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在江孜河畔守望了十天之后，依然没有看到预示着吉祥的桦木从上游漂来。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几年前布达拉宫的大祭司所作的预言。

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纽曼赶到这里的时候，大住持已处于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临终之前，这位长年蛰居日喀则寺院的大喇嘛留下了两道遗嘱。其中之一涉及了他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对佛经的参悟与理解以及他死后的葬仪安排等等，它由两名资深的活佛草草记录下来。而另一道遗嘱则和藏传佛教中最大的秘闻有关。作为唯一的听众，约翰·纽曼仿佛感觉到，大住持在决定向他讲述这段秘闻之前，一直显得犹豫不决。

在遥远的古代，一位名叫伊萨的以色列少年历经重重艰险，只身来到了喜马拉雅山山脚，在一座寺院中潜心修行，研习佛经。他天生聪慧，悟性出众，不到几年便修成正果。印度、西藏与克什米尔地区的几位经师对他极为赏识，他们似乎预感到了这位少年在未来的非凡成就，竭力劝说他留在喜马拉雅山区传道，但这位以色列少年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悄悄踏上了返回耶路撒冷的茫茫旅程。

“这位名叫伊萨的少年就是耶稣基督，”大住持对约翰·纽曼说，“这段史实即使在西藏也鲜为人知，记载这件事的两道经卷至今还保存在拉萨大昭寺的一间密室里。”

扎什伦布寺的住持是在这天午夜寂然辞世的。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和品德，在他坐化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佛塔。

在这座佛塔行将完成的一天早晨，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的尸体终于漂到这里，江孜河中的鱼类和丛林中的鸟兽将他身上的腐肉噬食一空。按照汉族的丧葬习惯，约翰·纽曼和当地的藏人将他的遗骸从河中捞起来之后，没有为他举行天葬仪式，而是将他埋在佛塔旁的一块罂粟花地里，并在他的坟头栽种了一棵橘树。

传教士约翰·纽曼在何文钦安葬后不久就离开了西藏。他雇用了一辆马车经由藏南的亚东返回苏格兰。他随身带走了一只转经筒和一条油亮的发辫，这条发辫是中国官员何文钦在一年前赠送给他的。在寂寞而荒凉的旅途中，约翰·纽曼不时察看着它，不禁泪流满面：这条发辫即使在离开了人体的滋养之后仍在暗暗生长……

约翰·纽曼的马车在经过亚东附近的一座驿站时，一位英国情报人员告诉他，荣赫鹏上校率领的远征军已在数日之前占领了拉萨。

这天晚上，苏格兰传教士在客栈幽暗的灯光下久久不能入睡。他随手翻开了床头的那本《圣经》，一枚风干的树叶从夹缝中掉落在地上。约翰·纽曼用一把镊子捡起它，放到显微镜下反复观瞧：这枚从神树上采撷下来的叶片看上去和其他普通的树叶并无不同，原先栩栩如生的佛像图案早已不复存在……

一九〇四年七月三十日，荣赫鹏上校率领的英国军队抵达距离拉萨二十英里之外的雅鲁藏布江边。

布雷瑟顿少校未能看到布达拉宫像火焰一般闪闪发亮的金顶，他入藏以来所产生的不祥的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英国军队在横渡急流澎湃的雅鲁藏布江时，布雷瑟顿少校和另外两名廓尔喀人落水身亡。

三天之后，荣赫鹏上校率军进入拉萨。尽管拉萨的喇嘛派出了各种身份的谈判代表，企图阻止英国军队进入布达拉宫，但荣赫鹏上校还是强行闯入了这座壮丽、神秘、金碧辉煌的圣殿。

布雷瑟顿的遇难以及进入拉萨后的种种不适使荣赫鹏上校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灰意冷。九月七日，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他胆大妄为地与西藏人签订了一份具有国际意义、令人啼笑皆非的协议书。

事后不久，一封由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签发的书信送到了原印度总督寇松的手中。布罗德里克在信中指责荣赫鹏是一个粗俗、没有教养的人，“他在西藏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对于二十世纪欧洲及亚洲的政治格局缺乏足够的理解。为了国家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抛弃荣赫鹏上校看来已经不可避免……”

在漫长的西藏之旅即将结束的前夕，荣赫鹏上校独自一人骑马来到了纳木错湖边，在念青唐古拉山的雪峰之下，荣赫鹏上校一度忘了自己置身于何处。他仿佛感觉到自己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包括时间本身在进入西藏以后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的耳畔再一次回响起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那种衰老不堪的声音。当时是在甘宗坝，他与大住持在指挥所的营帐里为一些地理常识发生激烈的争吵。大住持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告诉他：

地球并不是圆的，而是三角形，就像羊的肩胛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