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街头的娱乐

身为比较贫困家庭的孩子,我与高雅的娱乐基本无缘。我的娱乐场所在街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多半会看到一点好玩的东西。

最常见的是木偶戏。一个衣着破烂的外乡人,不一定是同一个人,背着一套简陋的道具在街上走,孩子们便陆续聚集起来,尾随在他身后。尾随的孩子多了,他就停下来,准备开演。一个木架,下面遮着布帘,上面如一只敞开的木箱,那就是舞台了,卖艺人躲在布帘后操纵木偶。他口含哨子,吹着单一的调子配合木偶的动作。戏的内容千篇一律,不外是武松打虎或老虎追乌龟之类。然而,我遇见了必看,百看不厌。演出结束后,卖艺人照例要向小观众们收钱,也照例所得甚少或一无所获。还经常有坏孩子欺负他,在演出时朝舞台里扔石子,几乎必定要落到他头上。这时他会撩开帘子,钻出脑袋,气恼地左右察看,企图找出凶手。当然找不出,他便没有目标地胡乱骂几句,接着再演。坏孩子又扔,最后他只得背起家当走路。

耍猴戏也是经常遇见的,耍猴人让猴子表演爬杆、取物、作揖等动作,然后让它托着铜锣向观众讨钱。我听说在训练时猴子常遭痛打,因而虽然情不自禁要看,但心里恨耍猴人,对猴子则满怀同情。有时还遇见卖唱的,往往是一个小姑娘唱,一个成年男人拉二胡伴奏。在观看时,我脑中会编织一个相同的故事,想象那个男人是坏人,我变成一个勇士,把眼前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可怜的小姑娘救出火坑。

那时候,上海街头到处有走街穿巷的小贩,并且许多是以孩子为目标对象的。他们肩挑不同的家什,各操一门手艺。有一种是用烧融的糖水飞快浇出一个图案,比如花卉、人或动物,凝固了像一张糖制的剪纸,下面粘一支小竹棒,以便让孩子举在手里。这种小贩一般都携带一个赌博用的小型轮盘,一分钱转一次,赢了才能得到一幅糖图,输了只能得到一个小糖块。与此类似的是打弹子。一个长方形的罩着玻璃的木盘,盘上有若干小洞,洞旁摆着奖品,最奢侈的是一卷水果糖,其余是数量不等的糖块。木盘一端有一个与弹簧相连的木柄,弹簧前方放一颗铁弹,拉一下木柄,铁弹便弹出去,沿着铁片围成的轨道前进。如果铁弹落进某一个洞里,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品,否则也只能得一个小糖块。此外还有捏面人的,打气枪的,套泥人的,等等。我曾看见一个套泥人的高手,他手中的藤圈甩出去必能套中泥人,一分钱赚了好几个泥人去。

我只有很少的零用钱,所以一般只是看热闹,有时也忍不住要花掉零用钱,基本上是买零食吃。零食的发明,本来就是为了诱惑孩子的。今天的孩子吃腻了巧克力之类精致而雷同的零食,生活中不再有零食的诱惑,这真是一个悲哀。我小时候吃不到巧克力,却有完全不同于今天的五花八门的零食。今天的孩子想象不到,当年小贩们用随身携带的炉火炒出的白果有多么嫩,烤出的鱿鱼有多么香。我也有过失败的经验,有一回用一分钱买了一块半斤重的生牛筋,兴高采烈地拿回家,但怎么煮仍咬不动,只好扔掉。紫金小学对面有一个小零售店,上海人称作胭脂店,用一二分钱可以买一根甘草、一小包盐金枣或者一粒香榧子,那是我小时候最常吃的零食。这类零食早已绝迹,后来我知道,仅有浙江少数地方出产香榧子,当年竟能在上海的一个小零售店里买到,也真是奇怪。几十年没有吃到,香榧子几乎成了我的乡愁,有出产地的朋友知道了,便在每年成熟季节给我寄送。可是,价格奇贵且飞涨,我命他们停寄,宣布我只想要小时候两分钱一粒的香榧子。

熟识的孩子聚在一起,会在路边或院子里玩小小的赌博。比如打弹子,就是现在跳棋上用的那种小玻璃球,用拇指和食指贴近地面弹出,如果击中了对方的那一颗,便可赢到手。我不善弹,所以不爱玩这种游戏。我常玩的是刮香烟牌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香烟牌子,其实那是印着彩色连环画的硬纸片,一张张剪开来,我们便用来玩耍。办法是颳,甲的一张放在地上,乙把自己的一张用力拍向它近旁,依靠扇起的风使它翻一个面,或者贴近地面轻轻滑向它,插入它的下面,这样都算赢,就可以赢得一张。为了使香烟牌子变得平整,不易被刮翻或插入,我们就用油将它们浸渍。浸渍得好的香烟牌子往往屡战不败,就专门被用来作战,滚打得乌黑发亮。在孩子们眼里,这肮脏的模样是战绩和威力的象征,对之几乎要生出敬畏之心。我有一张这样的王牌香烟牌子,有一回和毛家的彩蜚玩,他输得很惨,最后还是输,终于忍受不了,耍赖不把输掉的牌子给我,落荒而逃了。

虽然我常在街上玩耍,但我毕竟是小学生,每天要上课,课余多数时间也还呆在家里,这把我和那些“野孩子”区别开来了。父亲是不准我们和“野孩子”玩的。可是,有一阵,我迷上了一个“野孩子”。那是一个大男孩,名叫胡周英,一到入夜时分,他便举着一大把商标纸,吆喊着在街上边跑边撒,招引一群小屁孩跟在他后面抢捡。我加入了这支小屁孩的队伍。他显然很喜欢我,自从我出现后,他停止了奔撒,把商标纸直接送给了我。后来他经常带我去他家里,他家开着一爿五金厂,他自己也是厂里的徒工,每次他都送给我一些五金配件玩。父亲发现我与他的来往后,竭力阻止,说他是街头小流氓。我向父亲保证他是一个好人,父亲便让我带他来家里,想亲自考察一下。这个大男孩忸怩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跟我上楼。父亲靠在床上,问了他一些问题,又作了一番劝诫,无非是要他求上进,好好读书,别在街头胡耍。我送他出门,他对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会不会生气?”他的问题是:“你爸爸这么一表人才,怎么会和你妈妈结婚的?”这个问题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都没想过,甚至听不懂,当然无法回答。在我幼稚的心念中,周杰是我的爸爸,胡新芳是我的妈妈,事情只能是这样,压根儿不存在别的可能性。几星期后,我遇见胡周英,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经进了夜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