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萍认定，身为学者的父亲处在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中。

这矛盾和痛苦父亲显然无法与人言述。父亲是深藏不露的人，心里不管如何挣扎，表面上都平静得很，决不会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女儿去讨主张。唯一可以和他平等商量的是母亲，可母亲过世已快一年了。

这一年可以说是父亲生命岁月最黯淡的时光，伴随着他的除了剧变的时局，凶险的战乱，便是深深的孤独。苏萍发现，父亲常常会站在母亲的遗像前默默地发呆，一站就是好半天。沦陷之后，父亲益发如此，有时半夜三更，卧房还亮着灯，在楼下窗前，能看到父亲佝偻的身影。

事情很清楚，鬼子的西村机关和军部都是希望父亲出山的。苏萍隐约听父亲说过，他当年早稻田大学的许多同学如今都是日本朝野要人了，他们都挂记着让早稻田大学为之骄傲的苏宏贞博士。

沦陷前，日本东京山本机械株式会社的山本，大阪市东亚研究会的川代便派人来拜访过父亲，都希望父亲能本着日中友好的精神，于S市战事结束之后，协助日本军方维持局面。就在沦陷那夜还有日本人把电话打到家里来。父亲是很恼火的，极不客气地把山本、川代派来的人打发走了，很郑重地告诉他们，他苏宏贞不会忘记友谊和平的早稻田大学，但当早稻田大学的日本同学以刺刀枪炮开道进入中国的时候，是决不会予以合作的。他苏宏贞与中国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关系，却没与、而且永远不会与自己苦难的祖国和人民断绝关系，并声言，如果占领了S市的日军或特务来找他，他将认定这是污辱，会决然自殉于城以昭告世人。

如此一来，西村机关和松井军部只好抬出傅予之了——大概父亲的那些日本同学们向西村机关和松井军部说过，这个苏宏贞是说得到做得到的，西村和松井不到无路可走，不会轻易来打搅他。

日本人也的确厉害，明的不来，暗的来，专派些未公开下水而又有些身份地位的汉奸来纠缠父亲，像那圣安东大学的华人校董、东西洋商业公司董事长吕艾民，日华银行董事会主席潘仲良，大概都是这类角色。他们名为闲谈，实则是替日本人施加影响，按照他们的逻辑，莫说国民党的党政权不该存在，就是中国和中国人也不该存在。潘仲良不是明确说过么？中国的国民精神只有让日本人彻底变个样，才有资格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

有一回，苏萍忍不住了，红着脸和潘仲良、吕艾民吵起来，公然嘲弄潘仲良、吕艾民前世投错了胎，没有降生在大和民族中，是日本帝国和中华民国的双重不幸。吕艾民气得不知说什么好，潘仲良则起身要走。

那当儿，父亲则一反常态地放弃了沉默，竟指着客厅大门对她道：

“这里用不着你多嘴，You a baby（你这个无知的孩子），出去！”

那句匆忙中带出的英文苏萍是听得懂的，苏萍当即顶撞道：

“谁是无知的孩子？就算无知，却不无耻！”

父女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苏萍终于当面问自己的学者父亲：

“爸爸，如果日本人让你以自己的大道思想主持新政，您会和他们合作么？”

苏宏贞并不惊诧，只淡淡地反问：

“怎么想起提这个问题？”

苏萍直言不讳：

“外面有风声说，你可能会接受伪职！”

苏宏贞否认了，否认的口吻依然很平淡：

“没这事！这种风声大概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沦陷前，这种传言不是也很多么？”

继而，苏宏贞又问女儿：

“你认为爸爸的大道思想有没有道理？”

苏萍摇摇头：

“我不知道。”

“如果S市的局面——当然也包括整个中国的局面三五年内无法改变，我们怎么办？”

苏萍明确地道：

“忍耐和战斗。”

苏宏贞笑了笑：

“那我问你，我们必须忍耐的政权是不是该对日本人少一点奴颜，对中国民众少一点残忍？”

“这不可能！任何靠刺刀维持的政权都无仁慈可言，民众选择的只能是反抗。”

苏宏贞问：

“如何反抗？”

苏萍激动地叫道：

“你会看到的！”

那时，苏萍已决定去干那桩警醒民众的大事情了，只不过苏宏贞尚未察觉。

苏宏贞后来换了个话题，不无忧郁地指着家院内点绿无存的冬景道：

“你能反抗一个季节么？严酷的季节对一切生物来说都意味着同样的严酷，空言抗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时候，对所有生物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生存。适者生存，达尔文早就说过。”

“为了生存便可以事敌通敌当汉奸么？”

苏宏贞似乎没听到女儿的诘问，自顾自地说下去：

“而生存的痛苦又是相等的，因为我开头就说了，严酷的季节对一切生物是同样严酷的。这必然带来惨烈的生存竞争，同类的相互厮杀无可避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就需要一种保障生存的特殊秩序。”

女儿道：

“什么特殊秩序？汉奸政府用刺刀维持的特殊秩序么？”

苏宏贞严厉地道：

“即便是汉奸政府的秩序也是需要的！”

苏萍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这话是从父亲嘴里吐出的。

做父亲的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分严厉，又缓口气道：

“不要以为傅予之就很舒服，他们的日子也未必比我们好过，甚至比我们还要难过呀！我们隐忍着一些痛苦，他们隐忍着另一些痛苦，这些痛苦都是严酷而不可抗拒的生存环境造成的。”

苏萍试探着问：

“那……那你肯定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喽？是不是呀爸爸？”

苏宏贞沉思着，缓缓点了点头……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苏宏贞却佯装着散步出了门，在弄堂口叫了辆车，直开台拉斯克路傅府，去和自己的老朋友，维新市长傅予之谈大道思想去了……

傅予之对苏宏贞的光临深为感激，开宗明义便说，维新政府需要他的帮助，否则，凭他傅予之是难以长久维持的，政府的构成不理想，混有不少投机分子和无耻小人，日本西村机关又压在头上，事情越来越难做了：

“……苏教授，我们可谓老朋友了，又都和国民党政权不共戴天，如今，你必得站出来助我一臂之力不可。我傅某对S市有责任义务，你苏教授也有责任义务呀！你就忍心看着我这个六十八岁的老人这么勉为其难么？”

苏宏贞淡淡地道：

“这种情况我早就预料到了，时局剧变，势必会使许多人生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投机分子的混入并不奇怪，事情难做，也在预想之中，予老倒是要看开些才是！”

傅予之很激动：

“我偏就看不开！现在没有国民党了，是我们在主持新政府，过去我们骂国民党混账、搞不好，今天若是我们同样搞不好，岂不要吃天下耻笑！新政还有何意义？民众还有何指望？在市政会议上，我多次说过，为政必得清廉，浊风必得扫除，新政定要有个新的气象，使国人市民爱我市府，与我同心……”

苏宏贞打断了傅予之的话头：

“这是办不到的；如今没有国民党，却有日本人！”

“日本人是另外的问题，我只能说维新不新，政府不能予市民良好印象，我这市长便难做下去！”

苏宏贞笑道：

“维新也好，复古也好，不过就是说说么！就像中华民国的国号，像我会因为这国号而相信中华民国真是民众之国么？！予老切不可太认真的！对政治家而言，标榜与行动根本是两码事，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在……呃，在于思想的建造！”

傅予之颇为失望：

“如此说，你苏教授也不相信维新的意义？”

苏宏贞十分坦率：

“维新是个极为含混的概念，既非成熟之政治思想体系，亦非完整独立之道德规范。维新只是相对守旧或复古而言，在政治思想的建造上并无价值。”

傅予之点点头：

“有些道理，您老弟接着说！”

“新政思想之建造，我认为应以大道为本。在日本早稻田留学时期，我便萌生了研究大道思想的念头，后赴欧讲学考察，比较西洋文化，益发悟出‘天下一家，万法归一’的大道精神的可贵之处，不知予老可还记得我于十八年刊印的《大道精神论》？”

傅予之想了想：

“记得的，好像那本书被国民党查禁过。”

“是的，为此，国民党政府还以反对国民党的罪名，对我下过通缉令，三个月后又撤销了——接着说吧，大道者何也？并非我标新立异，实在是人类天赋本性。母子相亲相依，夫妇相爱相靠，兄弟姐妹互相帮助，是我们人类天然美德，尤为东方黄种人之优秀美德。可惜的是，这种美德未能发扬光大，由个人家庭推及社会，由社会推及国家，以至全世界，驯致相习为恶，拼争不已，造成世乱频仍。”

“说得好！”

“先哲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自古迄今，欲治国者，未有不遵大道而使江山政权稳如泰山的。故尔，我以为，予老主持新政，对大道精神思想不可不加以足够认识。”

傅予之当即道：

“我近日便以维新市府名义重印您的《大道精神论》，予维新以充实的思想内容！”

苏宏贞摇了摇头：

“那本书已经过时，似无重印必要了，而且现在的事实为日本军事占领时期，重印此书，大加张扬，也有诸多不便。我这里只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和您闲聊，并不算数的，打出我的旗号则更不好。”

傅予之一怔：

“这么说，你……你并未改变主张，也……也不愿出来帮我主持新政？”

苏宏贞平静地道：

“是的，我没改变主张。只要日本人军事占领的局面不结束，我就不会走出租界！否则，连我女儿都会……”

傅予之不无凄凉地问：

“连我们维新政府的顾问也不愿做么？”

苏宏贞摇头道：

“我可以做您予老的顾问，却不能做维新政府的顾问，您须理解我的难处！”

傅予之惨笑道：

“我理解，都理解！你，还有雷佛人，还有那些贤达们，都怕被人骂为汉奸、和奸，只有我傅某是傻瓜！不会躲在租界里做英雄！”

苏宏贞的脸刷地红了，勉强申辩道：

“予老，不……不是这个意思……”

傅予之厉声责问：

“那又是什么意思？有肩胛，有能力，却不愿对国家、民族负责，算英雄么？我傅予之即便将来不幸被后人误解，指为汉奸，也是有英雄气概的汉奸！我……我不后悔！我……我俯仰无愧！我在城市和民众需要我的时候站出来了，用这把老骨头支起了一片和平天地，没让它直接落入日本人手里！”

傅予之简直是大义凛然，使苏宏贞不敢正眼相对。他相信傅予之这番话是真诚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于困难时刻挺身而出，显然没有私心。

“沦陷之夜，我这老头子就打过电话给你，希望你能出来主持新政，你不干，口口声声说要保持气节，害得我不得不下火坑……”

“予老，这……这倒是要讲良心话了，当初我也并不是主张您来干，维新政府宣言发表那日，我……我不是还打过电话给您么？望您三思。”

傅予之脑袋一昂：

“你不干，我也不干，那么，谁来干？！让金昆仑这帮人来干么？他们连咱们的祖宗都会卖给日本人！你骂我不该开中日追悼大法会，可你老弟晓得不晓得，金昆仑原要开的是专门追悼人家日本皇军的大法会！日本皇军在我们S市杀人放火，用机枪射杀我们的市民，我们还要开会追悼，奇耻大辱哇！我当场就拍案而起，这才使大法会开成了后来的样子。”

苏宏贞缓缓道：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真要为民众做些事情是极难的。”

“不错，是难，但，市府顾问西村少将还是个正派人，也通情达理，开大法会的事，他就作了让步，对日军的骄横，他也作了不少干涉。上个星期，日本宪兵在城北区大观道设卡三处，强迫来往行人向其鞠躬，稍有怠慢者，便毒打罚跪。城北区行政督察专员向我报告，我很生气，找了西村少将，西村当天下午就便装去了大观道，日本士兵把西村也当作中国人了，逼他行礼。西村少将当场扇了宪兵队长的耳光，还宣布，如再发生这种污辱中国民众的事情，定当予以严厉处分！”

苏宏贞道：

“这个西村少将很聪明，知道民心不可辱的道理，他需要的不是中国民众现在表面的驯服，而是更深远的东西，这种东西大概……大概是一种在表面看来尽善尽美的统治和压迫。”

傅予之叹了口气：

“你可以这样认为，但在我看来，能有这么一个日本顾问也算得万幸了——呃，西村多次提起过你！”

苏宏贞一怔：

“我不认识西村！莫……不是予老您向他提起的吧？”

“不是，西村是大阪人，他和大阪东亚研究会一个叫川代的人是密友，据西村说，川代是你在日本上学时的同班同学。是不是？”

“是的！川代是个狂热分子，在大阪颇有影响，曾派人找过我的。”

“那你何不顺水推舟，出来维持一下局面呢？你出来，对维新政府和日本方面打交道是很有利的，你现在可以只做对日外交事务的专门顾问。小老弟，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话题上。

他沉默了好半天，还是摇起了头：

“不行，我根本还没考虑过这种事。”

傅予之紧追不舍：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呢？”

他苦苦一笑：

“我考虑这事的前提必须是能按大道思想自主做事，现在看来还不可能！那个压在维新政府头上的西村少将在我看来，或许比宪兵队的日本人更坏！也更难对付！”

言毕，苏宏贞果决地结束了这场谈话，告辞了。他怕自己和傅予之再谈下去，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得更深，以致无法自拔。

到家已快十点了，看见苏萍在客厅门口和章妈的二儿子汤祖根叽咕着什么，并没注意，苏萍和汤祖根和他打招呼，他也没理睬，直到进了客厅看到一匹白布，才问在客厅里看书的大女儿苏英：

“买这么多白布干什么？谁买的？”

苏英未及回答，苏萍已送走汤祖根进了门：

“是汤祖根摆在这儿的，暂时摆一下。”

“他从哪儿弄来的，会不会是从厂里……”

原想说偷来的，话到嘴边又收住了，觉着汤祖根还老实，到亨利布厂做工又是苏家介绍的，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大概不会做，便没再说什么，默默上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