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已经消失的森林 11

昨天晚上,我又做梦了。

梦见数也数不清的钱从开了的“天眼”中飘落下来。那些抢钱的人都被钱埋葬了。梦见大表哥依然打着瞌睡。

我以前做过这样奇怪的梦。

早上起来,头痛欲裂。每当这种时候,就有什么把我和村子联系起来的事情要发生了。我把一个预定的采访推迟了一天,到办公室守着电话机坐了下来。刚抽完两支烟,电话就响了。

电话是律师打来的。

大概是我的声音像我难看的脸色一样吧。

律师问:“怎么了?”

“头痛啊。”

“老兄,你怎么那么心事重重啊”,几次接触下来,我和律师已是比较近乎的朋友了。“当事人也没有你心情沉重啊!”

“我要是当事人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看了材料,我想力争个监外执行还是有把握的。农民嘛,没有什么影响的。”

“是啊,也不能再怎么样了,农民嘛。红也罢,黑也罢,都是种地吃饭。”

“你太沉重了。”

“哪个来告诉我一个不沉重的办法吧。”

“来当律师,当三年,你就觉得过于沉重也没多大意思,于事于世无补的呀!”

放下电话,我想梦中预兆的事完了,头痛也轻一些了。其实我也不是个事事处处都显得那么沉重的人,只是这么多年来,故乡村子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叫人轻松的事情。

想到街上逛逛去了。想到文化宫去打打桥牌,或者找几盘录像带回家放一放。一句话,轻松一下。

正穿外套,办公室的门响了。好像是被敲响了。敲门声很轻,很犹疑。我叫进来,却没人进来。

“哪家的孩子吧。”同事说。

“不是小孩。”拉开门果然不是小孩。我虽有所预料,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是勒珍。“老乡来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事说。

勒珍一进门,就用头巾捂住嘴哭起来了。同事回避了,她才哭出声来。

“听说你把你大表哥救出来了。”

我说我怎么能救他,法律无情。她说村里人人都知道了你给他弄了个判了刑却不坐监狱。“给我家歪嘴也弄个一样的吧。我求你了。他的亲弟弟也不管他了。当年歪嘴是怎么样供他上学你是知道的。”

“他弟弟就是办这种事的,你叫他怎么去管啊!”

“你救救他。”

勒珍“咚”一下就跪在我面前了。我赶紧把她扶起来,坐下。她老了,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可能是歪嘴进了监狱的缘故吧,她的脸色憔悴,眼袋下垂,像那些老年妇女松弛得一塌湖涂的乳房,脸上再也找不到一点点当年那个美好的影子了。

“试试看吧。”

这个女人,和同一个案子中的三个男人都有过感情纠葛。生活的新的创痛与困苦使旧有的伤痕很快平复了,和她的美貌与真情一齐变成了过眼云烟。她唠唠叨叨向我哭诉了许多。五个娃娃,两个是黑的,年年得交好几百元的罚款;歪嘴打猎,又因猎杀保护动物,罚款,家家都修新房,都占了地,偏偏他晚修,占了地,罚款;买了一台拖拉机,漏交养路费,又被罚款。

我问:“他以前盗伐过木头吗?”

“有过,还被抓过一次,拘留了半个月。”她说,“他态度好,啥子事情都交代了。国家政策也懂,坦白从宽。”

我想说:“这下完了。惯犯。”但终于忍住没说出来。

我给她一条烟,要她探监时捎去。她千恩万谢收下。我问:“觉巴这几年还那么多瞌睡吗?”

她的神情却更加凄楚了:“可不是吗?瞌睡刚醒,就给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