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到这里，我妻子读了，她说你写你舅舅，但感觉起来却不是在写他。她是说我没有给阿古斯丹巴安排一个突出的位置。我对她的意见进行了认真考虑，她至少是身边少数几个愿意我把小说写得引人注目的人中的一个。然后我对她说：“你不是想我把小说写臭的那种人，对吧？”

“对。”

“下次你跟我回家看看，让我怎么把他突出？”我还向她列举了我们家周围常见的那种不为人关注的人物。

她基本上同意了我这种不突出的写法。

她说：“这一来，回家时，不用介绍，我就能猜出谁是你舅舅了，哪怕他不剃光头，不披紫红袈裟。”

我想这是一定的。

舅舅他总是处于某些事件的边缘。就是当他成为当事人时，他仿佛也能找到事件中和流动的时间中的缝隙，藏匿自己。这当然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在这小说进展中断的地方，我发现的不是某种可以归纳的东西，譬如某条经验，某种意绪，抽象的思想可以在其中生长。我只发现了事实，它先于我的叙述，先于思想。亲爱的读者知道，这些事实在我具有完整观念以前就已经产生，并已决定了现在这篇小说的格局。

舅舅一生随波逐流，从来没有想到过反抗自己的命运，因为他虔信佛教，相信一切均是前生及今生的因果报应。无论是后来他当上了生产队长还是那个从麻风病院痊愈归来的俄尔江向他敞开怀抱，他都当成命定之数，坦然接受。母亲经常告诉我，要像她的阿哥斯丹巴一样，而不要像父亲有牦牛一样的倔强脾性。这是母亲望子成人，同时对父亲表达她的嫉恨的一种方式。

舅舅也常常在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为我的怪异的脾气扼腕叹息。

正是这种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意愿，使母亲和舅舅的关系带有一种阴谋的味道，使他们举手投足间有一种情人般的默契。这种关系肯定增加了我童年那种无所归依的孤独与迷惘，同时还招来父亲深刻的妒忌。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使用了“情结”这样的概念来认识母亲与舅舅的那种关系。为此，我要深深地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