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有一座基督教浸礼会派教堂——福音堂。牧师查智善原是个英国修士，来忻州传教四十年。他像所有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一样，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而且是一口地道的忻州话，还取了这么个中国名字。他原名查尔斯，而“查尔斯”无论作为姓还是作为名，在英国都很常见。“查”是中国“百家姓”之一；“智善”则来自基督教第一条教义：宇宙间有一个“全智、全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

光绪十六年即纪元一八八八年，福音堂附近出现一个年约十岁的乞儿，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但相貌端正，眉清目秀，长着一个特别宽阔突出的额头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查智善与之攀谈，得知小乞儿名叫苏凤麒：“凤凰的凤，麒麟的麒”——牧师想，这可不是一个寻常名字！

苏凤麒的家原在太谷，家境富裕，父亲得过秀才功名。这孩子自幼对算学和星象感兴趣。几个月前一个夜晚，他拿着星图和望远镜，邀小朋友叶楚波一起攀上几里路外山顶的古烽火台，寻找一颗新出现的彗星。苏、叶两家是邻居，苏凤麒跟叶楚波从两三岁起就一起游戏，后来又是私塾同窗。刚攀上烽火台，便天气陡变，风狂雨骤，山洪暴发，道路阻断。烽火台四周的泥土纷纷圮塌，形成峭壁，两个孩子走投无路……

可怕的泥石流吞噬了许多村落和宅院，包括苏、叶两家；两个孩子虽因外出而幸免于难，却同时沦为孤儿和乞儿。为了生存，两人分了手，苏凤麒流落往忻州，叶楚波则往汾阳方向去了。查智善是“圣灵降临节”那天遇到苏凤麒的。也就是那天，他决定收留苏凤麒在福音堂充当佣童兼歌童，很快又“升格”为养子。听着孩子叫“爸爸”，牧师飘飘然，仿佛成了天使！其时查智善已经六十三岁，与苏凤麒的年龄差距相当于祖父与孙子。

像许多传教士一样，查智善是个学者，通晓数学历算和多种语言文字，熟谙中国文化。他一面送苏凤麒上私墊，一面将自己的学问悉心传授给“儿子”。他很快发现了孩子在数学、天文、语言和音乐方面的天陚，记忆力惊人；短短几年之后，塾师和牧师都已觉得力不从心。好在查智善对此早有准备。一八九二年他以六十七岁高龄动身回国，将十四岁的中国儿子也带去英国。老人在伦敦北郊一所修道院居住，在一所大学兼着汉学课程，苏凤麒则被送进一所古老公学——这所男子学校曾栽培出许多著名学者和高官显宦，这是第一次接收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男孩。一八九五年，苏凤麒以优异考绩从公学毕业，进入剑桥大学——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个转捩点。

剑桥位于英格兰中部，在伦敦以北约五十英里处，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小镇，绿林掩映，濒临碧波荡漾的剑河。纪元初，罗马人入侵，在这一带大兴土木，筑路架桥，通商贸易，遂成小镇；纪元十一世纪中叶，不列颠被诺曼底人征服，这里进一步兴旺；不久，天主教势力在此建立桥头堡，大批传教士蜂拥而来，一座座教堂拔地而起。苏凤麒到剑桥时，小镇人口仅数万，清静异常，满眼是中世纪古建筑，大小教堂尤多。私立剑桥大学创建于纪元一二〇九年，设有二十八所学院和三所研究生院。最早出现的是彼得学院，其他学院陆续创建，绵延近三百年才形成剑桥大学。这些学院的建筑物各具风格，皇家学院仿佛尊贵的王公，彼得学院俨如满头银发的老人，皇后学院形似雍容贵妇，而圣克莱亚学院颇像一位俏丽少女……

西方的大学起源于修道院。大学的基本课目早先主要是神学、法律和医学；最初的大学没有单独的建筑物，教学活动就在教堂中进行——于是教堂就成了大学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剑桥大学也不例外。除校部大教堂外，各学院也都有教堂，给苏凤麒印象最深的是皇家学院那座庄严肃穆的哥特式教堂，特别是它那似乎能把人引回中世纪的悠然钟声……

苏凤麒在圣约翰学院攻读数学和天文学；进入研究生院后，以天体力学和宇宙测量为专业方向；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圣约翰学院和东方学系任教，很快升为教授，并在格林威治夭文台任职……他认为，只有无限广漠的宇宙才可容纳他的非凡才华和卓越远见。果然，后来他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文学家，当选圣约翰学院院士，又先后成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和皇家学会会员。

纪元一六七五年，查尔斯二世下令在大伦敦东南部泰晤士河畔一处高坡上建立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天文台周围后来发展成格林威治公园和格林威治镇。天文台的使命是从事应用天文学研究，测绘天图，帮助海上舰船定位，确立记时手段和编纂天文历书等，取得一系列当时世界上顶尖级的科学成果。一八八一年国际地理学家会议建议以通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这条子午线同时还是地理经度起点和世界“时区”起点；太阳直射在这条子午线上的时间即所谓“格林威治平时”中午十二点，为世界标准时间的基准……

总之，苏凤麒就是在剑桥大学和格林威治天文台这样的地方栽培和熏陶出来的。他在辽阔的领域中有过贡献，但最突出的成就乃是在对小行星和彗星的研究。他对存在并运行于木星与火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进行了长期跟踪观测，对直径一百英尺以上的小行星逐颗进行标定；他为此编制的“苏氏星表”特别指出某几颗可能“越轨”的小行星对地球具有毁灭性威胁——苏凤麒的警告引起严重关注，乃至这样的小行星被一些人称为“苏星”或“灾星”。

在彗星的起源和构造方面，苏凤麒提出了全新的假说，认为地球多次遭到彗星撞击。他经过周密计算之后指出，存在一颗以约六十至七十“百万年”为周期绕太阳公转的“隐星”，此星每临“近日点”便引发大量彗星的碎裂，其中一些碎片将撞向地球，从而造成周期性的地球灾变……

同事们笑道：“您是怎么啦，跟‘灾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管怎样，苏凤麒博士对小行星和彗星的研究得到很高评价。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就是据此授予他一九一七年度“伊丽莎白金冠奖”的——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从来没有天文学家获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也没有这种可能。于是，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才决定设立“伊丽莎白金冠奖”，以奖励那些“有世界影响的或足以在人类天文学史上留下足迹的”天文学家。每位获奖者除证书和奖金外，还将得到一枚贵重的钻石戒指，指环上用英文镌刻着“伊丽莎白金冠”字样，用拉丁文镌刻着该戒指的“专有命名”，用阿拉伯数字刻着获奖年度。而苏凤麒教授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那枚戒指的皇冠状钻托上镶着的是一颗重达三点三五克拉的淡紫色钻石，白金指环上镌刻着拉丁文“彗星”字样和阿拉伯数字“1917”……

苏凤麒从此有了一个雅号——“彗星”。

这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天体名称。本来就有很多人认为苏凤麒性格狷介、待人苛刻和不近情理。现在，从“苏星”到“灾星”，再到“隐星”和“彗星”，他的名字几乎已经与“灾难”和“不幸”联为一体……

苏凤麒有很深的国学根底，很注意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精粹。天文学在这方面具有特别优越的条件。在剑桥大学，苏凤麒经常到东方学系去，开头是听讲座，后来是开讲座；他讲得眉飞色舞，而大厅中也总是挤满了人。他说西方人一直以为哈雷彗星的第一次目测记录出自纪元前一百六十四年的巴比伦天文学家之手，实际上《春秋》中“鲁文公十有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才是人类目测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鲁文公十四年即纪元前六百十三年，比巴比伦人早了四百四十九年，比欧洲人更早了六百七十多年！他指出中国史籍对哈雷彗星的记载多达三十次——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他说他本人正是从上述记载看出了哈雷彗星每两次过近日点的时间有四年多的变化，并据此推算出了“巨行星”木星对哈雷彗星的引力。苏凤麒还亲自参加了哈雷彗星第三十一次出现的观测，时间是一九一〇年五月，亮度一等，十八日经过太阳圆面，十九至二十一日彗尾长达二亿公里，横跨了半个天空，彗尾曾扫过地球，几可与银河争辉——即使是这样一次寻常观测，苏凤麒也有世界上所有天文学家都没有的重大发现——磁暴。

皇家首席天文学家、苏凤麒的朋友罗斯爵士笑道：“喏，看见了吗？这颗‘彗星’名不虚传！”

苏凤麒指出中国古籍《甘石星经》确定恒星五百十一颗，星座一百十八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恒星表；他断言中国人于纪元前六四四年正月作出了人类最早的流星雨记载，于纪元前六八七年作出了人类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记载，于纪元一〇五四年在世界上最早记录到“亮星”现象，即现代天文学上的“超新星爆炸”。苏凤麒认为伏義时代的“司分”、“司至”等是专司天文、季节和物候观测的官职；纪元前五九四年确立的十九年七闰法则比西方同类历法早一百六十年，在当时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纪元前六二六年至前五九一年，中国人用以确定季节和时辰的日晷是人类最早的计时工具；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的日全食，是《春秋》所记三十七次日全食中最早的一次，比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古希腊塞利斯记录的日全食要早出一百三十五年；苏凤麒确认《尚书·胤征》中的“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是人类最早的日食记录，比此前被公认为最古老的、《巴比伦年代纪》所载纪元前一〇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食早了整整十个世纪！

苏凤麒在每次讲演和每篇论文中都强调：创造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的人类都消灭了。居住在今天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是“外来的入侵者”和“后来的征服者”，并不是创造过当地当年灿烂文明的人类，就像“盘踞”在今天中南美洲的西班牙人的祖先并非玛雅文明的创造者一样。他甚至说，即使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是如此！“野蛮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血腥入侵并占据大不列颠列岛，才有了后来“所谓的联合王国”。在地球上，在全世界，古代文明连同其创造者一起流传至今乃至一次又一次同化了“蒙昧的入侵者”的亊实，只在亚洲东部的神州大地上发生过——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中国文化无与伦比的博大精深！如此伟大的文明，必将最终征服并融汇整个人类世界……

苏凤麒的论调经常激起一片喧嚣。一些记者和学者咒骂他是“黄祸”，是“疯人”，是“汉武帝与成吉思汗的杂交种”，等等。在西方，这类论战本来是没有结果或是若干世代之后才能看到结果的；意外的是，这番论战终于在中国国内引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注意，那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比苏凤麒年长十岁，是光绪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这么一个人，却先后组织光复会，参加同盟会，驱动辛亥革命的发生。他鉴于自己缺乏“西学”根底，特意于一九〇七年赴德国留学，在柏林期间结识了正在那里讲学的苏凤麒。蔡元培回国后跟苏凤麒通信，两人的友谊持续下来，后来还在英国、法国和中国国内多次会面。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鼓吹科学民主，提倡学术自由，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凡此种种，颇得深受英国熏陶的苏凤麒的赞赏。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不久便礼聘在欧洲被一些人视为“黄祸”、“疯人”和“杂种”的苏凤麒为北大“外籍教授”。苏凤麒回信道：“我可以当‘北大教授’，但不能当‘北大外籍教授’——显然，你不知道我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

一九二四年五月，苏凤麒回中国定居并担任国家观象台台长和北京大学教授——前者是蔡元培举荐的，后者是蔡元培聘任的。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德高望重，先后当过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和大学院院长；一九二八年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他是第一任院长。一九二九年组建北平研究院，苏凤麒亟望蔡元培能帮助他当上北平研究院院长。

国家观象台台长相当于“钦天监正”。但用苏凤麒的话说，这官儿的权力只限于观象台的南池子院内，经费无从谈起，连职员薪饷都长年拖欠；下辖观测台站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十几座，一律设备简陋，举步维艰。苏凤麒雄心勃勃，想借重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和学术环境，将北平研究院建成一座数学、物理学、天文历法和光学仪器重镇，并在北京大学或老朋友司徒雷登执掌的燕京大学内设立相应系科，或干脆另立一所大学！他决心以这一切为依托，建成他梦寐以求的、有朝一日堪与格林威治天文台媲美的香山天文台。就像紫金山天文台的另一块牌子是“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一样，香山天文台的另一块牌子当然是“北平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而苏凤麒将兼任所长。

苏凤麒已经跟英美两国一些基金会、大学、学会和天文台谈妥了，由它们提供资金；天文台建好后，让它们参与观测和研究，分享成果。为了实现这一切，他不辞劳苦，再到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