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父亲的来信，已经读了五遍。父亲随信寄来的护照、签证所需资料和一张银行存折散落在地。父亲的信带给我茫然无措和强烈的失败感。

“我在报纸上读到瑞士自杀旅行的新闻报道，犹豫了好几天还是决定给你写信。瑞士这个国家允许绝症患者选择安乐死，非常好，非常人性，我也想用这种方法解决自己。”父亲这样写道，“这几年，你为治疗我的病花费了不少钱，挣钱不易，不要再破费了，我得的是前列腺癌，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其实自杀很简单，一点都不可怕。在中国，不是每天都有人自杀吗？我想全世界每天自杀的人也不会少。其实对我而言，摸摸家里的电门，或者干脆从楼上跳下去，就能了断此生，可我不想死的太难看。我已经请人办好了签证所需的护照和单位介绍证明，存折里的十万块钱是去瑞士的费用，不知道够不够？老家办理不了去瑞士的签证，麻烦你在北京帮我问问。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决定，我先谢谢你了。”

“我先谢谢你了。”这几个字再次让我的眼泪落了下来。我居然有一位不畏死、且客客气气的父亲！我承认，这些年我和父亲之间彼此不多的交流完全依靠电话解决。这是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也从未给他写过信。大学毕业工作三年了，我也只回老家过了一次春节；但我实在想象不出父亲竟然有如此怪诞的念头！可是随后我又有些恍惚，父亲的想法真的很怪诞吗？我浑身无力，扶着沙发站起来，在地板上坐久了，双腿都在发颤。我打开电脑，上网搜索关键词“瑞士自杀旅行”，众多信息随即扑面而来。瑞士联邦委员会对选择自杀者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自杀者必须确保出于个人意愿选择死亡，协助自杀者不得出于谋利动机；自杀者必须为患绝症者，患慢性病或精神疾病者不包括在内；如果协助自杀者未能完全按照规定行事，将遭刑事指控。父亲是位自觉的自杀者，他只需要一名协助自杀者。父亲和母亲早已离婚，从法律上讲，我是决定父亲能否在瑞士顺利自杀的唯一人选。好在父亲的护照和签证资料在我手里。据我所知，目前办理去欧洲的个人旅行签证很有难度，因为眼下整个欧洲还在蔓延着几十年不遇的经济危机：法国工人劳资大罢工、英国工人堵住监狱出口闹事，西班牙航空公司降低养老金引发欧洲航班运转集体失常，等等等等都在指明一个现实：欧洲的失业者还在增加，欧元正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财政考验；而且欧盟上周再次发出明确信息，将严格审批外国人的移民、工作和旅行签证申请，减少外来务工人员，以降低欧洲各国的失业率。

可是这份侥幸心理五秒钟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即使签证办不下来，父亲可能还会选择自杀。我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我想任何一个做儿女的都会有我这样的两难感受。哭泣似乎已帮不上任何忙。父亲的护照是崭新的，照片上的他面容苍老，头发稀疏，眼神平静，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父亲的第一本护照，父亲年轻的时候只出过一次国，去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越南，他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橘红色的夕阳缀在天边，一点不刺眼。我静静地看着它，仿佛看着一个幽深的橘红色单筒望远镜，镜片深处快速跳跃着往日的一幕幕画面，我突然预感到父亲会突然之间消失不见。或许劝慰是阻止父亲自杀的最好方法，可是该如何劝慰？今夜注定失眠。本能驱使我拿起笔，给父亲写这封回信。长这么大，我这是第一次给父亲写信。看着眼前的笔和纸，我的手指冰凉，整个身心处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之中，不想再压抑沉郁心中多年的复杂感受。我抓起笔，实在无法控制激荡的情绪。

爸爸：

如果这个决定无法改变，我只能说这也是我的决定——我们的决定，我会和你一起去瑞士，一起去享受安乐死。

这些年，我们之间从没有写过信，好像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今晚，我想写。你可能会说，让过去的都过去吧，可是过去真的会彻底消失吗？爸爸，在你眼里，我还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吗？看见活泼可爱的女孩我总会想到自己，过去的我就是这样！你的女儿过去就是这样！她喜欢坐在土坡上出溜下去，在飞扬的尘土里欢笑；喜欢骑猪追鹅，遇到苹果树枝又会抓住悬荡，然后坐在上面吃苹果。

有一天，她站在苹果树上，看见一群戴帽子的男人出现在地平线，就一口气跑过去，石头子划伤脚丫和小腿也不觉得疼。

铺设铁轨的叔叔告诉她，再过几个月，小镇就通火车了。

她兴奋地跑回家告诉妈妈：“爸爸可以坐火车回家啦！”妈妈急忙跑出去看，还摔了一跤。

可是火车修通后你没有回来。

那年我五岁半，我沿着火车轨道走，火车来了就站在路基旁，仰头看车厢里的旅客，还看见过一个小男孩对着窗户朝外撒尿，那串亮晶晶的水珠是弯曲着飞走的。

我去火车站，数走出来的旅客，没在人群里发现你的影子。

妈妈每次都这样说，爸爸在打仗，打完仗就回来了，爸爸是解放军，是保家卫国的英雄。

家里的衣柜里挂着你的绿军装，出太阳的时候妈妈就取出来晒一晒。

那颗五角星帽徽，是你第一次探亲回家送给我的，我把它藏在床头柜上面的玻璃糖罐里，晚上醒来还会摸一摸。

妈妈不想多说你打仗的事情，可我很想知道，妈妈就这样回答我：“小树，打仗是大人之间的游戏。”我会死盯着妈妈的眼睛，问：“爸爸会被打死吗？”

妈妈捂住我的小嘴，望着窗外，像在自言自语：“爸爸不会死的……”

早晨起床后，我会站在家门口的大土坡上面，等着今天第一列火车冒着若隐若现的白烟移动过来。那天我和妈妈得到你回来的消息，整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带着我去火车站接你。一群人敲锣打鼓，满脸笑意。一个大横幅悬挂在火车站出口，上面的红字被小雨淋湿了。“欢迎英雄光荣回家。”妈妈念给我听。爸爸是英雄，我也说出了声。居委会大妈悄悄告诉妈妈，小镇上有十五个战士去了前线，回来九个人，其中三个重伤，四个轻伤，两个毫发无损。

爸爸，你就是三个重伤者之一，你断了右小腿，拄着拐杖出来了。妈妈看见了你，掐着我的小手连连说着“老天爷保佑，活着就好。”

我感觉到了疼痛，可我没出声。你在战友的搀扶下走出火车站，一群小学生捧着纸做的大红花围上去，一个劲说“热烈欢迎！”、“热烈欢迎！”你胸口抱满红花出现了。妈妈抱着我挤上去，我有些羞怯，趴在妈妈的脖颈处，紧紧搂住她的脖子。我感觉到你的手在摸我的头发。我扭过头看着你，忘了叫你，却看见你的嘴唇在抖动，眼睛是湿润的。你和妈妈相互看着对方，没有上前拥抱。妈妈低着头，声音颤动着说：“回家吧。”

这时我才发现你的绿军装上没有了领章和帽徽。一路上，我都在好奇你的右腿和拐杖。你的右脚没了，右小腿也没了，和另一条腿脚比较，显得空空荡荡非常怪异。

你拄着拐杖低着头走路，拐杖往前移动一下，左脚才能往前跨一步。妈妈放下我，想接过你身上的背包，被你推开了手。

爸爸，你离开家的时候走路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骑在你脖子上，抓你的头发和耳朵，挠你的痒痒，你一会儿抛起我，一会儿旋转我，我脑袋晕乎乎的，可是特别高兴。

那天回到家，你放下背包，把家里的书柜看了一遍又一遍。你特别爱看文学和军事书籍，妈妈从不让我碰你的书，还说你的文笔特别好，要不是高考前发高烧，你肯定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水果糖放在我手里，我剥了一颗糖给妈妈，妈妈说给爸爸吃，我就拿着糖走过去，你搂着我，看着我，理理我的发梢，可是许久没说出一句话。你坐在院子里抽烟，一阵风吹动右腿那条露在外面的软塌塌的绿色裤管。空气雾蒙蒙的，你吐出的烟上升、下坠，缓缓飘荡。我靠着门框，盯着你的后背，不敢上前靠近你。

爸爸，在我的记忆里，你爱用胡子扎我的小脸。可是妈妈老是提醒我，爸爸累了，在家里不要老缠着爸爸玩。我很纳闷，你在家里为什么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发呆？书架上的书籍你也很少翻动了。那时候的你开始变了。但我好奇你从外面带回来的一切东西。

我玩过一次你的拐杖。我双手握紧拐杖下端，弯起右小腿，一步一步学你走路的样子，可我只走了十几米就受不了，跌倒了。那滋味真难受啊！放在柜子上面的深绿色背包经常让我仰起头琢磨：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呢？你回家后还从没打开过背包呢。妈妈说爸爸的东西不要碰，可是我还是想趁你出去的时候偷偷取下来打开看。我搬来小桌子，在桌子上放一把小椅子，颤巍巍站上去，踮起脚尖，伸出一只手臂，够着了，可是背包太重，只能一点一点往外拉。背包拉出来了，背包的重心在侧移，我控制不稳，背包一下子掉落下来，顺势也把我从椅子上带落。我抓着背包带坐在地上，胳膊肘破了一大块皮，想哭，隐约听见妈妈下班回家的声音，慌忙摆好桌椅，钻到床底下，用力把背包拖了进去。床底下光线暗淡，我腰背弯曲，呼吸不畅，听见一只老鼠的叫声，吓得哭喊起来。妈妈发现了我，也看见了背包，她没有吵我，坐在地上开始解背包带。

背包带捆得太紧，妈妈的手指头累得发抖，她索性低下头，头发盖住了脑袋，几乎是趴在背包上面用牙齿猛拽背包带，她也被背包里的神秘东西深深吸引。我看见妈妈的口水都流在背包上面了。背包带解开了，妈妈喘口气，笑了，像打了一个胜仗。我帮妈妈打开背包，左一层右一层，原来是一床叠起来的被子，再打开，我看见一本红颜色的书，接着是一本蓝颜色的书。妈妈用力抖开行被子，十几本花花绿绿的外国杂志一下子散落在地，这些杂志上面都沾着变干的泥土和凝固的血迹，封面上是外国女人的照片：有的穿裙子，有的露大腿，有的是一个戴帽子的笑脸。

我听见妈妈在叹气。“妈妈，外国阿姨好漂亮啊！”

我大声叫道，瞪大眼睛，小手轻轻抚摸着女人的脸颊、眼睛、眼睫毛、鼻子、嘴巴、裙子、帽子，“好像是一个阿姨……真好看……真好看……”

妈妈歪坐在地，神情颓然，把脚边的一本杂志踢出老远。我捡回来，拍拍上面的土，说：“妈妈，这几个阿姨很像一个人……你快看……很像……真好看……真好看……我也想要这样的帽子……妈妈，你想要这样的帽子吗？”

妈妈瞪着我，大声说：“好看个头！”

她把杂志胡乱塞进行被子，重新包裹扎紧，扔到了柜子上面。我知道妈妈生气了。我迷惑不解，同时感到害怕。爸爸，在那一刻，我已经牢牢记住了这个不知名的外国阿姨，她美丽清纯的容颜从此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当时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带这些外国杂志回家？而且这些杂志封面上都刊登着同一个外国阿姨的照片。

直到读高中一年级时我才知道，这位外国阿姨的名字叫奥黛丽·赫本。

我在长大，可回家后的你变成了另一个人，你变得冷漠、固执，甚至疯狂！你把书架上的书抽出来扔到院子和厕所里，我和妈妈再捡回来摆放好。你把家里的铁锹、菜刀、木棍放在床头，经常在深夜里喊“拼了！杀啊！”，家里那面靠着床铺的墙壁上是一道道深深的刀痕。妈妈听见你的声音，会扑上去按住你的手臂，好几次被你推搡在地，额头磕出血。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少年？整整三年！你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妈妈和我睡在外面的房间。我能感觉出来，你和妈妈的关系日渐冷漠，像两个路人。那时候的我只会哭。

“出去哭！出去哭！”你在屋里咆哮。你和妈妈打架，我没力气劝架，也不知道帮谁，胆战心惊地缩在墙角。我记得她披头散发，跳着脚哭喊：“有种你再去打越南人啊！打女人算什么男人！”

家里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我的性格，我不再是个单纯好动的女孩，我对路边的猪和鹅失去了兴趣，看见苹果树也没有爬上去的心情，那个大土坡还在，我只会坐上去，踢踢土坷垃，望着远方的地平线发呆，对一列列火车的鸣笛充耳不闻。我曾透过门缝看见你坐在屋里翻看杂志，有时喃喃自语，有时低声抽泣。我希望你能跟我说说话，可是我不敢进去；妈妈经常自言自语，你爸爸变心了，你爸爸变心了……你心里只有那个外国女人，不再需要这个家了。她还狠狠地发誓，一定要把这些杂志撕碎，烧成灰烬。我希望家里不再有吵架和冷漠，我也害怕失去你，就悄悄对你说：“爸爸，妈妈要把杂志烧了，你把杂志藏起来吧。”

你把杂志藏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它们的踪影。即使这样，赫本的眼神和微笑总会在我的眼前闪现，我想，她的眼神和微笑也会在你的眼前闪现吧。可你依旧缄默不语。你已经装上了假肢，开始在一家纸箱厂上班，活动范围大了，经常一个人独自出门，很晚才回家。我们一家三人坐在饭桌旁沉默着吃饭，吃完饭你就拄着拐杖出去，很晚才回家。有一年夏天，我碰到你的战友石峰叔叔，他和你在同一个部队。石峰叔叔人高马大，走路有点踮脚。我希望石峰叔叔能给我讲讲你在前线的故事，顺便告诉我那些杂志的由来。他叹口气，说：“小树，我和你爸只喝酒，不谈过去……”

他的嗓子里似乎发出一声假笑，因为这笑是僵硬的。他继续重复说：“我们不谈过去……”

我急忙说：“我想知道爸爸的故事，老师让写作文。”我在撒谎。“你爸爸很勇敢，我也很勇敢，我们都很勇敢……”

石峰叔叔的眼神望着远处的一片虚空，然后站起身，低着头慢慢走了。几天后，我在屋里做作业，妈妈推开门坐在我旁边，说：“石峰叔叔给我讲了……爸爸过去的事你别多问，好好读书。”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你：“爸爸，你转业那年带回家的杂志呢？”你显然很吃惊，似乎忘记了这回事。“藏哪儿了？”我接着说。你起身走出屋，神情有点恍惚。“爸爸，你知道那个外国女人是谁吗？”我追出去问。你停下脚步，背对着我，缓缓地摇摇头。“她叫奥黛丽·赫本。”我说，感觉愉快极了。你侧过脸颊，似乎想回头看我一眼。你没有看我，继续往前走。“叫她赫本也行。”我再次说道，声音很大，你一定听见了。你一步一步消失在屋外的树林里。我突然后悔不已，或许在你的脑海里，对这些杂志的记忆已经淡漠，你的痛苦也正在日渐减弱——是我亲手挖掘出了埋藏在你心底的那份残酷记忆。

奥黛丽·赫本。赫本啊赫本。我在同学家第一次看《罗马假日》录像才知道这个名字。安妮公主身穿白衬衫和大摆裙的身影，朴素优雅，难以忘怀！我开始四处搜集赫本的资料，你藏起来的那些杂志我是多么渴望看见啊！你知道了赫本的名字也很高兴，我亲眼看见你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念叨着：“奥黛丽……赫本……赫本……奥黛丽……赫本……赫本……”

终于有一天，你抱着一摞杂志走到院子里，一本一本摊开，封面已经被霉菌和湿气浸染起泡了。你蹲在那儿，拿着干净毛巾，一点一点吸吮湿气，小心翼翼擦拭着的照片。我感觉到你的身体在颤抖，就蹲下来和你一起擦拭，我们两个人的胳膊不经意间触碰一下，我已经不习惯这种触碰，但又忘不了过去你拥抱我的动作和愉快神情，眼睛竟在瞬间湿润了。我喘口气，把眼泪挤回去，仔细端详杂志封面上的赫本照片。我突然想把这些杂志的名字念出来给你听，我念了：“《LIFE》，《ThisWeek》，《MATCH》，《BAZAAR》，《VOGUE》，《EPOCA》，《JOURNAL》，《People》，《LEUROPPEO》。”九种杂志，共十二本。眼睛的余光告诉我，你在一旁安静地听，还吃惊地看我几眼。1953年7月的《LIFE》杂志是其中最早的一期。赫本坐在地毯上，穿着白衬衣，小内裤，两条长腿露在外面，背部靠着一把软椅，左手放在左腿膝盖上，右手拿着一个黑色电话筒，赫本看着镜头，睁大眼睛，模样俏皮单纯，好像很诧异摄影师的偷拍和偷听。1976年12月的《People》杂志是其中最晚的一期。短头发的赫本，长睫毛的赫本，赫本长长的脖颈上戴着一串亮晶晶的蓝宝石项链，眼睛里闪烁出成熟、愉快的光芒。“爸爸，我能先看看吗？”我低着头，假装不经意地说。你沉默不语。

“我不会弄丢的……”我说。“哦……”你勉强点了点头。我看见你想起身，却没站稳，膝盖处发出“咔嚓”的声响，身体又顺势靠坐在椅子上，你说：“去里屋把柜子里的工具箱拿来。”

我已经好久没去你的卧室了。我打开柜子，看见一个铁皮剥落的工具箱，工具箱后面藏着一大堆假肢碎块。这么多假肢拥挤在一起，冷冰冰的，让我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抱着工具箱走出去，你已经卷起裤子，脱下假肢，膝关节处一片红肿，起了几个大血泡。我不敢多看一眼，心里有隐隐的痛。你从工具箱里翻出螺帽和钉子，手拿锤子，开始更换假肢上的坏零件。

“再买一副新的吧。”我说。

你说：“好的太贵，要五百多。我们这些人买假肢报销有限额，不能超过两百元……凑合用吧……”

当时我就想，等我将来赚了钱，首先给你买一副最好的假肢。我抱着杂志往屋里走，你隔着一段距离对我说：“看完后……给我讲讲她，行吗？”

你的声音是低沉缓和的。我背对着你，说：“爸爸，这些杂志你是怎样得到的？”

你沉默不语。我非常后悔问出这样的话——这些杂志既然来自战场，里面一定隐藏着父亲不愿回忆的往事。我使劲掐自己的胳膊，快步走进屋。

我开始读奥黛丽·赫本。我读她，是为了我，更是为了你。我当时读高一，英文阅读水平有限，好在厚厚的《英汉词典》是我的好帮手。我用了整整一个暑假读懂了这些采访记述赫本的文字，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与赫本有关的189幅黑白、彩色照片拍摄时间跨越四十七年，记录了赫本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我按时间顺序仔细编上了号码。那些服装和鞋帽，那些她在电影里穿过的服装和鞋帽，散发着说不出来的美。我白天抚摸画面，梦里再见她的身影，过去没有梦想的我突然有了梦想，我决定两年后报考服装设计专业，将来做一名优秀的服装设计师。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那个年代，我在中国看不到详细介绍赫本的电影杂志和她主演的电影作品。我把想法告诉给班主任，她哈哈大笑，说我脑袋进水了，报考服装设计专业必须会画画，“你会画画吗？”她笑得喘不过气，“还有两年你就高考了，我知道你从来不画画的。”我的回答很干脆：“我现在不会画画，并不意味着两年后我画不好。”我拿出杂志里的照片给妈妈看，说这些服装太漂亮了，我将来想做一名服装设计师。她似乎对什么都没有了热情。她看着我，只说了一句话：“你爸是个混蛋！”第二天下午放学回家，我突然发现放在抽屉里的杂志和笔记本不见了。我跑去告诉你，你一下子跳起来，想往外冲，身体顿时前倾跌倒在地——你忘了给右腿装上假肢。你急出了汗，喘着粗气说：“再找找！再找找！”我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和柜子，还是一无所有。你颓然坐在地上，抽出一根烟，划断了几根火柴才点燃。“肯定是你妈干的……”你摇着头，不停地叹气。妈妈回到家，情绪显得很放松。我问杂志的去向，她长舒一口气，轻描淡写地说：“烧了。”我听见你的拳头重重捶击着椅子。“我把那个外国骚娘们烧了！”她大声喊道，好像发泄了天大的气。“你被这个外国娘们迷了这么多年，该到头了吧？”她眯着眼，眼里溢满嘲弄和不屑，从包里抓出一把灰烬，缓缓地抖落在桌上，就好像在欣赏一场灰烬的潇洒表演。“烧成这样了……快过来看看吧……我把骚娘们烧成了一把灰……”我声音颤抖地说：“我的笔记本呢？”她沉默着，然后淡淡笑了笑，理了理额前散乱的头发。“烧了，一块儿烧了……”她的声音透着从未有过的轻松，内心的愤怒让我的眼泪一颗一颗滴落下来。我理解妈妈这些年的感受，她是一个没有男人爱的女人。我看见你无力地靠在墙上，拳头紧握，脸颊上的肌肉紧绷着，然后猛甩假肢踢翻椅子，走出了屋门。我把灰烬包在纸里，手指竟然不敢触摸，以为赫本的身影就在里面。天黑了，我一个人打着手电筒来到外面，坐在那个大土坡上，看着满天繁星，突然想起读过的一句诗：星星是天上的弹孔。一列火车缓缓前行，我看见车厢里的灯，看不见车厢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你坐在了旁边，用力抽烟，烟头一明一暗，我听见你的声音：“那些杂志……你都看完了？”这几年，你是第一次这样温和地同我说话。我“嗯”了一声，想哭。你在黑暗里叹口气，说想离开家出去看看，但你没说去哪儿。你慢慢起身走下土坡，我拧亮手电筒给你照路，你在光柱里往前移动，最后被黑暗彻底淹没。手电筒光柱四处搜索，再也找不到你的身影，我突然感到了害怕，一个人的突然死亡和一个人的身影在黑暗里突然消失何其相似！为了尽快弥补专业上的缺陷，我选择了住校，跟着老师从头学习素描，然后学习水粉画、水彩画，阅读服装设计的基础书籍。妈妈告诉我，你离家出走前和她办理了离婚手续。我只能用熬夜读书排遣苦闷。看着其他女同学挽着爸爸的胳膊一起散步，我很羡慕，但我没这样的福气。晚上躺在床上，我把赫本的故事记忆一点一点打捞出来，这些记忆碎片随时会飘出来，我在床头放一个本子，想起什么就急忙记下来，这让我练就了在黑夜里快速写字的本领。这个本子可是我的宝贝，我准备在考上大学离开家的时候把它送给你。可是我们整整两年没有见面，也没有你的任何消息，我只知道你去了南方。拿到北京服装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渴望你能回家看一眼，可是我们的家已经破碎。那个本子记满了与赫本有关的文字记忆，我只能一个人翻阅了。爸爸，没有你，我不知道赫本；看见赫本，我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动力和希望，赫本改变了我的命运。大学毕业那年，我们在家乡见了一面。分别六年再见，你的头发已经灰白，身体倾斜的更明显了。妈妈最后和石峰叔叔结了婚。对我而言，老家的那座房子正在被看不见的力量拉扯推远，终将成为碎片。我拿出记录赫本的本子，想送给你，可你的脸色突然变了，说不想看了，都过去了，你也不想再听见这个名字了。你低下头，不停地摆手拒绝。我没能把和大学同学创办“爱赫本服装设计工作室”的想法告诉你，我们想把赫本简约雅致的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中国女性。在北京创业三年，我们经历了甜酸苦辣，一步步向前迈进，我想和你分享这几年的生活和工作感受，可是每次拿起电话我又犹豫了。时至今日，我才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不了解父亲的女儿不可能真正走向成熟。

看着写完的满满几页文字，我的心绪慢慢变得轻松透亮。我拿起手边的本子，特别想念给父亲听，他正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抽烟喝茶。我开始念了：“赫本，落入凡尘的天使。1929年5月4日，赫本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她的头发是棕色的，从小喜欢跳爱芭蕾，赫本最喜爱白色。1935年，赫本的父亲突然离开家去了英国，赫本是个从小就缺失父爱的女孩。”（父亲微微皱了一下眉）“1938年，赫本的父母亲正式离婚，父女俩从此没有再见面；赫本的父亲能够讲13种语言，但他却是一个有情感交流障碍的男人。很多年后，赫本和父亲见了一面，只见了这一面，她紧紧拥抱着父亲，心里很明白，这将是她最后一次拥抱父亲。”（父亲吃惊地张大嘴巴）“1945年，十五岁的赫本身高已有一百六十八公分，体重却只有四十公斤。童年的赫本在战争岁月里长大，长期营养不良让她患有气喘、黄疸等其他的疾病，使得赫本终生形体消瘦。十九岁的赫本已经明白，自己很难成为一名顶尖芭蕾舞者。”（父亲晃晃自己的假肢，遗憾地摇摇头）“1951年，法国小说家Colette看到赫本，马上认定她将是百老汇舞台剧《Gigi》主角的最佳人选，于是赫本前往美国纽约参加《Gigi》的演出。随后不久，赫本又顺利通过导演威廉韦勒在伦敦举行的试镜，出演美国派拉蒙电影《罗马假日》一片的女主角。1954年，赫本因在《罗马假日》里的出色表演赢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父亲竖起大拇指）“1960年1月17日，赫本做了母亲，她的丈夫名叫梅尔，她的第一个儿子名叫肖恩·赫本·费雷。1968年赫本和梅尔离婚，同年和多蒂结婚……”（父亲惊讶地看我一眼）“赫本在婚礼上宣布‘我不再是奥黛丽·赫本，我是奥黛丽·多蒂。’赫本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影坛。她说‘我又在爱中了，又幸福了……我已嫁给了一个我爱的人，愿意按他的日程表生活。为什么还要重新去工作？去过那种我不想过的生活呢？’”（父亲切下一块苹果递给我，我接过来咬了一大口，继续念）“一年后，赫本的第二个儿子路卡出生了，可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七年。赫本感触至深地说‘爱情总是伴随着风险，我们应当维护爱情的实质——爱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长久的考验。’”（父亲在一旁连连摇头，他肯定深有感触，我沉默下来，感觉到莫名的伤感在四周弥漫，可是父亲却说，继续念）“赫本最著名的电影作品是《罗马假日》、《龙凤配》、《甜姐儿》、《蒂凡尼的早餐》，其他有名的作品还有《战争与和平》、《谜中谜》、《窈窕淑女》、《俪人行》等……”（父亲小声嘀咕一声，好像在说一部都没看过哩。我说这些电影家里都有光碟，想什么时间看都行）“赫本在《罗马假日》扮演安妮公主游览罗马城时穿的大摆裙是一套由双排扣的短夹克和斜裁圆摆裙组成的套装，在电影海报中，安妮公主的裙子被上色成蓝色，其实公主裙子的实际颜色是棕色的。”（父亲看起来饶有兴趣，他说女孩做服装设计师真不错）“1953年夏天，赫本遇见了纪梵希，他俩很快成为好朋友，赫本第一次结婚时穿的婚纱就是由纪梵希设计的。这件婚纱非常别致，是一件白色蝉翼纱面料的短款礼裙，上衣前开扣，七分灯笼袖，裙子是斜裁的，腰带束紧腰身，赫本穿着这件婚纱，头戴玫瑰花环，像一个翩翩仙子。赫本的第二次结婚礼服也由纪梵希设计，一件是粉色斜纹羊毛面料的及膝双排扣无领高腰外套，一件是粉色马海毛和羊绒的高领针织连衣裙。《甜姐儿》里的服装也是纪梵希设计的，最令人难忘的那件长及脚踝的低胸无肩带绣花大圆裙，由奶油色真丝面料制成，宽褶裙摆上用彩色丝线刺绣上一朵朵花卉，赫本在喷泉前放飞鸽子跳舞时的姿态实在太美了！”（我不知不觉停下来，看着夜空，想象赫本穿着裙子舞动的身影，父亲的神情表明他也处在想象之中。）“1961年，赫本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里再次穿上纪梵希设计的服饰，三串式珍珠项链、超大镜框太阳镜、长及脚跟的无袖黑色礼服，都成为流行时尚的经典。1967年，赫本主演的电影《等到天黑》上映后，她决定完全息影，回归家庭生活。1976年，赫本息影九年后复出，和西恩·康纳利合演电影《罗宾汉和玛丽安》，她在意大利生活期间，主要穿着意大利设计师瓦伦提诺设计的服装。1993年1月20日，赫本因患癌症去世……”静默，持续的静默。我从恍惚的想象中醒来，父亲并没有坐在对面，凉意顿时溢满我的全身。

寄出写给父亲的信，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快情绪，我同时也在盼望收到父亲的电话或者回信。在焦急等待了七天之后，快递员送来了父亲寄来的信件。我在接收单上签字，眼泪也滴落在接收单上。快递员一边挠头，一边迷惑地望着我。我跑进屋，拿来两个苹果硬塞进快递员的手里，脸上挂着泪，感谢他的声音却是喜悦的。我关上门，快速展开父亲的来信。这封信字迹潦草，信纸上到处是笔尖划破的痕迹，和第一封来信迥然不同。看得出父亲写这封信时情绪异常激动。我尽力克制颤抖的手指，平复呼吸，捧读父亲的回信。

小树：

你的来信我看了很多遍，我本来不想给你写回信，我不知道能对你说些什么，可是你的那句话让我忍不住提起笔——不了解父亲的女儿不可能真正走向成熟。人都是活在回忆里的，这话没错，如果过去的回忆充满伤痛，活着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伤痛。事实上，自从回到家之后，我也就失去了未来。你可能会说，女儿不就是父亲的未来吗？不完全是。爸爸年轻的时候有过梦想，我喜欢文学，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然而命运偏偏让我扛起枪走向战场。我用枪打死过敌人，可现在给我再多的枪、再多的子弹，我也不可能杀死记忆！没有哪一个经历过战场厮杀的战士能杀死记忆！小时候你骑在我的脖子上，拉我的耳朵，拽我的头发，这情景做过父亲的都不会忘记。我把你小时候的照片放在本子里，你的照片曾陪我度过漆黑的夜晚和战火的轰鸣。你说，我转业回到家里后经常在夜里大喊大叫，用刀在墙上乱画，舞着铁锹四处乱砍。这些事我都知道。那时候的我没疯，只是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但又不知道我终究想干出什么，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我抓扯过你妈的头发，打破过你妈的头，我也吼骂过你，推搡过你，因为我依然有被子弹随时射杀的恐惧和杀人的冲动。我和战友之前从未打过仗，每个人当然有恐惧，谁都怕死，但开过动员誓师大会后我们一下子壮了胆。我们每个人都剃光了头。凌晨就要上前线了，我们在夜里唱歌、喝酒，把芹菜掰成一小段一小段在饭盒上拼出八个字：英勇杀敌，凯旋归来！我们在白胶布上写下各自的姓名、血型和部队番号，然后把胶布贴在军装袖口和领口上，有的战友喝多了就在胳膊上贴满了白胶布，这样做是为了在负伤的时候能让卫生员一下子识别清楚。我们每个人都写了遗书。我记得很清楚，我的遗书只写了两句话就写不下去了：小树在家乡的田野奔跑，蝴蝶在小树的肩膀停歇。我走出帐篷，内心非常焦虑，那一刻，爸爸特别想你，我也想到你的母亲，虽然我们彼此的情感非常平淡。有的战友边写遗书边哭。来自安徽的彭占军是机枪手，他脸上挂着泪，仰天大声说爹妈都死了，也没兄弟姐妹，写遗书没啥屌用，咱们下辈子还做好兄弟！我们被一股浓烈的情谊包裹起来，抓起装满酒的瓷缸碰撞，一饮而尽。我们每人有一个编织袋，袋子里放着弹夹、手榴弹和食物。我们一人扛一个编织袋站成一排，即将消失的月光在每个人的钢盔上洒下淡淡的光影。这是我们第一次上战场，远处响起零星的枪声。我们到达前线，战壕已成焦土，树木在冒烟，弹壳依然滚烫。我们散开，架好枪支，摆好手榴弹，瞪大眼睛搜索敌人。看着泥土里的血污和前沿阵地上成堆的子弹壳，我们突然之间没有了恐惧感，我们摩拳擦掌，想痛杀敌人，可是敌人忽然间消失了，不见了，他们好像撤退了。我们没有发射一颗子弹，但精神依然紧绷着。我们得到命令，在黄昏时分撤下了阵地。我们扛着各自的编织袋奔跑下来，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彭占军一路嘟嘟囔囔，说真想打几梭子子弹过过瘾。部队首长和连队战友站在公路旁鼓掌欢迎我们，我们多少显得有些尴尬，毕竟没有发射一枪一弹就下来了。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四处寻找着老乡，我看见了石峰，他来迎接我，我俩紧紧拥抱，用力拍打各自的肩膀。他说今晚就要上前线了，我叮嘱他一定要小心。不时有装满弹药的军车轰响着驶过泥泞的山路，车轮卷起泥浆，泼洒在我们身上。周围是焦躁不安的山峦和发黄的树木，大家沉默着走回各自的帐篷休息待命。离我们不远处又搭起了几个帐篷，挂在外面布帘上的红十字标志告诉我这里是伤员急救站，路过时我听见伤员连续不断的呻吟，还听见几声“快止血”的喊叫。我呆呆地站在外面，腿脚显得僵硬。这时布帘掀开了，两个医生抬着一副担架疾步走出来，白布单盖住了伤员的半个脑袋。后面的医生朝我猛点头，我跑过去，他说还有伤员需要马上抢救，让我帮他抬担架，前面戴口罩的医生回头对我说跟她走。我握紧担架把手，手心里湿腻腻的，一股血腥味窜进鼻孔，我有点恶心。伤员昏迷不醒，看上去很年轻，额头和脖颈处缠满绷带，上面的血迹已经变黑。我们一路小跑。这伤员还有救吗？我问医生。她沉默不语。来到一辆军车前，她停住脚步，慢慢转身，引领着我把担架轻轻放在车上。我摘下军帽，擦拭脸上的汗，余光发现摘下口罩的医生正迟疑地望着我。四目交错，我们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安慧。小树，爸爸现在可以告诉你，安慧是爸爸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我们暗恋对方，心里很清楚却没有机会表白。她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随父亲去了外地，后来考上军校，没想到分别数年后我们竟然在前线相遇。我和安慧这一刻的相遇改变了我所有的命运，我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过石峰一个人。后面的战事越来越激烈，我们连队来到中越边境骑线点上，越军占据一个巨大碉堡，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必须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夺下碉堡，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伤亡，并夺下边境两侧村庄和道路的控制权。碉堡工事坚固，进攻受阻，伤亡惨重，我们班接到命令，再组建一个四人爆破组火速行军，迂回包抄，从后面发起进攻。我们每个人都背上一个炸药包，包里也装满了雷管。出发前我去见安慧，因为我有不祥的预感，担心以后再也不到她了。我想送给她一样东西留作纪念，可是身上除了弹夹、雷管和手榴弹，没有可赠的物品。我忽然想起夹在本子里的你的照片，最后又犹豫了，万一死在前线阵地，我想让你的照片陪着我。她的眼圈是黑的，低着头，一脸愁容，欲言又止，手指焦躁地缠绕在一起。我们静默地站了好一会儿。我说我走了，她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我转身离去，过了一会儿听见她追赶过来的脚步声，她递给我一个苹果，叮嘱我一定要小心，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挂念之情。我永远忘不了临别那天她的眼神。我们四人爆破组出发了，大雾就像诡异的棉絮缠绕着我们，相隔几米远就看不见了队形。我们紧跟前面的战友，生怕迷失方向。喷火手是个壮族小伙，名叫格森，他背着五十多斤的喷火具跟在我身后，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大家停下来喝水吃压缩饼干，稍事休息，格森背着喷火具去河边洗脸，忽然大叫了一声，仰面倒在地上。班长李柱扑上去摁住他，捂住他的嘴。一阵微风吹开雾气，我们全都被眼前看见的一幕惊呆了：河面漂浮着四五具赤身裸体的鼓胀的尸体，四周一片死寂，高大的树木和低矮密匝的草丛散发着肃杀之气。班长说这是我们自己战士的尸体，是越军杀死的，他们杀死士兵后再把军装脱下来穿在身上，伪装成我们的战士侦查伏击。班长看一眼手表，命令我和彭占军赶快把尸体打捞上来埋掉。我和彭占军手抓木棒把尸体一个一个推到岸边。这些尸体有的少了半个脑袋，有的胸口部位有碗口状的伤口，皮肤是惨白色的，就连尸体上的毛发也沾着一层糊状物质，而且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大团白色的蛆已经被水淹死，漂浮在黑褐色的伤口附近。我忍不住跪在地上干呕。班长骂了几句，伸手拽住尸体的脚脖子，拉到岸边。他把尸体翻转过来，突然看见有的尸体肛门里插着木棍，木棍上写着汉字：杀死解放军！我们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把木棍拔下来扔掉，合力把尸体埋进挖好的坑道里，格森在一旁哭起来。我们堆好土堆做好标记，继续在雾里沉默着前行。远处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了，因为我们离碉堡越来越近了。红色、黄色、黑色的烟雾在树丛上空盘旋，水泥浇筑的碉堡像个巨大的圆形锅盔，在阳光下反射出灰白色的刺眼的光。班长让我们把所有的炸药集中在一起，捆绑成两个大炸药包。彭占军是大块头，他胸前挂着机枪，后背驮着炸药包。格森手握喷火枪躲在大树后面，大口大口喘气，眼神里似乎能喷出火来。我们都看着班长，眼神在问他我们能攻下碉堡吗？他没有回答，不停地咽吐沫。我们在草丛里弯腰前进，慢慢靠近碉堡，距离近到能看见子弹和炮弹碎片击中碉堡留下的密集弹痕，越军躲在里面疯狂扫射着碉堡前方，进攻的士兵伤亡太大了，可时间不等人。碉堡前的草丛在子弹的扫射下疯狂颤抖，变成焦黄碎屑四处飞散。格森对班长说，碉堡是封闭起来的，炸药包放在外面很难有杀伤力，而且碉堡的射击孔很小，炸药包很难塞进去，用喷火枪对着碉堡射击孔往里面喷肯定能使上劲。班长使劲点点头，说多带几把喷火枪就好了。格森看我们一眼，一声不吭地往前爬。他背后的喷火具死沉死沉，我感觉到脊背一阵酸麻。格森爬到岩壁下面，他前方的射击孔喷出的火舌足有一尺长。我们屏住呼吸，都捏了一把汗。格森掏出一个手榴弹扔过去，随着手榴弹的爆炸烟雾，临近格森的射击孔停止了射击。格森急速翻滚过去，将喷火枪对准射击孔一阵扫射，我们能看见火舌从碉堡另一端的射击孔里冒出来。班长带领我们冲上去。格森忽然兴奋地站起半个身子扫射火焰，一边哈哈大笑。彭占军随后往射击孔里扔进几颗手榴弹，几声闷响过后，我们听见碉堡里的惨叫声。越军没想到我们会从背后偷袭。彭占军端着机枪冲到碉堡出口，等着逃窜出来的越军。格森也跑过来，他的眼睛血红，人完全疯狂了。我和班长把身上的雷管全都扔进了碉堡，烟雾和尘土弥漫四周，让人睁不开眼。越军从碉堡里逃窜出来，彭占军扣动扳机，哇哇大叫，格森把碉堡出口变成了火场。但是我和班长忽然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在眼前升腾，那是格森的喷火具被子弹击中着了火，格森一下子成了火人，他在拼命挣扎，手里的喷火枪依然往外喷着火焰。火球越来越大，格森痛苦哀叫，先是扭曲着跪倒在地，随后整个身体卧在火焰里向前蠕动，动作越来越小。我大声喊叫着格森的名字，眼泪快流出来了，班长端起冲锋枪，嘴角颤抖着打死了格森。随后又响了几声爆炸和极强的扫射声响，四周突然平静下来，烟雾和刺鼻的火药味在飘荡。我们发现了彭占军，他斜靠在石头上，目光空洞无神，不停地咳嗽，鲜血从嘴巴里大股大股地流出来。我走上前，捂住他胸部的伤口，才发现他的右胳膊不见了。彭占军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来，但他的眼神一直搜寻着什么，胳膊……他说他要他的胳膊，我帮他寻找胳膊。彭占军动了动脚，说前面……前面……我看见了他的胳膊正躺在草丛里，右手僵硬着张开，其中一根手指头抖了两下突然停止了。他的手掌像要在空气中奋力抓取最后的希望；包裹胳膊的衣服上贴着一块早已变黑的胶布。我抱着他的胳膊就像抱着一根散发着火药味的木头。我看见“彭占军”歪歪扭扭的三个字。我蹲下身，把胳膊递过去，彭占军挣扎着伸出左手，把右胳膊紧紧搂抱在怀里，马上抽泣起来，眼泪和嘴里流出的血混在一起。班长走过来，低声对我说，不行了，他不行了。碉堡里共有二十几名越军，全部被我们歼灭。我和班长进去查看，又是一阵胡乱扫射，直到地上的尸体变成马蜂窝才稍稍解气。班长掏出一根香烟，就着地上的火苗点燃，猛吸几口，叹口气坐在地上。碉堡很低，空间却很大，墙边堆满了弹药箱和食物，弹药箱上还印着“中国军工”四个大字。看见这一幕真是愤怒啊！我对着眼前的尸体又是一阵点射，一个越军的脑袋崩裂，脑浆“噗”地喷到我的脸上，可我一点都不感到恶心，相反倒有极端的快感。继续往里走，我在墙边发现一个深褐色的皮箱，皮箱的一角正在燃烧，火苗正渐渐点燃旁边一个死去的越军连长的尸体，他可能是这个碉堡的指挥官。我用枪管拨开皮箱，看见一摞杂志，杂志上的女人非常漂亮，穿着裙子，正对着我笑，我突然发觉杂志上的女人和安慧很像，五官和神情都很像。太神奇了！班长还在抽烟，我继续拨动皮箱，发现杂志下面还有散落的香烟。这些杂志都是我在国内没有看见过的。我想到了安慧，想把这些杂志送给她，让她看一看和自己相貌很像的外国女人，她一定会惊奇万分！当时的我非常兴奋，握在手里的枪都在抖动。我把杂志悄悄藏在背包里，把香烟拿出来扔给班长。进攻的士兵冲上来了，他们打扫战场，我和班长坐在冒烟的草地上发呆。士兵们在我眼前晃动，我脑子里全是安慧和那个外国女人的影子。一个士兵拿半自动步枪枪托狠砸越军尸体的脑袋，把眼珠子都砸出来了，说他们才死了二十几个人，我们却死了一百多个弟兄。回到营地，我顾不上停歇，去临时救护站找安慧，却得到消息，安慧去前线救护伤员去了，晚上才能回来。临时救护站里躺满了伤员，大家都在议论前线上的战事，我们的伤亡远远大于越军。越军更熟悉地形，上前线的中国士兵都没有实战的经验。到了晚上，安慧还没有回来。坐在帐篷里，看着沾满泥泞的书包，想象着几个小时前的激战，战友活活死在眼前，眼泪竟落下来，怎么也控制不住。班长仰面躺在行军床上，一边喝酒，一边骂越军的娘，说下回杀死越军，不光脱掉他们的衣服，还要把他们挂在树上，让野猪啃，让疯狗咬！我站起来大声说我也会这么干！战争让人变得残忍麻木，复仇之心是唯一可以信赖的。深夜，我躲在被子里，掏出手电筒看杂志上的女人。美丽的女人，美丽的安慧。那一刻，安慧变得更漂亮了，杂志上的女人就是安慧。我看不懂上面的文字，摸着图片也是享受。我把杂志贴在胸口上，想象安慧看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一定会笑，一定会说太好看了，太神奇了。只要安慧高兴就行。我想起过去的中学时光，我和安慧在校园柳树下讨论《静静的顿河》和《战争与和平》，一起为主人公的命运纠结叹息。小树，那是爸爸的初恋，没有牵手、没有亲吻的初恋。班长忽然掀开我的被子，醉醺醺地说我干嘛在被子里笑。我笑了吗？我自己也不知道。他没看见我手里的杂志。我知道不上缴战利品是要挨处分的，至于香烟是不是战利品，上面没有明确说明。反正我觉得这些杂志一定属于战利品，因为每个男人和女人看见了都会喜欢，这个女人实在太漂亮了，她的美不是简单的妩媚，而是单纯之中透着亲切之情。我知道，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杂志，我们不该看资产阶级杂志，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藏起来，我一定要送给安慧看一看。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又打了几仗，和安慧没能见面，但我坚信一定能见到她。我背着这些杂志打仗，心情忽然变得愉悦起来。我最难忘的是一次突击战。我们连队攻下山头，俘虏了十几名越军，又接到命令去包抄另一个山头上的越军。俘虏怎么办？连长请示后得到指示，带着俘虏急行军，我们都很郁闷，但上面有命令，谁也不能违抗。我们用绳子捆紧俘虏的手腕，牵着他们快速奔跑。连长从前面传话：快速前进，看好俘虏！可是连长的话传到后面慢慢变了调：快速前进，杀死俘虏！或许是战友故意传错的。班长李柱拿起冲锋枪准备射击，俘虏一个一个跪倒在地求饶，说有重要情报，求我们不要杀死他们。不知怎的，我突然跑上前按下班长的枪管，班长满眼迷惑，脖子上青筋鼓胀。连长跑过来，狠狠地捶了李柱一拳。俘虏的情报非常重要，前面不远处就是越军一个指挥哨所，我们派了四五个人就将一个指挥官俘虏了，他无意中说出一个越军诡计：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掩埋越军尸体，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知道实际伤亡数字，蛊惑我们的指挥员，让我们的士兵焦躁不安。越军指挥官带着连长去附近的山丘，挖出了几十具越军尸骸。连长后来荣获了二等功，因为这个情报大大减轻了我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的压力，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不过从那以后，我和班长的关系日渐疏远，或许在他眼里，我那天按下他枪管的举动多少有点假惺惺，但我必须承认，看过杂志上的女人，想象某一天和安慧再次重逢的情景，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是谁，死了就没有机会了。那天从战场上撤下来，夕阳温柔地洒满山峦和田野，天空虽然有硝烟，可是鸟鸣带来的是更多的轻松，河面上泛着斑驳的光影，悄无声息地移动着。我们的部队离安慧越来越远，我对她的思念之情愈发浓烈。我提着背包，却不敢拿出杂志坐在树下田边欣赏。思念让人走神，子弹、炮弹不长眼，地雷最爱倒霉鬼。排雷兵已经开出一条安全通道，我却被前方的山野吸引，莫名其妙绕开了安全指示，走向旁边的田埂。我踩中了地雷。随着一声巨响，我看见背包和我的右小腿一齐飞上了天。没有疼痛感，只有麻木，耳膜被某种力量紧紧压迫，听不见任何声音。我看见红色的液体冲向蓝天，色彩斑斓的杂志错落飞舞，还看见班长李柱正飞奔而来。我移动目光，看见自己的右小腿挂在一棵树上晃荡。我在一闪念间提醒自己，必须赶快把杂志收好，不能被班长发现。这些是战利品，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杂志。我不能背着挨处分的骂名转业回家。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班长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因为他背我走的时候我已经处在昏迷状态。我在急救床上醒来，看见班长笑眯眯望着我，指指床边的背包，一句话也没说。他嘱咐我好好养伤，又和我招招手，就走出了帐篷。班长或许因为看见我少了一条腿才没把我私藏杂志的事通报给上级吧。无论怎么说，我从心里感激他。没过多久，我听说班长在一场阻击战中阵亡了，死得很惨烈，他被越军俘获时拉响了两颗手榴弹，整个胸膛和脑袋都炸没了。他以前对我说过，当俘虏的滋味最不好受，即使活着回来也跟死了差不多，还不如在战场上自己把自己干掉，顺带再干掉几个敌人，这样的死亡方式最爷们，还能给家里落下个“烈士家庭”的荣誉。石峰也被抬下来了，他不小心踩中竹子，脚底被刺穿，不能走路。我俩在一个急救站相遇，他拄着拐杖走进帐篷，告诉我安慧死了，他亲眼看见安慧抢救伤员的时候被炸死的。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话，但越是这样他的描述越让我伤心不已。他说炮弹飞来的时候，安慧为了保护伤员，整个身体趴在伤员身上，炮弹皮削掉了她半个后脑勺。她的脸没有受伤，神态非常安静，好像正在做梦。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埋下头，眼泪滚落在被单上。我没有留下一张安慧的照片，这是我的终身遗憾。这些杂志不能弥补伤痛，真人已经死了，酷似安慧的女人只能让我更加伤心。我偷偷取出杂志，想把它们埋掉，或者一把火烧光。我最终没有烧掉杂志，一旦烧掉，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安慧了。回到家，眼前的一切依旧，我的心却万分失落。石峰虽然只是轻伤，但他抓获了三个俘虏，立了个三等功。我失去了右小腿，失去了安慧，也失去了生活的热情，留在脑海里的只有战场上的惨烈场面和死去战友的血污躯体。我不敢看这些杂志，想来想去还是把它们包好埋在了树林里。小树，过去的一幕似乎已经淡忘，那一年，是你又让我把它们挖出来，但我不怪你，事实上爸爸还要感谢你。你母亲最终烧光了杂志，这样也好，一切化成灰也好。我不想再有牵挂，只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我来到广西越战烈士陵园，想看看过去的战友。每块墓碑上都刻有“烈士”两个字，这是一大片烈士墓葬群。墓碑前的枯草长得太高了，都能把我盖住。我割除这些枯草，路过的人以为我是个瘸腿疯子。安慧的尸骸或许就埋在那里吧，我起先是猜测，再后来我坚信安慧一定埋在这里，每一块墓碑下面都可能有安慧的遗骸。能够这样想象，感觉很幸福。小树，当医生查出我患了前列腺癌之后，我反而变得轻松起来。我没死在战场已经知足，我比那些死去的战友又多活了二十多年。这几年，我一直关注你在北京的发展，你创办的“爱赫本服装设计工作室”我在报纸上读到过。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回避与赫本有关的回忆了。你热爱赫本，因为赫本对你是活生生的存在，而安慧已经远去。再说，哪一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工作顺心、事业有成呢？我想去瑞士结束余生，只是想让自己死的更舒服些。不过，当你为我办好去瑞士的签证，我或许已经没有力气登上飞机了。人生充满苦痛，我们有幸来过。让过去的都过去吧，能重逢的一定会在死后重逢。

“爸爸……”我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泪水已经挂满脸颊。透过泪眼，我看见墙上的赫本，安静、纯粹的赫本。这是《罗马假日》里的安妮公主，还是赫本本人？我的思绪又和安慧联结在一起，我从未见过她，又仿佛和她认识。我为自己的母亲感到伤悲。安慧是父亲心中的女人，是父亲一辈子的女人，他们之间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肌肤之亲，留存在心间的却是清澈朴素的情感。

我打开电脑，查到飞往家乡的最早航班上午九点钟起飞。现在是凌晨一点，我决定马上出发赶往机场。坐上出租车，我摇下车窗，呼吸着春末夏初的夜风，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异样轻松。风吹头发掠过嘴角，我轻轻咬住，随后又狠狠地咬紧嘴唇。“人生充满苦痛，我们有幸来过，”这是父亲信里的话。此刻，我体味到活着的另一层含义。我恳请出租车司机加快速度前进，因为我知道，早一点赶到机场，离家的距离就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