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子间昏暗的灯光把三个人影挤压在靠门的一堵墙上，造出了晃动着的黑乎乎的一团。因重叠的缘故，人影丧失了人形，像怪诞的野兽。方鸿浩透过白兴德和汤喜根两个脑袋之间的空隙注意到，怪兽在灰粉剥落的墙上不停地变幻着形状，时而多出一只手臂，时而冒出一个脑袋，一副招摇而愚蠢的样子。他睁大矇眬的醉眼，想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愚蠢，却没办到，他的身影完全被白兴德、汤喜根的身影盖住了，只是在举杯夹菜时偶尔露出一点，且很难判断是否属于自己。被酒精烧红了的眼睛靠不住，乱糟糟的脑袋也靠不住，以往的良好感觉全没了，恍惚之中，竟觉得真实的自己已不存在，已被压扁了贴在墙上，变成了无从辨认的一团。

一瓶竹叶青喝掉了大半，长条桌上杯盏狼藉。床铺也弄脏了，半碗残汤泼到床沿边，在刚洗过的被单上渗出了一片油水夹杂的印迹，像一幅不知名国家的地图，上面有蛋花，菜叶标出的山川湖泊，还有点点油星象征着的首府、城镇。床铺是汤喜根的，印上怎样复杂的地图，均与他方鸿浩无关，唯一有关的是他的屁股。头脑尚清醒的时候，他警告自己的屁股，希望它不要倾压在那幅地图上。然而，侵略成性的屁股还是压上去了，他自己都闹不清是什么时候压上去的，反之一切是糟透了。

方鸿浩清楚，这次聚会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至少对他和汤喜根来说，是最后一次了，今夜过后，汤喜根将搬出和他合住了几个月的这座亭子间，远走高飞到内地去；白兴德也因那份蠢得出色的试卷和亲友关系，做了新民中学的教导主任，谁也不会再到这儿来了。这座阴暗的亭子间以后将只有他方鸿浩孤零零一个人——当然，还有他孤独的诗，汤喜根走后，没有人再恭而敬之地听他吟诗了，他的诗是注定要承受那份孤独的。

离别让人痛苦。

更让人痛苦的是，偏在这种时候，《大华报》的王定海打了他的黑枪。

今天上午，王定海跑到了“东亚反共同盟会”会所，把一张油印的诗传单塞给了他，上面赫然印着他在沦陷之夜的洋浦港阵地写下的《热血青年》。他吓呆了，慌忙把王定海拉到厕所，问王定海要多少钱？王定海开口就是一千，根本不容他还价，还说，如今国难当头，要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这混账王八蛋敲诈人家还满口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他只能先硬着头皮认下，大伯父方阿根吃了冤枉官司刚被放出来，他不能再添新的麻烦，否则，大伯父真是说不清了。

整整一天都闷闷不乐，实在不知道这一千元该不该出？从什么地方出？一千元不是个小数目，合他四个多月的薪水，出了真肉痛，不出又不行，王定海能把他的诗稿留到今天，并以什么“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印出来，显然是有预谋的，他不出这笔“抗日费”，人家把传单和原诗稿往日本宪兵大队一送，大伯父方阿根和汤喜根受过的罪就轮到了他头上，闹不好得掉脑袋。

晚上，提心吊胆地回到住所，却见汤喜根已买了酒菜，和白兴德一起在等他了。汤喜根开宗明义便说，自己在鬼子的宪兵大队部把鬼子的面目认清了，马上要走了，和朋友们聚一聚。

方鸿浩一怔，也想到了走的问题，既然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自己何不也像汤喜根一样，一走了之？可念头只一闪，当即自我否决了。他和汤喜根不同，他的大伯父方阿根当着“东亚反共同盟会”会长，自己做着《新秩序》艺文主笔，有牢靠的地位和收入，即便忍痛出了那一千元“抗日费”，以后的日子也会过得下去，实无必要在这烽烟四起的年头到处奔波。

又觉着汤喜根也无需出走，吃了冤枉官司是不错，但日本人弄清事情原委之后，还是把他们放了，不走并无危险，大伯父不倒台，他方鸿浩的主笔能做下去，汤喜根的庶务也是能做下去的，大伯父让汤喜根帮他安排轧姘头，便足以证明大伯父对汤喜根的信任。

汤喜根却支支吾吾地说，他不走便会有许多麻烦，问是什么麻烦，汤喜根不说。

现在，大半瓶酒下去了，汤喜根终于吞吞吐吐地道出了根由：原来欧罗巴饭店的事和汤喜根弟弟汤祖根有关，而且和苏萍小姐也有关！

这真令他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他方鸿浩为日本人主持《新秩序》艺文笔政的时候，苏萍和汤祖根竟敢冒险干这种事。汤祖根不说了，好歹是个男人。苏萍，一个文弱女子竟有这种胆量！

他暂时忘却了那个混账的王定海，冲动地站起来，举着酒杯向汤喜根敬了酒，一定要汤喜根代表苏小姐和汤祖根喝，白兴德也附和着敬了一杯，汤喜根都喝了，喝罢，抹抹嘴唇说：

“老方，老白，比比人家苏小姐和祖根，咱们他妈的算啥东西呀？！站着比人高，躺着比人长。报国的事没做一桩，倒一天到晚像婊子似的伺候汉奸日本人，任人家操，还得做出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

方鸿浩的脸当即红了，适时地想到了大伯父的“七律”，金昆仑的“书信体散文”，觉着那“七律”和散文简直就是两根棍子，正粗暴地往他嘴里捅；又把面前的酒桌设想成了《新秩序》的办公桌，满眼看到的全是棍子，遂生出了被凌辱的痛苦感。

白兴德却道：

“话不能这么说，报国的事我们还是做过的么，沦陷那夜在洋浦港前沿，咱们谁也没孬种么！”

汤喜根惨笑道：

“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现在咱们三个没有一个是玩意儿！我汤喜根就不是玩意，你老白不承认自己是孬种，我……我他妈承认！我差点儿连自己亲兄弟都卖了！留在这儿不走，我肯定还是孬种，就是为了不当孬种这条，我……我也得走！”

白兴德神色庄严：

“你老汤孬种是你老汤的事，我白兴德是决不会出卖朋友的！”

方鸿浩不相信白兴德的表白，他觉着这正是白兴德的虚伪可恨之处，没谋到职位之前，四处标榜自己不事敌；一旦谋到职位，以往的标榜便忘了。如今没进宪兵队拘押所，他敢吹自己不当孬种，不卖人，可只要一进宪兵队的拘押所，定比承认自己是孬种的汤喜根还孬种！于是，便道：

“算了吧，兴德兄，这话你还是等去过日本宪兵队再说吧！”

汤喜根又说：

“我劝二位也找机会早早离开这里，咱们既然没胆量，没能耐和鬼子汉奸于，留在这里干啥！闹不好还要被抓进去吃鬼子的苦头，倒不如到外面闯荡一番好！”

方鸿浩觉得有道理，不禁又动心，只愣了一下便脱口道：

“走便走，你老汤等我两天，我和你一起走！”

白兴德很吃惊：

“老方，你是疯了不成？！老汤是因为有麻烦，不走不行，你是图啥呢？”

汤喜根冲动地喊：

“图个自由痛快！老方，别听老白的，咱们一起走他娘的！”

白兴德叹气道：

“做啥事都得三思而行，国府中央的地界上也非黄金遍地，再说，到哪里，咱们都是混饭吃的小民，只要没麻烦，在哪不是混呀！”

方鸿浩这才把憋了一天的隐衷说了出来，借着酒性大骂《大华报》的王定海：

“这混账王八蛋讹诈我，我的麻烦也不小，我他妈的一走了之，来个‘黄鹤一去不复返’，让王定海找日本人去收那一千块的‘抗日费’吧！”

白兴德笑道：

“为这屁大的事也值得走？他王定海诈你，你也可以治他么！那一千块的抗日费不用出，只要向日本宪兵大队部报告一下，什么麻烦都没了！”

方鸿浩没想到白兴德会说出这种话，竟会怂恿他去向日本人告密！

“这……这我不能干！这太……太毒了些！君子所不为的！”

白兴德反问道：

“王定海毒不毒？明明知道日本人大抓抗日分子，却把你的抗日诗印出来勒索你，是君子所为么？”

汤喜根瞪着白兴德吼道：

“不管王定海是不是君子，我们只要还是中国人，就不能去向日本人告密！”

“那好，那我们君子到底，先把一千块的抗日费出了，过一阵子王定海来收抗日费时，再继续给！”

白兴德真聪明，已想到了未来无穷无尽的麻烦，王定海果真如此无赖的话，只怕抗战不结束，他方鸿浩就一直得养着王定海了。

“走，我他妈唯有一走以避祸！”

白兴德冷冷一笑：

“你走了，你的父母家人也走得了么？王定海不会找你的父母收这抗日费？”

方鸿浩又是一惊：

“我……我，自从在《新秩序》做了主笔，父母家人便和我不来往了，要不，我会和老汤住这亭子间？！我父母又未事敌，他王定海凭啥敲诈他们？”

白兴德简直像日本宪兵：

“没事吗？！用维新政府的话说，就是不和新政府合作，人家敲诈起来更方便！你问人家凭什么？人家不凭什么，偏让你养着，你拿他怎么办？！”

方鸿浩的脑袋几乎要炸裂了，心里既恨王定海，又恨白兴德，渐渐觉出白兴德有幸灾乐祸的嫌疑。他没给白兴德谋个庶务主任的职位，商讨教员思想测验题时，又含蓄地把白兴德骂作蠢蛋加混蛋，这回白兴德大概是想逼着他也蠢蛋加混蛋一回吧！

白兴德偏摆出一副很朋友的样子：

“所以我说你老方不能走！老汤说得对，咱不向日本人告密，咱换个法子，照样制倒那个王定海！”

方鸿浩眼中又浮出了希望的光亮，憋着一肚子气，小心地问：

“什么法子？”

“去找你大伯父方阿根会长扯扯，他既有办法让袁柏村的警察局教训王定海，也能找一帮江湖流氓收拾王定海！”

这倒可以试试！就让王定海来取那抗日费，用麻袋往狗东西头上一套，先臭打一顿，再把诗稿讨回来！

动摇的心稳定下来，决意不走了，怪不好意思地冲着汤喜根笑了笑，举杯祝汤喜根一路顺风，来日发达。

汤喜根挺失望地把酒喝了，叹气道：

“二位都不愿走就算了！不过，我们朋友一场，又都在沦陷那夜到过洋浦港阵地，分手以后情义还在。只要在后方站住了脚，真的发达了，我会给二位老兄写信的！”

白兴德嚼着猪脚爪，呜呜噜噜道：

“这就对了！该走的走，该留的留，哪边混得好，咱们都一齐奔哪过去！你老汤若是在外面混不下去，风头过后，还可以回来找我们么！都走了咱们连后路都没有！是不是呀，老方？”

方鸿浩点点头：

“是的！这年头的事都没准，贸然出去了，也怪悬的。我和老白就先在这里混着吧！不管人家说我们事敌也好，混蛋也好，我们中国人的良心没丢就行！国军光复S市的时候，我们一定到洋浦港码头去欢迎你！”

汤喜根起身道：

“好吧，那我们最后一杯酒就为S市的早日光复干掉！”

“干！”

“干！”

三人都站了起来，那团被挤压着的阴影骤然壮大了许多，几乎吞噬了门边的整面墙壁。方鸿浩这时寻到了自己的影子，那是一个夸张变形的脑袋，斜且长，沿着墙壁差不多触到了结着蛛网的房顶。

又扯了一会儿，白兴德告辞了，临走，不甚痛快地掏出五十块钱，说是送给汤喜根作川资。汤喜根大约看出了白兴德的那份勉强，没有接，白兴德便又心安理得地把钱收了回去。

白兴德走后，汤喜根很认真地对方鸿浩说：

“老方，要走了，有句话我得说！”

方鸿浩看了汤喜根一眼。

“你说便是！”

“我觉着白兴德这人怕靠不住，闹不好会卖友求荣的！日后你须小心，和他少来往！”

“有什么根据？”

“他唆使你去告王定海的密！”

“王定海不是东西嘛！”

“可你提起过，那份诗传单是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印的，如果王定海不是向你敲诈，只是要筹款印传单，搞抗日救国的经费呢？”

这倒从未想到过！

如果是这样，情况就更复杂了，方鸿浩极痛苦地想，捐款出力支持抗日救国会和日本人干，他没这份胆量；不干，王定海又会死缠着他不放。他不能告密，也不能采用臭打一顿的办法——王定海若真是抗日救国会的人，是绝对打不得的，一来中国人的良心不允许，二来也会打出麻烦，没准自己会被抗日救国会当真汉奸除掉。

要命，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汤喜根再次建议道：

“还是走了利索！三十六计里就有‘走为上’这一计！”

他跌坐在床沿那幅菜汤勾出的地图上，死死压住地图，抱着脑袋呻吟道：

“老……老汤，你……你容我再……再想想！再想想！”

汤喜根却继续怂恿道：

“不要想了，就他妈走吧！不仅是你我，还有几个人要走呢！”

“还……还有谁？”

“你先把自己的事定下来，我再告诉你！”

“不，老汤，你要先说！”

汤喜根皱着眉头思虑了半天，终于说了：

“还有……还有苏萍小姐和洋浦港阵地上救下来的两位国军长官，就……就是我们那夜救下来的！”

“什么？苏……苏萍小姐，还……还有两个国军长官？那……那个受伤的旅长，你……你不是骗我吧？”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汤喜根明明白白地道：

“不骗你！船票已订好了，是明天夜里十一点开航的英轮维多利亚女王号，我原不想说，苏小姐也不让说，可我还是和你说了，你老方待我不薄，在这时候我不能把你甩了！”

他满怀希望地问：

“是苏小姐让你劝我走的吧？”

汤喜根摇了摇头：

“不是！苏小姐不知道！你要决定走，明日一早就得设法去弄票，还得瞒着苏小姐！她恨你，也恨我，直骂我们没骨气！若不是……若不是看在我兄弟祖根的份上，她也不会给我帮忙的！当然，你要是走，她会很高兴的，她恨的就是你替日本人编《新秩序》！”

他不再犹豫了，决然道：

“我走，和你们一起走！船票我去搞，不行就打着我大伯父的旗号去搞，再想法弄点钱，反正一定到船上和你们会合！”

所有烦恼突然间一扫而光，那首《热血青年》带来的恐惧化作了不可言喻的自豪，竟认为王定海干了桩好事，为他事敌的生涯添了一笔抗敌的光彩。他的诗，他在洋浦港阵地上吟下的诗登载在今日抗日救国会的诗传单上，是足以证明他的精神勇气的。

去了，我去了，

在这危亡的时刻，

去了，我去了，

在这报国的时刻；

可以战死，

决不苟活，

迎着枪弹，

我高歌不屈的中国！

吟诵完毕，还久久陶醉在掺杂着酒气的自豪中，挥起的手臂半天没有落下，直到对面立着的汤喜根叫了声“糟糕”，才回过神来：

“又怎么了？”

汤喜根狠狠对着自己被竹叶青烧红了的脸打了一巴掌：

“我他妈太混账！刚才把……把欧罗巴的事当着白兴德的面说了，这欧罗巴的事日本人正在查，要……要是这小子真的靠不住，想邀功领赏，向日本人告苏小姐的密，一……一切就他妈全完了，包括两个国军长官！”

方鸿浩想了想：

“不至于吧？”

“这年头的事谁敢说？！”

“那也不怕！不就只明天一天了么？咱们死死缠住老白就是了！他不告密最好，就是想告密也走不脱！你老汤上午找他去道别，我下午拖他去谈诗，不到苏萍小姐离开苏府不放他走！”

汤喜根问：

“会不会引起老白疑心，惹出麻烦？”

方鸿浩仿佛看到了危难中等他营救的苏小姐，近乎庄严地誓言道：

“为苏小姐，我老方就是赴汤蹈火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的，任它什么麻烦都不在话下！苏小姐是抗日英雄，我们都不能当孬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