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准贫民窟

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侯家路120号。不过,那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虹口区的一所房子里。户口簿上记载,我出生的日期是1945年7月25日。我对这个日期不能肯定,多年前我在老户口册上看到的记载是5月7日,即使那是指农历,推算起来仍出入甚大。现在我已经无法弄清这个更改是怎么发生的了。我一向不留意自己的生日,记住它只是为了应付填写表格的需要。我的父母也是如此,从小到大,他们不曾给儿女们庆祝过生日。不过,就算日期真是弄错了,关系也不大吧,无损于我已经千真万确出生这个事实。

母亲说,怀我的时候,抗战临近结束,日本飞机(我估计应该是友邦的飞机)频繁轰炸上海,虹口是重点目标,窗外警报声和炸弹声不绝,使她惊吓不已。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胎教,造就了我的过于敏感的天性。我出生后不久,日本就投降了,因此给我取了这个名字,以表达国家从此和平的愿望。母亲怀我时身体不好,分娩后没有奶水,我是靠奶粉养大的,因此体质也比较弱。我生下后不久,一家姓毛的邻居不慎失火,把整幢房子烧了。其后这个邻居投靠他的哥哥,把我家也介绍过去,于是我家搬到了侯家路,住进了他哥哥当二房东的住宅里。我不知道大房东是谁,从没有听人说起过。事过十多年后,母亲还常常不胜怀念地说起虹口住宅的舒适,而对毛家的闯祸耿耿于怀。我是丝毫不记得我的诞生屋的情形了,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我总把它想象成一幢明亮宽敞的楼房,总之世上没有比它更美丽的房屋了。

侯家路位于上海东南角,属于邑庙区,后改称南市区。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窄小的街道纵横交错,路面用不规则的蜡黄色或青灰色大卵石铺成,街道两旁是低矮陈旧的砖房和木板房,紧紧地挤挨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有两个区最像贫民窟,一个是闸北区,另一个就是邑庙区。邑庙区靠近黄浦江,由于排水设施落后,每年暴雨季节,当黄浦江涨水的时候,那一带的街道上便会积起齐膝深的水,我们称作发大水。水是从阴沟里漫上来的,当然很脏,水面上窜跃着水蜘蛛。大人们自然觉得不便,但我们孩子们却像过节一样,一个个穿着木屐或赤着脚,兴高采烈地在脏水里蹚来蹚去。对于可怜的城市孩子来说,这是难得的和水亲近的机会。

上海老城区的黎明景象极具特色。每天清晨,天蒙蒙亮,便有人推着粪车边走边吆喊,家家户户提着马桶走出门来,把粪便倒进粪车,一时间街上臭气扑鼻,响起了一片用竹刷洗刷马桶的声音。一会儿,垃圾车来了,推车人玎玲玎玲地摇着手铃,家家户户又出来倒垃圾。街道就在这刷马桶声和铃铛声中醒来了。然后,女人们提着竹篮,围在街道边的菜摊旁讨价还价,一片喧哗声,开始了雷同而又热闹的一天。

走进侯家路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踏上一条窄窄的木走廊,我家便在走廊的顶头。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只有几平方米,上海人称作亭子间。顶上是水泥平台,太阳一晒,屋里闷热异常。它实在太小了,放两张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了空余之地,父亲只得在旁边拼接出一间简易屋子,用作厨房。现在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是怎么住七口人的,但当时却丝毫不感到难以忍受,孩子的适应性实在是超乎想象的。

从街上看,120号是一扇小门,走进去却别有天地,其实是一座颇深的二层建筑,住着十多户人家。二楼主体部分基本归毛家使用,小木走廊上的几间小屋以及一楼的房屋则租给了其他房客。住在楼梯口的是一家姓马的北京人,家里都是女孩,一个惊人的秘密在孩子们口中流传,说她们夜里睡觉都脱光了衣服。那个和我年龄相仿的惠君告诉我,这是北京人的习惯,这样冬天被窝里会很暖和。后来我自己试验,证明她说得对。楼下住着几家湖北人,常聚在一起搓麻将赌钱,楼上的居民就向警察告发,因此楼上和楼下之间充满敌对情绪。

在我家亭子间窗口的对面,相距几米,有一个火车站售票口似的小窗口,小窗口里常常露出一个胖女人的脸,笑着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叫她“对过妈妈”。在上海话里,“对过”是“对面”的意思。上海小孩称呼邻居的父母,习惯是姓氏后面加上“伯伯”“妈妈”,比如“李家伯伯”“李家妈妈”,对同学、好友的父母则径直叫“爸爸”“妈妈”,我自己对此始终觉得别扭。因为不在同一个门牌号里,我们也就只在窗口看见“对过妈妈”。有一天,她的儿子结婚,她突然邀请我们去做客。她家的屋子比我家更小,像鸽子笼,在人们起哄下,新娘唱了一支《在那遥远的地方》。她唱得并不好,但这支歌却使不满十岁的我大为感动,从此经常哼唱。

夏天的夜晚,120号二楼的居民经常在屋顶的水泥平台上乘凉,毛家叔叔喜欢讲鬼故事,我每每听得毛骨悚然,不敢回屋睡觉。他还讲过一个徐伟长的故事,说是有一寡妇怀了孕,被告到官府,徐伟长断案,断定只是因为这女人与婆家人包括小叔子共用一个马桶,马桶内有精气而致孕,后来女人生下一无骨死胎,证明了断案正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当时我头一回听到与性有关的谈论,似懂非懂,觉得很神秘。

毛家是浦东人,说话带浓重的浦东乡音。大毛是个胖子,一脸横肉,开了一家袜厂,车间就在楼梯边的大客厅里,七八个女工坐在手摇织机旁做工,满楼都听得见机器的咔嗒声。这些女工中的一个,后来成了我的三舅母。小毛是瘦高个,曾经劳改过,没有职业,一生潦倒。他的老婆也在袜厂做工,这个面色苍白的可怜女人常常遭到丈夫毒打。倘若楼里突然哭喊声连天,多半是毛家叔叔在打老婆了,其结果往往是老婆被推下长长的楼梯,跌得满头是血。此后若干天里,人们会看见毛家婶婶头上裹着一块布。毛家伯伯同样打老婆,同样打得狠,只是比小毛打得少些。在挨打之后,两家的老婆始终服服帖帖,把挨打视为她们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在我的印象中,毛家伯伯对孩子很严厉,不苟言笑,毛家叔叔却是喜欢孩子的,见了面笑逐颜开,兴致好时还会带我上街玩。他待人热心,不过,有一回他帮的忙却使我父亲不太高兴。那一天,我把脑袋伸进床头的铁栏杆里玩,退不出来了,毛家叔叔闻讯赶来,用锤子把一根栏杆敲掉。父亲下班回家,见状责备毛家叔叔太笨,说既然能伸进去,就一定能退出来,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反正从此以后,我家的铁床就少了一根栏杆。

二毛家都多子女,现在我仍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大毛家的大公子叫彩庭,年龄比我们大许多,在我上小学时就结婚了。他相貌堂堂,拍过一张化装成梁山伯的戏照,使我在心中崇拜了好一阵。他的婚礼在一家酒店举行,摆了一二十桌,在当时算得场面盛大。母亲背着父亲送五元钱礼金,带我们去参加了婚礼,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我们饱餐一顿。老式婚礼有许多繁文缛节,新郎新娘不断地被领到每个稍有瓜葛的长辈前鞠躬,虽然当时我是一个孩子,也已发现他们越来越不耐烦,脸色渐渐阴沉。婚礼的高潮是拜天地,当司仪高声宣布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发现新郎新娘不知了去向。大厅里一阵骚动,最后好像是从厕所里把他们找了出来,新郎脸色铁青,勉强三鞠躬了事。大人们说,新郎是新式人,不喜欢这些老式礼节。可是,结婚后不久,这个新式人也和他的父辈一样经常毒打那个当小学校长的妻子了。大毛家的二女儿叫彩虹,比我大两岁,是一个脸容苍白的姑娘,父亲常开玩笑说要给我们两人订亲,使得我们见面时都有点忸怩。后来她的姐姐彩霞死于脑炎,她就继承了姐姐的婚姻,成了她的姐夫的妻子,据说这是浦东农村的一种习俗。

小毛家很穷,家里有两个男孩和我年龄相近,便成了我小时经常的玩伴。彩云比我大两岁,喜欢偷家里的东西卖掉。有一回,家里让他去一个地方办事,他约我同去。乘车时,他拿出一张五元整票买车票,我感到奇怪,问他有零钱为什么不用。他说,把整票找开,就可以谎报车费而留给自己一些钱了。这种做法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使我惊讶了很久。彩蜚比我小两岁,身上脸上永远脏兮兮的,总是拖着鼻涕,不时用舌头舔进嘴里。他曾认真地把他的一个重要发现告诉我,说鼻涕的味道很鲜美。

侯家路这座老楼里也许发生过许多故事,可是年幼的我知道得不多。在其余房客中,李家妈妈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穿过毛家用作车间的客厅,角落边有一扇门,门内就住着和蔼可亲的李家妈妈。她是一个漂亮的广东女人,弯弯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常常笑容可掬,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她也爱打扮,总是描着眉涂着口红,这在新社会是很忌讳的。她的丈夫是一个比她年长得多的老先生,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八字胡,听说是国民党的一个遗老,在一天夜里突然死了。李家妈妈没有孩子,非常喜欢我,有一回把我请到她房里,不知怎么款待我才好,最后是给我煮了一碗甜面条。也许出于对她的身世的猜疑,母亲不太赞成我们和她往来,可是我却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妩媚笑容所吸引。我记得的另一个特别房客是一个单身男人,住在一楼的一间没有光线的小屋里。他也不是本地人,和谁都不来往,平时没有人注意他。有一天,他突然上吊了,楼里的居民为此议论了好些天。有一个小孩看见了现场,向我描述死者那一根拖出的长舌头。从此以后,上楼梯经过那间小屋门口时,我就会感到一阵恐怖。

小学五年级时,我家迁居了,侯家路的屋子由我的三舅和外婆续住。迁居后,因为我和姐姐仍读原来的学校,为了方便上学,我俩就和外婆一起继续住在侯家路,只在周末去新居与父母团聚。外婆住在临时搭建的那间小屋里,用图画纸重新糊了墙。其中有二十四孝图,给我的感觉是怪诞荒唐,尤其是那幅老莱子娱母,一个老头躺在地上摇拨浪鼓,以此逗更老的母亲高兴。还有民国时期历届总统黎元洪、袁世凯、段其瑞等人的头像,给我的感觉是阴森可怕,他们都戴着穿着奇怪而复杂的军帽军服。外婆很疼爱我们,天天给我们煮鸡血豆腐汤,问我们好不好吃。开始我挺爱吃,后来就腻了,但为了让她高兴,就总是回答好吃。她真的很高兴,屡次告诉母亲,说我最喜欢吃鸡血豆腐汤。结果,我吃了一年多鸡血豆腐汤。小学毕业后,我离开侯家路,去和父母同住了。母亲时常带我去看望外婆,每次告别,外婆一定会追出来,站在天井上方的小木桥上一声声喊:“阿平,来噢!阿平,来噢!”直到我听不见为止。几年前,在房产开发的热潮中,上海老城的那些旧街旧屋被全部拆毁,世上不再有侯家路,也不再有那间藏着我的童年记忆的亭子间了。

补记

后来我知道,侯家路仍在。2007年1月,我带九岁的女儿在上海,走在城隍庙附近的一条老街上。我向一个在自家门口摆摊的老妇问路。我问:“去城隍庙怎么走?”她说:“从两边都能去。”我又问:“侯家路在哪里?”她说:“这就是侯家路呀。”她问找几号,我说120号,她指着小街对面的一堵围墙,围墙中间有几个大垃圾箱,说:“这就是,已经拆了,现在是垃圾箱了。”我不免惆怅,举起相机拍了那些垃圾箱,又拍了这位老妇。离开那里,女儿仿佛懂我的心情,说:“不应该拆,应该是周国平故居呀。”

次年9月,一家电视台在上海拍我的纪录片,要拍我的故居,我把拍摄人员带到了侯家路,指给他们看那几个大垃圾箱。小街这一侧,有一对老年夫妇闲坐在自家门口,我们聊了起来。我这才知道,120号没有全拆,还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拆了,我的故居确实就在垃圾箱的位置上。老两口对我家毫无印象,却熟悉毛家,向我讲述了这家人后来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