恐啊。我们正规大学要是挂科,肯定都愁死了。干脆你也别去了,陪我一起吃个晚饭吧。”
我想了想,觉得补考的机会是我花一百块钱买来的(夜大补考每门都这个价码,毕业的时候老子肯定得破产),不去的话,太便宜他们了。我说:“我还是去试试看吧,要是题目不会做,我就撤了来找你。”宝珠摇头说:“你就不死心吧。”我说回头见,宝珠转身,忽然一闪身,一个雪球从她头上飞过,正砸在我脸上。宝珠直起身,对着前面扔雪球的女生说:“别惹我,烦着哪。”那女生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宝珠回头才发现我中招了,也跟着笑。我撸掉脸上的雪,找到旁边一个巨大的雪人,掰下它的脑袋,朝那女生冲了过去,她尖叫着跑掉了。我追了一段,觉得自己双手冻硬了,就扔下雪人脑袋,回头去找宝珠,发现她已经走掉了。
实际上,那天下午我在考场里走神了。补考卷子发下来,题目仍然看不懂,一堆数字在白纸上跳舞。统计学老师奸笑着说:“毕业之前再补考一次吧。”他还想再收一百。
我坐在教室里靠窗的地方,雪下得很大,我难得有机会在白天看看窗外的景色。只见对面是戴城大学著名的钟楼,一幢红砖砌成的房子,带尖顶的,仿佛教堂,上面的钟是早就没了。我想起来,戴城大学以前是所教会学校。那个钟楼我进去过,一层到三层全是教室,再往上就锁死了,据说可以爬到大钟上面去。以前那楼顶上有十字架,后来拆了。想必以前还有耶稣、圣母、天使,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当初厂医姐姐的家就在大学边上,站在她的阳台上,我能看到这钟楼的一角。她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本身也念过大学,其实我说她只顾和我做爱是有失公允的,她还教了我其他的,比如听听古典音乐啊,看看现代小说啊,但我当时不太在乎这个,以为这种事情就像吃饭一样,属于生理范畴的东西,不用教,反而是做爱显得像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我站在她的阳台上,陪着她眺望钟楼的一角,会感到有点忧愁。在各种天气里,它存在于我的视野,晴天像意大利,雨天像英格兰,下雪天像俄罗斯,起雾的早晨什么都看不见,像天国。反正很矫情。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出现之前,我们这座城里没什么外国人造的建筑,都是瓦房,或者老苏联的小楼房,只有这所大学里还留着点殖民地的遗迹。小时候,我有个老师爱控诉这个,动辄拿戴城大学打比方:“看,这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造的房子。”我倒觉得蛮好看的。老师说:“十里洋场,上海的租界,更丑恶。”我去上海一看,房子更好看,而且挂了人民政府的牌子,也蛮适合的,什么机关大楼都不给进去。我不知道那老师为什么恨钟楼,正如我不知道厂医姐姐为什么爱钟楼。
我对着统计学的考卷想这些,雪还在下,天黑了下来。我手脚冰凉,想起宝珠,就扔下考卷站了起来。统计学老师继续奸笑:“才十分钟你就考好了?”我摇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下,刚才出神的片刻我以为度过了很久呢。我不理他,走出教室,冒雪来到戴城大学的女生宿舍门口。
戴城大学的女生宿舍管理严格,仿佛女子监狱。当初我在老杨的化工学院,女生宿舍随便登记一下就能上的,证件都不用出示,在路小娟的医学院则是仗着腿快往楼上蹿。到了戴城大学,一切皆不管用,两栋女生楼用高墙围起,传达室距离楼房有一百米的空白地带,毫无遮蔽,腿再快也不行。并且,这地方是不给任何男性进去的,就是女生的爹都不行,男教授更免谈,男教授最流氓,全是祸种。传达室门口贴着一系列管理章程,最后警告:男性擅闯直接拖走,扭送保卫科和派出所。如此戒备森严,女生毕业时除了给学位以外应该再发一张处女证。
这一年里,中国很多大学都在冲刺“211工程”,大意是指二十一世纪的一百所大学。我不太明白这里面的出入,杨迟告诉我,就是到世纪末以后,全国就只有这一百所大学是靠国家拨款养着的,专门培养精英分子,简称精子。其他大学都得自己找食吃,培养的只能算尿液。不过他已经毕业了,是尿是精子也无所谓了。至于戴城大学,本城高等学府的独生子,还有一些不太正规的学院正在合并进来,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末,城里大大小小的学院全都挂上了戴城大学的牌子,连我以前想读的化工职大也跟着一起发达了,顺便把化工技校变成了大学附属技校。这都是为了211工程。后来的结果我也忘记了,二十一世纪我不在戴城混了。
我的前半生,不知何故,对墙特别敏感。从小到大,什么墙头我只要瞄一眼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蹿上去,不仅仅是高度,还关系到墙面的摩擦力、墙头的障碍措施。至于这女生宿舍的围墙,想都别想,冬天挂着冰凌,墙头还有铁丝网,要不就是摔死,要不就是挂在那儿等人来捉。我只好老老实实走到传达室门口,对着一个大爷说:“我找林宝珠。”
大爷满脸不耐烦,隔着窗子问我:“哪个寝室的?”
“不知道。”
大爷不给我麦克风。我没辙,站在门口用肉嗓子喊了一嘴,声音洪亮,不比喇叭差,两栋楼用嗡嗡的回声呼应了我,没一个女生出来。大爷嘲笑道:“都放假了,你还来找什么人。”我作势要往里闯,大爷说:“警告你,你这个行为是破坏211工程,直接拉你去劳教。你闯一个试试?”
很早以前我就说过,这辈子最烦看大门的。他们守着一道门,对别人点头哈腰,偏偏就是不让我进去,偏偏不喜欢我。我前半辈子就是靠闯、靠骗、靠腿快,与他们周旋,然而这次我遇到个最厉害的,别说是我,任何男人都不给进去,公狗也不行。其实我应该感谢他,在这道门前面,我终于和所有道貌岸然的男性平等了。
我朝传达室偷偷竖了个中指,嘴里说:“谢谢大爷,你要是不提醒,我就犯错误了。”知道不能得罪他,否则那个高音喇叭就永远不会给我使了。我决定回家,走出去一段路觉得肩膀被什么东西甩了一下,转身看见宝珠在我身后,一手打伞,一手拿着零食袋,边吃边朝我咧嘴笑。
“补考怎么样?”
“又交白卷了。”
“看上去郁郁寡欢的嘛。”
我告诉她,心情不好是因为飞碟完蛋了,我也就失去了唯一的工作。宝珠扼腕叹息。我又说,其实这份工作也挣不到钱,干得我像傻逼一样,一点理想都没有了,不做也罢。我们换了个地方,在冷飕飕的教室里坐下来,宝珠说这是她平常上晚自修的地方。她把零食袋子递给我,那种很差劲的膨化食品,照路小娟的说法是吃下去不但会发胖,还会内分泌失调。我看看宝珠,她上嘴唇的汗毛确实过于浓重了些,本来想劝她少吃点膨化食品的,但这话说出来,女孩子肯定生气,她要是赶我走,我就更无聊了,于是无言地替她吃光了零食,反正我不怕多毛。天黑了下来,教室里越来越冷,我们到学校外面吃了碗热面条,稍稍暖和了些。宝珠忽然说:“去我的寝室坐会儿吧。”
“能让我进去?”
“不能,”宝珠说,“混进去。”
她用伞挡住脸,又用身体挡住我,趁着天黑钻进宿舍,老头在传达室看《新闻联播》呢。宝珠说,现在管得比以前更严,如果发现男性出现在宿舍,不仅要法办,相关女生也要处分,如果有不轨行为则开除,还用了个连坐法,同寝室的女生倘若知情不报也要受到惩罚。我说:“那你怎么敢把我弄进来?”宝珠说:“你啰唆。”
寝室就宝珠一个人住着了,八个床铺都落着蚊帐,还加一道花布帘子,被褥都打成包裹放在里面。对比杨迟的大学宿舍,那鬼地方不仅乱,还散发着动物园的骚臭,洗都洗不掉,味道都渗透到墙壁中了。这种宿舍居然还留宿女生,一晚上住下来,她也会变成个骚臭的。所有的男生都向往着能住到女生宿舍去,香香的,软软的,把它弄臭一些些。
宝珠去水房,我在寝室里转了一圈,有点浮想联翩。说起来,在我少年时代,十七八岁时,也曾经留宿在一个女孩子的宿舍里,那种感觉让我难忘,神秘,温存,还安全。它和厂医姐姐家的小床并称我人生的两大吐血点。时隔多年,在二十四岁时,我又来到了女生寝室,不免又想吐血。过了一会儿宝珠回来了,对我抱怨说:“水房里竟然有男生。”
我说:“也是溜进来的?”
宝珠说:“是啊,蛮讨厌的,穿着拖鞋在刷牙呢。反正放假了也没人知道,招摇过市。”
这时有人敲门,宝珠开门,外面站着个女生,对她说:“宝珠,不好意思,寝室里就我一个人了,住着害怕,让我男朋友来陪我的。刚才吓着你了。”
宝珠说:“没事,我不会给你说出去的。”
女生说:“谢谢啊,我请你吃糖。”一转脸看见我在里面坐着,立刻说:“哟,你也藏着一个呢。”
我说:“你好。我没藏,坐着呢。”
女生说:“别拘束,我也不会说出去。”又对宝珠眨眨眼睛。“这一看就是头一次来的。”
我想问她,第二次来的是什么样,但她转身走了。这让我猜了一会儿,后来我看了看自己的坐姿,确实很客气,屁股搭在凳子边上,四肢收拢,可能还面带讪笑。我要是常客的话,这会儿就应该躺在宝珠的床上,穿着拖鞋打招呼,Hi,See you。
宝珠坐在床沿上,忽然气鼓鼓地说:“他妈的,冤枉我。真不该让你进来。”
我说:“那我走,看门老头万一检查宿舍,抓到就不好玩了。”
宝珠说:“你在想什么?你以为那老头能进女生宿舍吗?一样进不来。”
“那么谁检查宿舍?总得有人吧?”
“大学宿舍一般不会每天检查男人,守住一道门而已。溜进来就安全了。”
“那我到底是该走还是不该走?”
“你好啰唆啊。”宝珠说,“你才坐下就问我要不要走。你一直这么啰唆吗?你小时候不这样的。”
我不说话了,既然没有查岗,我就打算到外面走廊里去晃晃,顺便看看水房什么样,水房是个很文雅的称呼,其实就是女厕所加洗漱间。我拉门走出去,宝珠说:“哎,你怎么走了?”以为我赌气跑掉了,就追了上来。我们在走廊里同时看到那个女生,和穿拖鞋的男生,两个人在激情。一种凌乱的缠绕的舌吻。我剧烈地咳嗽起来,想起以前工厂师傅说的,人类交配主要模仿三种动物:蛇型,缠来缠去;猫型,叫天叫地;狗型,追到东追到西。他们是蛇型。我一边咳一边笑,打搅了他们。穿拖鞋的男生左手拿着眼镜(它妨碍了缠绕),此刻给自己戴上,朝我翻了个白眼。女生倒比较大方,问宝珠:“哎,你怎么出来了?”宝珠摊手说:“你们就不能进去亲嘴吗?”
宝珠回到寝室,又坐在床上。我说我没打算走,就是出去看看,没想到看到这个。宝珠愣了一会儿,忽然说:“路小路,我觉得很奇怪,其实我和你已经不是很熟了。咱们一点都不熟吧?”我点头。宝珠说:“我为什么要带你进来,让你给我丢人。你每次都这样吗?”
我脑子一昏,想到了自己遇到的所有的女孩,她们在爱我的同时都曾经有过相似的疑问,不由点头说:“反正就没给你们长过脸。”
宝珠说:“我们?我去你大爷的。”
夜里我离开宿舍,宝珠又打着伞送我,门房老头已经不看《新闻联播》了,一个人坐在里面抽烟。我们轻易混出来,那会儿雪很小了,天已经黑得一塌糊涂,地面全白,反射着一种不正常的光,世界进入了静态。我和宝珠告别,独自往公共汽车站走去。其实我知道末班车已经没有了,我得走回家去,但我对宝珠还是说自己去坐公共汽车。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身后嚓嚓的脚步声,宝珠再次追了上来,说:“喂,刚才说你给我丢人,这个话是开玩笑的。”我说:“没事,这种话我听得多了,以前还有傻逼说我反社会呢。”宝珠不说话。我又说:“喂,我可没说你傻逼。”宝珠摇摇头,踩着自己的脚印往回走,一会儿就走没了。
我拐进一条小巷,去厂医姐姐以前住的新村里看看。那地方,我曾经多次去看过,现在住了她的一个亲戚。我去那儿像一只丧家犬,历经磨难,找到了自己的家,但主人已经搬走了,我只能趴在门口等死的感觉。据说这都是忠犬。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新村里,各处都还亮着灯,路上没人。我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肺里一阵凛冽,继续咳嗽,看到厂医姐姐家的窗户亮着灯。当然,她已经不在了,但那灯光的颜色非常熟悉,窗帘也没换,要是她的亲戚尚未彻底打扫房间的话,总有一天,会从床底下找到一个用过的避孕套,估计已经阴干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她做爱后故意扔在下面的,留个纪念。
这时厂医姐姐家的阳台门忽然开了,走出来一个烫头发的大妈,不知道是她的哪门子亲戚。我仰望着她,心想她也很浪漫嘛,难道有心灵感应?还没想明白,大妈手里飞出一包垃圾,在半空中它散了,变成美军的子母炸弹照着我兜头飞来。我拔腿就跑。大妈看见我了,愣了一会儿,大喊:“嗨,楼下有个小偷!”我心想,偷你妈,我的避孕套要是落在你手里,简直兴味索然。
我离开那地方,向农药新村走去。路还很远,我走得很快,让自己运动起来,这样不至于太冷。夜晚的雪景毫无美感,相反,你会感到极其危险,到处都是陷阱。我走了一会儿,在一根路灯杆子下喘了口气,决定从此不去怀旧,从此忘记厂医姐姐,再也不向任何人说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