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末的一天。曾山在睡梦中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抓起电话，对方却已经挂断了。

时间已过了午夜两点。在这个时候，谁还会打电话来呢？屋外下着大雨，透过阳台的玻璃窗，他听见密密麻麻的雨点打在树枝上，落在花丛、遮阳布以及门房的屋顶上。一辆救护车冲开淤积的泥水，从楼下呼啸而过。在更远一点的什么地方，像是有几个人在雨中争吵，只是声音听上去不很真切。

作为哲学系副教授，曾山早就养成了凡事追根寻底的习惯。他知道这一习惯并非为学术研究所必需，而仅仅是智力活动遇到阻碍的明显征兆。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他记得，从铃声响起到他拿起话筒这段时间的间隔并不太长，也就是说，对方很可能只是一时冲动，想通过电话聊聊天，临时又变了卦，因为时间毕竟已经太晚了。这样的情形是不难想象的，在他自己身上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当然，不能排除电话线被大风刮断的可能，但曾山显然不太愿意作这样的假设。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电话的突然中断预示着对方遭到了暴力的胁迫。屋外的狂风大雨使这样的联想获得了一定的合理性：歹徒跳窗而入，女主人电话呼救……这样的情形原先较多出现于好莱坞式的凶杀片中，但在目前的中国，类似的案例倒也并不罕见。

在知道他电话号码的几个人中，他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他读博士时的导师贾兰坡教授。身为这次学术会议的执行主席，为了应付繁冗的会务琐事，贾教授嘱咐他的几位弟子随时听候差遣。一周之前，曾山与导师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时，曾山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题为《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的论文交给了大会筹备组，打算在会议上宣读。贾兰坡教授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建议他“暂时不要将它公之于众”。师生二人为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曾山一怒之下便出言不逊，并声称他将不会参加这次会议。他的导师一时语塞，气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他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来。至此，师徒二人原来小心翼翼维持着的微妙关系终于难以收拾。

昨天晚上，预备会议在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如期举行。曾山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只得早早在床上躺下。虽然此前并无迹象表明那个顽固的斯宾诺莎的信徒会放弃自己的立场，曾山依然在暗暗盼望着导师通知他开会的电话。想到这里，他的心头掠过一阵从未有过的阒寂之感。

接下来，他想起了他的师兄宋子衿博士。近些年来，他几乎已中断了他的哲学研究，将兴趣转向小说写作，并渐渐地拥有了一批读者。与曾山相比，宋子衿与导师贾兰坡之间的关系则要亲近得多。这种亲近之感并非源于学术上的一致见解，而是他们各自躯体中流淌的血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和力。他的论文作为本次大会的中心论题之一，已被列入议程，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出席了昨晚的预备会。

如果刚才的那个电话是他打来的，那么几乎可以断定，预备会议上一定出现了妙不可言的趣闻。一般来说，子衿不会放过任何冷嘲热讽的机会。那些迂腐不堪的学究们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除了成批地制造笑话与丑闻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吗？

在曾山的记忆之中，子衿的电话或来访通常都与他身边的几个女人有关。对他来说，假如世上果真有天堂，那它一定是上帝原本不应毁灭的所多玛城。“只有与女人在一起，闻到她们身上的气味，我才会觉得安全可靠，”他常常这样为他疯狂的追香逐艳的行径辩解，“再说，你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为本次大会会务组的临时召集人，老秦在深夜两点打来电话的可能性很小，何况，他们两人平时交往很少。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比如说，某位代表由于在发言时过于激动，突发心肌梗塞，急需送医院抢救（救护车尖利的叫声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他的这一玄想）；或者，一位学者深夜驾到，被雨水困在了机场。再说，预备会结束后留下的数不清的烟蒂、果皮、茶杯总得有人清理……

几天前，老秦在校园里碰到曾山，曾悄悄地将他拉到一边，对他的论文被贾教授否决一事表示了慷慨的同情。接着，他向曾山透露了一个秘密：“我们几个人已经酝酿了一个大计划，准备在大会期间付诸实施，你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万万不可外传……”曾山不知道他所说的“我们几个”指的是谁，他对那个计划也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兴趣，只是稍稍敷衍了两句，便抽身走开了。

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曾山知道自己已无法入睡了。他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尽力使自己从这种无聊的自我折磨中解脱出来，但内心深处依然感到了隐隐的担忧。

用不了多久我们即可明白，曾山对电话的担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需要说明的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他最应该首先想到的那个人恰好被他遗忘了。这种情形至多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假如我们的大脑注定要将某一事件遗忘的话，其中一定存在着我们尚不知晓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