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

我虽然刚满12岁,但已经是第三次跟随大军走草地了。第一次走了5天,第二次走了4天,这是第三次,已经走了21天,我们还在走。方才那阵夹雪的暴雨,打得我睁不开眼睛。老高蹲下身来,把我和乖娃搂在怀里,挡在背风的一面,但是我仍然感觉很冷。这时候,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终于都过去了,太阳却已偏西。再向北望去,我只能望见一片蓝得古怪的天空,还有平坦得会让眼睛忽略掉的草地,以及一丛丛早就被草鞋踩得稀烂的草墩、草墩下阴险的泥淖和泥淖中陷落不见的红军战士。没有大军的影子,我们掉队了。

老高左腿上的枪伤又在流脓流血。我叫乖娃用肩膀抵住老高的腰站稳,然后将他腿上松开的绷带重新扎好,又插进一根手指试了试,感觉不松不紧。再向老高望去,我发现他脸上憋气造成的黑紫色外边又浮起了一层难看的青灰色,双眼紧闭。从早上行军开始,他的眼睛便再没睁开过。这种情况我有经验,作为护理员,三次走草地我照料过许多受伤的战士,像老高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再没有食物和强心剂,他明天,最迟后天必定会死。

乖娃又在喊饿,喊脚疼。他毕竟还太小,10岁的男孩长得却像六七岁,即使作为护理员也太小。于是我让乖娃将马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收好,然后把枪丢在泥淖中。乖娃却不肯,紧紧抓住枪的背带,好像怕我来抢。其实我根本没有力气去抢,我要留下所有的力气去走。如果不能带着他们两个人追上大军,我们都会死,因为,这一片草地已经让我们在泥水中挣扎得太久了,还要再走多少天,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其他人也知道,草地总会有个边,我们一定能走出去,只要活着,因为,草地后边还有日本侵略军在等着我们去打。

我伸手向腰间摸了摸,摸到那个皮制的烟荷包还在,我便放心了。我清楚地记得那里边还有一百多粒青稞麦,另外在一小块锡纸里还包着三粒绿豆大小的黑盐。这是我,不,这是我们三个人最后的食物,10天前我们的粮食袋便空了,到了昨天,老高的皮带、皮枪套和皮鞋也吃完了。今天早上我让老高摸过烟荷包里边的东西,他笑得很好看,闭着眼。于是我让乖娃在前边探路,我钻到老高的腋下代替他的左腿。我们走。

天黑之后很久,乖娃的脚踩到了一片结实的硬地,他高兴得大叫起来。我抬头,看到前边燃着一堆堆小小的篝火,星星点点,一路排出去很远很远。大军正在等我们,我想。

乖娃出去找柴草,这是他每天宿营时的重要工作。他带回来一把半干的草,一根带火的干树枝,还有一小块牛皮,上边保留着两只铁的鞋眼。派乖娃出去总能找到最好的东西,这是少年红军的特权,因为大人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老高将身子歪在地上,头枕着一小卷毛毡。我给他脱掉草鞋,解下绑腿,卷起裤子,松开绷带。在旁边,乖娃已经生起了一小堆火,水也打来了,放在罐头盒里烧。老高的伤口有核桃大小,皮肉发黑,流出来灰黑色的脓和淡红色的血。我用绷带给老高擦干净伤口,又从包中找出那块干净的纱布放进罐头盒中煮,最后,我取出一粒黑盐。隔着那一小堆火,乖娃的眼睛黑亮亮地盯着我手中的盐。我把盐粒放入水中,故意没有看他。

我一个人,两只手,既要用盐水替老高清洗伤口,同时又要小心地用罐头盒在他的腿下接住流下去的水,很是不方便,但是我没有叫乖娃帮忙,把盐水交到他的手上我不放心。老高躺在那里像是睡了,不动也不出声。洗净伤口后我将纱布在盐水中洗干净,便又将罐头盒放回到火上,让乖娃烧。盐水终于烧开了,我喂老高喝下去一半,我喝了一口,剩下的全让乖娃喝掉了。乖娃喝罢故意叹了口气,但是我没动心。那几粒盐可是我们的半条命啊!

煮过绷带之后,我又让乖娃烧水给老高洗脚,他自己也洗。如果不把脚上的黑泥洗干净,明天一步也休想走得动,因为这泥里边有毒,第一次走草地时我们便明白了。看到乖娃干得很熟练,我也就放心了,便去跟那一小块牛皮搏斗,但是我很困,不小心把牛皮烧焦了,不过还能吃,只是老高不肯吃,我就全给了乖娃。不想他吃得太急,皮子卡在了喉咙里,咳了半天才咳出来,再用水煮煮,这才吃到肚子里。

老高的老婆来了,她叫小王,是护理队的队长,脸和屁股上都没有肉,只显出中间怀孕的大肚子。她翻开老高的眼皮看了看,摇摇头,又看了看他的伤口和脚,便向我笑了,面皮上全是褶皱。又一个女护理员走过来,和小王一起给我们唱歌,乖娃也凑过去跟着唱。护理员没有药给伤员,却可以给他们唱歌、跳舞鼓舞士气。我原本是应该和她们一起唱的,但是我不会唱歌,我什么节目都不会,为此没少挨批评。小王她们今天一定是唱过无数次了,所以声音不大,有些沙哑,但很有斗志。乖娃和那个女护理员都是闭着眼睛,边睡边唱,小王的两眼却一直盯在老高身上,老高没有动静。我躺在老高身边,听她们唱,能感觉到身上不再那么累了,心里也有劲。

这时,又有几个掉队的伤员跟了上来,小王赶紧过去照料,临分手她将背上的竹斗笠摘下来塞到我手中,我没要。那是她从江西出发时就带在身边的斗笠,路过遵义,老高不知道从哪弄来一点红漆,给斗笠上漆了一颗红星。全军中只有她这只斗笠上有红星,而且是老高漆的,所以我不能要。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又掉队了。前边的大军走得极慢,远远地望去好像根本没有移动,但还是渐渐地远去了,留下的依旧是蓝得虚假的天空,还有草地和泥淖。这时乖娃已经走不动了,老高也走不动了。我从烟荷包里摸出青稞,给了乖娃5粒,给老高塞到嘴里5粒,放到自己嘴里3粒。乖娃嚼得很香,老高的脸色也好看了些,我却又将青稞吐了出来,放回到烟荷包里。如果我还没有累糊涂,便应当算得清楚,加上我吐出来的3粒,现在烟荷包里还有106粒青稞,两粒盐。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感觉到饿,只是脚疼。

突然,走在前边的乖娃在一只草墩上停了下来,回身向我们摆手。等我们趟过泥水好容易爬上那个草墩,我才看明白,在不远处的泥淖中摆放着一顶红军的军帽,帽子上边压着一双破草鞋。这是个危险的记号,是第一次走草地时便被发明的方法,用来通知后边的队伍,指明那是一个能够陷人的泥淖,因为,帽子下边必定会有一个红军战士。在走草地之前,每一个战士都要准备好几双草鞋,但即使走到光脚的时候,他也必定要在身边留下最后一双新草鞋。如果能够走出草地,他穿上这双鞋立刻就能战斗;如果陷入泥淖中牺牲了,他就会把这双鞋扔给附近的战士,那名战士穿上他的新草鞋,再将换下的破草鞋放在牺牲者的头上,做成一个指示后人的路标,然后继续走。

我们沿着大军踩出来的脚迹,绕过那片危险的泥淖,往前走。乖娃依旧负责在前边探路,不小心踩到一杆被丢弃的旧枪,把脚扭伤了,于是他咧开嘴大哭,但哭了一阵又不哭了,摘下马枪拄在手中接着走,一瘸一拐。他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娘生下他后立刻就死了,我希望他能够活着走出草地。老高的情况也不好,虽然天气很冷,但他的手心却很热。他在发高烧,眼屎也糊住了双眼。他已经两天没有睁开过眼睛,但他受伤的腿还在走,光着脚,最后一双草鞋挂在腰里,不停地走。

当我再次发现陷人的泥淖,并且在泥淖中看到小王的那只斗笠时,我居然没有停下脚步,为此我挺佩服自己,因为我做到了对护理员的最高要求——一切以伤员的健康为目的。如果我现在把这件事告诉老高,让他知道他的老婆,还有他未出生的儿子一起陷入泥淖中牺牲了,他即使不会立刻死掉,也会失去那双仍在不断迈动的双腿。

我注意到小王的斗笠上放着一双小巧的新草鞋。这一定是近旁的战士穿不下她的鞋,便将这双新鞋放回到斗笠上。我很喜欢小王的这双草鞋,鞋上结着一对粉红色的绒球。我希望后边的大队红军中有女兵能穿得下这双鞋,他们与我们相隔两天的路程。于是我接着走,没有回头。

宿营的时候,我们没能追上大军,只有我们3个人。天不很黑,却是深深的蓝,有星星,没有月亮。当我扛着老高的胳膊走到硬地的时候,乖娃已经找来了不多的一小堆柴草,正在将子弹塞入枪口中拔下弹头,接着他又用火镰打着火药,引燃柴草,点起篝火,然后烧水。他干这一切都很熟练,如果不是力气太小,他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护理员。我检查了乖娃的伤腿,发现肿得很厉害。他倒是满不在乎,许是不知道明天他可能会疼得走不了路。接下来我们照例是洗伤口、洗脚、洗绷带、喝盐水,这是护理员每天必须要做好的工作,马虎不得。

我又拿出青稞来,老马不吃,我便多给了乖娃一粒。现在我的烟荷包里还剩下整整100粒青稞和一粒黑盐。乖娃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将青稞放在罐头盒里炒,弄得满世界都是麦香,炒好后便一粒一粒地放在口中嚼得咯咯响,然后又烧水。吃饱喝足之后,他开始给老高唱歌。我想他一定是腿疼得站不住了,便倚在我身边唱,头枕在我的腿上。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万一,我是说万一明天必须得由我来给老高表演节目,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我天生不会唱歌。离开江西之后,别的同志都是一路唱歌走过来的,只有我一首歌也不会唱。小王告诉我,我们既然没有药给战士,我们就必须用唱歌和表演来减轻战士们的痛苦。但是我仍然学不会,便拼命地干活,不休息,希望多做些工作,好给其他护理员腾出时间表演。只是,一路上伤员越来越多,护理员却越来越少,每个人自己的工作和表演都很难完成,但他们仍然腾出手来帮我表演。为此我心中很难受,觉得对不起战友们。

在毛尔盖的时候,大军休整了一段时间。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会表演,哪怕能够说上一段鼓励伤员的话也好,但是,我太笨,胆子太小,到了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我仍然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我很苦恼。有一名伤员发现了我的苦恼,便主动教我讲一段小笑话,是很小的一段,只有几句话。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笑话,第一次听完便笑得我满地打滚。那人告诉我,伤员们最想听的就是笑话,只要你能让他们笑,哪怕身上再受些伤也不在话下。

第二次走草地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次表演的机会。给我当观众的是一位腹部中弹的营长,也和老高一样,紫黑的面皮上浮着一层难看的青灰色。当时营长被从担架上抬下来,放在一块略高些的草墩上,枕着一小卷毛毡,闭着眼睛。大军从我们身侧大步向南走,我背向着大军喂营长青稞面的糊糊,他吃不下,我便决定给他讲那个能够让人笑得肚子疼的笑话。我讲得很慢,很认真,生怕丢掉一个字。他也听得很认真,身子一动不动,脸上的神情很专注,闭着眼。我讲完了,他也听完了,然后,他翻个身便牺牲了。事后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这里边的道理:护理员的文艺表演就像是药,唱歌跳舞药性温和,可以给伤员消炎止痛,但笑话不行,笑话的药性太烈,是虎狼药,不适合于重伤员。所以我认为,是我的笑话把营长给杀死的。

转过天来,天亮后许久我才决定动身。乖娃的脚踝肿起了一只馒头似的大包,青紫色,于是他让我们先走,他要再休息一会儿,说是等脚上好些他就出发,一个人走路方便,很快就能赶上我们。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乖娃这是怕拖累我,我一个人毕竟不能同时带走两个伤员。为此我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带着老高先出发。因为,乖娃是我的战友,而老高却是我的任务,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没有选择,我必须得完成任务。

临分手,乖娃想让我教他放一枪。这是他的梦想,他做梦都想开枪参加战斗,但是我没同意,把枪中的子弹卸了下来。我们只剩下3颗子弹了,如果追不上大军,后边的路上点篝火全得靠它。我把子弹装进自己的衣袋中,从烟荷包里取出最后一粒黑盐,小心地放在乖娃满是馋涎的舌头上,没有给他留下一粒青稞。

天还是蓝得虚假,夹雪的暴雨照例准时到来,泥淖中依旧摆放着稀稀落落的军帽,每顶帽子上都放着一双破草鞋,帽子下边是一名牺牲的红军战士。我扛着老高的胳膊向北走,越走越远,每走一步,都会离草地的边缘近一些,离乖娃远几分。今晚宿营的时候很可能只剩下我和老高,没有乖娃帮我,就只能由我一个人来给他表演。于是我便担心他会像营长一样,被那个能笑死人的笑话杀死。

从前几天开始我便发现,大军经过的地方,除去摆在泥淖中的军帽与草鞋,沿途没有陷入泥淖却牺牲的战士越来越多。他们散落在草地上,给掉队的战友指示大军前进的方向。我没有到这些战友们身上去翻找粮食,他们必定没有粮食。我只是后悔没有让乖娃放那一枪,让他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因为这些牺牲的战士身上多半都有子弹。

离天黑还很远我便决定宿营了。如果乖娃还能走,天黑之前他一定会追上我们。老高歪倒在地上,紧闭双眼。我仔细地给他洗伤口,洗脚,洗绷带,喝热水,然后我也学着乖娃的聪明,将青稞放入罐头盒里炒,弄出满世界的麦香。

麦粒塞到老高嘴里,他的嘴动了几下,我却没能听到焦脆的麦粒被牙齿咬碎的咯咯声。我扒开老高的嘴,闻到一股腐臭的气味,发现他的牙龈已经变黑腐烂。于是,我伸进手指去找到了那几颗麦粒,并顺便替他拔掉了两颗已经脱落的牙。

我将麦粒再次放入罐头盒中,加满水慢慢地煮。我盼望着那几粒青稞能坚强些,慢一点被煮烂,最好是等到乖娃追上我们的时候再煮烂。这样以来,就可以由乖娃来表演,我只干活便成了。然而,等到天已经黑透了,我也没能看到乖娃细小的身影,于是,我下定决心自己表演。小王说得对,如果不能激发起伤员心中的斗志,他们很快就会牺牲,哪怕受的伤并不重。我不能让老高牺牲,他是我的任务,所以我必须得表演。

金黄色的火光照亮了老高的半张脸,他的眼睑偶尔会动一下,没有睡,一定是在等待着我的表演。我扣紧军装上的每一粒纽扣,用刺刀将已经烂成碎布条的袖子裁得整整齐齐。我再看看脚,脚洗得干干净净;摸摸脸,脸上也很干净。我身上唯一不整齐的地方,是头上缠着的绷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老高的绷带每天都得洗,但草地里却没有地方晾晒,我只能把头洗干净,再将绷带缠在我的脑袋上,让绷带和我的头发一起晾干。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但很好使。

我最后向来路望了一眼,没有乖娃的影子,也没有其他掉队的伤员赶来帮我。大队红军中,我们两个一定是落在了最后,而且离下一队红军还有两天的距离,至少两天。我开始讲那个笑话,声音很大,吓了自己一跳。我讲得小心翼翼,一字一句不走样,连口音也变成了教我笑话的那名湖南战士的口音。这个笑话的最后一句最可笑,我几乎是喊出来的,如果乖娃这个时候正在赶夜路,走得近了,他一定能够听到他哥哥的声音。

笑话讲完了,老高也像营长一样翻了个身。金黄色的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笑了,露出缺齿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