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吊着手臂到处晃悠，时间一天天过去，逐渐习惯了单手生活。有一天我叔叔打电话给我：“路小路，钱还没给我，说好了你送过来的。”如果是别人的钱，我早就花掉了，他的钱我不敢花，他会脱光裤子跑到我家门口来要债的。我揣了那两千块去找他。

自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叔叔独占两间大屋子，早衰，破产，单方面宣布退休，过着逍遥等死的日子。他仍沿袭着八十年代末城市个体户的风气，穿着一件花色条纹的睡衣，横在躺椅上，一脸满足地向着天上看。我也抬头，看到院子上方的树叶和白云，揶揄道：“叔叔，上次你让我去铲煤，你现在这么闲，为什么自己不去铲煤？”我叔叔端着茶壶往嘴里滋了一口，说：“我已经功成名就了，不需要再奋斗。你不一样，铲铲煤对你有好处。”

“你店都被人没收了。”我说。

“我已经把该挣的钱都挣了，银行存款还有十多万，我有权躺着。”我叔叔说，“至于你说的那个录像铺子，我告诉你，VCD时代来临了，以后不会再有人租录像带了。我把录像铺子给了那个女人，现在她天天亏钱，愁都愁死了，可是她又不舍得把那一屋子的录像带烧掉再花钱去进VCD片子，她没这个经济智商，她只会掰开大腿玩仙人跳。”

“听你的意思，打算出租VCD了？”

“不出租。VCD片子很贵，现在是利润最高的时候。我打算卖碟片。”

我摇摇头没当一回事。我叔叔说的当然没错，他很有生意头脑，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他曾经预测过各种各样的经济走向，倒粮票，贩香烟，贩服装，倒卖化工原料，买原始股，开校办工厂，组织拆迁队，甚至贩枪贩毒。在他的世界中充满了各种机会，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他就对着家里各色国营企业上班的亲戚们说这些，亲戚都吓坏了，坐等他发财。然而他也没有抓住太多的机会——他从两个方向证明了，世界多姿多彩，世界变化太快。

在叔叔家里我发现了大量的VCD碟片，可是没有机器，不知道他怎么看片子。我叔叔说：“有你这两千块，我就可以去买机器了。”我心想，所谓银行里的十多万估计又是个屁，他惯会骗人，其实早就破产了。

我还记得自己念技校那几年，我叔叔开录像铺子，那个年代家里有录像机的人多数有钱、潮流，他们不满足于有线电视里的故事片，也不屑于在脏兮兮的录像厅里过瘾，必须在家里搞一个点播系统，尽管那些带子质量糟糕（很多是翻录的），但这足以让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拥有一个神秘而自足的世界，我叔叔就是这个世界里的魔术师。在那几年里，他深受人们敬重，手上的香港片和好莱坞动作片总是令人惊叹不已，在阳光无法照到的黑暗处，他还免费出借一些色情片，赢得了超越魔术师的地位，近乎魔法师，可以说是最牛逼的亡灵魔法师，他让人欲仙欲死。我曾经借到过两盒，不敢在他家看（我奶奶还活着），只能带到同学家里，七八个人凑在一起开眼界。在那部颗粒粗大、经过无数次翻录而褪色的作品里，尚是少女的饭岛爱小姐用她的肉体影像把一众少年打磨得晶莹润滑。我记得这些，因为当时太想知道女人是什么样，以致于到达了终生难忘的境地。颗粒粗大的褪色饭岛爱啊。（她死后，我觉得她变成了颗粒粗大的星空，变成赤裸的星云。）然而录像带时代忽然消失了，就像经济危机忽然来了，更清晰的VCD席卷世界，这一次中国赶上了全球步伐，后面再也没有脱班，甚至比美国人看的片子更多，因为这儿全是盗版，便宜，买得起。我后来认识一个学电影的姐姐，年轻时攒了一千多盒录像带，后来全废了，改攒VCD，再后来又全废了，变DVD，变蓝光，直到网络下载时代来临，她才消停。后来她去了德国，德国人看见她一个中国人打开电脑，立刻警告说，不要非法下载东西，在我们德国这么干会坐牢。于是她又回到了传统的电影院里。这很像我经历过的时代变迁，必须把过去的事物和思想全部地、完整地、里外里地报废掉，才能获得一点现实感。

有一天老杨把我叫到小苏家里，看到一套新买的音响器材，带VCD功能的。机器是老杨花钱买的，自从做了农药销售员，老杨就挣到了钱。我问他：“为什么不放在自己家里？”老杨说别提了，买VCD那天恰好被楼上万师母家的女儿看见了，连着三天往他卧室里钻，抱了一堆碟片，全是港台言情片。这姑娘中专快毕业了，没找到工作，也没男朋友，有大把的时间和心情。老杨只能让她在卧室里看片子，自己也瞄几眼，觉得甚是无趣，其中有一部王家卫导演的《堕落天使》，也很无趣，忽然看到李嘉欣自慰那段，发出怨恨的呻吟，两个人全都惊呆。（老杨说，这姑娘准保也手淫的，否则不会明白。）后来连老杨的爸爸都趴在门缝上看情况，以为姑娘在用毛片勾引老杨——这太可怕了，万师母下岗，老万病休，姑娘没工作，如果杨迟真的睡了她，万家就可以到杨家来吃饭了。老杨的爸爸不敢惊动姑娘，怕她喊起来，就冲出去拉下了家里电闸。姑娘抱了碟片就溜。

我和小苏都笑翻了。我说：“我也想看那部片子。”老杨就打开电视机，插上VCD的电源，解释说：“电闸拉下来，片子退不出来，姑娘也跑了。所以那片子一直都在机器里面。”我们赶紧凑在一起，抓紧时间看李嘉欣自慰。看了一会儿，小苏忽然叹了口气，走开了。

“他处男，他不能看这个。”老杨又解释道，伸出两根手指冲我做了个流鼻血的手势。

自此我成了个碟迷，天天趴在小苏家看片子，并继续养伤。找工作的事情自然搁下了，感觉自己一下子文艺了，到处都是打麻将的人，我的娱乐方式与人迥异。榜样树立起来，直至新世纪，全中国都趴在家里看片子，这是后话了。

我又去找我叔叔，他的碟片店已经开张，跑去一看差点又笑翻。他借了朋友开的皮鞋店一角，用两个纸箱子搭起小柜台贩卖碟片。那是非常热闹而破烂的市口，车辆拥堵，行人乱窜，小饭馆和个体服装摊林立，看不到半个警察，极适合浑水摸鱼。我叔叔的摊位前一溜屁股，都撅着挑碟呢。他看到我，立刻拽我过去，让我替他看管一会儿碟摊，自己跑去上厕所了。

不久来了一个老头，很焦急地看着我，就是不说话。我忙着做生意，介绍影片，老头忍不住了，揪着我问：“原来的摊主呢？”

“上厕所去了，那是我叔叔。”

“我的碟片，定好了，他得给我。”老头神秘兮兮地说。

我一看他的乌青眼圈就明白了。等到我叔叔过来，把老头拉进皮鞋店后面的夹弄，给了他一袋碟片，他一本正经地走了。我说：“他今儿晚上可以开荤了。”我叔叔说：“他哪有什么荤？看人开荤而已。”

在录像带时代，我叔叔是不卖这种货色的，只有少量拷贝的在小范围内流传。因为当时管得紧，贩卖黄带的罪名很大，轮上“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可以判得非常重。到了VCD时代，我叔叔终于也做起这门营生，按照国家法律，也得判，但满街都是贩毛片的人，还都是外地的，被抓到的概率就非常小。警察一般也不太爱管这种鸡毛事情，得有“扫黄打非”了，才集中整治一下。我叔叔认识很多警察，消息灵通，后来那条街上卖碟的都把我叔叔当成是棵消息树，只要他不出摊，别人也老老实实地把货都收了起来。

我叔叔给我算了一笔账，令我拜服。一九九七年的价格：普通影片进价八元（两张碟），卖十五元，毛片进价十元（单张碟），卖四十元，遇到特别饥渴的，你可以小小地敲个竹杠，卖四十五元，遇到特别特别特别饥渴的，一把买下二十张片子，你可以打九折。利润率远远超过正常碟片。马克思说过，为了百分之两百的利润，资本家可以去死。别说资本家，我都宁可死。人概莫能外。我说：“既然如此，你干脆就专卖黄片算了。”

我叔叔说：“那么警察很快就会来找我。我毕竟是有固定营业场所的，专卖黄片得去天桥上站着，警察来了还得跑。我老了，腿摔断过，跑不快。你可以的。”

我说：“我手也断了。”

“手断了正好，专卖黄片的都这德行，五官不全，四肢残废，要不就是抱个小孩。”我叔叔说，“像你平时那副凶巴巴的螃蟹壳，谁敢找你买黄片？万一你卖的是假货呢？”

“还有假的？”

“拿到家里一放发现是武打片，白硬了，非常扫兴的，也不敢回头来找你麻烦。”

如果用武打片冒充黄碟，我算了一下，利润率是百分之一千，这他妈的简直翻了天了，比毒品还挣钱，肯定会有人干这个买卖，但未免太缺德。买黄片的人也都不容易的，性生活不美满，或者根本没有，我们不能坑那些绝望的人。

我叔叔撺掇我去走街串巷，这当然是个坏主意，要给我妈知道肯定宰了他。我妈宁愿我去铲煤的。而我当时存了一个念头，得攒点钱，买张火车票去找宝珠。我已经欠了杨迟和小苏好几百块钱，朋友太少，再也找不到其他人可借了。百分之四百的利润让我眼红，投资两百块钱，快速卖掉，资金周转率加高额利润，一个月我就能赚两千（会计没白学）。

我问我叔叔：“你能给我点黄片去卖吗？”

我叔叔说：“可以啊，你从我这儿批发，十五块钱一张碟，付现金，二十张起批。”

我说：“你太会做生意了吧？我是你侄子。拿几张碟去卖，卖掉卖不掉我都会回来跟你结账的。”

“万一你被抓走了呢？”

“操。十块钱一张，我付现，总可以了吧？”

“不干，你自己去进货。”我叔叔说，“我也不要做你的生意，你看着凶狠，其实最怂了，念幼儿园那时就很懦弱。我要是给你供货，你被抓进去肯定第一个把我供出来。”

“你他妈的才懦弱呢！”我恼羞成怒，大喊起来。

我叔叔给了我一个地址，简直不是人，在五十公里外的一座小城市，我必须坐上长途汽车才能去那里。鉴于我手断了，小苏答应陪我，那阵子杨迟又去了划水县，找不到人。

去的那天下小雨，天一直亮不起来，停留在早晨五六点钟的光景。一辆崭新的大巴，暗蓝色的车窗使外面的景色更为阴沉，车里没几个人。在我们落座之前，有一个中年人捏着挖耳勺，站在过道处掏耳朵。小苏非常谨慎地停住，等他掏完坐下，这才走到座位前。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小苏低声说，在他的家乡，火车站附近经常有这种掏耳朵的人。你走过他身边，也不知道是你撞了他呢还是他撞了你，反正他会倒下，流出一耳朵的血，说你把他的挖耳勺戳到他脑子里了，这时就会有七八个人围过来，让你赔几千块钱给那人去看病，你想溜走是不可能的。小苏对于当街掏耳朵的人非常警惕。

我听得发愣。小苏说，跑的地方多了，是有点疑神疑鬼，其实这样也不好。我问小苏，这是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小苏说，就是春节回家发生的事情，刚下火车就被人讹了几千。当地有各种骗术，小到松花蛋里裹土豆，大到成千上万的投资，其实全国都是这样，也不单是他的家乡。

我们又说了一点老杨的事情。农药销售员虽然能挣点钱，但是风险很大，不久前厂里有个销售员跑到外地去送货，押了一卡车的农药，到公司收钱，当地老板请销售员吃了顿饭，然后说一起去银行提钱，到银行已经下午四点，发现打烊了。销售员再回头发现陪同的人溜了，知道事情不妙，狂奔到公司一看，卡车还在，农药没了，公司也没了，像聊斋一样。销售员只好回到厂里，按日本人的规矩，他应该剖腹自杀，按中国人的规矩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报警，然后让他下岗了。此种事情比比皆是，说出来并不值得惊讶，倒是经常会感叹受骗者智商太低，看着很简单的题目，他们却答错了。

我说：“还是做化验员安全。”小苏看看我，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寒碜你的意思啊。”小苏说：“我确实觉得在农药厂是浪费青春，明年想考研，回北京去。”我说：“你这就对了，戴城没什么意思。可是你走了，狗怎么办？”小苏说：“是个麻烦事，我表姐生了个儿子，她一高兴，养了条大狗。现在这条哈巴狗就彻底归我了。我要它有什么用，不如送给你吧。”我说：“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呢。”

汽车开了一个多钟头，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停了下来。小苏看了看前面，说：“有车匪路霸。”全车人一下子紧张起来。

司机开了车门，上来两个湿漉漉的人，一个站在车门口，另一个抬手数了一下人头，说：“人少了点。每人交一百吧。”

我得说明一下，那是一九九七年，全中国车匪路霸最猖獗的年代。每一条道路上，都有他们的身影，我曾经以为他们会一直存在下去，某一天我在路上，老得手无缚鸡之力，或恰好忘记带钱了，被他们抢光并打死，尸体扔在路边。只要你出门，就不可避免会遇到他们。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是土匪，某些根本就是贫苦农民，拿的刀子都生锈的，但拿生锈刀子的贫苦农民一样有可能干掉你，毫不手软。曾经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蓬头垢面拿菜刀的穷鬼，堵在破烂的公路上，劫所有往来的车辆。说起来，那真是一个人人拿着菜刀都可以上街收门票的年代，欢乐死了。

我和小苏掏钱。那个人收了钱，甚至懒得看我一眼，在他心里必然认为我不敢反抗，而我确实不敢，我手断了。这当然是个很好的理由，实际上，就算我手没断，也不太想为了一百块钱被亡命之徒捅一刀。汽车开了十分钟，劫匪说：“停车。”司机从命，他们跳下车走了。我对司机说：“拜托，你下次能不能别再停车了？”司机说：“我也没办法，我天天跑这条线，家里有老有小。”同车人说：“我觉得你他妈的就是串通了他们来抢钱的。”司机说：“话别这么说，要不我再停车，把他们叫上来，你问问清楚？”同车人不敢吱声，等车开出去一段，复又破口大骂，司机恍如聋哑。

车停在城里，到站了，我和小苏站在细雨中辨别了一下方向。这座小城的规模不如戴城，但气氛极其狂野，到处都是敦敦实实的楼，每一栋楼里都是巨大的商品批发市场，雨中的广告牌像打翻了的扑克，吊旗与横幅强行插入视野。这种天气里，戴城寥落寂冷，像一个患了感冒的少女，而我所驻足的地方则显得有点像吃错了药。

无数广告牌上的明星和模特居高临下凝视着我们，我们问了问路，没人知道那地方所在，倒是小苏好像有着灵敏的嗅觉，指着远处一栋黑色楼房说：“好像就是那儿。”

小苏是个有好运的人，我们走到那栋楼里，看到全是VCD碟片。那其实不是我叔叔给的地址，但我们蒙对了。小苏挑碟片，我把他拉走了。

“你不是要进货吗？”

“我要进的不是这种。”

事实上我一直没告诉小苏，我要进的是毛片，是黄碟，是违禁品。我主要担心他处男受不了这个。这时有个长头发的少女走到小苏身边，低声说：“要黄碟吗？”她长得相当好看，穿着短裙，有一对大胸，蹭在小苏的胳膊上。小苏的胳膊好似中了枪，赶紧说：“不要不要。”我说：“要的要的，我批发。”小苏说：“你……”这时少女的大胸已经在我的胳膊上了，她觉得异常，低头一看说：“哟，你打了石膏，怪不得这么硬。”我心想，他妈的，什么硬不硬的，叫人有点小小地不好意思。这少女讲话太狂野。

我们跟着她爬楼梯，到五楼，发现空荡荡的，光线很差。少女很健谈，她先是向我们介绍了她的产品优势：你们算是找对了人，我的碟是这栋楼里最好的。然后她又说：哎，看你们俩的样子，真不像搞批发的。

“那像什么？”我问。

“像零售的顾客。”

我脑子转了一下，没反应过来。小苏低声说：“她在骂我们。”

“意思是我们俩像看黄碟的性苦闷？”

“是的。”

“我才不像呢，你像。”

少女带着我们走进一条长廊，两边都是窗，稍微明亮了些。又绕了一圈，到一间屋子里，打开一台报废的电冰箱，一包一包的塑料袋，里面全是碟。

“五十张起批，批发价十元，零售三十元。全是真货，不会骗你们。欧美还是日本的，你们自己定。”

“零售价不是四十吗？”我问。

“上个礼拜降价了，”少女摇头说，“现在满大街都是卖碟的人。”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我的利润就跌了三分之一。这年头我也跟农民似的，秋天必须得抢收。我问她批发价能再便宜些吗。她不答应，说这个东西一旦查禁起来就不能做了，批发价不但不会跌，还会涨，跟毒品似的。她问答均老练，看来是干久了这一行。显然，刚才的大胸迷惑了我，让我误以为自己和她之间有着黄碟往来的交情，其实我们只是一种生意关系。

小苏的脸一直红扑扑的，挂着不好意思的笑容。事后，我故意嘲笑他，贵乡都出产那种掏耳朵倒地不治的骗子了，怎么你看到黄碟会讪讪的，这太不像是贵乡的高才生啊。小苏说：“我跟我的家乡没什么关系的，我小时候住在戴城，长大了去北京念大学。”

我说：“在北京没看过黄碟？”

小苏说：“念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次录像带，没有碟片的。”

他还真看过，按说不该这么生分的。小苏说，别提了，那是在大学录像厅里，有一天晚上，一个同学把他带进去，里面偷偷地在放黄带，好些男生都坐在下面看。他觉得这东西有害身心健康，想溜，但是作为男人而言，总有一种学坏的本能，哪怕是好奇心呢。于是坐下来一起观赏，不料看了个开头，被人举报了，学校里管事的人冲进来查抄，一众男生全部被押走，像对待俘虏一样，把裤带都卸下来挂在脖子上，双手提裤，吃相非常难看。第二天带头人直接开除，其余人等通报点名批评，小苏的名字也在其中，平时好懂礼貌的孩子，看上去那么有家教，忽然变成了看黄色录像带的色情狂。此后就再也不敢碰那玩意了。

我只对另一个问题感兴趣。“看了个开头？开头多少？扒光了吗？”

“那电影从一开始就扒光了。”

“插入了吗？”

“还没有。”小苏讪笑。

“今儿晚上回家你可以看全套的了。”我奸笑着说。

那天我进了五十张碟片，仅有的五百块钱全部投资进去，还有我的一世英名也豁出去了。大胸少女很喜欢我的豪爽，也喜欢小苏的羞涩，还送了我两张碟，说这个是特别好看的，买不到，也不太能卖出手。我以为是她主演的呢，回家一看差点疯了，是两个男人。联想到她当时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着我和小苏，肯定以为我们是那种关系。日他大姐的。

我后来还找她批发。我出货出得非常快，这得说是我的好运，前半辈子只有做这门生意是顺风顺水的，可惜它非法。大胸少女和我熟了，就问：“上次那个男的怎么不来了？”我说，被你吓着了，回家看碟片里两个男人恶搞，你在搞什么鸡毛嘛。她说：“开个玩笑嘛。”她后来还给我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被一个男人抛弃，被两个男人抛弃，被三个男人抛弃，最后抛得她脑子出错了，就跑到这里来批发黄色碟片。三级片她也做，两个男人的这种冷僻货色她也不避讳，她觉得这样挺好的，把男人们都带坏了，是一种报复。

“才没有呢。”我说，“你是给男人们带来福音的人。”

“是吗。”她有点得意，再看我的脸色，觉得我是在寒碜她，就说：“彼此彼此，你也给男人带福音了。这个牺牲太大了，告诉你，卖黄片的大部分都是女人，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头，不知道。

“因为男人会忍不住去看片子，你搞批发的，每张片子都不重样，每张都看过来。嘿嘿，你会变成一个残废的。”

她是个好人，经常叮嘱我：少看啊，保重身体，看久了，等到你自己都不想看的时候，你就不会爱上任何姑娘了。这时我就发现，她不是少女，她是一个非常懂事的熟妇。但是我一直没告诉她，其实我把碟片放在小苏家里，他那儿没人管。至于小苏是否把所有的黄片都看了过来，我也不知道。后来惹上了麻烦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