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的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去戴城南郊的运河游泳。戴城被运河环绕，南郊的水质最好，河面宽阔，船只也少。

游泳池不能去，那地方收费，一小时两块钱，还要办游泳卡，去体检，总的来说非常麻烦。只有运河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在南郊的河面上，一条水泥大桥横跨而过，桥堍下是一片两百米长的河滩，形成天然的游泳场，而大桥的阴影恰好遮蔽了夏季的毒日。这儿离市区很远，荒僻之地，很少有流氓混混涉足，家长也不会跑这么远来抓捕我们。每年夏天，这里都聚集了大量的少年。

小学的时候，老师把戴城比作是运河的儿子，这个比喻很新颖，但那位傻老师完全搞错了，这座城市建于春秋战国时代，而京杭大运河是隋朝时候挖的，哪有儿子比老娘早出生一千年的？也许是后娘吧。反正老师的意思很清楚：我们需要一条母亲河，不管是亲娘还是后娘，这条运河就是娘。

无数次，我凫在水中眺望景色，北岸是一所监狱，放哨的岗楼清晰可见，那里永远挺立着一个背着自动步枪的身影。岗楼以外，戴城的某一座古塔依稀露出塔尖。南岸是郊外，一条公路沿河而去，通往上海，公路以外是成片的仓库，那冗长的灰色围墙与对岸监狱暗红色的围墙遥遥相对，夹住运河，仿佛是围墙在指引着河流的走向。在仓库的更南边，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应该是农田，成千上万的农民好像不存在似的生活在那里。我们不去农村，会被农民打。

一九九一年暑假，我和杨一去游泳，那片河滩上热闹非凡，不远处有一个废弃的岗亭，那里就是更衣室。我们换上游泳裤，把衣服夹在自行车书包架上，然后跳进河里。所有这一切都是被老师家长禁止的，主要是担心会淹死。

河滩上停着很多自行车，一群少年在水中嬉戏。水性差的，抱着救生圈浮在一边，水性好的，敢在运河里游上一个来回。胆子更大的敢站在大桥上往河里扎，这要是被警察看见了就会把人揪走，因为有人曾经一脑袋扎在桥墩上，死了。出来游泳的人都是成群结队，人越多越好玩。独自游泳是很危险的。

在运河里游泳，第一要注意避开那些运货的拖船，第二要注意不要潜到木排下面去，第三要注意不要独自游得太远。每年都有人淹死，河水又深又宽，根本捞不着人，只能等他浸胖了自己浮上来。这就等于去另一个世界免费旅游，再回到人世，已然改头换面。也有人乐意冒险，从大桥上往水里扎，或者到木排下面去潜一圈，或者扒住拖船的船沿，在白浪中滑行，假如船上运的是西瓜，他们还会跳上去偷瓜。偷瓜的人会被船民用铁头篙子捅，捅成透心凉的也有。

那天下午暴热无比，河滩上的鹅卵石晒得都可以煎荷包蛋了，河水是温热的，我随便划了两下就觉得口干舌燥，只能蹲在浅水处喘气。杨一很潇洒地在我眼前炫耀着各种泳姿，自由泳，仰泳，蝶泳，扎猛子。这些我全不会，我只会狗刨，掉河里的话刚好够我自己逃命的。

杨一决定往对岸游，说是要挑战一下极限，我让他别找死了，这一带河水很宽。他不听我的劝阻。我对他这种不服输的性格早就习惯了。以前初中老师就说过，杨一是挑战型的，路小路是逃避型的。他展开四肢，噼啪乱响地游出河岸，没多久动作幅度就变小了，频率渐渐缓慢，果然，游到河心他就折返回来，对我喊：“太他妈渴啦，小路，去买瓶可乐。”

“上哪儿买去？”我环顾四周，这里是郊区，看不见什么行人，身后是公路和一排排的仓库，对岸是戴城监狱那高耸的围墙。

杨一说：“你骑自行车，沿着公路往北，那儿有个红梅新村，新村里有小店。一刻钟就能打来回。”

“我他妈的不想去。”

杨一游到我身边，蹲在水里，好像在大浴池里一样只露出个脑袋。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学校有人自杀了。”

“为什么死啊？”

“高考没考上，前天跑到农药厂的水塔上跳下来了，摔得硬邦邦的。”

“为什么要去农药厂自杀啊？”

“不知道。”

“那水塔够高的。你们学校是不是年年都有人自杀？”

“没那么严重，就今年这一届死了个人，”杨一说，“上一届有个学生发神经病，跑到学校里说自己被保送复旦了，别人还信了他，挺羡慕的，到了下午才知道他精神崩溃了。”

“怎么会变成精神病呢？”

“太聪明的人，脑子转不过来，就会发疯。听说尼采是疯子。”

“我是疯子？滚你的，你才是疯子。”

“尼采！尼，采，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杨一拍拍我的肩膀，说，“小路，你放心，你不会变成疯子的，你什么事情都不懂。”

自杀者的形象在我脑子里盘旋不去，一个人没考上大学就要去死，这件事我无法理解。我想起农药厂的水塔，我对它很熟悉，我经常去农药厂，看见它矗在那里。那座水塔像晨勃时候的阴茎，直挺挺地戳向柔软的云层，如此丑陋的建筑居然吸引一个人爬上去，还要跳下来，太不可思议。我知道，一个重点高中生考不上大学是很惨的，好比小混混出去抢钱反而被受害人打了，这都是混不下去的典型，但是，混不下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死，否则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死过一百次了。

八月的下午，好像有十个太阳在头顶上照着，河滩上一片喧闹，四周却很安静，公路上看不到一辆车，蝉声从路旁的大树上传来。大桥上有几个女孩，嘴里叼着冰棍居高临下看热闹，她们并排趴在桥栏杆上的样子酷似一群电线上的小鸟。我隐约看见一件红色的T衫，很醒目，像我见过的少女帮。我试图看清她的脸，但阳光晃眼，她在一个逆光的位置。后来红色T衫带着那些女孩儿从桥堍上走下来，再后面还跟着一群光头少年，他们招呼都没打，踹翻了自行车，拎起衣裤开始搜我们的口袋。

一看这个架势，我们也拿起鹅卵石冲了过去，只是力量对比太悬殊，对方都穿着衣服和鞋子，我们这里全是游泳裤，还都光着脚。内行人都知道，光着身子是没法打架的，皮肉都暴露在外，打起来很吃亏。还没动手呢，那伙光头都亮出了西瓜刀，我们立刻举手投降。

红色T衫走过来，对我们说：“这个地盘以后就是我们少女帮的了，你们要来游泳，每天交五块钱。”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双叉奶黄莺。

我们被那伙光头驱赶着，排成三列纵队。我和杨一躲在最后面，生怕黄莺认出我们。从流氓堆里走出来一个黑不溜秋的矮个子，两腮深陷，一双蒜包眼，好像一个营养不良的非洲儿童，手里拎着一根空心铁管，对我们说：“以后就是我负责这里。”这个人我也认得，就是攻打重点中学时候的虾皮。我心想，他妈的见了鬼了，这个笨蛋都敢出来收保护费。世风日下，傻逼当道，如之奈何？

为了不让黄莺认出我们，我和杨一都尽量低下头，保持低调。虾皮说：“你们都记住我，我叫虾皮。”有个小孩嘟哝说：“谁他妈的认识你啊？”这句话被虾皮听到了，他问：“是谁说的？站出来？”纵队里好几个人指着那个小孩，立刻就把他出卖了。那小孩哭丧着脸说：“不是我。”被虾皮一个耳光打闷了，揪出来，空心铁管在他裤裆上戳来戳去。这么干很色情，我们都想笑。后来虾皮试图把那小孩的裤子挑下来，把空心管子套在他鸡鸡上，小孩立刻哭了。后面走过来一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女孩儿，照着虾皮屁股上踢了一脚，说：“你恶心不恶心？”这个动作非常帅，我简直要为之倾倒。

那女孩儿是个杏核眼，瞪起来很好看，眉毛有点立着，好像一把张开的剪刀。她穿一件黑色衬衫，一只手抄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拎着一把西瓜刀。我操，如果说于小齐是我的梦中情人，那么这个女孩儿就是我噩梦中的情人。

更为吊诡的事情发生在后面，我的目光跟着那西瓜刀女孩儿，她走回流氓堆里，那儿还有好几个女孩儿。她和其中一个低声交谈着什么，我一看那个人，竟然是于小齐。当时我的脑袋呜的一声，好像有架飞机从头顶上开过去。于小齐是少女帮的？怎么可能？

我在后面探头探脑的，于小齐也看见了我，露出惊喜地神色，又冲着那伙流氓努努嘴，对我扮了个鬼脸。这时杨一按住我的脖子，让我低下头去。

后来，黄莺又走了过来。她就像阅兵一样看着我们，踱了个来回。她矮墩墩的，长着一对大胸，烫一个爆炸头，脸上横七竖八的青春痘。她穿着那年夏天流行于戴城的红色T衫，事实上，正是她本人引导了这种恐怖的流行装束。我看着她胸口那对标志性建筑，忽然头皮发麻，多年前被打成脑震荡时的回忆又注入了我的血管，呈现出低血糖的状态，出虚汗，心跳加速，脸色苍白。与此同时，我身边的杨一往人堆里缩了缩，他轻声对我说：“别发抖，她认不出我们了。”

我和杨一退缩到人群的最后面，我微微沉下头，同时用眼角的余光瞟着她。河滩上一片寂静，那对大胸好像是整个世界的消音器，只要它们一出现就肯定鸦雀无声。太罪恶了，简直不好意思再比喻下去。

她果然没认出我们。经过这好几年的时间，她从一个念初中的大胸女生成长为矮胖的大胸女人，而我变得又瘦又长，她往横里发育，我往竖里长，彼此体形的变化都挺大的。她的脑袋上很时髦地顶着一副墨镜。后来她回过头，问虾皮：“搜了多少钱？”虾皮说：“不多，才一百多块钱。”黄莺说：“平分了。”这伙人就当着我们的面分赃，每人拿到毛票若干。我们都看得义愤填膺，零花钱本来就不多，让他们洗劫殆尽，这个暑假等于提前结束了。钱分到那个西瓜刀女孩儿时，她哈哈大笑，摇摇头。黄莺说：“反正你有钱，你就算了。”又分到于小齐手里，于小齐也摇头。黄莺说问西瓜刀女孩儿：“她谁啊，怎么这么不开眼？”西瓜刀女孩儿说：“她是乖妹，别带坏她了。”黄莺说：“那就算了。”分完钱，她很屌地吹了声口哨，说：“收队啦。”

玩了许多年的天然浴场，忽然就在这一天变成少女帮的地盘了，这事没天理。让虾皮这个傻逼来卖门票，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打死。当时也没深想下去，就盼着这伙人快点走，甚至连于小齐我都不想再搭理，她就是流氓团伙的成员，最好少沾惹这种女人。

那伙人簇拥着黄莺往桥堍上走，我想今天算是躲过一劫，刚想松口气，于小齐忽然回头喊我名字：“路小路，路小路。咦？你躲什么啊？”这时黄莺回过头，问于小齐：“谁是路小路？”于小齐茫然地指了指我。我听见杨一说：“该死。”我叹了口气，仰望天空，太阳依旧耀眼。我被打成脑震荡那次，也是看到一片蓝天，蓝天上漂浮着十几个拳头。

黄莺站在那里，相隔二三十米的距离，她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她和那西瓜刀女孩儿耳语几句，拎着一根铜头皮带，独自走了过来。她的胸，我曾经念念不忘的胸，曾经让所有男生都提前性成熟的胸，一个指着我，一个指着杨一。

她把墨镜摘下来，很低地架在鼻梁上，眼睛从墨镜上方看着我们。我从前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睛，长得还挺水灵，我光注意她的胸部了。她手拎皮带的样子让我想起革命电影里军统局的女打手，军统局有女打手吗？我怀疑是我小时候做的春梦。

“怪不得那么眼熟。”黄莺说，“路小路，还有你，杨一。”

我们都不说话。

黄莺说：“躲？躲得了吗？”

我们还是不说话。

“还记得我吗？忘记了？”她面带嘲讽，把手里的皮带抡了一圈，空气中发出咻咻的声音，“不说话？不说话就不挨打了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杨一梗着脖子说：“记得。”话音未落，脑袋上挨了一皮带。杨一捂着头蹲在地上。我看着黄莺，还没来得及害怕，忽然眼前一花，脑袋上也挨了一皮带。黄莺说：“你他妈也该打，你还敢看我！”

我也蹲在地上，这一皮带抽得非常狠，疼得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时我很想提醒她，杨一该打，因为他胆敢叫你“双叉奶”，而且没有遭受任何惩罚，至于我则非常冤枉，我从来没有藐视你的意思，况且我已经被你惩罚过了，我被你叫来的小流氓打成了脑震荡难道你忘记了吗？家里人都说，我被打成脑震荡，所以只能去读技校，一辈子都给毁了，我应该已经为此付出代价，为什么还要挨打？然而，巨大的疼痛从我的头顶贯穿全身，一直沉淀在我的脚底，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被铜头皮带抽在脑袋上，这种皮肉之痛铭心刻骨，令人意志崩溃。

她抽打我们的时候，河滩上一片肃穆。为什么这么安静，我也搞不懂。过了很多年，我发现这件事在记忆中有一种残酷的美感，我这半辈子打过人，也被人打过，都没有这种审美的境界。当时的肃穆，可能是因为围观者也被这种美所震慑。

后来她拎着皮带走掉了。我以为她会把手下人叫过来，把我们打个半死，可她没这么干。她就这么走了，我都没有目送她远去。这一皮带是我少年时代领受的纪念，仿佛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永远地记住她。

我眼中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于小齐吓傻了的脸。

据说，一个男人经常被女人用皮鞭抽打，就会变成一个性变态，不是虐待狂就是受虐狂。若干年之后，我和杨一看SM录像，看到相似的场景，彼此沉默无言。那时候我才明白，在领受那一皮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恨她，相反还有点甜蜜，这种被抽打的感觉好像是处男遭到强行开包，虽然是羞辱，但也挺别致的。庄子曰，虽有忮心而不怨飘瓦。就是说一个人倒霉了只能怪运气不好，而不能恨那块拍在你脑袋上的砖头。当时还年轻，对这种羞辱中所包含的情色内涵无法理解。

那天我蹲在地上，流氓们扬长而去，随后那些游泳的小孩也跑光了。过了好久，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睁开眼睛。杨一还在我身边蹲着，河滩上孤零零地倒着两辆自行车。非常意外的，于小齐竟然还在。她站在十来步远的地方，一脸惊恐地看着我。我推推杨一，他一把拨开我的手。

我说：“人都走光啦，你醒醒吧。”他把手放下，一道血杠从他发际线一直拉到眉心，与地面呈垂直，活像京剧里的武生。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火辣辣的脑门上应该也有一条血杠。难怪于小齐那么惊恐地看着我。

于小齐说：“疼吗？”

杨一说：“你是女流氓团伙的！”

于小齐哭丧着脸说：“你们不要瞎说了，我不是女流氓，打你们的那个人我根本不认识。”

“你不喊他的名字，我们能挨打吗？”杨一说。

“那你也不能赖我呀。”于小齐说。

杨一转过头来问我：“我脑袋上是不是有血？”

我摇头说：“没有，就一条血杠。”

“你也是。”

“是不是笔直的？”

“斜的。”

“妈的。”

我向于小齐介绍，这个是杨一，我的哥们，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又介绍于小齐，这个是于小齐，我语文老师的千金，美工技校的小太妹。于小齐说：“我哪里小太妹了？”杨一说：“你都抓了现行了，还不承认？”于小齐说：“我就是跟着曾园出来玩，她说带我来看好看的，我就来了。我哪想到会打劫啊？”

我问：“谁是曾园？”

于小齐说：“就是拿西瓜刀的女孩。”

我说：“操。”

于小齐蹭到我们面前，小心翼翼地问：“你们怎么得罪那个女的了？”

我不想说这个事，双叉奶太下流了，更何况于小齐是个典型的搓板妹，这种故事讲给她听，不知是否会被误认为嘲讽。直到很久以后，她追问起这件事，我才说出来，那时她说：“呸啊，你们是挺欠揍的。”

那天我和杨一捂着头，都觉得没意思，灰头土脸地要回家。于小齐说：“你不会到我爸爸面前去告状吧？”我说：“干吗？你怕他啊？”她摇头说：“他有心脏病的，万一被吓死就惨了，刚结婚就让他老婆做寡妇。”说完，她自己都忍不住乐了。我端详了她半天，竖着大拇指说：“你真牛逼。”

我们回到自行车那里，找到衣服鞋子，钻到岗亭里去换衣服。我对杨一说，这就是我最近暗恋的女孩儿，长得跟欧阳慧有点像。杨一忧心忡忡地说：“你还在想念欧阳慧？”我说不是，我现在只想于小齐。杨一说我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情结，不是真的爱情。去他的弗洛伊德吧。换了衣服出来，于小齐笑了。我一看，我和杨一都穿着农药厂的夏季工作服，一种深紫色的衬衫，下面是西装短裤，西装短裤下面是人字拖鞋。于小齐说：“你们怎么跟双胞胎一样？”

杨一叹了口气，对我说：“这妞有点没心没肺的，跟欧阳慧不大一样。”

我和杨一说要回家，于小齐说：“还疼吗？到我家去擦点药吧。”这个提议不错，漫长的下午只过去了一半。河滩上非常热，我开始觉得渴了。于小齐又说一起去喝点可乐，看在我和杨一被洗劫的份上，由她来请客。杨一说：“这里很荒的，那边红梅新村有个小烟杂店。”

于小齐说：“你混得挺熟啊，红梅新村都去过。我家就住在红梅。”

我们收拾起自行车，我的车胎快要没气了，杨一带着于小齐。我们上了公路，一直往南走。那天下午，路上一辆车也没有，太阳照在空荡荡的柏油路上，路面被晒得粘乎乎的。两侧的野草有半人多高，叶子上都蒙着灰，不时地有蚂蚱跳出来。杨一把车骑得飞快。我弓起身子，双手捏在龙头中间，紧跟着他后面，和于小齐保持在同一线上。她双腿略带交叉坐在书包架上，右手轻轻搭在自行车坐垫下面。有时她抬头看看天，有时看看我。

那天杨一显得很兴奋，两条小细腿踩着脚踏板像活塞一样。我说：“骑慢点，前面要来个车，你就飞出去啦。”杨一说：“这么骑，有风，凉快。”于小齐说：“是挺凉快的。”杨一忽然大喊：“操！我要去考警校！我要把你们这群流氓全都抓起来！”于小齐快乐地笑了起来：“那你再骑快点。”

真奇怪，那条公路从来就没这么空过，我印象中都是外地卡车轮番呼啸而过，卷起暴雪一样的尘土，喇叭叫得像挨了烫的猫。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那天没有车，从河边到红梅新村，五分钟的路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让我们尽情地狂飙。

我注意到于小齐也穿着一件红色T衫，T衫上有一个男人的头像，抿着嘴，昂着头，傲然注视着天空。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格瓦拉的头像，这种T衫流行起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我还以为那是个好莱坞明星。于小齐的侧脸很好看，鼻子微微地翘着，嘴唇上的血色很淡。阳光使周围的景物泛着刺目的白光。

我问于小齐：“你衣服上印的是谁啊？”她说：“你连格瓦拉都不知道？他是古巴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古巴我知道，地理课的时候在地图上见过，那地方离美国很近。我以前的地理老师经常说，在古巴架起导弹可以把美国轰平了。那老师有点变态，老是教我们架着导弹轰什么地方。

于小齐问我：“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好看，”我说，“这个格瓦拉一脸牛逼。”

“还是你识货，这衣服是曾园送给我的，香港货。”

到了红梅新村，那是郊区的一个小新村，十来栋房子，往前是农机厂，往后是好大一片的仓库，不远处是运河，所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房子都很旧，红砖砌出来的，外墙也没粉刷。新村入口处有个小竹棚，里面果然是一间烟杂店。

我们很快喝完了三罐冰镇可乐。于小齐问我们还要喝吗，我点点头，她又买了两罐。杨一说：“能给我们买包烟吗？我烟也被抄走了。”于小齐又从口袋里掏出小钱包，数出一张五元的纸币，交给杨一，说：“你自己买吧，店里的人看见我买烟，要说闲话的。”

杨一买了一包牡丹，又饶了一盒火柴，把找钱还给于小齐。我们点上烟，姿态生硬地在新村门口吞云吐雾。店里的老头打趣说：“你们哪个学校的，这么大就学抽烟？”杨一说：“他是化工技校的，我是戴城中学的。”老头指了指杨一受伤的额头，说：“鬼扯，戴中是重点中学，你哪像重点中学的？”杨一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学校抽烟的多了，这个伤口是我不小心撞出来的。”然后从口袋里摸出校徽给老头看：“瞧，我有校徽的。”老头说：“有校徽你还不戴着？揣口袋里干吗？”杨一说：“戴着校徽像个傻逼。”老头说：“我孙女明年也考高中，就想进戴中。”杨一说：“那挺好啊，可惜明年我都毕业了。”老头摇头说：“你可惜个屁啊。”

于小齐说：“我也想读高中，考大学。读技校真没劲。”

杨一很矫情地说，其实读高中也没意思，苦得要死，每天钻在一堆课本和参考书里，毫无自由可言。考不上大学就是死路一条，考上了也未必就是活路，大学也分三六九等，什么一本二本大专，档次分得清清楚楚，即使考上一本也很难说，有人读了历史系，将来不是去档案馆就是去做老师，有人读了个什么无线电专业，其实是研究声纳和鱼雷的，后半辈子都得在潜水艇里度过，跟判了无期徒刑一样，即使上了岸，国家也不会允许这种人随便乱跑，因为满脑子都是军事秘密。杨一说：“理科现在只有计算机和医学院最吃香，将来我们国家最缺的就是程序开发员和外科医生。”我说：“你乱讲，外面都说拿手术刀不如拿切菜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杨一说：“你以为那帮个体户能混到天上去？都是山上下来的，没前途的。”

于小齐说：“你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还是读大学好嘛。”

杨一说：“咳，混得好，都好，混不好，都不好。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于小齐问：“杨一想考什么大学啊？”

我说：“他要考清华的，他还要到清华去找女朋友。”

于小齐认真地说：“那很厉害啊。”

杨一有点不好意思了，讪讪地说：“其实清华没什么美女的，就算有美女也给那些高干子弟霸占了。”

我说：“那倒跟我们化工技校差不多，我们学校的美女全都给学生干部抢走了，一人一个，学生会主席霸占了两个，剩下一些垃圾货留给我们。”

于小齐说：“你这话真难听，人家女孩怎么成垃圾货了？”

我说：“说错了，其实我自己才是垃圾货。”

后来杨一说，这么蹲在外面太热了，虽然有树荫挡着，他还是受不了。于小齐说：“我也糊涂了，刚才还想着给你们擦红药水来着。你们跟我来。”她端着可乐罐子往前走，绕过花坛，沿着树荫拐了个大弯，走进一幢房子。这是一幢一梯四户的老式公房，楼道里很暗，堆着杂七杂八的箱子箩筐，自行车都锁在楼梯扶手上。于小齐低声说：“我家四楼，你们声音轻点，这楼里全是碎嘴老太，会告诉我妈的。”杨一也低声说：“我们楼里也是，退休老太都蹲在楼下站岗的。”于小齐说：“今天太热了，她们都躲在屋里，平时也都在楼下的。”经过二楼的时候，她示意我们弯下身子，从一户人家的窗户下面钻过去。她低声说：“这家老太最坏了，老是喜欢在我妈面前嚼舌头。”

在那样黑暗的楼道中穿行，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而且不是夜梦，是下午睡觉时那种很浅的梦，仿佛在知觉与谵妄之间的一次短暂摇摆。到三楼时，我听见猫叫的声音，趁着微光望去，一只花猫在角落里注视着我们。这猫的毛色很奇怪，白底上漂着一块乌云状的花纹，覆盖着背部，看上去像只带壳的乌龟。再走近一点，发现它只有一只左耳，右耳缺了半块，大概是被同类咬掉了。于小齐小声叫唤它：“文森特，文森特。”

“干吗叫它文森特？”

“文森特·梵高啊，笨蛋。”于小齐说。

“噢，”我想起来了，“梵高就是被人割掉一只耳朵的。”

“他自己割的。”杨一说，“梵高和尼采一样，都有精神病。”

我说：“你好像是精神病医院的护士？”

猫伏在角落里叫了一声，于小齐伸手去拍它，它顺从地伸了伸脖子。我问于小齐：“你养的猫？”于小齐说：“不是的，楼下那个老太婆的，不过它最听我的话。”她伸手抓住猫的后颈，把它从角落里拽出来，用双手托住猫的胳肢窝。猫像一个穿了太多衣服的小孩，四肢悬空地竖在我们眼前。于小齐说：“文森特，跟我回家，我给你吃鱼干。”杨一说：“靠，是只母猫哎，怎么叫文森特？”于小齐说：“那你想想有没有掉了耳朵的女人？”杨一摇摇头：“没有。”

于小齐家住在403，是那种最常见的一室半户。进去之后，闻到一股淡淡的异味，她说这是丙烯味，最近她在画丙烯画。她把猫放在地上，猫像一尊泥雕，放那儿还是保持着原状。于小齐从桌上拆了一包鱼干片，撕下一块扔给它。猫连闻都没闻，叼起来就吃。这只猫看来已经养得很熟了。

于小齐说：“我老想把文森特偷回家来养着。”

“是挺乖的，养得很熟了。”

于小齐对猫说：“要不跟我一起去美工技校吧，怎么样？文森特。我们宿舍里有老鼠。”

猫看了她一眼，不置可否地打了个呵欠。

“你怕老鼠？”

“不怕，不过很讨厌，美校的老鼠喜欢吃颜料，还啃铅笔和画纸，营养不良，所以个头都很小，抓起来很麻烦。有一次用老鼠笼子抓住一只，我和曾园给它画了几张素描，还喂了几个花生，算是模特津贴。”

“然后呢？”

“然后用开水烫死啊。做完了模特，它还是得恢复老鼠的身份。”

“场面肯定很残忍吧？”

“惨叫啊，我们宿舍有一个礼拜都没有老鼠敢进来。她们想了个主意，抓住老鼠就折磨，把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里放，效果可好了，老鼠都吓跑了。不过时间久了就没用了，老鼠也很精的，知道我们在吓唬它们。”

我在她家里转了一圈。她家很小，家具陈旧，光线暗淡，阳台上撑着的帆布凉蓬遮蔽了夏季炽烈的光线。里屋有一张双人床，床上放着两个枕头，我听于小齐说过，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前任师母，离婚之后一直没有再嫁。我在五斗橱的玻璃下面看到了前任师母的照片，是一个烫着鸡窝头的女人，脸上没有化妆，依稀能看出年轻时候的姿色。看来老丁的审美还是不错的，像他这么个废人居然还能娶个美女，而且在十年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春，简直匪夷所思。我继续看下去，五斗橱的一角还压着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合影，师母看起来还年轻，梳着齐耳短发，脸上微微带笑，好像是不远处的空气中有什么事情令她感到一丝宽慰，她的笑容中有一种无法弥补的茫然，在她左侧是于小齐，那时她还小，瘦瘦的，表情既不严肃也不欢乐，就是一种平淡无奇的神色。于小齐的左侧是一个空空的人影，被剪刀沿着人物的轮廓断然绞去，空得好像三岁以前的记忆。我知道这个人就是老丁。

除了家具以外，屋子里还有一个画架，用一块蓝布兜着，看不到内容。墙上贴着几张素描和水彩，都是静物。我在屋子里参观的时候，杨一迫不及待地跑到厕所里去照镜子，一会儿又跑到厨房去开水龙头，大概在洗伤口，发出咝咝的呻吟，后来他就大声骂起来：“我操，把我打成这样。”

于小齐说：“哎呀，我这个脑子，又忘记给你们擦红药水了。”

她让杨一先坐下，杨一头上的那道伤痕比我重，显然双叉奶对他的仇恨远甚于对我的。她用一根火柴缠上药水棉球，蘸了红药水，轻轻涂在杨一的伤口上。我夸她动作熟练，她说：“你不知道了吧，我妈妈是护士。”

擦药的时候，杨一闭着眼睛，仿佛很受用。我有点不爽，故意问他：“舒服吗？”

杨一闭着眼睛，说：“滚。”

等他涂好了，我一看，还真不赖，鲜红的一条杠子，好像某一种珍稀鸟类。于小齐说：“尽量画得好看一点哈。”杨一又跑到卫生间去照镜子，轮到我坐下，于小齐说：“你这条我画不好啦，斜的。”我说：“你随便画，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在你面前出糗了，手脚轻点就好。”她说：“这你放心。”

我闭上眼睛，我觉得这个动作确实挺无耻的，好像在享受着她的抚摸，不过，既然杨一都这么干，我就更没理由拒绝了。额头上凉飕飕的，微痛，感觉到她的手指在移动。她说：“这一皮带要是再往下一点，就把你的左眼弄瞎了。”

我说：“前几天我那眼睛还肿着呢。”

她说：“啧，那次好像也是我闯的祸。”

我说：“那次我心甘情愿的，这次有点冤。”

她说：“疼吗？”

我说：“不疼。”

蝉声从窗外传来，这已经是夏季的尾声了，唯一的那只蝉，还在贪恋着一九九一年的夏季。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么小的一只昆虫，它也能声嘶力竭到这种程度。过了一会儿，它又不叫了，它既享受着自己制造的噪音，也享受着噪音之外的宁静。

于小齐说：“好啦。”

我睁开眼睛，定了定神。

她说：“你不去照照镜子？”

我跑到卫生间门口，门反锁了。我用力敲门，说：“杨一，你他妈的在里面干吗？”杨一瓮声瓮气地说：“我他妈的在小便！”

那天下午，我和杨一从红梅新村出来时，太阳斜到了新村围墙之上，把墙头的玻璃碴子照得熠熠闪光。从粮食仓库那里飞来的野鸟，成群掠过头顶，远处运河里的货船拉响汽笛。时近黄昏，暑意渐消，下班的人三三两两从我们身边经过。

我们跳上自行车，往城里去，骑到水泥桥上，我的自行车后轮彻底没气了，只能下来推着走。那时夕阳已经落在河心，天上一轮，水里一轮，很好看。云霞像岩浆一样，把河水的气势完全压倒。此前游泳的河滩上空无一人。

我说车子没气了，杨一让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我扶着自己那辆车子的龙头。进了城，找到一个修车摊，摊主是一个瘸子。就是他了，因为我和杨一身无分文。打完气之后，我们跳上自行车就跑，瘸子大怒，在后面大呼小叫追我们。我操，我从来不知道一个瘸子竟然可以跑那么快，就五分钱的打气费，他矢志不渝地追，还朝我们扔砖头，整块的红砖嗖嗖地从我身边飞过。杨一哈哈大笑，玩了个双脱手，居然还能转过身子，对瘸子喊道：“瘸逼！你去参加奥运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