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了“五一”节，石国栋就搬进了厂宿舍，与老张头，何小波住了一个屋。本来范建国很希望和他住一起的，石国栋也表示愿意，但行政股把他安排在了何小波的屋。其实，石国栋的本意也愿意这么安排，范建国与同屋的孙广财动过手，他不愿去掺和。另外就是范建国的脾气，令他有些担心。

他申请住厂的理由是上下班路途太远，实际上却是家庭出现了裂痕，离婚已是迟早的事。

石国栋与妻子郑雅华同在一个单位，郑雅华在学院里搞是专职团委工作的，解放前就同他在一个地下支部，只不过彼此之间不认识而以。解放后经领导撮合结为夫妻。婚后几年，两个人感情一直很好，他们的儿子亮亮已经三岁了。每到傍晚时分，人们常常能看到他们夫妻双双在校园里散步的身影，他们曾是让人羡慕的一对。分歧产生在石国栋被划右之后，郑雅华埋怨说，这顶右派帽子是他自己抢来的。

1957年初，石国栋所在的系里，几个学生出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取名为《庶民之声》。这个小册子的首期上就刊登了石国栋的一首小诗，不过百十个字。这首歌颂春天的小诗是石国栋很早就在系中的黑板报上发表过的，只不过当初用的是笔名，这次重登出来却用了他的真名。

《庶民之声》的创刊词是一篇文笔很流畅的散文诗，作者是张放，这个小册子就是他联合了几个大三的学生搞的。石国栋的那首诗摆在了很显著的位置上。同期还有几首诗歌与几篇散文、杂文，其内容大都与学术有关，与政治不搭界。刊登石国栋的诗，事先并没人征求他的意见。石国栋见到之后，先也以为有些不妥，但又觉得这正是他在群众当中威信的一种体现，所以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过后，张放主动就那本小册子征求他的意见时，石国栋还十分认真地点评了其中的几篇文章，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说到了，自然是以肯定为主。

不想半月之后，第二期的《庶民之声》又印了出来，封面上赫然印上了“本刊顾问石国栋”的字样。发头条的是一篇杂文，题目是《贵夫人与童养媳》，作者依然是张放。石国栋接到刊物没细看内容就觉不妥，立刻找到了张放，说出出主意，提提意见都可以，就是不能当这个顾问，说这种事怎么能乱来？对方见他表情异常严肃，向他道歉后，并保证下一期不再登他的名字。石国栋这才觉得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事情的发展远不像他想得那样简单，石国栋很快发现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对他的态度有了变化，而本来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和谐的。这位副院长是院领导班子中唯一的女性，丈夫在某机关也是位高级领导。

石国栋的怀疑终于在一次学院扩大的党委会上得到了验证，这位副院长在发言时铁青着脸说：“我们这些做党务工作的同志更应该光明磊落，有意见可以当面讲出来，而不要像某些人那样不讲道德，躲在背后放暗箭，更不能鼓动学生出来说自己要说的话……”他注意到了，副院长讲话时，在场的人不少将眼睛的余光往他这边扫。

会后，一位知心的朋友告诉他，说这位副院长认为第二期的《庶民之声》上的那篇写什么贵夫人与童养媳的杂文是影射攻击她的。还私下说，这本小册子是石国栋带头搞起来的。他心里一惊，急忙找来那篇文章一看，连连叫苦，知道自己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看过方知，张放的这篇杂文确实是影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民主的，将领导比喻成高高在上的贵夫人，而群众则是没什么发言权的童养媳。他一下子就傻了，刊物出来时，他光为自己事先都不知晓的顾问头衔而生气了，根本没细看那期的内容，啊知还有这么一出！

他的这位朋友听他讲过事情的经过之后，建议他找机会对那位副院长谈一次心，以便消除误解。

朋友的建议虽好，但他想照办却不容易。副院长的批评虽是对他来的，但人家并没指名道姓，如自已主动找上门认这个账是否会越抹越黑？石国栋在处理与领导的关系方面远非有的人那样得心应手，平时找领导汇报工作或是请示个问题，总是谈完正题就走人，连一句题外的话几乎都不会说。而他对待下属，对待学生，平易近人却是有口皆碑的。

石国栋当时想，与其急于找上门去澄清自己，不如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再解释清楚为好。但后来随着“大呜，大放”的深入发展，这位院领导的态度又变得谦恭了许多，对他也收起了冷眼。既然领导已淡忘了不愉快的往事，他又何必旧调重弹呢？他甚至于想自己当初说不定就是太多心了，一切全是没影的事。所以找领导交交心的想法也就随之抛在了脑后。

他记得很清楚，自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之后，学院里冷冷静静的“大呜，大放”突然变得热烈起来，大字报，小字报成倍地贴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指向学院领导的，有些措辞还较为尖锐。在这段时间里，最活跃的要属张放和他的《庶民之声》了。

这期间，《庶民之声》几乎每周一期，每期的数量也由最开始的几十份增加到二百份。学院里到处全是这种油印的小册子，到处全是张放的文章。小册子上的社论几乎比人民日报还要多，什么《从乍暖乍寒的早春中走出来》，什么《“放”和“收”是怕不怕群众的分水岭》，小册子学着大报纸的口气说话，完全是一副领导运动的姿态。于是《庶民之声》开始有了对立面，几名别的系的学生署名“群言”接连贴出“一问庶民”，“二问庶民”的大字报，引发了论战。一时间，学院里好不热闹。

开始，两派的争论也就是为自己的观点引经据典，用大人物的话压对方，彼此之间还算客气。但很快就发展到相互漫骂，什么脏话几乎都用，火药味越来越浓。不少教授和讲师看到这样的争鸣都是紧锁眉头。

石国栋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署名“保中”贴出了一张题为“再说漫骂不是战斗”的大字报，其内容是希望双方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明眼人看得出，大字报的作者是以师长的身份说话。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觉得自己对双方学生都负有做师长的责任，况且自己还是张放所在系的党支部书记，即便张放不是党员，他同样肩负着一种责任。

但好心没得好报。《庶民之声》很快登出一篇抨击他的文章，题目是《我看“暖昧的中立”》署名就是张放。

文章的作者以讥诮的口吻说：“和事佬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往往是双方打了一阵子，观双方难分高下的时候。这时候出来说几句和稀泥的话，让两方收兵，又都念他的好。如果是这样的和事佬，也要算作好人圈里的。但有另一类人，明明是拉偏手，实要助已见败势的一方一臂之力的，可偏又要充个和事佬跑出来说话，这种人实属是最无聊的。”

文章最后说，“念及‘保中’师长在，《庶民之声》的成长过程给予过的指导之情，笔者姑且称之为是‘暧昧’的中立吧。”也正是张放文中的这句“念及‘保中’师长给予过的指导之情”这句话，在后来的反右中成了石国栋是反动地下刊物《庶民之声》黑后台的铁证。说骂他的人都提到了受过指导的情宜，你还能说不是！真是令他混身是口也说不清了。

张放是在反右运动的后期，学院召开的“声讨《庶民之声》反革命罪行”的大会后，宣布为极右分子被逮捕法办的。做为张放黑后台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一夜之间，他便变成了学院的活靶子，声讨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在张放刊登出《我看“暧昧”的中立》一文后，郑雅华曾力劝他反击，说既然张放不识好歹，就该借此将他不经人同意就封顾问的事捅出来，把事情说清楚，不能总为这种不懂事的孩子背黑锅。说眼下正是个机会。

妻子的用意很明确，是希望他能借此机会解开与那位院领导的疙瘩。石国栋却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堂堂的一个师长不该为此与自己的学生打嘴架，显得太小家子气。况且对方是群众，党外人士，而自己是系党支部书记，眼下正是群众帮党整风的时候，他应该表现得有一定的气量。

郑雅华当时对他表现出的君子之风很生气，她不知从哪儿听来了小道消息，说上面很快就要“收”了，让他不要太书生气。石国栋却说什么也不信，还笑自己的妻子太神经过敏。还让她少打听小道消息，说小道消息害死人。

石国栋之所以如此自信自有他的道理，毛主席刚刚于这一年的“五一”节前，在天安门城楼与各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恳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主席在座谈中讲：有人说民主党派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罢了，一根头发有没有无关紧要。其实这大错特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根头发，是一把头发，后边还连着一片头皮呢，不可藐视哩！谈及当前的形势，毛主席又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正是根据毛主席的上述精神，中共中央几天后就发下了党内文件即《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学院党委很快就组织传达，做为系党支部书记，他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文件的全文，以便在自己所在的支部传达、学习。文件中讲道：

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示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观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的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协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召开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

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缺点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这份中央文件，石国栋视为及时雨，学习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认为切实领会了中央的精神为止。所以他不被妻子的劝告所动，他认为张放这些学生不过是思想简单，偏激而以，大不了运动的后期论到社会各界整风时是帮助的重点。他万没料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个样子，把他自己也搭了进去。

宣布为右派分子的人被一一押上了台，在全学院的教职员工与学生的面前亮相，接受批判，那是在张放被捕后的几天之后。会前他就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受到了特别的“关照”，被指定坐在了前排的一个角落里，自己的身边一左一右是两个高年级的学生，他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但与其中的一个学生面熟，那是别的系的一名团干部，见面总跟他打招呼的。

宣布右派分子名单的人正是那位副院长，她是后来成立的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石国栋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他注意到副院长冷竣的目光终于移向他坐的角落，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石国栋”这三个字从她的嘴里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了出来一样，他平生第一次听到别人用这种可怕的腔调喊自己的名字。他立即被紧随左右的两个学生推上了台。

被念到名字推上台的人很快排成长长的一溜，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前面，一个个垂头站在那里。这里边既有他早就想到的人，也有不少出乎他意料的人。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他不知她是否能承受住这至命的打击。他抬起眼皮在向下面搜寻，他猛然间发现台下那一千多双眼睛如同是成千的问号，那么多的目光分明是疑问，迷茫，焦虑。而情绪激动的，眼神中闪动着胜利喜悦者可说是凤毛麟角。

他的目光终于捉住了那张最熟悉的脸，妻子的神情是木然，无奈的。在那四目相对的一瞬间，他懊悔起来，他不该不听妻子的劝告。他恨自己，自以为政治上非常的成熟，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他，实则却远不如自己的妻子。他想不通，对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理想深信不疑的他怎么反到成了革命的敌人！他更想不通的是，怎么形势说变就变了，比小孩子的脸变得还快？那感觉就如同一桌酒席正吃得好好的，突然有人变脸站起来掀了桌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妻子对他并没有过多的埋怨，只是说这顶帽子是他自己从别人头上抢来的。

石国栋意识到自己这一身份会给妻子的前途造成不可小视的影响，曾主动提出分手。那是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后的一个晚上，石国栋利用获准回家写检查的机会，早早准备好晚饭，四样菜全是妻子爱吃的。他特意打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好酒。斟满了两杯酒，摆好碗筷等着妻子回来。

望着这丰盛的饭菜，迈进家门的郑雅华还以为有客人来。石国栋苦笑着说，“这种时候谁敢找这个麻烦，登这个门坎。今天就咱俩，一醉方休。”

郑雅华听了先是一楞，继而一脸惊恐地说：“你可不能想不开，做出自绝人民的事来！还没到最后定论的时候呢！”她这所以这么说，是因当天的上午刚刚听到隔壁的院校里发生了右派学生跳楼自杀的传闻。

“你想哪去了！我为什么要自绝于人民？我又没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再说了，我的申述材料还没写完，我要是现在死了，可真是什么也说不清了。”石国栋微笑着将妻子摁在椅子上又说，“你别忘了，再过半个月就是咱们结婚五周年的日子，咱们今天提前纪念一下。”

夫妻俩双双端起了酒杯，望着妻子强作笑颜的脸，石国栋充满了内疚，不长的日子里妻子仿佛老了许多。依然是那张秀丽的脸，但上面布满了忧虑，那忧虑如同是嵌在了她的脸上，任何笑容都掩盖不住。他知道妻子之所以作出高兴的样子还不是为了他能减少些痛苦。想到这，要说的那些话更是难以启齿。他打定主意，让妻子吃好这顿晚饭再开口，否则说出了口，再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

妻子没什么酒量，但那天晚上还是赔他喝了一个痛快。大概妻子也是想借此放松一下，哪怕是暂时忘掉挥之不去的烦恼和压力，麻醉一下自己也好。为使气氛不过于沉闷、做作，妻子不时提起过去的往事，都是些轻松的令彼此双方都感到温馨的往事。妻子的这种努力越发使他感到心酸，越发使自己感到对不起她。那时，他也曾几次想打消自己的念头，但他最终还是将分手的话说出了口。

那是入睡前，他发现妻子在做作爱前的准备，而在这方面，妻子从来没有这么主动过。他明白妻子的用心，这使他突然冲动起来，不是要立即占有她的冲动，而是要下狠心保护好她的冲动。要使这么好的女人不受到外来的伤害，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与之分手，离婚。这一点，他非常清楚，他不想株连自己最爱的人。他觉得继续维护自己的婚姻是极端自私的表现。

“雅华，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们还是分手吧。这样对你和亮亮都会好些。”石国栋努力使自己的心肠硬了起来，他似乎怕自己再迟疑就会改变主意，一点都没绕弯子就将早埋在心里的打算一下子倒了出来。

毫无思想准备郑雅华尤如当头挨了一棒，一双杏眼瞪得好大，嘴巴半张着好半天才说出话来：“你在说什么啊？你是不是想考验考验我！”

“不，我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来的，我们如果不分手，你不仅会丧失自己的政治前途，精神上也会被压垮的，还有我们的孩子……”

没等他的话说完，妻子痛哭着扑进了他的怀里，呜咽着，“这是谁给你的权力？你凭什么耍大男子主义！这事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不能！……”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石国栋努力使自己的声调变得柔和了几分，他是怕惊动四邻。他们住的是学院的职工宿舍，一座旧办公楼改建的，彼此之间门对着门住着，几家合用一间厨房，平日谁家发生了什么事全都心里有数。虽说他的近邻当中没有无事生非的那路人，他还是愿意谨慎一些。

妻子也随之止住了泣哭，抬起头一字一板地说：“那我也明确告诉你，我不同意！”说着，她双手紧紧摁住丈夫的肩头，目光紧紧盯住他的眼睛说，“你不就是想让我郑重表个态嘛？那我现在就郑重告诉你，不管你今后是坐牢，还是冲军发配，我都跟着你！你现在可以满意了吧？”

他知道妻子误会了自己的用心，苦笑着说，“你想错了。我可不是在搞什么火力侦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跟你提出这个令双方能痛苦的问题。我丝毫也不怀疑你的为人和对我的感情，你不是那种自私的人。但我们总该现实一些，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咱们的孩子亮亮想一想，我会影响亮亮一生的！而让孩子跟你生活就会好得多。好在孩子是他姥姥带大的，我与你们分开不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妻子再次埋头呜咽起来。真的要面对生离死别了，使他也难以再说下去。

那一夜，两人双双难以入眠。那晚有些闷热，两个人将共用的一条毛巾被不约而同地踹到了脚下。石国栋突然提出分手的话题一下子冲垮了妻子的激情，睡下后妻子再没作出任何亲妮的表示。彼此虽然都知道对方没有睡着，但谁都没有主动搭话的意思，像是都在想着心事。石国栋确实在想着一件非常实际的问题，离了婚自己去哪里住呢？

眼下的住房是他们结婚时分的，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用的是合用厨房。半年前，学院新的宿舍楼竣工，是准备为一批中层干部调大一些的，石国栋既是中层领导，又是双职工，理所当然在考虑之内。但在最后关头，他又发扬了风格，将本准备分给他的房子让给了一位新从国外归来的老教授。石国栋的举动解决了学院领导的一大难题，当时院领导激动地向他表示，下一次解决住房问题，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他石国栋。如今这个样子了，他还会有下一次吗？

离婚后肯定是他要搬出去住，现有的房子留给妻子和孩子。他知道，真的走到那一步，以郑雅华的为人，会主动将房子让给他住，她可以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住。但他绝不会这样做，他想远离这伤心之地。况且他觉得学院里也不会久留他，那个恨他入骨的女人一定会将事情做绝。

他忘不了那晚的小雨，先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将他的心事拦腰斩断，接着是风声带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从窗外闯进屋来，室内的闷热，瞬间就跑得干干净净。他将毛巾被从脚下拉过两人的腰身，妻子的身体只是微动了一下。他知道，她一定也没入睡。刚才借着闪电，他看到妻子的眼角还挂着晶滢的泪花。

很快，风大了，雨点声也紧了，两扇窗户被风吹打着发出“咣铛、咣铛，”的响声。石国栋摸着黑起身去关好了窗户，待他小心翼翼摸上床时，妻子突然一把将他揽了过去，那张热唇也随之吻了上来。这时，他才发现妻子早已脱得净光。结婚五年来，妻子从来没有这样的举动，如此主动向他求爱更是从未有过。他感动得流了泪，妻子小心翼翼将他脸上的泪水吻干。当他急切而笨拙地想脱掉自己的内裤时，妻子摁住他的手，是她那双温柔的小手完成了一切……

他敢说，那冲动远胜过他们的新婚之夜，那种甜蜜是令人永生难忘的；在整个过程中，谁也没有说话，那是肉体与肉体之间的对话，那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双方整个身心溶化在一起，溶化在那个令人难忘的雨夜中。

自那一晚之后，他们至少有三个月再没谈过分手、离婚这样的话题。

石国栋至今认为，如果没有妻子全身心地呵护，他真不知道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会怎么样。残酷的现实给他造成的落差有多大，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从一名党的中层领导干部、受学生们尊敬的大学讲师，沦为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那感觉尤如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跌到万丈深渊。没完没了的检查，没完没了的学习班与批判会，一度他成了各个系都抢着要的活靶子。他弄不清这是那位领导对他的特殊“关照”，还是自己过去的那些同事急于借此表态，与他明确划清界线。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要赶三场批判会。这个批判会还没开完，外边已有人等着“接他”了。

令他最难过，最尴尬的莫过于去接受学院团委系统组织的批判会，批判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的妻子。那感觉就如同当众剥光他们夫妻身上的衣服，尽管人们说着几乎千篇一律的套话，甩给他的大帽子下面并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依然有那种感觉。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妻子难过。虽然过后他从未问过妻子当时的感受，但他完全可以想象，即便用万箭穿心来形容也不为过。但妻子挺过来了，而且回到家还要做出轻松的样子，跟他找话说，抢着做饭，做家务，尤如他是刚从前线归来的战斗英雄。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妻子有机会接触其它院校的同行，搜寻到大量有关“反右”方面的情况。回家后她将这些情况讲给他听。妻子的用心他是清楚的，无非是想让他知道，他这样的情况多着呢，这么多的人总不会都处理吧！

正是从妻子那里他得知，一个清华园整出了500多右派；还告诉他哪几个党内的知名人物被划成了右派，这些人的资格大都比他老，党龄比他长。那天给他讲了一个“一滴眼泪打成右派”的故事：清华大学的一女学生，反右期间并没发表任何可划右派的言论，只因被人检举，因同情某人在肃反中的不幸遭遇而落了一滴眼泪，被打了右派。

后来清华园里传出的“考上个右派”，北大校园发生的，“选上的右派”也是妻子讲给他听的。头一个故事说的是，清华的新生柯某，其父在解放前经商赚了一点钱；解放前夕，恰逢一些有些眼光的地主纷纷贱卖田产以脱干系，而柯父却认为是捡便宜的大好时机，倾其所有置办田产。结果两年后的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没收财产批斗。因而在学校遭同学们的讥笑，说他爸真机灵，买了一个地主当。而柯本人高中毕业之年恰逢1957年，因受大呜大放的形势影响，他想到土改当时的政策是以收租三年以上才划地主的，于是为其父的遭遇表示不满。本来按反右的有关政策，对柯某这类有这种言论的中学生是不划右派的，只是以批评教育为主。谁料这位柯某苦读上进，当年竟以高分考进了清华，中学将有关材料转过来，问题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他作为大学生被转正为右派。他的老同学又拿这事开涮，说“你小子真能耐，考上了一个右派。”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北大一位应届毕业生李某的事。在“大呜大放”阶段，北大各系的党组织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不少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不对劲，躲到一边当观潮派。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更不愿这时候得罪人，怕影响毕业分配不愿伸头。但架不住党组织，团组织反复动员，终于有人抗不住响应了号召，提了一些意见。李某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某系四年级某班的班长。党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后来怕交不了差，同学们就对他说，你是班长，你就代表大家说几句算了。李某推脱不掉，就不疼不痒地提几条意见，说的大多是毕业分配的问题。谁料李某后来与那些被动员提了意见的都划成了右派。而李某的右派等于是班上同学选出来的。

石国栋怎会不知妻子的良苦用心，她专捡那些比他冤的例子讲无非是为帮他找个心里平衡，让他想得开些，让他知道冤死鬼不只他一个。其实妻子大错特错了，他听了这些非但难以达到心里平衡，反而更悲伤，更痛心了，一个被他视为亲生母亲的伟大政党，怎么会一下子将这么多的人推向了敌对的一方？一个充满自信，曾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政党怎么会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弱不经风，竟会视一些不同的声音为洪水猛兽呢？

他尤其对伟大领袖发出的“诱敌深入”的“阳谋”先是不信，继而百思不得其解。那么谦恭地请人家提意见，反复动员人家“呜放”会是“诱敌深入”？会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他老人家怎么就不曾想到这一号召会有多少听党的话的忠诚战士跟进，义无反顾地积极响应而“随之深入”呢？

他想不通，如此伟大的人物也会发生判断上的严重失误？也会有如此轻率的随意性？他旦愿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下面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偏差，他看到的都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他盼望着扭转这一局面的奇迹发生，但奇迹没有发生。他每天从报纸上看到的，从广播听到的，都在一遍又一遍的证实，大势不可能发生逆转。他渐渐有些失望了。

为此，石国栋悲观地连申诉材料也不打算再写下去，他认定在这种形势下没人敢给他翻案。现在正是人人自保的时候，校园里没人敢理他，连过去的好朋友见了他都如同路人。一次他在校园一条小路上与一关系不错的老熟人“狭路相逢”，躲闪不及只好微笑着向对方点了一下头，不想那位老熟人如同被蝎子蜇了似的跑开了。而这种时候向谁递补交诉材料，如同向人家怀里塞炸药包，不吓坏人才怪！联想到，清华园里一位中央委员的女儿也被打成了右派，无非是给谁提了意见，有几分言论而以。中央委员尚且保不住自己的女儿，足见形势之严峻，他又何必再往刀口上撞呢？

但又是妻子的坚持，最终在她的鼓励下，他写完了自己的申诉材料。

郑雅华说；“反正已将好人打成鬼了，再给你加个不服的罪名也坏不到哪儿去。现在的问题不是当个老实的鬼，还是当个不老实的鬼的问题，而是追回你做人的名分。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不能放弃！”妻子之所以信心比他足，是因她的入党介绍人现位居高教部的司长。她想通过这层关系将丈夫的情况反映到高层领导那里，妻子深信总有讲理的地方。

申诉材料写完后，郑雅华自告奋勇想亲往高教部去面呈这位司长。石国栋晓以利害，终于说服妻子改变了主意。理由很简单，万一这次申诉失败，又被人捅出来，妻子这条为右派丈夫翻案的罪名就足以将她补划进自己的行列里来。妻子是维系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这个家不能没有她。况且妻子的这位老关系他也见过面，何必再让她冒掉进火坑的风险！

在司长的办公室，石国栋见到了想见的人。

司长没有翻看他递上的申诉材料，而是要他简单扼要介绍一下申诉材料的内容。司长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地在听他的讲述，时而眯起双眼，时而皱起了眉头。十分钟后，终于冲他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本来他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想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的，即便这位司长知道他的过去，他仍想着重讲讲的，他觉得这十分必要。他毕竟过去是把脑袋塞进裤腰带跟着党干过革命的一分子啊！但司长不想听下去了。

司长用有些沙哑、低沉的语调说：“国栋同志，听我讲几句好吗？”他显得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因为他听到了“同志”，这久违的称呼。

“我个人完全相信你讲的这些全是事实。不排除是由于与某些领导的误解，造成了今天的结果。但要想将这个结局扭转过来，不那么容易，也可以说还不是时候，或说是至少眼下还不是时候。即便是现在定的调子高了一些，严厉了一些，也没有什么。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嘛！”

“可我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这还不是最后的处理？”石国栋不顾一切地争辩了一句，仿佛对方的手里就掌握着能改变他命运的东西。

“你听我讲，有些事情是要到运动的后期才能看清楚的。你也算参加革命时间较早的同志啦，应该领会党的有关政策。党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一向是非常谨慎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眼下你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运动有时好比打仗，有些误伤总是难免的。今天我多说几句，最后还是要在已划右的人当中，区分哪些是‘疑似分子，’哪些是‘思想右倾分子’，哪些是什么什么，有些就不便细说了，总之要看运动后期的处理。”

司长最后说：“这份申诉材料你还是拿回去，我个人的意见是你也不要再往上递，或再托关系转给什么人，没有好处的！眼下做的就是要有耐心，要相信我们的党。你不是也承认自己在整风中说了错话，办了一些错事嘛，那就加深认识，争取早日取得谅解嘛！”说罢，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

石国栋知趣地起身告辞，司长起身送客与他握手时说了一声，“回去代问雅华同志好。”

石国栋回家将见司长的经过照实一说，妻子生气地大骂对方耍滑头，说他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啊！在妻子的心目中，她的这位老上级是党性强，政策水平高，人品好的完人。所以这一结果不仅令她失望，也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石国栋却并不同意妻子的看法。他觉得这位司长表现得相当不错了，至少对方还将他视为“同志”，说的官话中隐含着几分善意的关照，那就是要他冷静，要耐心等待。他无论怎么猜想，也觉得那些话不像是对方用于搪塞的拖词。况且人家可以找出足够的理由避而不见的，须知这是什么时候！

丈夫的看法并未能使郑雅华心服。她总觉得是这位老领导过于怕事，在她看来，对方接下申诉材料，找个机会再转给部长并非难事。以这位老领导的身份，向部长说上几句话引起部领导的重视也是可能的。所以，她对这位老领导的表现大为不满。她了解自己的丈夫，那是个在任何处境下都能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她不能不承认这是好的品格，但正是这好品格，谦谦君子之风，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武装，使丈夫落到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她力劝丈夫将申诉材料寄出去，直接寄给部长。

她说：“甭听那老滑头的。等什么？要争取主动！明明是打错了，你不哼，不哈，只能表明是你默认！你有什么可怕的？还是那句话，反正已成鬼了，当白鬼，黑鬼是一样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石国栋认准的事很难回头，他坚信此时申诉不合时宜，不会有好的结果。但他同样不能说服妻子，真理论起来，妻子说的那些理由要比他的理由更充足，更具有说服力。那几天，夫妻俩争论的话题只此一事，最后是石国栋的执拗终于使妻子大动了肝火，与他吵了起来。

她翻出了老账说：“当初我劝过你什么？张放一登出那篇狗屁的‘暧昧的中立’攻击你，我就劝你反击，不能跟这种混球再客气，要把一切都说清楚，免得背黑锅。你呢，觉得堂堂一个师长不能跟学生打嘴架，不能太小家子气了，要表现得你这当领导的有一定的气量！你看现在多好呀，屎盆子全扣自己头上了，想吃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石国栋知道，为怕刺痛他，妻子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不提及这段伤心的往事。而如今妻子当面揭他的伤疤也并非想羞辱他，只是想用残痛的实例说服他。但他并不为之所动，他觉得彼时之错，并不证明自己此时不对。

“你这次到底听不听我的意见，你给我个痛快话。我不想再劝你，跟你多废一句话啦！”那天晚上，妻子用不同以往的语气对他摊牌说。

妻子并没表明他不听的后果是什么，但其神情，说话的语气，能使他预感到那后果的严重性。他并不担心离婚，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担心的是她会背着他把材料寄出去。他沉思了片断，终于做出屈服的样子点了点头说：“好吧，我听你的，明天我就寄出去！”

他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屈服的表示竟会使妻子激动得泪流满面，依在他的怀里久久没有说出话来。一想到自己的屈服只是为了敷衍对方，他眼圈也随之红了，仰制不住的一阵心酸。

就在当天的晚上，他当着妻子的面将信封写好，将整整十五页的申诉材料小心翼翼地装了进去。第二天，没等妻子问起便主动告诉她寄出去了。

不久，石国栋发现妻子的情绪极为消沉，问她原由，她也是强作笑颜地以身体不爽来搪塞，他断定有什么事在瞒着自己，妻子一定是遇到来自上面的压力。他再三追问也不得要领，追问得急了，妻子还会对他发火。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菜市场遇到了与他十分要好的一位同事，在石国栋的再三追问之下，对方才吞吞吐吐地告诉他，院领导可能已找过郑雅华，动员他与自己的丈夫划清界线。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对方最后竟对他说了一句，“其实你可以争取主动嘛！何必拖累小郑呢？”说完便如同遇到传染病人一样逃掉了。他也如同当头挨了一棍呆住了。

从朋友的嘴里竟听到动员他离婚的话，并且说得如此赤裸裸，开始还真令他有些气恼。但静下心来，这气恼就变了味，昔日的好友不近人情之举未必说的是真心话，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事先为自己设下的保护措施。一旦有人说他与右派分子私下通风报信，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是帮助领导做工作，让其不要连累无辜，至于说这种话伤不伤朋友那是其次。石国栋还是感激这位昔日的好友的，毕竟见了他没立即跑掉，毕竟还告诉了一些实情，这已足够了。

石国栋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再次争取主动，提出分手，使妻子在政治上得以解脱。妻子为他做出的牺牲已经够多了。在这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郑雅华早已被确定为中方代表团成员之一，但他一出事，郑雅华的代表资格也随之取消了。

当晚，石国栋郑重其事再次提出分手，不想郑雅华听后竟大发雷霆，冲他劈头盖脸地吼道：“你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要我给你写个保证书你才放心？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啊，说散就散！你以为这还是前清呀，说休妻就休啦……”说罢便伏在床上呜咽起来，哭得一塌胡涂。

一时，石国栋被吓呆了，昔日温情似水的妻子变成了暴怒的母狮。他知道，妻子一定是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屈辱，他的话如同拨掉了塞子，使得憋闷了许久的怨气全喷射出来。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静静地等待妻子平静下来。当他将毛巾塞到妻子手中的时候，郑雅华顺势扎进他的怀中，完全是一种哀求的口吻对他喃喃说：“答应我，能不能往后不再说这种蠢话？”

此时的石国栋还能说什么呢！他紧紧地抱住了妻子，深深地点了点头。

这一年的春节就是在无限的等待，彷惶中度过的。春节过后不久，对他处理决定终于下达：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级别由十四级降为十七级。但即使如此，妻子对他态度依然不变。

那是石国栋来曙光厂上班后不久的一个晚上，进家门他就发现郑雅华的神情不对劲，当他看到桌子上放着那件封好并没寄出的申诉材料时，后悔已晚了。当初，他为了不拂妻子的好意，谎称已寄出的了申诉材料，实则是将封好的信封藏在了箱子的底层。这期间，他几次想把材料转到母亲家，就怕被郑雅华找东西时翻出来，但一回到家就像散了架，没顾上这件事，没想到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石国栋满脸堆笑地向她解释，却见郑雅华摆了摆手说：“你什么也不要说，我什么也不想听。我想咱们还是分开好。”她说得异常平静，仿佛已经过深思熟虑。

石国栋知道一切已不可挽回，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但妻子提出分手是出于对他的误解，因误解而导至恩爱夫妻分手更是令他痛苦万分。只是一想到能尽快解脱妻子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他还是平静地表示接受妻子的要求。

他知道妻子始终还对那份“寄出”的申诉材料寄予希望。她几次说起向上申诉一事时，竟安慰他说，“申诉材料寄出这么久了，学院方面既然没有什么反应，应该是好事。”如今真相大白，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

其实，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分析，不寄申诉材料是正确的，反之，那些向上申诉，不服的右派没一个不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因为这些向上寄出的申诉材料无一不被返回原单位的党委手里，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石国栋觉得离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免受他的影响。

住集体宿舍当光棍的滋味不是好受的，尤其是有过家的人重当光棍的滋味更难受，更不要说石国栋又是这种境况了，光是那可怕的孤独就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如今让他当上了右派头，更令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他屋里的室友是何小波和老张头，何小波没事的时候就是看书，和谁的话都不多。老张头到是个好说的人，但他说的全是与他的工作有关的事，什么这个嫌他烧的水不开是无故找毛病啊，什么有谁又糟蹋开水啦，说的全是与他兴趣不搭界的事，他只能听着，搭不上什么话。

范建国与他谈得来，他刚刚住进厂就连着来了几个晚上。但很快他就觉得这么下去不成，因为只要屋里就他们两个，范建国就会口无遮拦。后来他一吃过晚饭就出去散步，不到快睡觉的时候他不回来。直到人家不来找他了为止。

他变得谨慎了，胆子也小了，变得连他自己都觉得不是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