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团长对我讲道理还是发火下命令，我私下里仍然坚信——抡炒勺的厨师傅永远也成不了英雄。

刚刚进入草地没多久，团长又把我从战斗员改为炊事员，为此我后悔参加工农红军时说了实话。如果当初我不说自己是厨师的助手，而说是机关枪手的助手，去年在湘江我就有机会顶替牺牲的机关枪手，说不定今天早已经当上了英雄。然而，团长的命令必须得服从，这是纪律，不能违抗，尽管他只比我大一岁。

我将那口熟悉的紫铜大锅重新捆扎整齐，又向沉没在泥潭中的前任炊事员行了个军礼，这才踢着脚下的黑水和乱草上路了——今天是我18岁的生日，心情很糟糕。

白天已经下过两场大雨和一场雨夹雪，到傍晚宿营的时候，原本混沌的天空又凝结成一团团翻滚不停的黑云，像一群凶猛的食肉动物在天上追踪着我们。先头部队为我们在宿营地插了块木牌，说明草地里的黑水有毒，不能饮用。我和老吕两个人抬着铜锅去寻找有水流的地方，路很远，很难走，但也让我有机会采了半锅鸭舌草和扫帚菜的嫩芽。老吕说要是有芝麻酱拌一拌，这东西必定好吃。

老吕虽是指挥员，却喜欢帮我干活，只是他饿得太快，吃得也多，以至于让人怀疑他贪吃得有些自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病了，而且很可能是那种难缠的消渴症。我们现在连盐都没有，不可能有药给他治病，于是我随手摘了一把变老发黄的大巢菜掖在腰里，打算先给他消了身上的浮肿再说。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剃刀般锋利的冷风在草尖上飞驰，形如猛兽的乌云紧逼到我们的额头上，深约半尺的毒水也攒起钢针在我们的脚踝上雕刻——大军宿营了。

战士们三五成群聚到一处，背靠着背，将步枪横在大腿和小腹之间，双手抱住小腿，屁股浸在毒水中，下巴放在膝盖上，或是吃干粮，或是打瞌睡。从远处看上去，他们很像是一大群迁徙途中的动物，饥饿，劳累，但目标明确，意志坚定。

我发现队伍中没有人生火。在这片被毒水浸透泡软的草地上，即使是干柴也很难点燃，战士们吃炒青稞的吃出一嘴黑胡子，吃炒面的吃出一嘴白胡子，连口热水也没有。

我找到了一块高出水面的草墩，支好木棍，吊起紫铜大锅，再将紫铜锅盖垫在汪着水的草根上，解下随身携带的干树枝，在锅盖上生起火来。周围的战士们为我的急智鼓掌，每个人都往锅里添一捧青稞麦或青稞面，往锅下添一两根依照命令带进草地的干柴。然后大家脸朝外围成一圈蹲下来，为那一小堆半明半灭的篝火挡风，同时也可以让湿透了的脊背感受到几分热气。

老吕突然望了望天说：这会儿可千万别下雨。周围的战士闻听此言齐声叫道：大胆！

红军战士不迷信，但老吕预言灾祸的本领实在太高了，大家不得不小心提防他的口无遮拦。果然，天上的猛兽被老吕惊动了，不仅倒下大片雨水，还吐出无数核桃大小的冰雹。但战士们并没有慌张，他们整齐地掉转身子，摘下斗笠，解开油布，给这一小堆篝火搭起了帐篷。我也脱下身上的羊毛袍子紧紧盖住铜锅，然后与大家一起静静地等待锅中响起悦耳的水声。

木柴太少，水最终也没能烧开，但雨却停了。这时，后边的队伍也赶到了宿营地，所有人都羡慕地望着我们这口冒着热气的大锅，口中不住地赞道：看看人家的本事！于是我心中的委屈减轻了许多。

我把第一勺菜粥打给老吕，最后也是最稠的一勺当然是我的，但我也给了他。他是生病的战斗员，我是炊事员，在红军中只有这么一点差别。

为大家分食的时候，我好心地拦住了一位牵毛驴的老者，赠给他稀粥一杯。我虽然从未见过他，但我听说过他那条用破军旗改制的红裤子，也听说过他的这头著名的小毛驴。老者向我连声道谢，喝粥的声音赛过雷鸣，然后他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抖出一截青稞面撒在锅中，笑着说，老夫今晚可谓施施然鼓腹而游了。

这老爷子，有驴不骑，好骨气！好英雄！老吕在一边感叹，并且小心地选择没有害处的词句，免得因为出言不逊而挨了战友的拳头。

像这位老者一样，在我们的队伍中流传着许多受人尊敬的名字。几个月前，在泸定桥爬铁索的战士们中间，活下来的18个人我一个也不认得，但死去的4位战友的名字我们却知道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位妇女，据说参加红军时大字不识一个，但在金沙江边，我亲眼见到她蹲在地上草拟各部队分批渡江的命令，已经成为一名干练而有文化的指挥员了；再有就是像方才那位掉光了牙齿的老者，他只要坚持活下去，这件事本身就是英雄业绩……

他们都是英雄，他们的名字像古代英雄的名字一样被人传说，然而，我却没有机会成为英雄，身边这口该死的大铜锅就是我成为英雄的最大障碍。

8年前我刚刚拜师学艺的时候，我师傅常常对我说：好好忍着吧小子，厨子的本事都在锅里，只要离开灶台你就连狗屁也不是。我不相信他这话，参加红军之后便想离开我师傅，离开这口大铜锅，但一直没能找到机会。大队红军离开江西进入湖南，越往西走口味越辣，很快便传出“不吃辣椒不革命”的口号。随着补充的湖南战士越来越多，大家越发强烈地要求吃辣。这让我那位在京津两地大名鼎鼎的药膳师傅很是不满，便总是把烧辣椒的活儿派给我，还不住地在团长面前夸赞我多么积极能干，多么不怕苦不怕累，生怕我丢下炒勺拿起枪，留下他一个人去对付那些“能毒死活人的”湖南辣椒。

说实话，我从来也没喜欢过我师傅。他带着我跟随一位国民党的师长从北京来到福建，他拿很大的工钱，而我却只管剩饭。被俘后我参加了红军，他拿了回家的路费却没走，说要报答红军的不杀之恩，硬是把自己算作雇来的伕子，每天拿两角大洋的工钱给我们团烧饭，而且仍然算作是我的师傅。从江西出发以后，红军给雇来的挑工每天半块大洋，我师傅便也跟着涨了工钱。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肯回家，那是因为他得罪了一个青帮头子，回去只有死路一条，这才撒谎留下来。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团长，团长却只是笑了笑，说过个一年半载他就会变好的，你根本就不用心急。

我不信他会变好，至少到了遵义之后他还是老样子。因为正赶上春节，而且这是红军离开江西之后的第一次休整，上级便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套新军装，还发了好几块大洋，让大家给自己添置日用品。当时红军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盐行，把盐免费分发给贫苦百姓，也卖给红军战士，一元大洋可买七斤白盐，便宜得很。战士们买了盐之后除去留下自己路上用，还可以当钱花。

但是我师傅没有买盐，他买了更值钱却被红军明令禁止的东西——鸦片烟。这里的烟土很便宜，后来到了云南更便宜，一元大洋就可以买半斤最好的“云土”，只要能运出云贵两省，这些烟土就会非常值钱。刚刚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我们在路边小店的门板上就看到了收购烟土的牌子，上边写着“上等云土，每斤大洋十二元”。当然了，我师傅贩烟发财的美梦最终也没能实现，在龙街渡口过江的时候，团长在船上很客气地跟我师傅商量。我没听到他们谈的是什么，但我师傅最终还是将他私藏在行李中的两颗柚子大小的“云土”抛入江中。过江后我师傅因为破财而心痛，却又不敢向团长发作，便狠命地拿《汤头歌诀》来为难我。好在这是学习药膳的基本功，从学徒开始我就背诵这些东西，根本就没当回事。他见一点也难不住我，便越发地生起闷气来。

想到《汤头歌诀》，我便又想到老吕。吃过那两勺菜粥之后，老吕蹲在锅边睡了。他的病很严重，身上浮肿得厉害，面皮光亮，在额头上一按就会陷下去枣大的坑，这是消渴症加上营养不良造成的。消渴症多食易饥，营养不良更要多吃好东西，但是我没有吃食给他。

再摸摸身上，我摸到了我的宝库——一只铁皮的白金龙香烟罐，里边有大约半两白盐、四五粒冰糖、两根人参须子、三只辣椒、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这是我留给自己救命的。除了人参之外，其它东西老吕都用不上，而且我也绝不能给他吃冰糖——对于消渴症来说，糖就如同毒药。

锅盖上的那一小堆火早便熄了。我将紫铜大锅刷洗干净，又在锅盖上点起火来，然后将大巢菜折成寸段，放在搪瓷茶杯里煮，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以驱除眼皮上纠缠不去的“睡魔”。

消渴方中花粉连，藕汁地汁牛乳研；或加姜蜜为膏服……，嘴里念着《汤头歌》，我的心中却想，离开遵义的时候，我哪怕买一点黄连带在身上也好。只是，老吕是在过了大雪山之后才编入我们团的，我在遵义不可能预见到会结识患消渴症的战友。在那个时候，清热利便的黄连对于营养不良的红军毫无用处，有那闲钱倒不如抢购几块冰糖带在身上，或是去吃一碗正宗川味的回锅肉来得实惠。

大巢菜这东西虽然药性不强，但医治消渴和浮肿毕竟对症。汤药煮好后，我从宝库中捏了一粒白盐放进去，这样可以给他增加些力气。我还不准备动用人参，因为在后边的日子里也许当真会有战友或是我自己需要它来“吊命”。况且，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将近一个月没吃到盐了，此时此刻，一粒盐也许能救一条命，而我却刚刚为了老吕的“病”花费了“一条命”。

第二天早上老吕解了两次大便，很稀，不臭，尿得也很多，脸上的皮肤不再亮得“吹弹得破”，人也精神了，看来昨晚的汤药当真有用。

鸟都不见啦，这可不是好兆头！老吕又在预言灾祸，结果惹来大家一阵笑骂。

然而，灾祸还是被他言中了。部队开拔没走出多远，便进入了一片大水之中，水深处能没腰，浅处也足有一尺，浓密的矮草都看不见了，只余下高杆植物将尖梢向我们招摇。

又起风了。大风吹过水面，居然起了一层层的矮浪。在这里没有脚迹，也没有路标，我们只能根据惨淡的天光指引，径直向北走。走出去三十多里，水仍然很大，也看不到前边部队的踪迹，反倒是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冰雹没有忘记追上来折磨我们。

在这片大水中行走，累倒不怕，可怕的是我们很快就感觉饿了。战士们从干粮袋里掏粮食吃，每个人都把自己吃得不是黑胡子就是白胡子。成百上千长着黑白胡子的人马，看上去相当壮观。

有青稞面吃的战士应该会感觉好一点，反正干粮袋早就被雨水打湿了，抓出面团涂得满脸都是，吃起来倒也不困难。他们唯一需要当心的是万万不能跌交，倘若一交跌进毒水里，面粉被毒水浸湿，那时候丢掉可惜，吃下去却会肚子胀痛。昨天夜里有些战士中了这种毒，上吐下泻，腹痛难当，等到早上大队出发时，已经有几名中毒太深的战友因为虚脱而牺牲了。团长说，他们这是用最宝贵的生命为大家证实了毒水的可怕。

吃整粒青稞麦的战士就有些为难了，他们同样也担心干粮袋掉进毒水里以至于挨饿，但比起挨饿来，嚼碎青稞麦的痛苦或许会更大些。我每当看到他们伸直僵硬的脖子，腮骨横突，将颊上干枯的脸皮支起一个尖锐的棱角，牙齿磨得格格作响，却半天不见咽下去一口，便知道这位战士的青稞麦必定是被雨淋湿了。浸过水的青稞麦如同一粒粒胶皮小球，牙齿想要逮住它尚且不易，更何况要将它磨碎。如果不将它们嚼碎，整粒吞咽对战士们毫无用处，半天过后这些青稞麦又会被原模原样地屙出来，其中的养分一点也没能吸收。

如果我师傅还在，也许他会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吃青稞麦的困难。若论处理食材，我师傅确实很有办法。过大凉山的时候，我师傅连同十几名伕子被不明真相的彝民虏入山中。他虽然害怕，倒是没有慌张，反而烧了口大锅，将私藏的桂皮、大料、豆蔻、沙仁拿出来，然后又是盐又是酱，给虏获他们的彝民炖了一大锅香飘数里的山猪肉。众彝民大饱口福，舍不得杀他，便将他藏在山洞中。等到红军与彝民首领歃血为盟，团长带兵前去解救他们时，彝民仍然不想放他回来，最后还是团长给彝民首领送上许多白盐，又送了两枝旧步枪，这才将我师傅他们换回来。

回到军中，我师傅一见团长便跪下磕头，口口声声称团长为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但私下里他也很是为自己在彝民山寨中的聪明机智大吹大擂了一番。不过，从那以后他好像是能够理解红军战士的品德了，但自私自利的性情却没有改。

为了这件事，团长特地对我说：你要相信红军教育人培养人的本领，就算是你师傅这样的人，跟得我们久了，或许有一天也会变成英雄。

我师傅不像早先那么坏了这是事实，但要让我相信他会变成英雄，我确实无法想象。他是“勤行”当中坏毛病最多的掌勺厨子，即使是为主顾烧一条贵重的大鱼，他也常会从鱼嘴里伸进筷子去偷吃鱼肚子里的肉。所以说，如果他能够变成英雄，那我就一定能变成马克思列宁他老人家！不想，日后证明，我对我师傅看走了眼。

大军翻越夹金山是我们进入草地之前最艰难的考验之一，上山的路长达四五十里，而且山上每到午后必定准时刮来一场大风雪。我们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战士们早便将破烂的棉衣丢弃了，身上只有单衣。而且红军中多数都是南方人，他们的祖先向上历数几代也都未曾见过雪，所以对雪山的可怕既没有感到畏惧，也没有充分的准备。倒是当我听说大军可能会进入寒冷的康藏地区，便在解救我师傅的时候，用在遵义买的白盐和彝民们交换了一件他们自织的羊毛袍子。我是北方人，深知严寒有多么可怕，而且比南方人更怕冷。

为了对付山上的寒冷，各连队的炊事员都在山脚下烧鲜姜辣椒水给战士们喝。大家当时都很有信心，说是山上再冷，走快些身上自然也就热了，不怕。当时我也是这么想，但走到半山腰时我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越往上走，我就感觉脖子像是被“套白狼”的贼人用绳子勒得紧紧的，根本就喘不上气来，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挪。

我师傅跟在我身后，用手抓住我背上捆大锅的绳子，毫不客气地让我拉着他前行，同时他口中还不住地念叨：小子，等到了山顶我给大家伙儿露一手，也不枉他们救我一命。

快到山顶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但大风雪还没有来。我看到两位因为憋气而面色黝黑的宣传员在山顶迎接我们，他们的口中正艰难地学说《烂草鞋》里国民党兵滑稽的对话，给上山的战士们鼓劲。

我师傅突然拉住我说，就是这儿啦！他命我支起木棍，吊起大铜锅，再往锅里装满干净的白雪，然后他从身上解下早便喝空了的酒葫芦往锅里倒。我这时才看清楚，他的酒葫芦里边装的是背着我提前熬好的咸辣椒卤。

傻小子，站在那卖单儿哪？赶紧脱衣服！我师傅的嘴里依旧没有好话。但说话间，他已经将铜锅盖垫在锅下的雪地里，并在锅盖上面生起火来，然后又抢去我的羊毛袍子，将铜锅口捆得严严实实。一切收拾停当，他命令只穿着单衣的我继续往火堆里添柴，而他自己则一边烤火一边得意地对我叫道：小子，学着点儿吧，当厨子就得有这本事，不论到哪都能想出辙来。

大风雪来得很准时，如果人世间当真有夜叉、罗刹、黑白无常，我想一定就是它了。这时我却发现，我师傅的脸色已经由上山时的黝黑变成了惨淡的死灰，便劝他先独自下山，只把我留在山上给战士们分发辣椒水。不想他却将双眼一瞪，对我叫道：臭小子，这个好儿我哪能卖给你？

就这样，我师傅在雪山顶上一勺一勺地给战士们分发热辣椒水喝，但还没分到一半，他便牺牲了。

我把剩下的辣椒水分完，然后将他老人家装进大铜锅里，拉着他在雪地上滑行，天黑之后才来到雪线以下。后来我听说，这一天在夹金山顶上冻死了几十名体弱的战士，但我们团只牺牲了我师傅一个人。

团长带着我们在满是岩石的山腰上为我师傅修了一座坟墓。他对大家说：我们刚刚安葬的是一位好同志，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还没来得及改正，但我们对自己的同志绝不能求全责备。我们愿意帮助一切人，教育一切人，也欢迎一切人亲近我们，成为我们的战友。这位同志为我们大家牺牲了自己，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我师傅居然也成了英雄，而我却没有这机会。尤其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师傅不过是比其他炊事员机灵些，想出了在山顶上烧辣椒水的主意，但这也只是炊事员的本职工作，难道只因为他牺牲了，就变成英雄了吗？或者说只有死人才能成为英雄？要不就是我师傅身上有我不知道的优良品质，我肉眼凡胎看不出来，却让水平比我高的团长给发现了。为此我想了很久，而且越想越苦恼。

进入草地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走出了那片恼人的大水，在一个名叫分水岭的矮土坡上宿营。战士们采来半枯的草根，取出背了两天的珍贵木柴点火烧饭。每一堆篝火都很小，在黑夜中星星点点排出去很远，一直排到星星里。

今晚是个好天气，没有下雨。卫生队里那些十三四岁的护理员们忙着给伤员处理伤口，洗绷带。等战士们都吃过饭之后，他们又跑到各处为战士们表演文艺节目，鼓舞士气。他们的头上、身上横七竖八地缠着为伤员们晾晒的湿绷带，困倦得眼睛紧闭，嗓音也因为唱得太多而变得沙哑，但他们没有漏过任何一名战士和伤员，直唱到掉队的战士们也都追赶上来。

我们团宿营时天已经黑透了，我无法去找野菜，便只能单用粮食为大家做晚饭。我发现，几乎所有战士的粮袋都已经瘪得像晒干的羊肠，也许大家明天就会断粮。我盼望着明天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路途中发现一大片黄精、沙参之类有营养的野菜，实在不行，哪怕是多给我些苦菜或是野茼蒿之类难吃的东西也可以，只要能让我有机会拯救这支数万人的饥饿大军，我的名字就一定会像古代英雄那样被战友们传颂。但是，如果我因此而成为英雄，我又不得不感谢我的师傅，因为所有这些野菜、中药和烹调的知识，都是他在叫骂声中传授给我的。

夜已经很深了，我又见到了那位牵着毛驴的老者，发现他老人家正倚靠在毛驴身上，给一个闭着眼睛蜷缩在他腿边的小男孩儿讲故事。我听说他是红军中最有学问的人，是红军大学的哲学教授。我不知道哲学是不是教人先知先觉的学问，但我在城里那些大相士的相命馆门前倒是常能看到“哲学博士”的招牌。我希望这位老者能帮我解开心中的疑团。

我从宝库中取了一粒冰糖紧握在手心里，来到老者身边坐下，伸手给他说：我有事请您指点。老者跟我握手，口中说你心里必定有烦恼啊，手上却将那粒冰糖塞进身边的男孩儿嘴里。

男孩香甜地嚼着冰糖，却没有醒。老者将手抚在男孩头上叹道：睡着了好，睡着了好哇，免得明天还记挂着哥哥给你的好东西。然后他向我转过头来，失去了牙齿的嘴紧皱在一处，目光却像婴儿一般澄澈。他在等待我开口。

于是我说：我想成为英雄……

老者将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也想成为英雄，成为英雄该是何等的荣耀，但想成为英雄的念头又是多么的令人苦恼。

我问：怎样才能成为英雄？

老者说：我想，每一个英雄心中必定都有一样东西让他执着难弃，比如救苦救难？比如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又比如像尼采所说的是为了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个超乎群伦之上的‘超人’？或者像我们共产党人这样依靠牺牲自己来唤醒民众。你有这个苦恼是件大好事，但你必须得找到你自己的执着……

我又问：什么是执着？

老者又说：就是念念不忘，所以才烦恼。

想了半天我也没想明白老者的话，再要询问，发现老者的下颏已然垂到胸前。他睡着了。

第三天早饭我们吃的仍然是粮食，然后大军出发。天气与第一天的天气同样恶劣，草地也像第一天的草地那样阴险，就好像我们昨天在水中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第一天进入草地的出发点，所不同的是，大家的干粮袋多数已经空了。

进入草地之前，上级要求每个人准备10天的粮食，说是穿过草地要用7天的时间，多准备些没有坏处。但是粮少人多，筹粮的指标先是降到每人7斤，后又降到5斤，再往后就不再发布命令，全凭战士们自觉了。

进入草地的第一天大家没有经验，许多战士不小心跌倒在灰黑色的毒水里，将干粮袋浸湿，便只好丢弃。等到宿营的时候，他们向战友伸出手来，口中边笑边道：阶级友爱哟！战友们便你一把我一把地与他们分食。昨天大军在毒水中行军五十里，粮食损耗极大，其中被大家吃掉的很多，但被毒水糟蹋的更多。

看到这个情形，我便在后悔一件事。翻过雪山进入藏民区之后，我们发现了许多兽皮，于是大家都拿来做皮衣，而我则忙着割麦打麦，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到了今天我才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我没把改造干粮袋的办法传授给大家。

我师傅牺牲以后，我继承了他老人家的干粮袋。那是一条用羊皮缝制，“里外发烧”的双层干粮袋，两面都挂着毛，中间是两层皮，很重，带在身上很累赘，但这毕竟是我师傅的遗物，我没舍得丢弃。正因为有了这条干粮袋，虽然我进草地时只带了3斤多青稞麦，而且也曾多次跌倒在毒水中，但是到今天为止，这条干粮袋里的每一粒炒青稞仍然干爽香脆，没有遭受半点损失。

由这件事开始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或许我天生就不是当英雄的材料？因为我太迟钝了，浪费了我师傅的机智，没有用这机智来拯救那些原本不应该失去粮食的战友们。

我觉得，为了这件事我应该主动批判自己，便把这个想法对团长讲了。团长召集近旁的战士，一边在毒水中挣扎前行，一边专门为我开了个小会。有的战友认为这件事情表明我对本职工作缺乏热情，没有主动在工作中发挥最大的聪明才智，也不关心战友们的切实需要。但老吕却出面维护我，他认为我这一路上已经做得很好了，比起其他的炊事员我显得更有办法，更乐于帮助战友，甚至对工作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团长的意见与大家不同，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他对我说：你想当英雄是好事，但红军的英雄不是“赵子龙单骑救幼主”，也不是“白玉堂三探铜网阵”，那是鲁莽和个人英雄主义……

我嘴上虚心地接受了团长的批评，但是并没有解开心结。我努力成为英雄的想法难道错了吗？肯定没有错，但我为什么总是得不到成为英雄的机会呢？去年十一月底，红军在界首抢渡湘江的时候，我曾经得到过一次很好的机会，但团长此时批评的，也许就是我对那一次机会的把握。

当时，经过了5天的激战，我们掩护两个中央纵队成功地渡过了湘江。原以为大军此时该安全了，不想却从后面传来坏消息。仍然留在湘江东岸的断后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打了5天5夜的阻击战，人员伤亡大半，此刻已经弹尽粮绝，无法按原计划撤到湘江西岸来。于是上级挑选最精锐的部队前往接应，其中就有我们团。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上火线，心中很兴奋，也有一些害怕，而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敌人的飞机射下来的机枪子弹。在我们趟水再次渡过湘江的时候，在我们跑步向东与断后部队会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一批又一批地来向我们扫射，有的时候是三五架，有的时候是一群。我好几次看到长长的一排机枪子弹从天空疾射到我的身边，与我只隔两三步远的战士突然就没了脑袋，或是胸口开出一个碗大的洞，也有的被打断了胳膊和腿。但是我们不能停步，也不能像往日那样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敌机飞走，我们必须得两眼紧盯住脚下难走的道路，飞快地跑步向前，要不停地跑。

我们团负责接应的是少共国际师，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一个个军装破烂，满脸是泥。在阻击阵地上，每个简陋的掩体里大约有十个孩子，通常有三五个已经牺牲了，余下的多数在睡觉，只留下一个年龄最小的放哨。

听说我们来了，孩子们向我含笑点头，但都闭着眼。放哨的孩子告诉我，他必须得等到看清敌人的眉眼时才能叫醒战友，等到看清敌人的胡子大家才会射击。而等到大家开始射击的时候，也就该轮到他睡觉了。

我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团长，说孩子们得先吃饭然后才有力气撤离阵地。团长说你先带着他们往后撤，等一过江立刻就给他们做饭吃。我说过了江自然会有人给他们做饭，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根本就走不到江边。

我的建议没有被领导采纳，但是我并不生气，因为我很能理解团长面对这些孩子时的急迫心情。送走了孩子们以后，我们又在那里坚守了一天两夜，等到决定后撤过江的时候，我们团大约只剩下了一连人。

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我把自己从一名炊事员提拔成为一名重要的机关枪手，但是我也没敢丢弃身上的大铜锅，因为这口锅是我师傅的命根子，我怕自己没能英雄地牺牲在反动派的枪口下，反而被我师傅给骂死。

机关枪太重了！我身上背的铜锅、粮食、刀勺铲筷和行李，再加上这支30多斤外号“花机关”的轻机关枪，几乎和我的身体同样重了。

我的小细胳膊端着机关枪直打晃，射击时脚下止不住地倒退，枪托狠命地敲打着我的肋骨，震得我从干瘪的胃里吐出一股股的酸水来。但是我坚持住了。

冲啊！缴枪不杀呀！反击的时候，我也筋斗轱辘地跟着大家向外冲。不过大家没让我跑出去多远，便将两名俘虏交给我带回来。团长小瞧我，说你再往前跑就没力气回去了。

两名俘虏很听话，帮我抬着铜锅走在前边，我端着机关枪得意地走在后边，留守在阵地上的战友们为我鼓掌。

敌人的大炮又响了，把我们的阵地炸得活像北京名菜“炸羊尾”。团长把我的机关枪抢了过去，然后将我按倒在掩体底下的泥土里，上边扣上紫铜大锅，还让两名俘虏看着我不许乱跑。

撤退的命令终于传达下来，大家分批向江边移动，团长留在最后。我也立刻行动，但是因为我得将铜锅重新捆扎起来背在身上，便落在了后面。这时敌人的飞机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炸弹。团长被炸弹的气浪冲得飞将起来，落在我的掩体里。他没能成为英雄，只是在屁股上开了个大口子，人也被震晕了。

我连忙撕开衣服给他包扎伤口，那两名俘虏却催我快走，说是已经看见敌军攻上来了。有他们两个在就是我的福气，我给团长包扎停当，然后背起铜锅，抱起“花机关”，让两名俘虏抬着团长跟我一起往下撤。我的包扎技术不高，团长一路上都在滴血，我很是担心他把身上的血流干了。

直到天黑下来我们才赶到渡口，但是渡船没有了，浮桥没有了，连个鬼影子也没有了。我知道大队红军一定是成功地渡过了湘江，为此我很欣慰。

团长还没有醒过来。我将他的伤口重新包扎好，然后用枪指着两名俘虏，命令他们抬着团长趟水过江，并且恶狠狠地说：你们要是不干就枪毙。

两名俘虏却笑了，说小老弟你用不着这样，就算你拿枪逼着我们，我们也不会逃的。我不相信他们的话，但他们给了我一个很能说服人的理由，又让我不得不相信他们。他们说：我们已经交了枪，总得拿到路费才能回家吧？你们不是给路费的吗？前两年我们都领过的，三块大洋，足吃足喝呀！

但这两个家伙也很麻烦，再不肯抬着团长走了，说是这样搭手搭脚抬着个活死人，跌倒在水里怕是会淹死。不过，纠缠了半天倒是被他们想出了主意，他们借了我的大铜锅去，将团长装在锅里，浮在水面上推着走。

江水并不很深，我前两次过江都是趟水过来的，就算是我这样的小个子，江水最深处也只到我的胸口。只是江面很宽，我的大铜锅又被敌人的子弹打了一个洞，一个劲地往里漏水，我只好用茶杯从锅里往外淘水，免得团长沉下去。两名俘虏都说我死心眼，劝我丢下团长，只带着他们两个回去领赏就是了。

他们的话很是惹人生气，我便用茶杯打他们的头，但过后又不得不向他们道歉，因为我们有纪律，俘虏打骂不得。

一路上我们躲避敌军、土匪和民团，14天之后，在一个名叫八嫖的地方追上了大队红军。两名俘虏领了路费欢天喜地地去了，团长却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说我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命令，没有跟随大家一起撤退，而是冒险留在了后边。

对团长的批评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我知道他一定很高兴能追上大队红军。况且，从江西出发时中央就发布了命令，要求所有团级以上的伤员都必须坐担架随队行军，没有特殊情况不得擅自离队。我这是在执行中央的命令，团长也得听从中央的命令。

战友们见我救回了团长，都夸我是好样的。但我心里清楚，这一回我又没当成英雄，仅仅是完成任务而已。

能参加这次战斗让我收获很大，发觉火线上并不像团长说得那么可怕，我完全有资格成为战斗员，只需要等待合适的机会就是了。

但是，在我们安全归队之后却发生了一件让我很生气的事情。当我师傅发现我让大铜锅被子弹穿了个洞时，便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这是团长制止他的叫骂时，他对团长做出的解释。尽管团长护着我，我师傅一路上仍旧不依不饶，直到我在遵义城中自己花钱找了个焊铜锡的小炉匠把锅补上，他这才住了嘴。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大队红军很早便在后河两岸宿营了。我们的宿营地被安排在河的南岸，依照渡河的程序命令，我们团明早过河。

老吕摊手摊脚地躺在草多土少，依旧很潮湿的河岸上说：这回总算见着土了，明天必定都是好路，而且还有漫山遍野的青稞麦和“风吹草低见牛羊”里边的炖肉。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正处在草地的最深处，不单没有牛羊，连只田鼠也不会有。但趟了三天的毒水，终于能够在结实的河岸上宿营，大家的心情仍然很高兴。宣传员和护理员们都忙着组织节目慰问战斗员，还有位女同志站在河岸上为大家高唱外国话的《马赛曲》，甚至有人搬出从江西一路背来的留声机播放起来，唱的是“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等到唱片放完了，战士们便嘻嘻哈哈地唱起自己改编的唱段：“骂一声蒋介石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

今晚我们享用了进入草地之后最正式的一顿晚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豪华的筵席了。

有泥土就有野菜，我在河岸附近发现了许多蒲公英，便捡还能吃的嫩叶割了两大捆。有些淘气的小战士下到河中居然摸上几条两寸长的小鱼来，于是河边一时挤满了摸鱼的战士，但收获不大。鱼虽然不多，毕竟是营养，我将鱼肚子剖干净，剁下两只鱼头藏起来，再将剩下的鱼全部剁碎，放到锅中与切碎的蒲公英一起煮。蒲公英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对战士们脚上被草根划破又被毒水浸泡多日的伤口应该有些好处。

队伍中有些战士和我一样对困难早有准备，此时他们拿出珍藏多日的宝物，有的是晒干的牛骨髓或牛蹄筋，有的是羊油、盐、大烟籽，还有更节俭的同志居然带来了在云南吃剩下的火腿皮和湖南的“涮辣椒”，都庄重地将这些珍羞美味投进我的紫铜大锅里。

大家的粮食不多了，许多战士都将干粮袋清理得干干净净，清理出来的粮食放在各自的碗中，那些在毒水里损失了干粮袋的战士也分到了粮食，然后大家在我的锅前排起长队，故意做出垂涎欲滴的样子，让我感觉自己很像是一位重要人物。

今天战士们捡来的草根很多，火很旺，锅中的汤很快便烧开了。眼见着锅中泛起油花，飘出香味，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抽着鼻子说是我的羊油味，那个说是我的宣威火腿……，没有东西可添的战士则说这是我的干柴烧出来的香味。

我很仔细地给战士们分食，让每一勺中都保证有菜，也保证有油花，然后将这有滋有味的鱼汤给他们浇在碗中的青稞面或青稞麦上，做成盖浇饭的模样。今天的宴会过后，我的宝库中只剩下6粒盐、一只辣椒、一根参须、2粒冰糖、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了。

希望老吕的美好预言能够像他预言灾祸一样准确。我虽然不敢相信有这等好事，但是当老吕大口喝着我用节省下来的鱼头和一只辣椒、一根参须、一粒盐专门给他熬制的小灶人参鱼汤时，我还是追问了他一句：明天我们当真能筹到粮食吗？他一拍胸膛，豪迈道：没有粮食我就死给你看。

许是因为今天宿营得早，也许是因为终于走出了那一大片毒水，战士们心中兴奋，“吃饱喝足”之后便围着一堆堆篝火唱歌、学习、讲故事、开会或者擦枪。

我将锅碗瓢勺洗刷干净，然后沿着河岸慢慢寻找，手心里紧攥着一粒冰糖。我想再次找到那位穿红裤子牵毛驴的哲学教授，请他解释昨晚对我讲的那一番话。或许是红军大学提前过河去了，我最终也没能找到那位老者。这让我很失望，便将那粒冰糖塞进一位眼上缠满绷带的女同志嘴里。

现在还有谁能解答我的疑问？虽然我参加红军后听到过许多关于英雄的道理，接受过无数次英雄主义教育，也亲眼见到过许多英雄行为和英雄人物，但是，这些都是别人的想法和行为，并不能指导我怎样行动。很久以来，我一直想找到英雄这个称号最简单明确的标准，但至今也没能如愿。记得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一位领导也曾在欢迎大会上讲过有关英雄的事，只是那次讲演和后来的会面非但没能给我一个解答，反而给我增添了新的困扰。

那是在懋功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团被调来担任警卫。天空下着大雨，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都挤在路边的一只油布小篷子下边等候，另外还有好几千人的欢迎队伍排列在道路两旁。我被安排在欢迎会主席台的台口边，熬了浓浓的一锅姜汤，准备为四方面军的同志驱寒。

傍晚的时候雨终于停了，四方面军的那位领导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白马，带着他的骑兵卫队风一般地来了。我看到大家见面后都很兴奋，眼里闪着泪水，相互拥抱，用力捶打对方的脊背……。然后领导们登台演讲，台下战士们欢呼不断，而我则一直忙着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往茶杯里盛姜汤。等到四方面军的那位领导开始演讲的时候，我的手上这才清闲下来，听他说道：……只有这样还算不上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应该……

恼人的大雨又下了起来，让我听不清楚台上讲的是什么。我只听到方才的半句话——真正的英雄应该……。他是要说英雄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英雄应该怎样做？我错过了找到答案的机会。

一个月之后红军到达毛尔盖，在一个名叫沙窝的小村子里我幸运地得到了当面向那位领导请教的机会，但因为我思想中的封建遗毒还没有肃清，结果把机会错过了。

那天还是由我们团担任警卫任务，中央领导全来了，聚在一座喇嘛庙里开会。我被安排在会场外的一间小棚子里，给开会的领导们准备午饭和晚饭。下午晚些时候，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从庙里出来，去了趟茅厕，便来到我的灶旁讨热水喝。我刚要询问怎样才能成为英雄的事，喇嘛庙里又急匆匆地跑出来两位戴眼镜的领导，将那位领导拉到一边说个不停。

就在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转过身去面对来人的一瞬间，我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心中怦的一声，将那句挤在喉咙里的问话炸得粉碎。

我看到了“脑后见腮”。

如果我当真迷信“相术”的话，这“脑后见腮”便是面相中的“五大恶相”之一。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便假意要给那位领导添热水，提着汤勺向他们凑近几步，想要将这一“相格”看个仔细。不想，后来的两位领导却愤怒地朝我挥了挥手，将我赶得远远的。这可是我从来也没经历过的事情，任何一位红军领导，不论是中央首长还是师团连长，他们向来只与其他领导发生争论，对我们这些小炊事员却是和气得很。

对于方才看到的东西，我得不出任何结论。如果我师傅还活着，他一定能讲清楚内中的道理，毕竟这《柳庄相法》是他讲给我听的。用他的话说，遇到“脑后见腮”的人，就算是干个摊煎饼或是卖耳挖勺这样的小买卖，也绝不能与他合伙。

进入草地后的第四天早晨，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昨天晚上，团里其他连队的战士在很远的地方采回来不少新鲜的蘑菇，让炊事员给大家煮煮吃了。到了今天早上，人们发现有六十多名战士瘫倒在河岸上动弹不得，另有七八名战士已经中毒牺牲了，其中也包括他们的炊事员。

卫生队的大夫和护理员们连忙赶过来抢救，给他们做人工呼吸，灌凉水，喂头发。费了好大的力气，这些战士才开始呕吐，但是，他们的身体虚弱得很，已经无法跟随大队出发了。团长很着急，也很生气，但又一时不知道该责骂谁才好。最后，团里决定将这些中毒的战士组成一个后备队，先让其他战士将他们背到后河对岸休息，等到身体恢复之后再出发追赶部队。

经过了长达10个月的磨练，大家都有经验，知道掉队后在一天之内很难追上大部队，通常总是要花费两三天的时间。更危险的是，我们已经是后卫部队了，在我们后边再没有红军，只有敌人。

团长要亲自带领这支后备队，而我则主动报名担任他们的炊事员。然而，老吕不同意团长带队，他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说我们是红军中最精锐的战斗团之一，中央信任我们，才派我们担任后卫任务，你丢下部队带后备队，这是对中央的不负责任，也是个人英雄主义。团长无话可说，只能同意由老吕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这次变动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老吕没有其他战斗指挥员的坏脾气，而且他还是我的朋友。

大队红军开拔了，而我们又休息了一天一夜，直到转天早上才出发，但在这期间，又有两名中毒的战士牺牲了。

这是我进入草地之后的第五天，我自己的粮食也吃光了。我们团出发时，团长让全团战士搜尽挖绝，给我们凑了十来斤粮食。这大约是我们团仅有的粮食了。在毛尔盖筹粮的时候，因为我们团被调去保护中央领导开会，很晚才动手筹粮，储备的粮食也最少。虽然中央领导专门为我们补充了一些青稞麦，但进入草地的时候，每位战士身上的粮食也不过两三斤。

我不知道团长他们在后边几天吃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后边几天吃什么。但是，在草地中挣扎了5天之后，我倒不像刚开始那么担惊受怕了。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只要勇气没有消失，含着大拇指我也能走出这片烂泥塘。

此时，在我的宝库中只剩下最后一根参须、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因为要照料六十多位病人的饮食，我决定把这根参须留到能当即救人一命的时刻再使用。

我们排成一列纵队，老吕在前边引路，我留在最后，一步三摇，在草根纠结而成的地面上前进。这里的地面看不到土，但很结实，毒水也只汪在草根上。草根很硬，被前边部队踩断的草梗也很尖利，我们大多数人都光着脚，将剩下的最后一双草鞋系在腰间。我们必须得把这双草鞋保护好，只要走出草地，穿上它我们就可以战斗。也正因为如此，战士们的脚几乎都被草根和草梗扎破了，但又不往外流血，只从肉里渗出粉红色的水。

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都来过之后，太阳出人意料地跳了出来。阳光白亮亮的像闪烁的刀锋，在草地上劈斩开大片细碎的花朵，鲜艳得令人起疑。

我从来也没有梦到过这么多的颜色，有让人胃口大开的黄，有令人心痒难挠的蓝，也有深沉得看不见底的红……。老吕在前边传下命令：休息15分钟，晒脚。

战士们各自找一块草根密集的地方坐下来，将步枪的背带挂在脖子上，脚架在枪身上，仰面朝天，身子向后倚，用屁股在草根上找好平衡。大家都休息了。

老吕没有休息，他从队前往后走，仔细检查每一位战士的脚，用牙齿替他们拔除深陷肉中的尖刺，吮出伤口中的毒水……

我也在休息，将身子倚在大铜锅上，脚下架着我的茶杯和饭碗，仰着脸，让阳光径直照在眼睑上，感觉舒服得很。5天没见阳光，我已经忘记了高原上的阳光有多么可爱，但是，只过了一会儿的功夫，那阳光便射穿了我的眼睑，溜进后边的大脑，在我的脑子里搅起一片金色的花朵。

午后出发，草地的状况又变得很糟糕了，地上的毒水淹没了我们的脚踝，草根也不再结实，到处都是糟烂的空洞，满含毒素的烂泥粘在脚上，像是给我们穿了一双服刑的“铁鞋”。沿途也像前几天一样，可以看到稀稀落落的泥潭标志。这是前边的部队在警告我们——每一处标志下的泥淖中至少会有一名红军战士。

此时，我们的队伍也发生了变化。许是阳光太过强烈了，有些中毒的战士出现了幻视幻听的状况。

蘑菇中毒是件可怕的事，因为它毒害的不是你的肚子，而是你的神经。是神经吧？要不就是脑子？关于这一点，我没能记住我师傅是怎么说的。我不是个好学生，但还是记住了一些，我师傅说有的蘑菇毒性很特别，它要等到三五天之后才真正发作。我问会怎么样？我师傅说当然是发疯啦！

我们只有两个健康人，却带着六十多名中毒的病人，难度确实很大。最初大家排成一列纵队慢慢走，我们的责任只是帮助那些最虚弱的战友，还能勉强应付得来。但此时，经常会有几名产生幻觉的战士，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嘴里讲着温柔的低语，离开队列，向没人走过的地方，或是向着已经做出泥潭标志的地方走去。

大多数战士都帮不上忙。我相信他们此时正将全部精力用来对付体内的病痛，对于外界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只是机械地移动脚步，勉强跟住前边的战友而已。队伍中间也有几位中毒较轻的战士，但他们的体力只够照应近旁的战友，将他们放在身前，慢慢地推着走。剩下大部分离队的战士，都要靠我和老吕跑过去将他们拉回来；然后他们再跑出去，我们再将他们拉回来。

我和老吕就像是一对牧羊人。

天将傍晚，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一处微微隆起的小土坡。那里有大部队打尖休息的痕迹，没有宿营的痕迹——我们这一天只走了大部队半天的路程。但我和老吕都很有成就感，在我们的照管之下，没有一位战友陷入泥潭牺牲。

这片小土坡的面积不是很大，我放下大锅便提着口袋去找野菜。老吕跟在我身后，手中提着一把柴刀，表情痛苦。我给他解宽心说：我们是支小部队，机动灵活，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我担心的不是战友，我担心的是你。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得替你准备一个应急方案，也免得万一我先死了，你一个人措手不及。他这话让我挺生气，只好老实不客气地叫他闭上乌鸦嘴。

我知道老吕不是胆小的人，听说他作战很勇敢，受过很多次伤，立过很多次功；也知道他不是自私的人，他虽然是指挥员，但对战士非常关心；我更知道他不是婆婆妈妈的人，因为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很有决断。他现在的心情如此沉重，只能说明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是的，要独自带领六十几名精神恍惚的病人走出草地，这个担子实在太重了。

但是，这个担子他必须得自己挑，我帮不上他的忙，我所能做的只有让大家都别饿死而已。然而，要想让大家不饿死可没那么容易，因为我发现，土坡上的野菜早已经被前边的部队采光了。

进入草地之前，我知道各个部队筹备的粮食都很少，而且许多战士虽然是农民，却不认得这个地方的野菜，于是我采了一些野菜的样子，主动到各部队里去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沿途该找哪些野菜来吃。进入草地的前三天情况还好，大家都还有粮食，便不怎么采野菜吃，所以我们这些粮食最少的后卫部队在路上和宿营地还能找得到野菜。

如今大家的粮食都吃光了，两三万大军从这块小土坡上经过，地上的野菜自然被一扫而光，只给我们留下一些野菜的秃根，断茎处冒出来的那一滴白浆也早被阳光晒干了。

在小土坡上还有些矮小的灌木，老吕手挥柴刀正在为我砍柴，而我则呆坐在地上想办法。我这不是慌张，也不是害怕，此时我早已不再害怕了，我确实是在想办法。

我现在只有十来斤青稞麦，牢靠地藏在大铜锅里；小土坡上只有灌木和青草，还有大片红军战士留下的粪便，原有的野菜早已变成前卫部队的腹中之食了。

我在想，我们到达后河的时候是进入草地的第三天，大家在河岸上烧火做饭。第四天早上，有的部队忙着开拔，有的部队忙着渡河，大家没有时间烧饭，便只能吃青稞麦粒或者什么都不吃。既然我们比大军晚出发一天，那么这片小土坡就应该是大军出发后的第一个休息地点，也就是说，这里的粪便必定是他们在后河吃过早饭以后的第一次大便。

我伸手捞起一把粪便，很湿，不是很臭。我用手将粪便捻开，手指上留下了几粒硬硬的种子。看哪！看它们那扁平的样子！中间宽，两头尖，身上还带着六条漂亮的棱！我说的没错吧，正是青稞麦粒。那个刻薄的老笑话怎么说来着？他们说一个吝啬鬼带着一条狗出远门，仅吃了一顿炒大麦便出发了，一路上人屙了狗吃，狗屙了人吃，讲的一定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心中警告自己：当心，不要太激动，要冷静，既然有了粮食，就一定还有好事，还应该有更美妙的东西在等着我发现。地上的野菜是没有了，但野菜的根还在，我知道这个地区有几种野菜的根是能吃的。天哪！南来北往的各路大仙哪！你们看看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早些时候你躲在哪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出现！

我发现，那些野菜的断根居然是野胡萝卜，咬在嘴里甜丝丝的，有些涩，不脆，但毕竟有甜味，有营养。我连忙抽了自己两个嘴巴，以免这是幻视幻听。

下了大雪山之后我曾经找到过野胡萝卜，但只是很偶然的发现，一两根而已。因为没有实物让我教会大军认识这东西，我们今天才有福了。

等等，还有什么？灌木丛中有几株稀疏的野薄荷和野韭菜，已经很老了，不受吃，但如果炖肉它们却是极好的香料。可是肉在哪里？我游目四望，发现周围只有人，没有肉。

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不再找肉了，只将发现野胡萝卜的事告诉战士们，让他们帮我来挖。战士们听说有东西吃，便一窝蜂地爬了过来，拿出刺刀、小刀、汤勺等五花八门的工具，趴在地上奋力地挖，挖出来便带着泥土塞进嘴里香甜地嚼。

我不能让他们生吃，但又制止不住。最后还是老吕有办法，他对大家说：后边没有红军了，这些好东西都是我们的，但吃了生吃胡萝卜要拉稀闹肚子，我命令你们再忍一会儿，只要把这片胡萝卜挖完，我保证给大家炖肉吃，你们说好不好？

战士们都抬眼望着他，目光热切而迟钝，过了半晌才暴发出一阵狂热的欢呼，然后又埋头去挖野胡萝卜。这一次没有人再生吃了。

但是，拿什么肉给战士们吃呢？我担心老吕要学佛祖割自己的肉，便端着半锅大粪将他拉到水边，一边从粪便中淘洗青稞麦粒，一边问他哪里来的肉？他说山人自有妙计，你就瞧好吧！

说实话，从粪便中淘洗麦粒的工作，我原本没打算让战士们参加。一个炊事员不能让战士吃饱，这本身就够丢人的了，更何况……。不想，战士们挖光了土坡上的野胡萝卜之后，便每个人都端着自己的饭碗盛了粪便来帮我淘洗。

这天晚上，我们六十多人千真万确都吃上了野胡萝卜炖肉，而且锅中还加了至少15斤的青稞麦。战士们都说，在肠胃里走了一遭之后，这些青稞麦倒是更容易煮烂了。他们说的是实情，我吃到嘴里也是这个感觉，很容易嚼烂，也很有麦香。

唯一让我感到丢面子的是，虽然加了野薄荷和野韭菜这些香料，但我炖的肉却不香——我们总共炖了6条皮带两双皮鞋，非但不香，而且难嚼得很。

老吕拍着我的后背说：老伙计，炖肉的手艺还得练哪！但他的脸上却高兴得眉飞色舞。他确实应该高兴，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老吕没有让大家失望，是他想到的皮带也是肉。

晚饭后，我对大家公布了食物储备的详细情况，越是在艰难的时刻，越是要让大家对真实的情况心知肚明。我举着我师傅的干粮袋说：今天我们没消耗掉一粒存粮，剩下的青稞麦还是十来斤。

肚子里暖烘烘的战士们为我欢呼，鼓掌。我又举起一把手指长短的野胡萝卜说：仰仗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还剩余了32根胡萝卜、10条皮带、3双皮鞋和一捆炖肉的香料，我向大家保证，明天晚上我一定把肉炖得又香又软。战士们再次为我欢呼，于是我陶醉了，一颗心仿佛要裂开一般，感觉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快乐过，而且从来也没有像爱这些战士那样爱过任何人。

进入草地后的第六天居然是个大晴天，阳光比昨天还要锐利，但是地上的草根却越发地糟朽了，空气中飘浮着一股酸臭的气味。沿途没有烧饭的痕迹，没有野菜，什么都没有，只有些饿死的战友。这是我进入草地以来第一次见到饿死的同志。

到了午后，饿死或累死后倒毙在路边的战友越来越多了，许多中毒较深的战士便开始激动起来，口中自言自语，脚下也没了方向。他们的激动影响了其他人的情绪，渐渐的，整齐的一列纵队变成了杂乱的一团，很快又由杂乱的一团变成了分散的一片。大家就这样信马由缰地四下里乱走，没有队列，没有组织，甚至没有人的言语。

我和老吕四处奔跑，也有少数已经痊愈的战友在帮助我们，试图将大家重新聚拢在一起。但发病的战士太多，他们分散开来，不停地乱走，已经有人陷入了泥潭。我对远处的老吕拼命地叫喊，问他怎么办，心中焦急得想要大哭一场。

突然，老吕高声喊叫起来，紧接着几名痊愈的战士也跟着他喊叫起来，最后，所有中毒的战士也一起喊叫起来。他们边叫边笑边跳，向老吕的方向聚拢过去，在锋利的阳光和腐臭的草根之间回荡着一片欢快的声音——开饭喽！开饭喽……

然而，我没有时间欣赏这虚假的欢乐场面，我发现落在后边的两位发病的战友已经深陷泥潭，正一边应和着老吕的声音高叫，一边嘻嘻哈哈地往对方身上丢烂泥，高兴得不得了。

我一边大声召唤老吕，一边飞快地向他们奔去。我身上背着那口该死的紫铜大锅，累得我跑不动，于是我动手去解系在胸前的绳扣，但刚一分神，便感觉脚下一软，知道自己误入了泥潭。

这里的污泥很是浓稠，我的身体下陷得并不快，所以我没有奋力蹬腿，而是将双腿蜷缩起来，盘在身下，羊毛长袍的下摆也被污泥推上来，围在我的腰间。我再次向那两位战友望过去，发现他们离我一丈多远，只有双臂和头露在外边，手上还在软弱无边地丢着烂泥，声音却没有了。回头再看其他战友们，我看到老吕带着几名战士聚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正在想办法；更远处，其他中毒的战士们都很听话地坐在草地上——晒脚。

我对老吕挥了挥手，叫道：快走吧，别瞎耽误功夫啦。老吕却说你小子给我闭嘴，难道你想偷懒，让我一个人照顾这么多疯子吗？我说没办法，您受累吧。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死，看到陷落的两名战友已经没了踪影，我就更不想死了。但是，如果我不死，老吕就不能放心地离开，我也成不了英雄。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想过英雄这件事了。是的，我居然把它给忘记了。

此时，老吕已经将两枝步枪的背带结在一处，然后把步枪横在身下，像我们北方在冰上救人一样，慢慢地向我爬过来。我注意到他的表情非常紧张，他一定是担心我会牺牲。是的，如果陷在这里的是他，我也会同样紧张，不想让他牺牲。如果此时有人说必须得由我一个人从草地中救出这六十多位病人，那么我宁可选择牺牲，因为这项任务太重了，我承担不起。

老吕已经爬得很近了，像是怕吓着我，轻声对我说：你把行李解下来，然后伸手给我。

我刚刚解下大铜锅，身子立刻便往下一沉。老吕一定是发现情况不好，忙将身子向前跃起，一把揪住我的袖子，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全都陷在了泥潭里。即便如此，老吕还是揪着我的胳膊拼命往上提，但越用力，他自己陷得就越深，很快烂泥便淹到了他的上腹。

胸部被烂泥挤压住，让他吸气很困难，脸色变得黑紫，但他口中却在生气地骂我：小子，你净给我添乱。听到这骂声，我便又想起了我师傅。我师傅跟老吕绝不是同一类人，但在将死之时，我却将他们二人想到了一处。

被我丢在一边的大铜锅并没有沉入泥潭，甚至没有一点下沉的迹象，它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待在那里，像是在等待下一顿晚饭。我突然明白了，那位顶替我担任炊事员的新战士前几天也是这么死的，他解下了大铜锅，失去浮力，于是就牺牲了。

我连忙伸手抓住铜锅的耳朵，身子用力往上靠，同时另一只手抓住老吕的衣领。下沉停止了，不，不是停止，只是慢了下来。于是我用手臂夹住大铜锅的耳朵，将系住这只耳朵的绳子在老吕的上臂拴牢，再将绳子的另一头系在一束野胡萝卜上，然后用力向守在一边准备救援的战友们丢过去。不行啊，我在泥潭里边使不上力气，只将绳子丢出去几尺远，战友们根本拿不到。我忙又将绳子拉回来，很怕他们像老吕一样冒险上前。

看来，我只有爬到大铜锅上，才能将绳子丢得足够远。但是，等我往铜锅上一爬，那铜锅立刻就开始下沉。锅里的东西太重了，再加上我，让它失去了浮力。

我立刻掏出锅里的东西丢在一边，然后将铜锅另一只耳朵上的绳子拴在老吕的另一只手臂上，这样以来，污泥虽然淹到了他的胸口，但他的人却被吊在的大铜锅上，不再下沉了。

我用一只手扒住锅沿，猛地喘了几口粗气，休息一小会儿。有这只大铜锅保佑，我们暂时还死不了。但是，我发现老吕这会儿却突然发病了，他的眼睛向上翻起，嘴巴大张，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话也讲不出来。这可不是因为烂泥的挤压造成的，这必定是消渴症引发的心口疼。我见过这种情况，如果不能立刻救他出去，几分钟之后他必定会死。

我奋力爬上大铜锅，将菜刀系在绳子头上，拼尽全力丢给泥潭边上的战友们，同时高声叫道：你们先不要动，听我的命令。然后我从锅上爬下来，又检查了一遍吊住老吕的两根绳索，这才从怀中取出我的宝库，将那小半瓶云南白药倒入老吕的口中。

云南白药跟心口疼和消渴症都八杆子打不着，但我希望白药里的血竭和没药的镇痛作用能让他振奋精神；即使药性没有用，白药的粉末呛到鼻子里，让他打几个喷嚏也可能会转移他心口的疼痛。

好啦，是生是死就在这一刻了。我将拴在铜锅另一只耳朵上的绳子头系在自己的手腕上，对战友们大叫一声：拉呀！

捆大铜锅的两根绳子各有九尺来长，如果战友们能将老吕和大铜锅一起从泥潭中拉出来，拴在绳子另一头的我也就有救了。

被我们两个人折腾了半天，泥潭已经很稀松了。我的身子下沉得极快，老吕刚刚被拔出泥潭，我就已经淹到了胸口。听天由命吧！我将最后一根参须吞了下去，提起羊毛长袍往头上裹了一包空气，然后将手柄中空的铁手勺像根苇杆一样竖着咬在口中，什么也不想，老老实实地沉了下去。

就在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系着绳子的手腕猛地一紧，接下来便是刻骨的疼痛，于是我知道，我用不着牺牲了。

我最终也没能将老吕救活。他因为心口疼牺牲了，而我却得救了，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不是英雄。那位穿红裤子牵毛驴的老者说得好，“想成为英雄的念头是多么的令人苦恼”。即使现在我不想英雄的事，只想活命，只想救活战友，但我仍然很苦恼。或许，我想成为英雄的想法本身就是老者所说的执着，因为我一心要成为英雄，身边的战友才纷纷地因我而牺牲。

战士们说我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也没牺牲，身上必定有大福气，一定能带领大家走出草地，便选举我代替老吕当队长。当晚，我带领战士们早早宿营了。

最后的一点粮食都被我糟蹋在泥潭里，我们六十多人只剩下那几条系在身上的皮带和3双挂在腰间舍不得穿的皮鞋，没有青稞，没有盐，没有香料，也没有野菜根。宿营地周围倒是还有一些稀湿的红军粪便，但里边已经见不到珍贵的青稞麦粒——想必大队红军也已经断粮了。

战士们并没有因为我丢了粮食而责怪我，大家都躺在一条长长的土埂上休息，几位身体痊愈的战士帮我拾草根，打水，我负责“炖肉”。没有老吕在身边，我感觉很孤单。

昨天我有那么多的柴火，把皮带和皮鞋炖了很久，但依旧是不熟不烂。当时我还特地捡了一小块最薄的鞋面尝尝，结果哽在喉咙里，不上不下地让人难过。今天没有那么多木柴可烧，战士们捡来的多是些湿草根，怎么办？

湿草根很难点燃，但我又舍不得使用子弹中的火药。战士们的每枝枪里最多也只有5发子弹，少的才有3发，万一走出草地后发生战斗，这些子弹可是不够打一仗的。除了子弹缺少之外，这两天中毒的战士都处在精神恍惚的状态，其中许多战士在无意间将武器丢在了半路上。宿营的时候我特地清点过，算上老吕，这几天我们后备队总共牺牲了8位同志，还剩下59人，但只有25枝步枪。

我将宝库中的那枚小小的燧石紧捏在手指尖，打起火来很吃力。因为火镰丢在了泥潭里，我只能找战友借来一支枪栓打火。花费了很多力气，但草根太湿，点不着。没有办法，我只好从身上撕下一只衣袖，这才生起了篝火。

皮带被我剁成了小块，皮鞋也拆成一片片的皮革，然后我用战士们擦枪的通条将皮子穿起来，放在火上慢慢地烤。最先散发出来的是一股焦臭的味道，说明这些皮革都是真正的好牛皮。慢慢的皮面开始卷曲，粗糙的一面燃着点点火星，光滑的那一面开始冒起油亮的气泡。这就对了，虽然有几年没做，但这道工序我还不会忘记。我师傅在教我这门手艺的时候用烟袋杆敲打着我的脑袋，恶狠狠地说：这普天之下哪有我这么好的师傅？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是我不怕，我教给你，看你小子挣了大钱会不会孝敬我？

我没有忘记他教我的手艺，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孝敬他老人家了。我师傅当时还告诉我，皮上起了油泡之后就该拿碱水泡。我没有碱水，便动员战士们往大铜锅里撒尿，然后我在尿中洗泡烤过的皮革。

我师傅他老人家确实手艺高，烤过的皮子被这些“碱水”一泡，立刻便松软起来，而且显出了牛皮原有的粘性。我师傅又说：碱水洗，清水漂，然后码在大砂锅里，下边垫上火腿骨，上边盖着拆开的整鸡，文火慢炖三天三夜——我师傅他老人家这是在教我发制“熊掌”的手艺。

第一次跟师傅学习这门手艺，我守着灶台四天没睡觉，等到了大功告成的时候，我师傅却将发好的熊掌自己拿去下酒，只让我找来一只风干的猪前肘和一只牛蹄，再加上发熊掌的原汁造了一只假熊掌给顾客送去，而且照例得了赏钱。我那可怜的师傅，当初他可算不得是个好人哪！

我没有三天三夜文火慢炖的功夫，但终究还是将这些皮子炖得能吃了，为此我很有成就感，战友们对我的夸赞也让我很受用。只是，这一夜我却没睡好。

晚饭后，我像老吕一样四处察看战士们的情况，无意间望见东边很远的地方有篝火的光亮。我连忙熄掉篝火，沿着土埂朝东走了一段路，但还是看不清。他们距离我们至少也有两三里远，我只能看出来那是两堆或者三堆篝火，其他的什么也看不清。

回到宿营地，我发现有几名战士也在朝这边张望。他们问是什么人？我说只有两三堆火，不会是我们的人，多半是藏兵。

自从我们进入藏民区，便发现国民党军队在藏民中间造了许多谣言，让他们对红军充满了敌意，所以经常发生掉队的战士被藏兵劫持的事。红军进入草地以后，藏兵们便分成许多小股，骑着一种蹄子特别肥大的马追踪我们。他们的目的就是缴获我们手中的枪和子弹，扒我们身上的衣服，并不常杀人，但被扒掉衣服的战士多半会在夜里冻死。

战士们问我怎么办？我说还能怎么办？反正夜里他们过不来，还是先睡觉吧。我在战士们面前故意把自己装扮得像诸葛亮一样平静，但整整一夜我也没能合眼。

这天夜里没有下雨，而是下起了大雪，积了厚厚的一尺。天光放亮之后我看到，雪落在毒水中立刻就融化了，但积在草墩和草梗上的“雪堆”则像是一只只奇形怪状的动物，疏疏落落排到天边，不像是人间的景致。

远处的藏兵也发现了我们，骑着马，远远地兜圈子，一时还不敢接近。但此时我还顾不上他们，我必须得一个一个地检查战士们的情况，结果发现有3名战士牺牲了，有25名战士已经痊愈，其他战士的中毒症状也减轻了许多。

我让众人推选出一位战斗指挥员，他们推举了一位排长；又让他们选出神枪手，结果有5人报名。排长给每位神枪手配了两名助手，将他们分成5组，只许神枪手开枪，助手负责替他扛枪装子弹。

我指挥另外几名痊愈的战士按照病情轻重将病人们相互搭配，5个病人一组，用捆紫铜大锅的绳子将他们拴成一串，每位痊愈的战士负责一组，而我负责前后照应。战士们都是品格高尚的好同志，并没有因为我是炊事员而轻视我，反而热心地帮助我工作。

藏兵们骑在马上，举着带支架的步枪，嘴里嗷嗷叫着向我们冲过来，但还没到射程之内他们就圈马回去了。如此几次，排长告诉我，他们也害怕，不知道我们的情形不敢冲上来。

我问他们有多少人。瘦小的排长让两名战士抱着他的腿将他举起，伸指数了一阵，告诉我有28或30人，每个人都有马有枪，而我们总共只有93颗子弹，正面战斗必定要吃亏。我没了主意，他却笑着说，用不着杀死每一个人，只要能把他们吓跑就行。但是我知道，这些藏兵的脾气执拗得很，一时半会儿不会改主意。

藏兵们冲得更近了，已经能够看清楚他们的胡须。他们分成两队，但并不直接向我们冲来，而是策马由东向西沿土埂的两侧冲过，然后在西边远处交插，回头向东再从我们的两侧通过。他们一边叫一边射击，排长却不许射手们开枪。

等他们再来时，离我们就更近了，排长下令开枪，藏兵们则拼命地打马向远处逃去。然后排长问射手们都打了几枪，有的说打了3枪，有的说打了4枪。排长命令他们下一次听他的口令，他每喊一声，每个人就只许放一枪。这个办法果然管用，藏兵们从西向东回来的时候，我们射中了一匹马。跌下马的藏兵被同伙救走了，那匹马却在挣扎中撕开了糟烂的草根，陷入泥潭。我真是可惜那好几百斤肉，全都糟蹋了。

进入草地的第八天，我们仍然在与藏兵对峙。到了第九天，战士们已经痊愈大半，但我们也牺牲了3名同志，一名中弹，另外两名是饿死的。

只是，那些藏兵还缠住我们不放。排长说，这些家伙知道我们没有粮食，他们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里。我对排长说我们必须得离开这里，按照正常情况，我们离草地的边缘最多还剩下两天的路程，坚持一下，红军大部队一定会来接应我们。

于是我们出发了，加上刚刚痊愈的战士，射手们被分成12个小组，队伍排成两列纵队，排长端着枪走在前边，我背着大铜锅走在最后。战士们虽然两天多没吃一粒粮食，但精神还不错，嘴里高唱“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我觉得，除了饥饿，这支队伍毫无缺陷。

藏兵们见我们唱着歌走出来大约很吃惊，勒马远远地在东面跟着，既没往上冲，也没开枪。到了午后，雨也下过了，雪也下过了，那些藏兵一定也等得心焦了，便排成一队向我们冲过来。但他们仍然是在吓唬我们，兜一下圈子又回去，只把我们的行军路线逼得越来越偏西。我知道，这些藏兵是想逼我们离开大军的行军路线，迷失在草地中。

晚上宿营前，我们又有两名战友累饿而死。

进入草地后的第十天，我们迷路了。路上再也找不到大军的痕迹，没有牺牲的战士，没有泥潭的标记，什么也没有。那些藏兵们似乎也在犹豫，无法决定是不是跟着我们继续走，过后他们大约想出了更坏的主意，开始不断地从前边冲击我们的队伍，我们的行军路线不得不更偏西了。

这天中午，我以为该是为革命尽忠的时候了。战士们全都横七竖八地瘫倒在毒水里，枪横在肚子上或丢在一边，似乎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我拖着大铜锅勉强爬到排长跟前，问他怎么办？他却将脑袋枕在另一名战士的腿上，盯着远处的藏兵，话也没有力气讲。

藏兵们先是试探着在我们近前来回跑了两趟，显然看出了便宜，便策马径直向我们奔来。堪堪就来到近前的时候，排长突然翻身爬起，对着后边的战士们高叫道：咬胳膊。

射手也都翻身而起，各自在自己的胳膊上狠咬一口，疼痛让他们立刻精神了起来。排长又大叫：架枪。两名助手一个跪在射手身前，另一个将步枪架在他的肩头，并且帮助射手把枪扶稳。

这突出其来的变故让藏兵们吓了一大跳，后边的藏兵慌忙圈马而回，前边的几个却收不住马，向我们直冲过来。这时排长又大叫一声：打了吧！

当先的那匹马同时中了5枪，一下子栽倒在我们跟前。紧跟在后面的那匹马被它绊住，跌到了我们的队伍里，立刻便有那机灵的战士上前紧紧拉住马嚼子。马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但两名藏兵却逃走了。

这一场打得漂亮，大家都在欢呼。我把大铜锅解下来，割开中枪的那匹马脖子上的血管，接了半锅马血。战士们你一杯我一碗喝着马血，算是进入草地后第一次破例吃了午饭。

到了即将宿营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望见远处的山峦。总算要走出草地了，大家都很兴奋，但藏兵却还在纠缠我们，他们占据了我们前进路线上的宿营地，又派出一队骑兵在东边游弋，硬是逼着我们往西走。

向西走出去四五里，我们选择了一处树木茂密的小土岗宿营，跟随我们的藏兵也回去了。看来，要想走出草地，明天无论如何还得再打一仗。值得庆幸的是，草地的夜晚还是安全的，没有人胆敢在夜间的草地上行走。

战士们用那匹缴获的战马将死马驮了回来。我支起大铜锅，将那匹死马剥皮取肉。两匹马的背上都带有皮囊，里边有少量的盐、青稞面、牛肉干和牛油；宿营地里有取之不尽的木柴，各种各样的野菜，还有大片的蘑菇。

没有人要吃蘑菇，大家要吃炖肉。如今有了好食材，当然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我将马的里脊肉和通脊肉剁碎，再加上切碎的野菜，然后用青稞面勾芡汁，给战士们熬了一大锅香气扑鼻的菜肉粥。

吃过粥之后，战士们还要吃炖肉，我只能好言相劝，告诉他们饿得狠了不能直接吃肉，我夜里会再给大家熬一大锅肉粥，等大家的肠子和胃都缓过劲来，明天早饭就可以吃炖肉了。

战士们都是好样的，不单懂道理，而且吃得饱睡得香。等大家都睡下之后，排长对我说，藏兵知道我们有了吃食，就不会像前几天那样等我们饿死，他们明天必定会在半路上拦截我们，而我们现在只剩下26发子弹，根本打不赢这一仗，现在你得替大家拿个主意才好。

打仗的事我一窍不通，没有主意，但我却在想另外一件事，便问排长，你说我们现在离走出草地还有多远的路程？他说最多四五十里。我说如果吃饱了半天就能赶到吧？他摇摇头说，若是往日没有问题，现在恐怕不行。

有了食物却没有子弹，怎么才能打退这些藏兵呢？我心中焦虑，便问排长：你好好想一想，用26颗子弹怎么才能打败那些藏兵。排长想了想说，只有打伏击。我说那就打吧。排长说不知道前边的地形，没有办法设伏。我说今天晚上有星星，让我提前出去侦察一番就是了。排长说你是炊事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设伏，还是得我去。我说你万一要是回不来，明天的兵谁带？

我们两个人争论了半宿，一直到战士们半夜醒来喝粥时也没有结果。最后大家围着粥锅开了个民主会，决定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能去，而是另外推选了两名战士前去侦察。我给他们带上一点盐和牛肉干，送他们到草地边上说，你们天亮前一定要赶回来吃炖肉。他们说给我们多留两块肥的，便去了。

进入草地后的第十一天，出去侦察的战士只有一个人回来了，另外一名战士走夜路陷进了泥潭。这一天藏兵们也早早地赶到我们前边，策马往来驱驰，打算将我们继续往西赶。我们没有上当，而是决定再休息一天。

这一天一夜，我为战士们做了六顿饭，希望他们尽快恢复体力。午夜未到，排长便从自愿报名的战士中间挑选出12名身体状况最好的组成了一支伏击部队。我给他们每个人准备了一大包煮熟后又切成小块的马肉，可以保证他们在射击的同时也能进食。然后我以队长的身份命令他们：埋伏好之后不许盲目出击，我在中午之前一定会带着队伍赶到伏击地点。排长则说不管我们最后能有几个人到达伏击地点，只要你们准时到达，我们就一定会打败这些藏兵。

排长他们出发了，留下来的战士们并没有害怕，只是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定。这也难怪，明天我们这些人要穿越四十多里的草地，还要面对武装的骑兵，而我们的枪里却没有一颗子弹。

进入草地后的第十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在营地里燃起一大堆篝火，希望能迷惑藏军，让他们以为我们正在做早饭，然后我带着队伍出发了。

这又是一个好天气，没有雨雪，草地上的毒水最深处也只有一尺。在行军路线上，有排长他们用灌木枝为我们做的标记。我们排成两列纵队，跑步前进。若在以往，跑步行军我们一天能走一百多里，但现在不行了，大家虽然休息了一天两夜，但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出发后不到半个小时，行进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藏兵们好像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远处也听不到马蹄践水的声音。于是我让大家跑一段便停下来喘几口气，然后再跑一段。天亮时，我们已经能清清楚楚地望见草地外边的山坡和树丛，飞鸟也来到我们的头上盘旋。我为大家点起了几支火把，但并不是为了照亮路程。就在这个时候，藏兵来了，马蹄将毒水踢起一丈多高，自东向西，风一般径直朝我们奔来。

他们一定是被我们的计谋给激怒了，不再在我们身边绕圈子，而是用步枪上锋利的枪架对准我们，径直冲入我们的队伍。

我对大家高声喊道：蹲下身子，点火把。几十支缠着军装撕碎的布条并且涂了牛油和马油的火把燃烧起来，战士们挥舞火把迎着藏兵冲过去。那些长着肥蹄子的藏马必定没见过这阵势，身子一偏，便从我们的队伍中穿了过去，但我们还是有两名战士被藏兵刺伤了。

我借着这个机会和战士们抬起伤员向前猛跑，这时藏兵又从西边冲了回来，这一次他们开枪了。我再一次高喊：蹲下身子，投火把。几十支火把向斜刺里冲来的骑兵头上飞过去，藏兵们又一次穿过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又有两名战士中弹受伤了。

藏兵的第三次冲锋是从我们的身后兜过来，他们不再排成一线，而是像我们一样排成两列，一边冲锋一边射击。我第三次高喊：扔掉背包，上马。

我是队长，我排在最后，骑兵最先追到我的身前，所以我必须得为大家做出榜样，才好鼓起战友们的勇气。我瞅准当先来到的第一个骑兵，在他冲过我身边的时候便猛地跳起来扑向他。

我在城市里长大，只见过马，没碰过马，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但与这种马近身肉搏我并不担心，因为这种马太矮了，如果是这么高的矮墙头，我平日里一跳便能骑上。

我最初的想法是扑上去抱住马脖子，翻身上马，然后再将马上的骑兵打下去，夺了他的枪。但是我想得太容易了，那马跑得很快，我这一扑只抓住了藏兵的袍子和马鞍带，马牵着我往侧面一冲，又让我腾出手来抓住了马鞍和骑兵的腰带，然后拼命地往马上爬。那藏兵一定是被我吓了一跳，也没开枪，只是回过身来拿枪托打我的后背，用拳头打我的头，而我则一口咬在他的大腿上。我现在已经顾不得光脚被拖着在草根上磨的痛处，只想着如果不把他弄下来我就得死在这里。

这家伙的皮裤太厚了，我知道自己没咬着他的肉，但牙齿毕竟给我借上一点力，让我腾出右手向上去抓藏兵的袍子，想抱住他之后一起滚下马来。但是我没能抓到他的袍子，却拉出了他横插在腰间的长刀。藏兵许是见我拉出长刀便害怕了，他用枪托使劲敲我的手和头。这时我再也抓不住了，手一松，门牙也被扯了下来，但我还是一刀插在他的马屁股上，然后便一头栽在烂泥里。

等我擦干净脸上的泥水再看，不禁高兴起来。我们抓住了两名俘虏，缴获了三枝步枪，枪里都还有子弹，但是，我们自己也有7名战友受伤了——我掉了门牙不算，他们受的都是枪伤或刀伤。

藏兵们远远地跑到草地边上，好像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带领着战士们径直向他们冲去，只要冲过他们的堵截，便战胜了这块该死的草地。

杀呀！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我们昂着头，高声大叫着，有些战友举着空枪，有些举着死马的大腿骨，有些举着木棒，而我则冲在最前面，手里高举着我师傅送给我的出师礼物——王麻子切菜刀。

藏兵们分散开来，将马稳稳地停在草地边上，端枪向我们瞄准，然后枪响了。我身边的战友倒下一个，又倒下一个，但我们大家仍然高声叫喊着，挥动着手中的武器，拼命向前冲。这种拼尽全力的冲杀，甚至让我感觉到一种脱胎换骨或是灵魂出窍般的快乐。

突然，我看到藏兵背后的山坡树丛中又冲出来一队人马，队形一字排开，全部是跪式射击姿态，然后一排枪打将过来，藏兵们的马立刻就像是遇到了马蜂一样暴跳着四散开去。是排长带领着神枪手接应我们来了，我准确地将战友们带到了离预定的埋伏点一里多远的地方。

但我们中间没有人停下脚步，依然向前冲，口中依然不住地高声大叫，手中的兵器挥舞得依然是那样有力，向掉头奔逃的藏兵们追杀过去。直等到冲出草地之后，我们大家才发觉自己已经累坏了，便倒在结实的土地上喘粗气。

藏兵是不能杀的，这是上级的命令。排长先把俘虏都打发走了，然后将伤员安置好，这才来到我的身边，笑着对我说：老弟，你小子比我吃了蘑菇还要疯，行，够勇敢的，回去跟着我扛枪吧。

1935年9月9日，我带领着后备队中活下来的48名战士，在一个名叫巴西的地方追赶上了中央纵队。当时大家都很忙，没有人抽空表扬我们，而我们也只想好好地吃顿饱饭，美美地睡上几天，不想，刚过午夜我们就被叫了起来，与红四方面军暂时分手，独自北上抗日去了。

直到过了腊子口，大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知道这次大转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团长召集全团战士开大会，纪念所有在转移中牺牲的战友，嘉奖活下来的战斗英雄，让我大感意外的是，我也居然被算做是英雄中的一员。团长说我在最危险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将中毒的战友带出草地，这比传说中的英雄还要了不起，他决定满足我的愿望，提升我为机关枪手的助手，还要发给我一挺刚刚缴获的捷克式轻机关枪。但我谢绝了团长的机关枪，而是选择了一口搪瓷大锅，用来代替被我丢失在草地里的紫铜大锅。这一年爬雪山过草地长了许多的见识，让我终于发现了自己身上最大的价值——其实我是一个当厨子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