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功达的家离县委大院不远，四周大树环绕，显得十分幽僻。这房子里原先住着一个寡妇，姓冯。丈夫常年出门在外，十多年没有音讯，不知死活。因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日子一久，就不免招蜂引蝶，做起那皮肉生意来。53年的时候，梅城三反工作组派人将她传到街市口参加批斗会，这寡妇死活不依，最后几个年轻人用麻绳套住她的脖子，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死拖活拽把她弄到了门外的巷子里。围观的人把巷子围得水泄不通，场面渐渐有些失控，更有当地的几个泼皮无赖也混迹其中，跟着起哄。他们推推搡搡，骂骂咧咧，三下两下就把冯寡妇的衣裤扒得一干二净。那冯寡妇虽是个私娼，倒也颇有节操，回到家中，当晚就悬梁自尽了。

据住在隔壁的信访办的老徐说，那天早上他赶去帮着收尸的时候，这寡妇的桌上还留有半截没有烧完的蜡烛。旁边的毛边纸上写有小诗一首，只是不能断定是否就是自尽当晚所写。诗曰：

花开若有思，

花盛似欲燃。

一夕风雨至，

狼藉不可看。

因她窗下有一棵海棠树，咏的似乎就是海棠。老徐说，墙上有一帧小照，是冯寡妇年轻的时候拍的，鼻梁上还架着玳瑁眼镜，可见还是个读书人。这个冯寡妇是从外地来的，平常不跟人搭话，对她的来历，左右邻居一概不知。人倒也挺好，见到人总是笑嘻嘻的，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不敢正眼瞧人。冯寡妇死后，她的这间屋子就作为无主房，划拨给县干部们住。本来这房子就是阴森森的，再加上一个吊死鬼，干部家属都说这房子晦气，不吉利，挑到最后还是没人敢要。最后，谭功达只得自己搬了进去。

谭功达刚搬进去的时候，还记得院中的大刺槐树下，有一辆生了锈的儿童自行车。在那时的梅城，这辆自行车可说是稀罕之物，似乎在见证着这个寡妇的来历颇不一般。另外，她或许还有过孩子。那孩子是夭亡了？还是去了别处？也无从打听。槐树旁有一个井台，院中的竹篱已经朽坏，邻居家的鸡常到院子里来啄食，那畦小菜地也已荒芜了。一间灶房通过一个小天井与正房相接，一律是砖墙明瓦。房间不大，却也敞亮精致。

客厅里有扇小木门，通往后面的小跨院，进深很窄，碎石板的地面中间有一簇天竺。四周砌有高墙，墙外遍地芦荻，一派大江。江面上过往船只的汽笛声，也时时可闻。

这天晚上，谭功达开完了三级干部会，回到家中，夜已经很深了。忙碌了一整天，又困又乏，未及洗漱，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半夜里突然下起雨来。雨点密密地打在瓦楞上，飒飒有声。朦胧中，他觉得雨从朝东的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他脸上。床上的帐子也被风吹得鼓起来，裹在头上，拂之不去。他想着要起床把窗户关上，可就是睁不开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窗外有女人的声音，嘿嘿地笑着。谭功达吓了一跳，心里道：莫非这房子真的闹鬼不成？这一吓，他立刻就醒了过来。等到他手忙脚乱的将脸上的帐子撸掉，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天早就亮了。

田小凤站在窗外，笑得直喘气。

“谭县长，你晚上睡觉也不关窗，这床都要给雨水漂走了！”

谭功达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看见大床四周果然积了一地的水。他赶紧跳下床来，趿着鞋，跑去院中开门。

“睡的还真沉啊！”钱大钧手里托着一只烟斗，在门外冲着他微笑：“我们都快把这院门拍烂了，也没把你拍醒。”

他的身后还站着七八个年轻人，全是女的，都咧着嘴冲他笑。她们都是县机关各科室的职工，钱大钧带着她们给县长收拾屋子来了。

“我这破屋子，待会自己拾掇拾掇就行了，怎么能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谭功达揉了揉眼睛，打着哈欠道。

钱大钧道：“反正我们闲着也没事，就当作是义务劳动吧。”

这时，田小凤也已经绕到院门前来了。谭功达看见她腰间扎着一条花布围裙，腆着大肚子，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摇一摆，便对钱大钧笑道：“怎么，小凤又有了？”

“可不，都六个多月了。”钱大钧笑了笑，“当初你要不挑三拣四，早早成了家，这孩子也该满院子乱跑了。”

田小凤接话道：“谭县长，我们家大钧给你介绍的对象，少说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没有一个入得了你的法眼。可白县长头一回当红娘，你就忙着布置新房了。可见这姑娘人品相貌……”

钱大钧冲着老婆又摆手，又递眼色，小凤这才把说了一半的话噎了回去。谭功达讪讪地笑着：“八字还没一撇呢，八字……”

“这收拾屋子的事呢，就交给她们年轻人去干，由小凤统一指挥。我们进屋聊聊天。哎，对了，包子呢？”钱大钧回头看了看，问道。

一个身穿灯芯绒马夹的女孩赶紧过来，将手里的一个纸兜递给谭功达：“我们在路上买的，还是热的呢。钱副县长料到您还没吃早饭呢。”

“是啊，钱副县长一心惦记着谭县长没吃早饭，”另一个女孩子道：“至于我们有没有吃过早饭，他就不管了。”

本来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她自己听着都觉得别扭，加上田小凤一连白了她好几眼，脸一红，愣在那儿，有点发窘。

谭功达见状赶紧将手里的包子递给她：“那就一块吃，一块吃。”

“我已经吃过早饭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那女孩道。谭功达见她有些面熟，就问道：“你是哪个科的？叫什么名字？”

“羊杂碎。”钱大钧笑道。“就她嘴碎，有名的落后分子。”

他这一说，大伙全都笑了起来。

一进屋，钱大钧就踱着方步，几个房间来回乱蹿。一会说这个该扔，一会说那个该换，哪面墙上应挂幅字画，哪个桌上应摆个花瓶，末了，他抬腕看了看表，嘴里嘀咕道：“这个姚佩佩，怎么这会儿还不来！”

“怎么，你把她也叫来了？”谭功达嘴里吃着包子，嘟哝道。

“叫了。昨天下班时恰巧遇见了她，她答应要来的。她这个人，成天懒懒散散，这会儿说不定还在床上睡大觉呢。”

“叫她来做什么？她是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

“你可不要小瞧了她去，”钱大钧道：“人家是从上海来的，家里又是大资本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本来我让她来，是为了让她帮着看看这屋子的布置，要不要添点家具和摆设。”

“你怎么知道她家是大资本家？”

“嗨，也就一周前吧，从上海的市三女中，来了两个干部，他们是来做外调的，想了解一下姚佩佩在梅城的情况。她们家那摊子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两人正说着，忽听得门外一阵欢声笑语。谭功达一愣，笑道：“说到曹操曹操到。恐怕是佩佩来了，我出去招呼她一声。”说完将吃了一半的包子搁在桌上，飞快地跑了出去。

谭功达来到院外一瞧，哪儿是什么姚佩佩？原来是信访办的老徐，手里捏着一团细麻绳，替他扎篱笆来了。那老徐年纪大了，刚一蹲下，身子往后一仰，便是一跤，逗得那几个女孩子笑翻了天。院外的大道上下了一夜的雨，地上落满了花瓣，风一吹满地乱飞。远处河滩上的青草地绿油油的，四下里空空荡荡，并不见一个人影。

钱大钧他们忙到天黑才走。

谭功达里里外外转悠了一遍，看到屋里屋外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事事都停当，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竹篱修补好了，杂草拔除了，井台冲洗得干干净净，院中的碎砖石在墙角堆着，就连那畦菜地，也新翻了泥土。老徐的妻子从家里匀了一点菜籽，替他种上了。她还对谭功达说：“等到下个三两场雨，到了麦收时分，新娘子过了门，你就可以吃上自己园子里的青菜了。”

屋子新糊了窗纸，有一股淡淡的尘土气和肥皂味。惟一遗憾的是帐子洗得晚了些，手一摸还是潮的，但田小凤走前还是张罗着给他挂上了。谭功达搬了一个小马扎，坐在院中的井台边，看着天空如洗，月上梢头，心里就有一种阒寂之感。耳畔似乎仍然回荡着那帮女孩的说话声，仿佛她们仍未离去，仍在他的屋子里，进进出出。女孩们成群结队，花枝招展，叽叽喳喳，又别是一番情趣。何等恬谧！何等安稳！何等美妙！等到她们一走，心里怎么忽然缺了一块？这又是什么缘故？

这的确是个问题。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白庭禹就把他的哥哥嫂子给带来了。白慕尧夫妇满脸带笑，手里大包小包提着礼品。女人笑着说，不过是乡下的一点土产，他们第一次上门，也是个小意思。

白庭禹道：“老谭，我还有点事，就不进去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吧！”说完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知道你不会生火做饭，我在鸿兴楼订了一桌饭，中午十二点我再来喊你们。”

谭功达将两人让到客厅的桌边坐下，就忙着摆杯子沏茶。那女人将头上的一块宝蓝方巾取下，攥在手里捏着，抬头满屋子乱看，一会儿便道：“房子倒是挺宽敞的，收拾得也干净，一看就知道我们谭县长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就是，太素净了点。”说完，笑眯眯地望着他。

谭功达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匣子，用指甲弹开，递给白慕尧。白慕尧慌忙连连摆手，一迭声地说：“不会。不会。”那女人瞥了丈夫一眼，对谭功达笑道：“他平常是抽烟的，只是见到生人拘束。要让他多说一句话，也怕要咬到舌头根子。”

随后她用胳膊碰了碰白慕尧：“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既是县长让你抽，你就抽呗。”白慕尧嘿嘿地笑了两声，这才从烟匣中取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

白慕尧看上去不擅言辞，五十好几的人了，可依然高大健壮。谭功达再将目光移向另一边，端详起那个妇人来。这一看，不觉暗自吃了一惊。这个女人与白小娴长得一模一样，竟然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难道白小娴以后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也像她一样眼袋松垂，红肿，双下巴，肥鼻梁，一笑起来满脸都是褶子？昨天在文工团见到白小娴时，那张脸带给他的超凡脱俗之感立即荡然无存。他在脑子里将白小娴衰老的过程飞速地盘算一遍，不禁悲从中来，大为伤感。那女人见谭功达两眼放出虚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不知是何缘故，开始还忍着，脸上浮着一绺僵冷的笑。到了后来，见县长那眼神越发地呆滞起来，不知不觉红了脸，心里暗想：他这样咧着嘴，一个劲地盯着我看，像笑不像笑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是个花痴？再一想，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也不太可能……

凭着女人的直觉，她见这个未来的女婿虽说四十出头，可眉宇间依然有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梦，勾人心魄。要是再年轻个几岁，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要坏在他手里……就像昨晚小叔子反复提醒的，这人看起来的确有几分呆傻之气。不过，既然人家是个县长，呆傻一点倒也不碍事。

想到这儿，便对谭功达道：“小娴这孩子，别的都好，就是脾气有点倔。听说前天在文工团，她还当面顶撞县长来着，实在不像话！不光是对你，她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只怪她爹，从小把她给宠坏了。”

谭功达忙道：“这也难怪她。只是我与她年龄差得太大，怕是她心里不愿意。”

“愿意愿意，”女人道，“哪有不愿意的！我们昨天跟她磨了一天的嘴皮子，她嘴上没说什么，心思倒像是有几分活了。本来我们想今天把她一块带来，可她们团一大早下乡演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女人又道：

“等到过了年，小娴就二十岁了。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就在正月的年头上，替你们把婚事办了。”

谭功达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女人接着道：“小娴在家里是老二。上头，她还有一个哥哥，原本跟着他爹做生意，上山西，下两广，倒也去过不少地方，人也忠厚可靠。可一解放，生意不让做了，只能在家里拽牛尾巴。那小的呢，今年也十六了，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几个孩子当中，就数他最聪明伶俐。我们今天见了面，定了亲，往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们……我们也有话直说，看看县长能不能开开金口，发句话，给两个孩子在县里安排个工作。”

“恐怕不行。”谭功达说。

他还想跟她解释几句，忽见那女人把大腿一拍，说：“哎哟，这有什么不行的？一个是县长，一个是副县长，都是我们自己家人，你们俩发了话，哪个敢不依？这点小事，哪有个不成的道理！”

谭功达见她第一次登门，就自说自话，提出这样非分的要求，日后若是与小娴成了亲，仗着翁姑的权威，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因此心中颇有不快。又一想，这妇人话里话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以白小娴作交换要挟的意思，心里顿时又添了几分厌恶，只得将脸上的笑容收敛，正色道：

“这个，不行。真的不行。”

“要是县长觉得一下子安排两个人有点为难，我看这样也行，”女人勉强笑道，“你不妨先替我那个大的找份工作，小的就等几年再说。退一万步说，若是县里有困难，就安排在乡里，做个乡长副乡长什么的，替你在下边跑跑腿，倒也还合适。”

“不论是县里还是乡村，都不行。这干部的任免，都有一定的规章和程序，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了算。”谭功达冷冷地回绝了她。

那女人见谭功达不依不饶，一味推托，竟然是完全不通人情世故。心里即刻凉了半截，变了脸，气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又不免替女儿担心起来：这个人果然是个呆子！怎么让这种人做了县长？也真是天晓得。若是在有人的场合，你装装样子也就罢了，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他娘的装什么清正廉洁！想到这儿，又气又羞，心头一股无名火起，把白庭禹千叮咛万嘱咐“端端说不得”的告诫忘到了九霄云外，冷笑了两声，道：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家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丫头算个什么东西？你怎么就没事找事，倒是巴巴地替她安排了工作，还给她落了户口？怎么到了自家人头上，却连个回旋的余地都不给！”

她这一嚷，让白慕尧和谭功达都吃了一惊。那女人也自觉把话说过了头，心中有了几分胆怯，便微微侧了侧身，脸涨得通红。

谭功达听她说出这样的话来，知道她本是个厉害难缠的角色，若是一时间闹起来，弄得街坊邻居知道，也是个笑话。再说，姚佩佩那档子事，她必定是从小叔子口中得知，如果一时发作起来，那就连带着白庭禹的脸面也不好看。愣了半天，将心头的火气压了压，陪着笑，低声道：“这事容我回头和白县长商量一下，怎么样？”

谭功达虽说松了口，那女人仍然火气未消，郁郁不乐。几个人一时无话，都觉得有点尴尬。

几个人说了一会闲话，谭功达就问起农村合作社的事来。他这一问，坐在那儿始终不怎么说话的白慕尧忽然开口道：“合作社？不是已经停了吗？”

“停了？！”谭功达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大声道：“谁让你们停的？”

“如今不是，不是又时兴单干了吗？”白慕尧也是满脸疑惑。

那女人道：“是这样的，归合作社的田又都重新分给了个人。我们家还分得了两亩水塘。今年初春刚刚下了五百多条鱼苗，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下网去捕了。到时候我们就给县长挑大的送些过来，让您尝尝鲜。”

谭功达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再三压了压心头的火气，又问道：“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听村里的干部说，好像上头又有了什么新的精神……”白慕尧道。

“哪个上头？是乡里，县里，还是省里？”

经谭功达一阵逼问，那女人才觉察到谭功达脸色不对，同时也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赶紧拽了拽丈夫的袖子，笑道：“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又不是当官的，哪里晓得这些事！”

“二位少陪，我去去就来。”谭功达冷冷地撂下这句话，“腾”地一下站起身来，去里屋打电话去了。

等到谭功达抓过话筒，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天，县机关没人上班。他往钱大钧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刚才白副县长把大钧叫出去了，不知道有什么事。随后，田小凤笑着问他：“相亲的事是否一举成功？岳母大人有没有夸我们屋子理得好？”谭功达没有心思与她开玩笑，就哼哼哈哈地支吾了几句，把电话挂了。

等到谭功达打完电话，从里屋出来，白慕尧夫妇已经离开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