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小水电站并未能立即开工，因为缺少资金。

信用社愿意支持农村电气化建设，给水电站工程提供一笔贷款。觉巴说：“将来不是要还的吗？”他拒绝了，因而得罪了信用社的人。最后，还是公社书记跑了几趟县政府。给村里弄来了木材采伐许可证。村里组织的采伐队上山了，把采伐下来的杉木以每立方米二十元的价格卖给国家。村子后面那几百亩尚未完全成材的杉木是惟一一片像样的森林了，也在两年之内全部消失，换来的所有收入建一座电站还有节余。

春天，水电站终于开工修建。我们一批当年的小学生已经中学毕业，回乡务农了。春寒料峭的1976年，排炮从将来的引水渠上腾空而起。

开工不久，就传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消息是程卫东带来的。觉巴把物资供应的事交给他。但他仍没有搬回村来，只是每次随运货的拖拉机回来一次。那天，他脸色难看，自己把一车水泥和炸药卸完。有人问他：“是不是看到以前的情人成了歪嘴的老婆，心头不好受？”

“去你妈的！”他说，“周总理死了！”他又慢慢走到了歪嘴跟前，拉住他的手说：“周总理死了！”这么多年，他和歪嘴连招呼都不曾打过一个，他这一拉手，弄得歪嘴手足无措，张大了歪嘴发呆，程卫东却放声哭了起来。

许多人跟着哭了，勒珍尤其哭得凄厉悠长，像在唱歌一样。哭声中，工程开工时树起的彩旗在风中噼啪作响。这段时间里，刘世清要求队长清理他的账目，因为传说他贪污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只得交出代销店的钥匙上工地来了。这时，他的胡子已经花白了，他也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就做些分发炸药、雷管一类的事情。他干了不久，就让一枚雷管炸飞了三个手指，还伤了一只眼睛。医好伤回来，生产队又把代销店钥匙交给了他。他坐在代销店门口，一脸傲然自负的神情。他对程卫东说：“我这是义务劳动。”

程卫东现在脾气变好了，笑笑。

“不守这个店，队上也要给我工分。我是因公残废的，工伤。”

“打点酒来，不要掺水。”

“你买酒，我啥时候掺过水。”

两个人像有什么默契，像互相都能窥探到对方秘密似的笑了起来。村里人都说，程卫东变好了，他经常给歪嘴家捎去东西。他从来不和勒珍说话。却和歪嘴成了朋友。他和生产队长就更是朋友了。

那一年，电站工程进展顺利。谁也不曾料想往后会发生那么多事情。无论是整个中国，还是这个小小的山村。因为那是1976年。这一年秋天，阴雨连绵，庄稼倒伏在地里，渐渐霉烂了。人们在阴天里心绪茫然。到了往年雨水应该停止的时候，雨水反而更加猛烈了。气候这样反常，被看成是地震的前兆。那一年，村子里的许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地震，并在短时期内，就和它十分稔熟了。队长觉巴说：地震来了山崩地陷，房倒人亡，之后还要流行瘟疫。电站还是等地震完了再修吧。于是，电站停了工。

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日子里，男人们又聚集在代销店门前，喝酒吸烟。刘世清的生意又红火起来。现在，他当着人们的面就把一壶壶水掺进酒桶里。他说，国家允许一百斤酒掺多少斤水，不信你们去问吧。大表哥却一下子变得萎顿了，坐在哪里就在哪里睡觉，就像前半辈子从来未曾睡过一个好觉。他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睡觉。程卫东带来消息，说公社说他革命意志松懈了，电站停了工。要解除他的队长职务，他仍然打他的瞌睡。外面依然阴雨连绵。

程卫东说：“你也该成个家了。”

觉巴依然充耳不闻，只叫程卫东少运点东西来，别在雨里都淋坏了。觉巴不喝酒了，但抽烟厉害了。不瞌睡了就抽烟。多半只抽一种牌子：朝阳桥。算算他的年龄，也是三十大几走向四十的人了。

问他累了吧。他说，不，瞌睡。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没有，瞌睡。还说，兴许这场雨下过，瞌睡就醒来了吧。自己都显出一副很没信心的样子。

开好的引水渠没有立即浇筑混凝土，阴雨中，多处塌方，有些地段已经完全堵塞了。

秋雨连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