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今天的就诊看来得取消了。会议延到晚上开。舒茨主持的会我最好别找借口。

我们还好。自上次在自助餐厅里的谈话之后，还算稳。

现在有几分钟吗？才吃午饭？

是这么个梦。等等，得看看我记下的。很乱。

中文，当然。

嗯……你录吧。

她走到门外。

外面——瓜田。无边际的深绿色藤蔓，叶子，上面有露水。直到天尽头，全是这绿色瓜蔓，爬得密密麻麻，层层叠叠。

初生的瓜卵石一样硌在我背上。

对，是我。我是看不见的，不知在哪里，只有感觉。

她？不知道。

我好像有种经验。

她往瓜田深层走。

我发现瓜蛋儿硌得我不能忍受。

她在那里跟人做爱。

我看清她是个村姑。

是用我今天的经验在做爱。

不知道。醒了后我拼命想，想不出他的样子。

半夜两点。

摸黑记的。

醒来后我感到梦里的痛苦。我隐约明白那个人是谁。

清醒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痛苦，酸涩，极度的妒忌。

我听到谣言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谣言说他在穷僻的乡村，那个由一分钟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个农妇偷过情。我没有妒忌过。怎么可能妒忌？我和他之间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觉。后来他那个升成地区副书记的妻子同他来住了几个月，据说她是陪他在省里看病的。我也没有任何类似嫉妒的情绪。那时他复了职。我在上大学，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贺叔叔和那个农村少妇。

也许我拒绝妒忌。

我会的。

对了，保险公司寄的补偿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签名。一份补偿要这么许久才能实现。

接着说吗？

让我看看——那以后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我十八岁、十九岁。同一个男同学通情书。他去当兵了。我也和另一个男同学谈恋爱，带些举动的。后来，二十岁那年，我上大学，结婚、离婚。太多的事和人，影响我记忆的专注。你不是吗？有个阶段什么都享用不完。

我父亲回到城里时，我恰好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听说了吧。

没有考试，没有教授这个称呼。农村的几个领导看着我，挺愁似的说：你在这能干啥？上级指派一个人上大学，就你吧。都晚了，还不卷铺盖快走——都开学了！

在课堂里坐了一个礼拜，才明白我学的是什么。

我和我妈妈把我爸爸从火车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对外开放的旅馆。我家的两间屋早给别人住去了。我妈妈住在文化馆宿舍，八平米大，住不下我们一家。

我爸爸的工资还是冻结的。他从“五七”干校释放是要他写个电影剧本。叫作：戴罪立功。如果剧本写好了，功就折了过，不必再送他回“五七”干校。那个旅馆当时给这类将功折过的人住去不少房间，到处听得见棋子声和扑克声。光是和我父亲同写一个剧本的，就有七个人，叫作“写作组”。三年后电影上市，七个人的名字一个也不见，只推出一行大字：集体创作。

四年，最后一次见我爸爸，是我妈妈和我一块儿去“五七”干校同他一起过春节。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里治病，躺在翻过来的竹床里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离开家被押上大卡车的时候。一车都是与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文弄墨的人都在这些运化肥的卡车上。送行的家属在马路另一边，都像是死囚重犯的亲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静静的、远远的，尽量不让这个城市的百姓看出他们和卡车上的歹人们有任何关系。只有我妈妈不时想起什么，从眷属群里突然跑出，跑到卡车边上，叫着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从同伙中伸出脑袋，她便把自己挂在卡车帮子上，叮嘱几句话，或递上一件小物品。然后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只盼着卡车快些开走，我妈妈可以完成孟姜女的角色。

1969年。

是贺叔叔坐监的第三年。

所有人的解释是：他给他那个耳光，是把他与他曾经的关系清算掉，并让人们见证这个清算。洗清自己，为自己赢得一份安全。看，我和这个人彻底干净了，我爸爸的行为做出如此示范。他的确安全了两年，也使那两间屋里的妻子、女儿有了一段颇完整的太平。

两年后的一个清早，我妈妈偶尔出门，看见白乎乎一片，攻击我爸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我爸爸踉跄出去，披着棉袄站在院子中央，就如一夜间水断山崩。还没有人起床，院里三十多户人家都还不知道这一夜间谁已遭天诛地灭。

也许全都知道，因而全埋伏在一扇扇门后，让我爸爸自己先把新景色看够。

我爸爸看着自己的名字，淋漓着新鲜温热的墨汁；名字到处皆是，满眼皆是，汪汪的一片湿润的黑墨和朱墨，青赤融汇，如黎明前才完成的屠宰。

他的名字被各种各样的手迹写着，最大尺寸如八仙桌面。他半张着嘴，像脑瘫患者那样突然失语了。又像在辨认每个字迹后面那个人，那副面目。他慢慢向前走，又转身向另一方向走。从小就懂的成语“走投无路”，此刻的我爸爸在给我最图像式的注释。

我？是的，全看见了。

站在大开的门口看着我爸爸。他再次站定，慢慢扭转头，手插在棉袄袖筒里。完全是个累驼的老农望着一夜间被冰雹打秃的田野。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看着那从楼顶垂降的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和“灭亡”的词语。他脸孔仍没有变化，两眼茫茫。山洪来了，淹到了自家门槛，路也没了，桥也没了。

他终于拖着两只脚，走回家，从我身边走进门。我眼看着恐怖一点一点追上他，占据他那双空白的眸子。

一夜间变质的人和事，颠倒的是和非。那时全这样。贺叔叔也是一夜间成了另一个人：有着瞒过了所有人的阴险和罪恶，完全是陌生而狰狞的另一个人。所有人看着大字报上的罗列和揭示都会暗自说一声：竟是这么个东西！包括被揭露者本人。贺叔叔站在大字报面前，同我爸爸一式一样的面孔，读着那些天谴的字句；那些事例编排，那些似乎出于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恍然叹道：原来我是这么个人！一个人不知自己的病状，一旦读了长久对他封藏的一系列诊断，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怎样的无救。

我爸爸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投政治的机参加学生运动”，“对失去的布尔乔亚乐园深深怀念”，“复辟思想和情绪无不表现在作品中和一贯言行中”，并且，“意志薄弱，投机不断，背叛成性”。

我知道，让我爸爸感到认清他自己的是“背叛”二字。他打出那一耳光之后，一直在苦自己，想认清藏在自己行为中突然支配了自己的那个异己者是谁。于是“背叛成性”四个字，使他此番认识骤然升华。一个跃进，飞翔。顿时，两年的苦想有了成果。

我们都想认清自己。“认不清”却是我们本能的自我保护，保护我们的神志健全。还有自我赏识，也得到保护。本能袒护着我们，不给我们看清自己的弱处和异端。“文化大革命”，是剥去这层本能，让你非认清自己不可。大字报把你种种细微异端呈出，高倍放大，放大中的失真和变形使它成了另一种品格。“认不清”的那种混沌的甜蜜，失去了。四面八方，镜中变态的你的各个局部，那些全异的折影就是公认的你。丑陋，恐怖，你原本是这副模样。

不到十七岁。

倚门站着，看着门内影绰的父亲。刚进门他身上披的棉袄毫无知觉地滑落下来。我拾起它，亦无知觉地拍打上面的灰尘。这个声音把我爸爸惊动了，他身子一抽转向我，好大一会儿盯着我和这件旧得发白的蓝棉袄，大声吼：有什么好打的？！

如此凶蛮无理的一吼让他再次看清他自身之内有完全异样的潜藏。他意外地看着他女儿，看眼泪在她眼中迅速涨满。被吓坏、受委屈的女孩又成了他认清他自己的一面镜子，折射了他自身又一层陌生。我不认得他了，他映在我欲裂的泪水之上，愈来愈变形。

我爸爸终于发现我歪着两只脚，同他一模一样：忍受别人，忍受自己。眼泪竟先从他那儿落下去。

他抖着声音问我：你怎么啦？

他都不知自己在哭，又转身去问我妈妈，嗓子提得更细软：我刚才没说她什么吧？

三个人中间，我妈妈对于创伤的反应是唯一不同的。她似乎一下看清楚了曾经漫山遍野隐蔽守候的都是哪些人，或兽。虽然又受到意外一击，但她终于不必再继续假设任何敌人和暗算。一切已证明了她所预期的，一切都证实了她没把人或兽看错。现在一切明朗，她的防御和进攻都不必再摸索。她有了目标，生活亦有了目标。母亲娇小的身体上，顿时出现了一些大动作。她“哗”一下打开窗，对二楼的人家喊：喂，拖把的水都滴到楼下来了！我们成你们的下水道啦？！她开始把早餐往餐桌上摆，一大锅粥很响地给搬上桌面。生活逐步在粗糙起来，母亲早已不是小家碧玉，但还不曾如此气壮过。她嘴里大声反驳着大字报上的每一项指控，一面把一个个小菜碟子“啪！”“啪！”“啪！”地敲在剥去了绣花桌布的赤裸桌子上。她的响动好像是在夯战壕。她不断地哼哼冷笑，说早料到人脸一张皮说变就变。

我爸爸仍看着我，如看一个病痛却无以言语的婴儿，眼泪不断从他眼里流出来。他一直问：爸爸说了你什么呀？

我没一句话。他给我妈妈拉去喝粥，坐到凳子上，仍转头来看我。看他自己。在我瞪起或垂下的眼睛里，两年来，他就这样看他自己。那记耳光揍出去，一些人快活地跑来祝贺他，拍他肩膀，说那一记揍得真帅，应该多揍揍那个扫盲生。从此我爸爸就常在我眼里看他自己。他想看见那个让我陌生得发惊的父亲究竟什么样儿。他太想从我眼里认清自己那个突如其来的行为；它被什么发射出他的身心，那发射它的秘密机关在哪里。一定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触发点，不经意触碰，蹦出那个全然不相干的举动来。是什么触发了它，触发了他和我生命中一连串的后果，他多想从我眼里知道！

人们在大字报中列出的那些罪状，他要从他女儿的眼里得到最后验证。

我不理母亲的催促，从他们的早餐边走开，坐到高凳子上去。面朝窗。然后我开始研墨，研得桌椅直晃，我自己头也晕起来。各家起床了，在这个冷潮的早晨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极致，同时打开窗。若没有如此音量，他们自家的收音机说的什么就会听不清。人们可以在收音机的快悦声响中苦闷、惧怕、吵架和自杀。

我妈妈在劝我爸爸把一碗粥喝完，说人是不可救的王八蛋。她自己大声将粥划进嘴里，在给我爸爸、我、全体的人做一个“好好活下去”的示范。

我写出一群一群无意义的字。知道父亲多么脆弱，有一搭无一搭的自杀念头正在他心里起着圈圈的涟漪。

早饭后，我妈妈一二三地布置如何活下去的措施，那是规律：谁一夜间得了罪名罪状，他早些迟些都要给抄家，停薪水，然后“隔离审查”。私堂和私狱叫作“隔离审查”和“牛棚”。我妈妈说：先烧吧。

我把小煤炉置在后院，拎一只纸篓，里面装着我爸爸半生写的手稿。几十斤重，之后是书；那些成了敌人的作者赠送给我爸爸的书，上面有他们的签名。其实这事我妈妈早就干起来了，她一两年来一直在用信件、日记、照片生炉子，一切她认为危险的东西都成了颇好的燃料。

她要我照她的样儿：坐一只小板凳，慢慢地细细地去烧。我拿一把破芭蕉扇，一页一页扯烂书投入炉膛，看它抽搐听它丝丝呻吟，黑色字迹变成了白色。我尽量不去看那些人的名字。

我爸爸突然跑过来，从篓子里拿出已被撕成燃料的《紫槐》，两只手拼接一页，却没拼上，手又去篓子里掏，掏出它的作者的照片来，那还是个穿粗布军衣的年轻人，右肩略耸，下半截手臂连同撕烂的半页封面不知去了哪里。按在手枪上的右手。

我看见他眼睛里有那样的情感。那样的黯然神伤和思念。他蹲在篓子边，拿出一些残碎字句飞快地读着，生怕我烧得比他读得快。

我说：爸爸，这书写得好吗？

他说：好，写得真好。

一副神情都是缅怀。他回到初次读它的时刻，初次见到那张英气勃勃的脸。

他又说：写得比我好。

意识到失口了，他瞄我一眼。他自我更正地说：我是说这个人就照这样老实巴交地写下去，不得了。要是不去搞权术，他会比我写得好。会好很多。

我爸爸看着灰烬在冬雾中飘不动，从一米多高的地方就落下来。白纸成黑的了，黑字变了白。他知道明天或后天就有人来抄他的家，把他捕走。他知道这是最后一刻他能有个自己人听他讲几句自己的话。他想用那一刻把他和那位朋友之间的事让我懂得。我爸爸眼中的温情浓厚起来，看那些并不轻飘飘的灰屑不断飞和落。似乎是在向一个人交托秘密，他对我说：那些人都不懂，说他扫盲生，其实我告诉你呀，他是个非常好的作家。

我发现他是痛苦的。终于敢于说出真理，而那真理让他痛苦，也为长久隐瞒这真理而痛苦。他就那样蹲在那里，看着他和他的最后一点联系给烧掉了。又是哺哺的，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帮他写得并不好。那个三部曲，我是没有写好。我没办法写得好。

我说：不是蛮好吗？

他说：没写好。他自己写会好很多。会留下来的。我没法写好。杂念哪。人有杂念就没办法了。

我爸爸那天太想有个人听他讲话。外面，家里，他已没有一个人能讲话。从他揍了贺叔叔，他对于自己的新形象新品格全无信心，变得心不在焉，一边讲着什么一边总在对听他讲的人察言观色，看对方对他的新面目有怎样的反应。他感到他从人们的眼睛里读到“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的潜语。他话少了，常常眨巴着眼睛在想某件事。连绵不断地在思索：吃饭，看报，去参加各种集会，跑在望不见头尾的庆贺或声讨的人群中呼口号，所有时刻，都不会打断这思考的连续性。这思考所需的精力集中使他动作机械并用力过度，手脚都不够负责任。

在思考一件并不很明确的事情：自杀。

并不是在布置自杀的步骤。自杀，它自己会成熟。是从我祖父那儿来的，只不过要在他体内成长，成熟。在那个我焚烧《紫槐》的早晨，它成熟了。

因此我听出了他话中过分的真诚。

就在他想具体对自己下手的时候，那天半夜，来了一群人把我父亲带走了。事实是：这群人及时破坏了他潜意识里成熟得刚到火候的“自杀”。

门被敲得急促而肯定。我妈妈心里已明白，却还坐在被子里问：“谁呀？”进来一些戴红袖章的人，把一个白袖章套在我爸爸的手臂上，上面写着他的罪名和本名。有了它就省了绳绑，省了手铐或脚镣。我妈妈蓬头垢面地卷起被褥，装好换洗衣服以及半管牙膏。不必任何人吩咐，每个被半夜带走的人都要有这些东西准备。她动作照样很大，十足的劲头。她穿着灰色长衬裤，是我爸爸的，洗缩了水，就那样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黄肿的脸皮泛着高傲的光。

来带领我爸爸的七八个人也在忙乱地到处查看，打开每个柜门、抽屉，开到极限，不关回去，所有抽屉都脱了臼。他们翻出某页陈稿，还出声地念几句，再讥笑地看看我爸爸。有几个柜门上了锁，他们掏出现成的工具就撬。我妈妈叫喊：这有钥匙这有钥匙！他们听不见似的：什么都不如彻底毁掉一样东西方便。

整个翻天覆地中，我爸爸坐在灯下，很静。我照我妈妈的吩咐，倒一杯水，手心里摊着几颗他天天吃的药，走到他跟前。我弄不清他一直在吃什么药，到了一定岁数自然而然就服起一些药来了。他只看着我手里的杯子和药，然后食指和拇指伸到我手心上拈；拈一粒，放在嘴里，吞一口水，再拈下一粒。像个吃药不老练却很乖的孩子。我说：爸爸。然后我蹲下来，脸对着他的脸。我本想说，想开点，又不是你一个人。或者，我和妈妈等你回来，得好好活。反正那类的话。但我就只说：爸爸。几天里死噙住的泪这时才流出我的眼眶。

我爸爸点点头。

一个人呵斥他，叫他开路时，他对我笑一下。我就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期待什么。精神上的释放。从他打了贺叔叔之后，他进入一种奇怪的懵懂。他的神志、感觉在这两年里是锁闭的。没人能进去，没人知道那里面的刑审和折磨是怎样的。我现在懂得了他那突至的释然；形骸的囚禁开始前夕，那个给他自己锁闭的精神就此解脱出来。折磨、盘问、指责从此都由别人去做了；他只需去对付别人，不需对付自己。

我爸爸，他终于得到与贺叔叔相等的待遇。

你还记得我对待遇的解释？

他发现被别人惩罚容易多了。他接过我妈妈递过来的那卷行李，抱着它。

我妈妈举起一把梳子，当着众人的面，替他梳头。我在平时一定会认为我妈妈此举荒谬不堪；而这个半夜，我却感到她的得体。我妈妈从来不知道怎样得体地爱我爸爸，此一刻的心血来潮却是动人的。我爸爸也不像平素那样急躁地按捺自己，等待我妈妈完成它，他好马上再把它破坏掉。这天他光头整脸地带着我妈妈的手艺走了。

我去开门，也是想最后再看我爸爸一眼。他在迈出门槛时也那样看看我。

齐整的发型使他酷似一个人，我的祖父。就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懦弱和善良，同样清澈的良知。他从来不愿头面整洁是他要避开那个酷似，要逃脱一种天命。他一直在下意识地破坏遗传程序，涂改那个早早就勾画好的面目。他以为那么容易，抬手一搅和，就恢复了无序，那面目中对于自尽的悠久思考，一个漫不经心的预谋，都被驱散。却是无能为力的，那善良是永不可实现的，良知却要永远裁判。

就到这儿吧。多多珍重。

不用送，现在天越来越长了。

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