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说中等待

半个天津卫的闲人都听说了,本地最出名的花花公子崔大少,居然用了3年多的时间在等一个人,但到底是在等谁,却没有人能说清楚。1931年9月20号的《新闲话报》上突然刊登出一篇文章,名为《崔大少揭秘》,篇幅之长,仅次于对两天前“九一八事变”的报导,作者是有名的记者红袖馆主,文中说:北伐胜利那年,崔大少一夜之间就把家败了,从此他在日租界著名的大旅社息游别墅门前摆鞋摊度日,然生意清淡,怕是难以糊口云云,……据笔者多方调查,并亲往观察其人数日,种种迹象证实他确是在等候,然被等候者是何等样人,坊间猜测不一,大体上有一十八种说法,其中一十五种说法认为他是在等一个女人……。

崔大少把读过的报纸整理好,交还给息游别墅的账房,随口道:“这个记者可真能白话。”这句话被作为当事者本人对文章的证实,由账房传播出去,于是,人们终于把思想统一到红袖馆主旗下——崔大少其实是个情种,便对他在等待什么样的女人越发地好奇。

当年衣饰光鲜的崔大少,如今穿得不大像样,头上的毡帽已经很破旧了,由于一年四季都戴着,夏天的汗渍在上面留下了一圈圈年轮般的白碱。岫玉的帽正也开了线,他从大襟上取下根针线,重又将帽正的四角钉得牢牢的。这个东西若是被遗失,他这三年也就白等了。

关于崔大少在毡帽头儿上不伦不类地钉了块帽正这件事,周围的人只当他是败家后的精神失常,唯有日本大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一眼便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去年夏天,土肥原偷偷来到息游别墅会见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他本已经走进大门,却又慌忙退了出来,人也没见,便径自坐上汽车离去。根据与他同行的间谍上角利一战后出版的回忆录《我是如何把溥仪带到满州的》记载,回程的路上土肥原对他讲,那人头上的毡帽是个暗号,他必是监视息游别墅的间谍,这对他正在策划的那件大事极为不利。此后,上角利一派人监视了崔大少一个多月,甚至让间谍们假借醉酒撒疯,抢下他的毡帽来细看,却没发现任何疑点,由此上角利一得出结论,土肥原虽然得享大名,但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对崔大少他就看走眼啦。

然而,日本人心粗,他们没有注意到,崔大少那块看似是“五福捧寿”的帽正,其实雕着6只蝙蝠。

通常是早上7点30分,大魁会在上学前路过崔大少的鞋摊,把他娘做好的布鞋送过来。大魁他娘原本是两天才能做一双布鞋,近来她发现了可以雇邻家妇女帮忙干活的诀窍,便每天五双八双地生产,由此她们母子的收入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但这对崔大少的收购能力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大魁的爹是崔大少的拜把子兄弟,除去家里穷,为人无可挑剔。三年前崔大少败家之后,他这位把兄弟一跺脚,离开本地出门闯荡去了,至今没有音信,于是崔大少便让大魁告诉他娘在家里做布鞋,做多少他给卖多少,挣的钱保证够他们母子过日子和供大魁上学。

“他崔大爷,您辛苦啦。”原来是大魁他娘来了,三年多没见面,她并没有见老,却是满面泪水。他忙问:“大魁哪?”她道:“在意国医院里,说是得了白喉。”他问:“得多少押金?”她道:“得100,我手里有80,剩下的就没办法了。”

崔大少想了想,道:“你先回医院把80块钱交上,过会儿我就让人送钱去。”大魁的娘把鞋放下,泪水却流个不停,抽抽搭搭地去了。

崔大少从棉衣里摘下只怀表,拔腿奔了街对面前任黑龙江督军开的当铺,再回来时手中多了一卷现大洋。“老何,”他叫过息游别墅的门役,“你过河一趟,把钱送到意国医院,给大魁他娘。”老何死心眼儿,问:“你怎么不自己送去?”崔大少一摇脑袋,没有回答。

突然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激动得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为了这句问话,他足足等了3年零两个月,不由得他不面热心跳。

那人又问:“要是没有,桃木的也行?”

这一句便与事先设计好的对白不同了,崔大少非常失望,抬眼一看,见问话的是个衣装华贵的女子,想必是刚在息游别墅打了一宿麻将牌,天亮要回家了,才想起婆婆让她给买弓鞋的事,便没好气道:“您往前走几步,盛锡福一准有。”

这前前后后的一切,都被躲在餐厅里观察崔大少的红袖馆主看到了,他拿出采访本做笔记:据息游别墅门役说,崔大少每天早上都会收到一个男孩给他送来的布鞋,但两三年来,却未见卖出去一双。那些鞋到哪里去了?崔大少与做鞋的人是什么关系?……长期在此包房的新一代女校书刘小姐称,崔大少与她是大学同窗,精通英法文字,能写能算,可以轻易在洋行、海关、邮电局找到高薪工作,不想却在此卖鞋自污,必定与感情事有大关联……。

一个多月之后,11月8号,红袖馆主发表了对崔大少的最新报道:众人原以为崔大少在苦苦等候出外未归的恋人,其实谬矣,据可靠消息来源称,……近日崔大少多次委派他给那妇人送钱,少则十七八,多则百十块,而此妇人的丈夫实为崔大少的结拜兄弟,失踪多年,生死不明……。

红袖馆主故意没有写上与鞋相关的内容,因为,崔大少存下来的几百双布鞋,已在前几日被他转手卖掉了。这原也是笔意外之财,前几天日本人找大混混儿袁三爷组织一批闲人闹事,但所有人都明白,替日本人干活,能多弄一个算一个,于是,众人除每日饭食工钱之外,又多要了两双鞋钱。不想日本人脑袋不好使,以为这些人真的要鞋穿,便把这事委托给内藤洋行,而他的大舅子正在内藤洋行当采买,便揽下了这桩生意。钱是按两块二一双领的,但给崔大少的却是一双鞋6毛钱。这种事不能写到报纸上,日本人小心眼儿,万一瞧见了,必定会跟他找后账。

下晚的时候,崔大少看到一群群,一队队的混星子、流氓、青皮光棍儿们光着脑袋,轮着手枪,从他眼前经过,奔华界去了,不一会儿,华界那边传来一阵阵枪声,有人跑回来说是混混儿冲进了华界,一路放枪一路抢,已经抢过了东马路,正往估衣街那边去。他们抢了谁跟崔大少无关,唯一有关系的,是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大魁他娘亲手做的布鞋。

没有了这几百双鞋,他崔大少从此就狗屁也不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有一个从同治年间流传下来故事可为佐证,故事说的也是拜把子的两兄弟,也是把兄富把弟穷,把弟出外谋财,一走三年五载没有音信,等终于回转家来,见老婆孩子倒还活着,只是把兄未曾帮过她们一丝半缕,这位把弟当即大怒,拿刀去找把兄理论,把兄将他领回家中,打开库房给他看。故事讲到此处便有了分歧,《沽上英雄谱》中说是房中存了满满一柜子扇套,而城里流传的版本却说是库房里堆着一两千只柳条筐,反正不管怎么着,那娘俩这几年靠手艺养活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都被把兄派人高价买了回来,让她们赚到的钱足够过平安日子。那位把兄说的好:“我这大伯子要是三天两头给她们娘儿们送钱送米,岂不坏了老弟你的名头?”

这就是“义”,是天津卫老爷儿们最独特的表达“义”的深刻内含的方式,然而,崔大少如今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他失去了物证——那几百双鞋。

大魁那孩子一病不起,花钱如流水,现在对于崔大少来讲,只要能抓挠来钱,让他干什么都行,但他又不能离开这个倒霉的鞋摊,因为,他当真害怕有人来找他时他恰好不在,虽然三年没有音信,但既然约好要相见,那边就一定会派人来找他。现在,他只有变卖家里的东西来给孩子治病,最终不得不卖那批布鞋。

一辆汽车吱地一声停在息游别墅门前,门役上前一躬到地,拉开车门,车里下来一男一女。这车看着眼生,必是头一回来,崔大少放下咬了两口的烤白薯,心中刚转上一点闲心思,却被白薯呛住气管,咳得扑到在地——他认出来,那位从美国大汽车上下来,穿件水獭皮领的毛哔叽大衣,手臂上吊着个妖妖佻佻小娘儿们的,正是他那一个头磕到地的老把弟。

夜里两点多钟,华界那边仍在响着零星的枪声,崔大少的把兄弟终于出来了,后边跟着一群有身份的人在送,那些人的马弁、跟班之类的跑在前边驱赶闲人。崔大少三步两步冲开人群,上前抓住把兄弟的衣袖,张口刚要说话,便被把兄弟将手中的报纸摔在他的嘴上,跟着保镖过来,上边一拳,下边一脚,便把他打发了。

美国大汽车载着他的把兄弟呜地一声去了,送行诸人向他啐上一口也各自散去,崔大少倒在地上没有反应,只盯着报纸上红袖馆主新写的那篇文章流泪,文章的标题是《崔大少新传·小婶娘原来是三姨太》。在没败家之前,他确曾有过两房姨太太,只是,自从他参加了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便把她们都打发了。

这是些陈年旧事,如今红袖馆主把它们捣腾出来,怕要给他惹上个不义的骂名了。这也难怪他的把兄弟生气,他崔大少若有孩子,确是应该称呼大魁他娘为“小婶娘”,然而,这话他又无从解释,即使找到了把兄弟,他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失去了最为关键的证据——大魁他娘亲手做的那几百双布鞋,现在正穿在“便衣队”的脚上。

这就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便衣队事变”,是日本人为了掩护溥仪逃往东北,特意制造的一场大混乱。土肥原和上角利一从中原公司二楼的窗子里朝下看,见便衣队一群群地往华界发动冲击,俩人乐得仿佛《花子拾金》,不过,土肥原还是敏锐地发现,中国人毕竟有些鬼点子,他们在脚上穿了同样的鞋,这必定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给自己人做的记号。

11月12号早上7点半钟,又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照旧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那人又问:“这天下难道光剩下穷人啦?就没人穿好鞋吗?”崔大少答:“想穿好鞋也得有双好脚。”……问话的还是上次那位贵妇人,只是这一次俩人一问一答的,句句都与组织上跟他分手时交代的接头暗语不差分毫。

崔大少摘下毡帽头儿抓了抓头皮,随手拿了双鞋包上,道:“两块钱。”便把包着鞋的纸包交到那妇人手上。息游别墅的门役事后跟账房讲,这话又被账房转告给红袖馆主,说是崔大少为女人昏了头,把毡帽头儿跟鞋一块儿包起来卖啦!也就在这个时候,崔大少看到,那个一脸精明相的日本胖子又来了,他先是拿眼紧盯着他,停了片刻,掉头便走。

土肥原确实挺生气,虽说溥仪昨夜已然逃离本地,但有这么个家伙天天守在门前,对他总不是件好事,然而,等他打电话调来日本警察,崔大少却早已离去,而且从此便消失了,再也没有在本地出现过。土肥原对此得出的结论是,这家伙必定是个共产党;门役对此得出的结论是,崔大少一准是找着好事由,挣大钱去了;红袖馆主的结论是,他终于等到了那个女人,俩人离开本地过小日子去了……。

上午9点30分,英商麦加利银行1号窗口的印度籍出纳员刚刚上班,便有位绅士递上来一份提款单,“请您盖章。”她又客气地把提款单退了回去。来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只苦力戴的那种破毡帽,把缝在上边的一块玉石揪下来,涂上印泥,盖在提款单上。

印度出纳员找来印章档案详细查对,证明这枚6只蝙蝠的印章确实是存款者持有的凭证。“请问您是提现款么?”接待规程要求她必须得这么说,但几十万块现大洋如果提现款,来人应该有一支汽车运输队停在银行外边。那人又送过来一张汇款单,是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账号,道:“全部转过去。”出纳员问:“本行账号资料撤销么?”他道:“当然。”出纳员却暗道:这个香港的账号是英国总领事馆早有通报的户头,几年来,有许多人都在利用这个账号周转抗日资金,她有责任把这笔汇款的情报向英国上司汇报。

这时,她发现一位漂亮的中国妇人带着个漂亮的中国男孩向这边走过来,妇人对那位绅士道:“他爹,大魁说,他崔大爷让告诉你,说他不用钱,自己先走啦。”

那位绅士发一声感叹:“这可是我那老把兄变卖了全部家产捐出来的钱,看守了3年多,他居然一分钱也没动过,这又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