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先生去世了，我无法不悲伤，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以往我的悲伤，只和我失去的亲人有关，比如让我具备逆流而上性格的当船工的爷爷，还有启蒙我文学想象的满肚子故事的外婆。如今陈先生的去世，我的悲伤不亚于失去亲人。我和陈先生因为《理发师》结识，尔后成为朋友，却又是因为《理发师》，陈先生与我永别，与热爱他和他的绘画、服装、杂志、电影的人们永别。这一切都因《理发师》而起，我不得不追悔地设想，假如没有《理发师》，假如我不写《理发师》，假如《理发师》不出现波折，这一不幸还会发生吗？但多少假如都不能挽回陈先生已经逝去的生命了。

在陈先生去世之前，我认为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写了《理发师》，能够被陈先生这样的大艺术家看中，要把它拍成电影。虽然这部电影第一次开机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迫停机，损失巨大，但仍然改变不了陈先生继续要把这部电影拍下去并拍好的决心。他的决定和决心，他对《理发师》的情有独钟，曾经让我感动、庆幸。我为能结交这样执著的艺术家而感到骄傲和荣幸，由此也对被边缘化了然而就我而言却仍是挚爱无比的文学创作更加执著，因为有陈先生这样的榜样。

其实我和陈先生的深交，正是从第一次停机之后开始的——那次令人遗憾的停机事件发生以后，恐怕没有谁比我和陈先生更希望这部电影继续进行到底，因为这是陈先生的《理发师》，也是我的《理发师》！

但现在，《理发师》成了我心中的痛，成了一曲陈先生亲自谱写却无法欣赏的绝唱！

他是一个谦和的人

翻开《理发师》的备忘纪录，我与陈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写的：

2002.5.9

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首先，《寻枪》首映。我约了王蕾、兴安去地质电影院看了10∶00的首场。看到了“根据凡一平的小说《寻枪记》改编”的字样打在了银幕上。

电影拍得不错，姜文也演得好，我很喜欢。

走出影院，和王蕾、兴安交流看法，王蕾说很喜欢，但兴安说不喜欢，说不如小说。

走在街上，《寻枪》的盗版碟比比皆是，但我没买，等有了正版再买。

中午，《文艺报》记者石一宁过来，一起吃饭。

中途，刘蕾（把小说《理发师》推荐给陈先生的演员，第一次停机之前片中会棉扮演者）来电，陈逸飞已到北京，约好两点三十分在国际俱乐部饭店1701房间见面。

两点，打的到国际俱乐部，正好准时。

是刘蕾开的门，因为陈逸飞正在接受电话采访。陈逸飞和我打了招呼后，继续接电话。

我坐下，刘蕾给我倒水。她问《寻枪》怎么样？我说不错。她说她和陈先生准备晚上去看。

陈逸飞接完电话，站起。

我们握手。他的手柔软而温和。

陈见我坐得离他稍远，叫我坐近。

开始谈合同。

合同是我草拟的，陈逸飞表示同意合同的所有条款，说了好几个没问题。

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谈电影的改编。

陈提了几条意见和想法，比如女主人公的性格定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要求我回去把这些意见在小说中加以体现后，再择日到广西和我正式签约。

4∶30，我离开陈逸飞的房间。离开时，陈逸飞说他约好一批朋友7∶30去看《寻枪》。

三年前的纪录，我一字不动抄在这里。仿佛我又一次握着他柔软而温和的手——那是我们的第一次握手。我感觉到他的谦和，一定是从他的手开始。或许我也有一双柔软温和的手的缘故，他的手让我感觉非常舒服。我的直觉同时告诉我，这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虽然他是大艺术家。但真正的大师正是不摆架子的，是最有平常心的人。他的手消除了我见面前的紧张和见面后的拘谨。我们很快就进入正题，开始了小说改编电影的讨论。

从北京回到南宁后，我按照陈先生的意思，对《理发师》小说进行了改动，并把它变成了剧本格式。在剧本的初稿里，我自作主张增加了刘寡妇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的设置，后来不仅得到陈先生的赞同，还得到了姜文的认可。

陈先生本来约定，要同姜文来广西和我谈剧本并签约的，但他因为有事去了法国，两人最后没有来成。于是我去了上海。我记着是2002年6月18号，中午，我到了虹桥机场，来接我的是陈先生的司机小刘。他直接把我接到了云峰大厦逸飞集团陈先生的办公室。我再次见到陈先生。他非常忙碌，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那时候他签约的模特卓灵刚刚获得环球小姐的第三名，我在集团内部见到了她。我想她或许会出演电影的女主角或别的角色。陈先生见我到来，很快送走了记者。他不断对我表示歉意，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他的谦和与儒雅。我们接着就聊起了剧本，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后来他因为什么事，不得不离开。到了晚上十点，他的司机小刘突然到宾馆，说陈先生请我过去。小刘把我接到了泰康路陈先生的画室。他正在作画。见我来了，他放下画笔。那晚他一直和我聊到了凌晨一点多。回到宾馆，我根据我们一天的谈话意见，连夜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因为我感觉到陈先生是一个勤奋、敬业而又讲究效率的人，我需要向他学习。第二天下午，当我拿着新改的剧本去见他的时候，他开口就说你辛苦了。这句话让我感到心暖。晚上，陈先生带我去参加一个有四百人参加的晚宴。在晚宴上，我见到了他年轻美丽的夫人。席间，陈先生还把我向他的外国朋友作了介绍。聚会之后，陈先生又单独和我谈了两个小时。此后，亲自送我回了宾馆。

两天后的6月22日，我和陈先生飞往北京，因为姜文已经答应出演《理发师》的男主角陆平。下午四时，我和陈先生来到与姜文约定的会谈地点：国际俱乐部18楼。我们到的时候，姜文已经坐在那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我们已经不需介绍，因为拍《寻枪》的时候，我们在贵州的拍摄地就认识了。简单的寒暄过后，我们直奔主题。姜文表示：一、剧本看得进去；二、能拍成一个不一般的电影；三、特别不像一个中国已经有过的电影；四、我愿意接受这个电影，“愿意与陈先生您合作，与一平合作”；五、但是剧本需要修改，要把描述变成行为，要简洁。此外，女主角性格要鲜明。那天我们的会谈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陈先生和姜文彼此都很客气，互相尊重。陈先生谦和、儒雅，姜文真实、坦率，两位艺术家的个性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对电影的热爱，却是共同的。在随后剧组正式成立，剧本讨论的过程中，陈先生和姜文的意见也没有产生分歧。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不到半年，两人竟不愉快地结束了合作。

他是一个大度的人

《理发师》停机，我是从刘蕾的电话得到消息的，她是《理发师》小说的推荐人，也是片中女二号会棉的扮演者。2002年12月28日，刘蕾告诉我，《理发师》停机了，原因是陈先生和姜文产生分歧，但具体原因不清楚。刘蕾的电话让我吃惊了半天，不愿相信停机的事实。在日后的媒体上，当我看到姜文和陈先生分别发表的声明，我才不得不信。

早在2002年8月28日，我就离开了《理发师》剧组。在把我封闭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剧本改了七稿之后，剧本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我觉得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增加新的编剧就成为一种必要。陈先生温和地征求我对增加新编剧的意见。我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我觉得，只要为《理发师》好，增加一个编剧，哪怕增加两个三个编剧，我都愿意。陈先生很感谢我的理解和支持，并请我放心，我的利益会得到保证。离开剧组那天，我忽然想起去年8月28日，正是小说《理发师》改定发稿的日子。我那天的心情，其实就跟写完小说的心情一样，是一种释然的感觉。创作是一种拼体力和心力的活，在你作品未完成以前，你的神经是绷着的，当你把作品完成，人就像跑到终点的运动员一样，大喘气。我那天确实是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断地冒虚汗。我想我的身体出了毛病，便打电话给我在南宁的妻子。我当医生的妻子在电话里给我诊断，然后我叫我在北京的同学高福厅，从药店把药买来给我，并留下陪我。我吃了药后，半夜就好了。我说这事的意思，是想强调陈先生是一个拼命工作的人，他实在是太忙太累了，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我跟他坐过两次飞机，他一上飞机就睡觉，并且一倒头就能睡着。他告诉我，如果睡不着的话，他也会拿速写本，在飞机上画画。

2003年1月18日，是停机事件发生的第二十天，我给陈先生打了个电话。这之前我一直沉默。我沉默的原因是因为我总觉得陈先生和姜文仍然有继续合作的可能。在这种时候，沉默是金。但当我从媒体上得知制片方的决定：姜文走人，陈逸飞继续执导《理发师》，我必须打电话了。这是我离开剧组后第一次与陈先生通话。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对不起，凡一平，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请你放心，《理发师》还要拍下去，并且要把它拍好。我不明白陈先生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他没有做错什么，至少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理发师》，而《理发师》何尝又不是我的《理发师》呢？

我想只有一个气度很大的人，才会对一切事物、人物慈善为怀。

陈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2003年2月1日，大年初一，我从南宁青秀山的寺庙下来，在草地上刚坐下，就接到陈先生的电话。他说他正在从浙江外景地回上海的路上，原来的外景地保护得很好。电影也马上要重新拍了。但剧本还需要改一改，请我去上海一趟，商量剧本怎么改。于是2月3日，我到了上海，仍然住在我上次住的达华宾馆。陈先生让我先看剧本，晚上再跟我谈。晚上，陈先生过来了，随同的还有他的夫人。我们到了他在新天地的“逸飞之家”。陈先生知道我很想知道关于停机的原因，对我说，这个事情就不说了，没事的，不就损失一些钱嘛。他看看他的夫人，又说你看，连这件事情我都不跟我老婆说的。他的夫人说是的，我在国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电话里也没跟我说。这个时候，陈先生接了一个电话，从说话的口气知道是他的朋友打来的。陈先生在打电话的最后请朋友保重身体。打完电话，他的夫人抱怨地对他说，你请别人保重身体，你自己却不注意自己的身体。陈先生笑笑，接着就和我谈开了剧本修改的话题。那晚我们又聊了很多。第二天，陈先生又约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倪震教授，在虹桥宾馆，让倪教授对我提了不少剧本的修改意见。

回到南宁，我立即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并寄给了他。

2003年3月27日，陈先生来到了南宁。这是他第一次到南宁。与其说他是来南宁参加一个时尚晚会，不如说是来和我谈剧本的，因为我一从机场接到他，刚上车，他就和我谈开了剧本。到了宾馆，简单地吃过饭后，他又和我在房间里谈起了剧本。我被他的精神感动。他比我更爱《理发师》。

他是一个不朽的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先生，是在2004年10月23日到25日。也是在南宁，也是我去机场接他。他是来参加中国第十届模特之星大赛的，他是总决赛的评判长，我是决赛的评委。这回我是名正言顺去接他，也名正言顺地和他出现在公众场合。但就在去比赛现场的路上，我们的话题还是《理发师》，还是《理发师》剧本。近三年来，他的心中，仿佛就只有《理发师》。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天，谈了三天的《理发师》。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理发师》将于2005年大年初八重新开机了。在开拍之前，陈先生还是希望剧本能进一步完善。在这三天的讨论中，我们最大的共识是，剧中的会棉，必须在开场就出现，她成为男主人公陆平亡命的原因，因为陆平救了她，为她后来嫁给陆平埋下伏笔。我提的这个设置得到陈先生的赞同，用了“锦上添花”来形容。如果没有这次会面，恐怕《理发师》就少了这么一笔。

我沾沾自喜地憧憬着由陈先生执导的电影辉煌灿烂的未来，想着我和陈先生继续合作，因为陈先生听说我在写长篇小说，就说等长篇小说出来后，如果不能导，他还可以投资。我却从未想过，这竟是我和陈先生最后一次会面。

10月25日下午，在临去机场之前，陈先生提出给我留一幅字。我请广西电视台的编导于小江找来纸墨和笔。陈先生挥毫给我写下了“心静致远　送凡一平　友陈逸飞　2004年10月25日”字样的墨宝。他写这幅字的时候，是一边咳嗽一边写的。那几天我见他一直咳嗽，就担心地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支气管哮喘，老毛病了，没事，可能是遗传，因为他父亲也有这种病。于是我便给他推荐了一种中药，是我爸爸常用的，我爸爸也有哮喘病。但陈先生没有放在心上。他喘着气给写了一幅字。我万万没想到，这墨宝竟然成了我和陈先生交往的绝笔！

2005年4月10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我忽然接到北京一家媒体记者的电话，向我证实陈先生是否病逝了。我当时懵了，立刻说没有！不可能！接着又接到另一家媒体记者的电话，向我询问同一个问题。我再也忍不住了，就给陈先生的司机小刘打电话。小刘告诉我，陈先生确实已经去世了。

当时我正走在南湖广场上，陪《今古传奇》、《古今故事报》的几位故事期刊同行，听到小刘的话，我就像树一样直愣愣僵在那里。紧接而来的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将我的手机打爆，我也没有接一个。我还是不愿相信，陈先生就这样走了。他最多只是病了。陈先生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我还给他的手机发了个短信，我说“陈先生，我刚从网上看到消息，不管是真是假，我都祈福您身体健康”。这个短信没有回音，直到陈先生去世十个小时后，他的司机小刘给我来电话，说凡先生，你留在陈先生手机上的短信，我打开后看到了。接完电话，我哭了。

2005年2月15日，《理发师》在上海开机的那天晚上，陈先生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开机仪式的情况，并约我有空到上海或浙江探班。我因为忙于长篇小说的修改和出版，就一直没去，想等封镜后再去。

我不可能去《理发师》的片场了，因为陈先生已经走了。不管由谁来接过《理发师》的导筒，我都不会去的。

但是陈先生的追悼会，我是一定要去的。陈先生，我要看您最后一眼，我要跟您说，陈先生，我对不起您，因为是《理发师》把您累倒病逝的。我想对您说，您是不朽的，陈先生，因为您是那样的尽善尽美，不论是您的人品，还是您的作品，都将永垂不朽！

补记

2005年4月20日的上海，车特别堵。

早上8点50分，我就已经坐在车上。我跟出租车司机说，去龙华殡仪馆。然后我又问，从这里到龙华殡仪馆，二十分钟能到吗？司机回答，能。其实这个答案，昨天另一名出租车司机已经告诉我了，在我从机场到达肇家浜路明珠大饭店的时候。我问这里离龙华殡仪馆远不远？司机说不远，二十分钟能到，快的话一刻钟。

但今天二十分钟的路，走了五十分钟。

司机看着越来越堵的车龙，觉得奇怪，自言自语说闹不明白，今天。我看了看他，说陈逸飞追悼会……懂吗？他愣了一下，然后恍然大悟的样子。在龙华殡仪馆附近，我迫不及待下了车，因为我肯定走会比坐车快。

我无须问路。在我眼里，尽是黑衣墨镜的人群，他们像河流一样只流往一个地方。我只须跟他们走，因为我料想他们和我一样，是来送别陈先生的。如果说我和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大多来自上海，而我来自遥远的广西南宁。

龙华殡仪馆吊唁大厅前面的广场，已经汇集了上千人，而比汇集的人更多的，是从大厅里铺排到殡仪馆入口的花圈——数万朵白净的百合编成的花圈，像一幅数百米的美丽画图，献给中国杰出的视觉艺术家陈逸飞先生。

我的手上拿着一朵百合，将献给我的朋友、知音陈逸飞先生。

追悼会开始的时候，我没能走进大厅里，而只能从大厅外的电视大屏幕上看到里面的情况。当我看到陈先生躺在鲜花丛中，他的至爱亲朋一一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就祷告，陈先生，我已经到了离您不能再近的地方了。如果您感觉到我的到来，如果您不怨我写了《理发师》，那么就允许我进去吧，让我看您的最后一眼，是在您的身边，而不是在屏幕上。

吊唁大厅的入口，忽然有了松动。被阻在外面的人群，逐渐可以进入。我想我的祷告，陈先生一定是听到了。在众多爱戴他的人里，我不是他非见不可的人，但是他想见我。

陈先生，我来了。我一面鞠躬一面在心里说，陈先生，我对不起您，因为是《理发师》把您累倒病逝的。陈先生，您放心，您在天堂，也一定会看到《理发师》的，因为这是您的电影！

我缓缓地移步，但我的目光，却始终不离陈先生。他安详地躺着，脸上尽管没有了往时平易亲和的笑容，但看上去仍然是谦和的、儒雅的。他的衣服甚至都没有更新，款式和风格就跟生前的一样。我注意到他的衬衣，是纯棉的粉红色，跟他最后一次在南宁和我见面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这是他和我谈《理发师》的时候穿的衣服，难道？我的心猛地发颤。握过陈先生年轻夫人的手、他大儿子的手，走出吊唁厅，我的心仍在震颤，久久不能安定。

我给在上海公干的老乡潘柄康打电话，我说柄康，我现在在龙华殡仪馆，刚参加陈逸飞的追悼会出来。现在离回南宁的航班还有七个小时，你能不能给我找一辆车，我想去一趟朱家角镇。潘柄康二话不说，说可以。我又说你可能不知道，朱家角镇有一座放生桥。潘柄康听了，像明白什么，说我陪你去。

一个半小时后，我和潘柄康来到了朱家角镇，来到了放生桥。我和潘柄康一人拿着一袋鱼。我们把鱼放进河里。看着游动在河水中的鱼，我说，陈先生，但愿您在天堂，一样如鱼得水。我永生感激您、怀念您，陈先生。

凡一平

2005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