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小苏忘记带家里钥匙了，想找锁匠开门。我对小苏说，世界上的锁和钥匙其实就那么几种，尤其你这种斯别林锁，太通用了。杨迟说，的确，他曾经用自己家的钥匙打开过大学老师办公室的门。于是我和老杨把身上的钥匙串掏出来，一把一把地试，结果我用自己家大门的钥匙打开了小苏家的锁。他大为惊讶，我和杨迟也觉得不可思议。

这以后，我们再去小苏家，如果心情很好，就直接掏钥匙开门进去了。我把碟片放在小苏家，更是方便。小苏也无所谓，说省得再给我配把钥匙了。他住在市区，而我贩碟的活动范围就在这一带。我不能去农药新村干这个，名声太难听。

卖黄碟不是什么好事，不值得炫耀，我也是活不下去了才干这个。谁他妈愿意每天神秘兮兮地截住那些看似饥渴的男人，低声说“要片子吗”？同样，我也不想描述我遇到的那些顾客，他们固然猥琐，但要是没有我的引诱，他们也不会露出猥琐的那一面。我把人坑到这个程度，再写成故事贩卖出去，总觉得太没有道德心。

我卖黄碟的时候，日本片子还没那么好卖，大家都觉得欧美的比较火爆。街上卖碟没法在VCD上看，所以这些碟片都有一个非常狂野的封面，碟片正面也印着与剧情相同的图片，以便甄别。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哭丧着脸的少年，他说自己买的黄碟放不出来，是两个外地人卖给他的。他把碟片拿出来给我看，正面印着windows95。我说这根本就是软件安装盘嘛，怎么可能是黄碟。他说，那两个外地人告诉他，windows95是黄碟的伪装，为了怕被人查到，其实是VCD。我说，这是不可能的，黄碟绝对不会做这种愚蠢的事情，你可以躲在屋子里看片子，偷偷摸摸，喜不自禁，但黄碟本身是坦荡的，就像你喷薄而出的一瞬间，它绝不会偷偷地射回膀胱里。他信了我的话。其实没过几年就出现了各种刻录碟，隐藏在电脑软件里的片子，它们确实不够坦荡，但是你也不能说这是错的，时代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模棱两可，投机取巧，天真而软弱。

通常卖黄碟的人都有一个固定场所，以便熟客上门。我在我叔叔的小摊附近选了一个商场，蹲在门口。在这个位置上，我看到了穿梭往来的人，看久了，就像电影里的快镜头，自己也会迷糊。出于谨慎，我口袋里只揣十张以下的碟片，因为我叔叔说了，满十张就能判一年，实际上我已经欠了国家好几十年的徒刑。我的生意不错，也没有传说中的地头蛇敲诈我，生意平静而简单，想买碟的人一定会买，不想买碟的人则无须啰唆。然而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商场女营业员，她是我的夜大同学，虽然已经不上课了，但她还记得我。有一度她还挺喜欢我的，上课经常和我唠嗑，说营业员很辛苦，必须天天站着，必须受气和微笑。她是卖名牌女鞋的，得半跪半蹲给顾客穿鞋，报纸上曾经批判过这个，但后来也就接受了，因为商场里所有的名牌鞋柜台都这么干，那些不肯屈身的营业员就被自然淘汰了。八十年代的营业员可拽了，爱买不买，顾客得给营业员跪下。

那天她穿着一身化纤的蓝色套装，侧面打量我。我脸皮再厚，也不愿意被熟人揪住，就走了。回头一看，她还站在那里，用迷惑的眼神眺望我，那蓝色套装的料子是真差，袖口都磨得闪闪发光了。我记得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看人的鞋子，不管什么场合，她第一眼都会瞟向人们的脚面。我不想再遇到她了，她让我联想起自己，干久了，第一眼会不会瞟向人们的裤裆。

我也走街串巷，通常在天气不错的日子里。这使我成了一个靠天吃饭的人，晴天出门，雨天在家睡觉。我左臂还打着石膏，没法在拿伞的同时做生意，况且，雨天人们行色匆匆，也容易忧郁，大概不会有心情搞一张黄片回家去欣赏吧。

晴天我也会偷懒，遇到生意不好的日子，就干脆不做了。我会回到小苏家里，他在上班，我独自和狗玩一会儿。假如兴致非常好，我也会拿一张黄碟在VCD上放一放，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有一次我一边吃方便面，一边看片子，有人敲门，我按下暂停键去看，原来是查水表的。我一时头晕，让他进了院子，他看到电视机屏幕感到非常震惊，就说，能不能按下播放键，让他也看一会儿。我照办了。他站在那儿看了半分钟，就说：“不看了。受不了了。你怎么能一边吃面条一边看这个？”

我知道他的意思。世界上有一种行为，叫作自慰。有人是因为看了黄片而自慰，有人是为了自慰而看黄片，不一而足。但我边吃面条边看片子，确实显得怪怪的，这种不搭调的行为使我灵魂出窍，站在高处像神一样俯瞰自我。后来我想了想，我到底在这个场合获得了什么快感，原来是一种顾影自怜的痛快，感到自己在叹息，全世界都对不起我，受到了巨大的创伤。问题是，从我失败的十七岁开始，这种创伤感就伴随着我，一边吃着先天赐予我的方便面，一边干着后天自找的低级事情，一边觉得自己是个堕落天使，连自慰的兴趣都丧失了。这非常无趣。

我决定攒够了钱就去找宝珠。宝珠可能未必想理我，然而她确实是我唯一可以去寻找的人了，活的纪念品，一日不见已成化石。

五月里，一个凉爽的下午。我走到一条街上，有一个男人随着我低声地吆喝停下脚步，他要了五张碟片，并拆开看了一下碟片，确保不是假货，内容也不重复。这耽误了一点时间，街角无人，仍使我感到紧张。我预知到自己的好运气用完了。男人走了以后，我一抬头，看到对面有个店铺，是卖二手音响器材的，里面的人正在盯着我看。

我走出去很久，才想起来这个人是猴子。他以前说过，自己家里是做这个买卖的，这店铺应该就是他的。这时听到身后有汽车的动静，一回头，一辆面包车已经停下了，拦在我身前，三个穿制服的人薅住了我的衣领。猴子坐在副驾上对我笑。

我跟着他们上了车，猴子下车，与他们挥手告别。我知道自己被这小子卖了，不过我曾经揍过他一勺子，也算报应，只要这次的结果不是很糟糕的话，我也就认了。在车上，穿制服的人从我口袋里抄出三张碟片。这不是一个很过分的数量，不足以让我背上“传播淫秽制品”的罪名。他们问：“你在卖黄碟？”

“没有，借的。”我稍稍抵赖了一下。

“借的？哪儿借的，带我们也去借几张。”

“外地借来的。”

我左脸挨了一下，抱怨说：“警察都不带这么打人的，你们到底谁啊？”

他们冷笑，报出自己的身份，原来是市容监察队。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部门，还能把人拖进车里打。我说：“联防队才打人。”他们说：“我们以前就是联防队。现在联防队要取消，统一穿制服，变成监察队。”

“就算身上带着黄碟，也没有扰乱市容吧？”

说完这个，右脸又挨了一下。我心想他妈的不能再说了，这风格都成基督徒了。保持沉默，脑袋上又挨了一下。

既然横竖挨打，我就又开口了：“叔叔，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借黄碟看了！”

“你是卖黄碟的！”他们大声纠正我，“管的就是你这种流动摊贩。”

到了队里，街对面就是派出所，没送我进去。我倒觉得去派出所还安全些，只要态度好，警察凶归凶，不会随便揍人，而且我姨父也是警察，每次报他的名字都能让我少吃些苦头。落在监察队手里算是倒了霉，态度好不好是次要的，他们心情好不好才是关键。我自动蹲在墙角，他们都笑了，说我还挺懂的，肯定是有前科的。其中一个很严肃的，大概是小头目，踢了我一脚，问：“手怎么了？”

“摔断了。”

“装的吧？”

“真摔断了。”

他说，上次去车站抓非法客运，那些开残疾人车子的（我补充说这玩意儿在北京叫“瘸逼乐”，但是他听不懂什么意思）全都是正常人。个别人挨了暴揍以后，抬腿就跑，所以残疾人有很多都是假装的，掏钱包的聋子，算命的瞎子，要饭的傻子，诸如此类。然后他想了个奇妙的主意，对后面人说：“去找个锤子，敲开石膏看看。”

我大为惊骇，赶紧求饶。他根本不听我的，说：“肯定假装的。”走出去一个人，过了一会儿听见当当的声音，拖着一把二十磅的大铁锤进来。我都快吓昏过去了，这是用来砸墙的，一家伙下去就是一个大窟窿。小头目皱眉头说：“拿这么大的锤子你想干吗？手都砸没了。换个小点的！”我说：“别砸了，小锤子也要命。”旁边人说：“说，你到底是借碟片还是卖碟片的？”我说：“借的。”旁边人把我的左臂放在桌上，说：“真砸了啊，说实话。”我说：“借的。”

后来我在看电影《无间道》的时候也有相似的场面，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毛骨悚然。锤子举起来我就招了，接下来的事情纳入正轨，我又回到了从前的套路，找我姨父，找我叔叔，找杨迟（他叔叔是检察院的）。都说为了三张黄碟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不值得，杨迟甚至嘲笑我：“你怎么越活越怂包了？”我说你丫不知道，锤子举起来，可吓人呢，我完全可以断定，这一刻要是再嘴硬，他们真的会砸开我的石膏，让我的手臂像新剥的鸡蛋一样暴露在外。

我被转移到派出所，交了两千块罚款，也可以说是保释金，也可以说是车马费。反正我这条断臂是讹来的，现在被讹走，也算合理。出了局子，我对着街对面的监察大队号了一嗓子：“惨无人道啊！”对面静悄悄的，没人出来答应我。

一个星期后，我去医院卸石膏。伤好了，关节尚僵硬，手臂雪白粉嫩，好长时间没晒太阳了。我像个上了发条的铁皮青蛙，在原地蹦来蹦去，感到很懊悔。早知道这样，当时就应该让他们用锤子砸开石膏，说不定我还能再讹监察大队一笔钱。当然，如果他们够强硬，还会给我搞点其他刑罚，继续让我招供。我估计他们会这么干。

无论如何，诚如杨迟所说，我是被吓住了。

那以后我不再贩碟了，大胸少女什么的，再也没有见过。还剩下一百多张碟片，全都囤在了小苏家里，本来想交给我叔叔出手，后来一想，算了，这东西还挺金贵的，万一哪天国家真的把扫黄打非工作做彻底了，黄碟就会绝迹，哪儿都搞不到。这种情况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我老了以后可能会很孤独，看看黄碟解闷，像个正常人那样，而不是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感叹自己身世凄凉，这很重要。

有一天杨迟给了我三百块钱，拿走了二十张黄碟。我问他要这么多干什么。杨迟说：“最近打击卖淫，厂里有几个客户过来，没地方嫖娼了。我就只能送他们几张碟。”

“这都可以？”我说，“这他妈的完全两码事，好吗？”

“对那帮人来说大概都一样吧。无非是些贩卖农药的色鬼。”

“你去嫖过吗？”

“没有。”

“肯定嫖过吧？你跟小苏一样，都没有性生活，所不同的是小苏处男，而你是很久没做男人了。难道不想放松一下？”

“你怎么说话跟妓女一个口气？”

“看来还是嫖过了。”

“没有。”

“花了多少钱？”

“你别再烦我了。”杨迟厌烦地说，“划水县那笔烂账再要不回来，我就该去做妓女了。”

我赤裸上身，半躺在小苏身边想了想，我们当前的生命里各有一件事撑着，我想念宝珠，小苏想念北京，杨迟不得不想念那个倒霉的划水县。相比之下，杨迟稍惨些，但展望未来，我的结果更不乐观。总而言之，都是很痛苦的事，既令人斗志全满，也令人想死。这时，杨迟疲倦地坐下，说了一连串的话，最后又说了一个决定。

我和小苏目瞪口呆。

老杨以为我们没听懂，重复道：“我要去戴城福利院，认养一个孤儿。我已经和院方联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