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夜，前总商会会长傅予之一直守在客厅的收音机旁，听吴焕伦市长的告别讲话，且连听了三遍。

开初，心中很不是滋味，说不出是喜是忧。他虽痛恨国民政府，不赞同中日开战——尤其不赞同在S市开战，但既开了战，他还是真心希望中国人能打胜。中国人竟败了，这委实让他难受，然而，败有败的好处，非失败乃到惨败，不足以警醒政府和国人，则政府和国人注定还要被俄共的抗日挑唆所贻害。再则，S市一败之后，战火自然熄灭了，S市民众的生命财产也少受些损失，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听到后来，便麻木了，竟以为吴焕伦市长的告别讲话不是发表得太早，而是太晚了，市府和国军应该在市郊作战结束后，立即宣布S市不设防，让日军和平地迈进这座国际性城市。又设想，如国军不激烈抗拒，则日本人决不会毁坏S市的一草一木。在城里一打，事情就糟了，炸弹四处响，毁了许多建筑不说，还死伤了那么多中国军民，把几乎全城的人口逼进了租界，使租界街头巷尾四处拥挤不堪。

政府误国哟！

误国之举，不仅表现在S市的作战上，还表现在其它诸多方面。比如，对民众不信任，钳制舆论，封锁新闻，不到最后时刻，都不对民众讲真话。下午还在吁请更多市民们参加公民训练团，晚上便宣布S市弃守，前后对照，让S市民众们作何感想？！又比如，对各界名流先是请到电台和戏院发表演说、讲话，要他们奉承政府，支持抗战，后来一看情况不妙，又一个个逼人离开，名为保护，实为要挟。不说别的，光他傅予之，前前后后就有市府、国府不下七八个要人找过他，最后竟动用了戴雨农手下的喽罗，这实在让人不耻。

他当然不走。他是S市前总商会会长，在国民党党天下之前，就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署最高顾问，国务院高等顾问，荣获过北京政府的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文虎章，还被意大利国王颁封过王冠骑尉勋爵，是名扬中外的显要，又岂能被戴雨农唬住？

吃晚饭前，那个叫曹复黎的家伙又来了，声言市府、国府对他日后的安全甚为忧心，希望他能以自身的安危和抗日的大局为重，早日离开S市，去香港或汉口。途中一切事宜，概由市府、国府方面派专人安排，可保万无一失；又说，如执意不走，市府、国府方面自然会有想法，日军占领当局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他一听就火了，心中明白，市府、国府对他的安全忧心是假，对他不放心才是真，他们怕他和日本人合作。

却佯作不知，强压着火，冷冷地对曹复黎说：

“我六十八岁了，实足老朽，哪还走得动呀？硬要我去香港、汉口，你们就不怕我死在路上？”

曹复黎道：

“兄弟用脑袋担保您老的安全！兄弟已在‘远东’号邮轮上给您订了舱位，明日晨去香港。如不愿去香港，可去汉口，怎么走，我们可以再商量。”

他断然拒绝道：

“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S市的租界里了！S市的中国地界被占领了，租界没被占领！对不对？租界和香港有什么两样？！你们硬要我走，干脆把我杀了，运走好吧！”

曹复黎呆了。

他叹了口气，又说：

“我这一辈子的根基都在这里，怎么能走呢？再者，早先吴焕伦市长也说过，要和S市共存亡的，现在甩手就走了，如何对得起本市市民？你去转告市府、国府的朋友们，就说，我这老朽是不走了，代表吴市长和S市民众共存亡了！”

姓曹的毫无办法，悻悻走了，临走，十分露骨地威吓说，中央和戴先生希望他自珍自重，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招来杀身之祸。

这就是党政权的真实嘴脸：顺者昌，逆者亡，哪怕国难当头，也决不忘记提防和消灭异己。这话实际上告诉他，戴雨农的喽罗们是要给他找麻烦的，他拒绝离开S市本身，已激怒了蒋中央的党政权，就像以往多次激怒他们一样。

所谓杀身之祸，他已经历了两次，一次是民国十四年秋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署最高顾问，为孙传芳筹划军款时，家门口被人扔了炸弹，没炸死他，却炸伤了一个门房。事后有人说，炸弹是奉系的亡命之徒扔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人干的。第二次是北伐胜利之后，他被国民政府作为“封建余孽”通缉，在租界里被绑架，逃跑时胳膊上吃了一枪。第二次确凿是党政权干的，他清楚，当时租界里的中外报纸也披露过。

这一回，他留在S市不走，戴雨农的喽罗们是必定要下手的，就是和日本人没任何联系，不和日本人合作，他们还是要下手，问题只是迟一天或早一天罢了。

他不怕，自觉着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挑起中日战端的，是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与他这个“封建余孽”毫无关系。他留在S市，不是为帮助日本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资本产业，和S市工商界的和平稳定。这种时候，他以既不属于国民政府，又不属于日本人的第三者身份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又揣摸，姓曹的是否觉察了自己和日本人的暗中来往？是否自己的言行不慎，已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细想想，又觉着不像，如被那帮家伙抓住把柄，只怕今晚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不动手杀他，也得把他强行绑走。

吃过晚饭，家里繁忙起来，电话铃不停地响，一忽儿一个消息。

第一个电话是总商会干事长，也是他女婿李建仁打来的，说是六路日军全部进入市区，城北区一片大火，日军沿途抢劫，滥杀无辜，日军指挥官非但不加制止，反有怂恿之意，连一些挂上日本旗的建筑也不放过，女婿盼他速与日本特务机关长西村津太郎少将的代表联系，敦请西村少将尽快派宪兵制止这些暴虐行径。

第二个电话是市警察局袁柏村打来的，听声音像很惊慌，袁柏村一再问：日本人是否讲信用？自己留在副局长的职位上迎接日本人，日本人会不会把他抓起来杀掉？袁柏村说，为防万一，他已逃进租界，并买好了次日赴港岛的船票。

第三个电话是市教育局庶务科长孙思文打来的。孙思文问他，是否见到了日方代表？并透露说，日本特务机关长西村津太郎已着手筹组特别市新政府，想作为头号人物启用的，可能不是他傅予之，而是圣安东大学教授苏宏贞。孙思文向他大表忠心，声称，如苏宏贞出任市长，就决不合作，宁可到街头摆瓜果摊。

在那沦陷的夜晚，他头脑格外清醒，对每个电话的回复都是恰如其分的。先劝女婿李建仁不要焦躁，更不要在这种时候和日本人对抗，为防意外，他要李建仁先回租界来。对市警察局副局长袁柏村，他信誓旦旦地保证，留在S市不但生命有保障，日后还有大干一番事业的机会。他明确要求袁柏村退掉船票。而对孙思文却说，自己原没准备出任什么市长，日本人也未许诺过要他做市长。因而，苏教授如能出首收拾局面，实在是极好的事，自己乐于全力相助，也希望致力于中国和平的各界朋友和同仁，鼎力助之。

这是真心话。他傅予之真不想在这时候出任市长。他留下来维持局面，是迫不得已的事，根本没想过要升官发财。他六十八岁了，早已过了野心勃勃的年龄。他要做的仅仅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保护这座国际性城市，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苏宏贞出面组织市政府也许比他要合适，此人是著名学者，早年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过政治经济，和日本政界、军界、商界许多要人都熟悉，办起事来自会比他更顺手，况且，苏教授年轻，只四十七八岁，正是一展身手的时候。

当即给苏府拨了个电话，婉转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苏宏贞。苏宏贞大为惊讶，问他流言蜚语是从哪来的？他答道，不是流言蜚语，是较可靠的消息。苏宏贞执意追问，他才端出了孙思文来。并说孙思文的太太是日本人，和特务机关长西村少将的太太过往甚密，消息是可靠的。苏宏贞憋了半天才说，日本人怎么想，是日本人的事，他苏宏贞只不过是个穷教授，且还有点气节，断不会和日本占领者合作共事。

苏宏贞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傅予之有些尴尬，想再往苏府拨个电话，讲一讲为国为民站出来收拾残局的必要性，可却拨不通了。要继续拨时，日本兴亚银行恒产株式会社经理田原打电话过来了，很急切地问：

“是傅先生吗？”

他应了一声：

“是。”

“好！傅先生，西村少将要见你，我们马上到府上拜访！”

他未及说上一句话，田原那边的电话已挂上了，他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恰在这时，儿子进来了，情绪激动地向他报告了文杰司克路口最后一支国军队伍进入租界的情况。劝他听从市府、国府的劝告，早日离开S市。

他问儿子：

“那么，S市的局面怎么收拾？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谁来保护？”

儿子讷讷地道：

“反……反正您……您别管！这……这与咱们无关！”

他桌子一拍：

“混账话！从十八岁两手空空进入S市起，我在S市呆了整整五十年，这座城市融会着我半个世纪的心血！吴市长可以一走了之，我不能，该出面时，我就得出面！你懂吗？！”

儿子惊讶地望着他：

“那……那您真的会……会和日本人合作？”

他不愿再和儿子啰嗦下去，手向门口一指，冷冷道：

“出去！你给我出去！”

儿子恨恨地走了。

十二时许，院门口响起了汽车刹车声，他赶到门厅时，日本特务机关长西村津太郎少将已在兴亚恒产株式会社经理田原的引导下，进了院门。同时涌进院内的，还有近二十个着便装的日本浪人。他看得很清楚，日本浪人都带着枪，进了院子，没要西村少将招呼，便迅速守住了大门和通往后花园的石板路，还有几个猫到了前院的花坛后面。

正诧异时，西村少将和田原经理已疾步踏上门厅台阶，来到了他面前。二人先后脚跟一碰，极利索地向他鞠了一躬。他匆忙还了礼，将他们让进客厅。

一步步往客厅走时，便想到，战争已成为过去，和平到来，他傅予之，一个被国民党政权诬为“封建余孽”的老人，将从这个动乱之夜起，置名誉与身家性命于不顾，承担起维护和平的沉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