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七十年代后出生的这批年轻人来说，寻找某种标志与他们的上辈加以区分，渐渐成了时髦。尽管对他们严加管束的父母并不是法西斯，可反抗或逃离他们也就成了一部分人追求自由的象征。

张清和韦利结婚之后，在何处安家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他们至少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双方父母的房子加在一起，足以开一个小型的旅馆，但他们最终的决定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他们自己出钱在汇园住宅小区租了一套两室的房子，以便和所有的老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他们记事的时候，“文革”差不多就已经结束。生活的相对安定，封闭的校园，以及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宠爱造就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外表，也多少培植起了一点似是而非的浪漫情调。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向往刺激和冒险，喜欢孟庭苇和张学友的歌曲，读梁凤仪的财经小说，迷恋电脑游戏……

韦利在船舶学院毕业后，自愿报名去展新号远洋货轮任职，他的确切身份只是一名见习机械师，但这并不妨碍在制作名片时，加上“水手”二字。

张清的父亲，一位退职的教育官员不惜以自杀相威胁，才勉强制止了女儿去西藏工作的企图。但他却不得不在女儿的婚事上做出相应的让步，同意她嫁给一个“废物”，并允许他们搬进汇园小区，自立门户。

韦利和张清住进汇园公寓的第一个晚上，获得自由的兴奋使他们彻夜未眠。到了后半夜，夫妻二人实在没有话题可供叙谈，便各自将自己的父母搬出来，尽情地取笑了一通。

张清说，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父母对安全的疯狂依赖。家中的门铃每响一次，老张和老李都会如临大敌，神色陡变，似乎任何一个来客都是乔装打扮的歹徒。据他们说，那幢教师大楼在一个月中连续发生了四次命案，可张清却未有所闻。“很难说，他们不是在危言耸听，胡编乱造……”有一次，父亲老张手执一把剁肉用的利斧前去开门，没想到进来的却是母亲老李。

另外，张清的父亲不仅总爱放屁，而且，偏爱洋葱。

韦利对父亲的抱怨与妻子迥然不同。母亲去世之后，他就一直卧病在床。他时常打电话约邻居和过去部队里的战友来家中聊天，全然不知危险为何物。尽管从未发生什么意外（假如出点意外，那倒也不是坏事，至少日后可以免掉去医院替他施行安乐死），可母亲积攒下来的一些古花瓶、字画和首饰全都不见了踪影。他的父亲原是一名军人，转业后在审计部门当科长，五十六岁才生下了他。

“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我在叫他爸爸时，我的感觉上却是在叫他爷爷。”韦利说。可张清从未听到丈夫叫过他父亲，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他们搬进汇园公寓之后，张清每逢大礼拜的周六才回家与父母团聚一次。在韦利出海的几个月中，照料病中的公公也成了她的分内之事。那时她的公公已喜欢在床上大便，每晚六点准时拉屎一次。考虑到她白天在医院里时刻与血污、屎尿打交道，因此，她随口发出的一声感叹都带有寓言性质：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

韦利即便在来信中，也不会忘记这样来提醒自己的妻子：“韦科长眼看就不行了……”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张清曾经将包括院长在内的几位医学专家请到家中为公公治病。邻居们对韦家的这个孝顺媳妇自然赞不绝口，可张清自有她的盘算。她希望专家们给她一个公公死亡的可靠时间表。

大夫们会诊的结果，韦科长至少患有三种难以治愈的病症，还不包括他在淮海战役中留下的两处枪伤。显而易见，只要其中的一种疾病恶化，他随时可能一命呜呼。院长最后肯定地告诉张清：“假如老人能活过三个月，我就用不着再当什么院长了……”

张清正是在这样一种悬盼的心境中等待了三个月。到了第四个月，老人不仅没有暴卒的迹象，而且奇迹般地能够下床走动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韦科长早已谢顶的头上重新长出了黑发，不久之后，他以七十九岁高龄再次出现在菜市场上……

当然，院长事后并未辞职。而张清却也得到这样一个职业上的忠告：对于生死一类的事，是不能随便预测的。

汇园小区坐落在十里铺码头附近，目前看上去，整个小区还只是一片废墟。新造的一幢二十二层的公寓大楼矗立在沙土和瓦砾之中，数不清的建筑钢材、水泥、预制板横陈其间，大风一吹，就会扬起漫天的沙尘。

韦利和张清选择在建造中的汇园小区安家，是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尚未完工的住宅区因各类配套设施来不及跟上，租金相对比较便宜；其次，这个住宅小区距离十里铺码头不到四百米，当韦利出海归来，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解除双方肉体的紧张状态。这幢大楼暂时还没有其他住户，他们再也用不着将床头的录音机打开，以防止他们在做爱时发出的声音为邻居听到，用张清的话来表述，“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她总是说不够，总是央求着再来一次。韦利吃惊地发现，张清除了因腰酸背痛而改变了走路的姿势之外，几乎不需要作任何休整。她的欲望怎么说都有些异常，它就像一架永远不会停止转动的机器。韦利对此既沉醉，又担心，但他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在担心什么。

由于大楼的电梯尚未开通，他们决定住在六楼。张清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家。大楼对面就是74路公共汽车，它的终点站就是父母的家，而二百米外的58路电车则通往她上班的医院。这一交通上的便利使张清更有理由这样相信：自从她与韦利结婚之后，上帝开始专心致志地看顾他们了。

站在卧室的窗口，向北可以眺望大海上过往的船只，尽管她往往看到的只是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或是一截转动的雷达和风向标，但轮船汽笛低沉的鸣叫却日复一日迭现在她的睡梦中，让她觉得与远在海外的丈夫未有片刻的分离。

她将两间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向医院妇产科的大夫悄悄地打听推迟例假的方法，在枕边与假想的韦利说话：“哦，宝贝。”她的等待是迷人的，神秘的，自有一种无限的柔情蜜意……

展新一号货轮在广州的一个军用码头卸完货，已经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拂晓。韦利向船长请假说，他要在广州上岸，以便去佛山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

船长虽不是基督徒，但却喜欢过圣诞节。他正在张罗着晚上全体船员参加的化装舞会（他在西西里的海员俱乐部学到这一手），对于韦利的非分请求竟然慷慨应允，这就导致了一件重大变故的发生。

韦利在广州上岸的目的十分明确：二十四日是圣诞之夜，又是他妻子的生日，他和张清于去年夏天加入了基督教浸礼会之后，这个原先可有可无的节日自然有了一层特别的意味：展新号货轮离开广州前往北方的途中至少又得耗去一周时间，他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与妻子一起过圣诞了。

他一刻不停地赶往机场，顺利地搭上了一班下午四点二十五分的南航班机。当波音客机带着尖厉的金属哨音跃上阴沉的云幔，机舱顿时被温暖的夕阳映红了。韦利此刻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当年第三帝国的隆美尔元帅，当盟军在诺曼底实施大规模登陆的时候，他却匆匆赶往家中陪妻子过生日。隆美尔和韦利一样，他们知道天堂的方向——在奔向那里的道路上，多耽搁一分钟也是无法弥补的罪恶。

晚上八点四十分，韦利乘坐的一辆桑塔纳出租车终于停在了汇园小区的铁栏杆门外。天空仍然在下着雪，他看见六楼自己家的两扇窗口都亮着灯光，毛茸茸的光晕照亮了飞舞的雪片和新建中的花园。

在这个静谧的圣诞之夜，施工队的打桩机停止了轰鸣。74路公共汽车站上空无一人，偶尔从那里开过的一辆汽车溅起高高的雪泥。他看见两个小姐抬着一棵装饰着棉花絮的圣诞树，在街道的拐角处越走越远，但他依然可以听见小姐的皮靴在摩擦时发出的令人沉醉的声响。

韦利踩着嘎吱作响的冻雪朝家中走去。他又碰到了两个人，他们穿着黄色的工作服，头戴塑料帽盔，正打着电筒，逐一登记着工地上的建筑材料，将被风吹开的遮雨帆布重新拉严。

他们高声谈论着昨晚的一场足球赛。其中的一个进球显然是越位了……韦利走到他们身边，两个人都向他挥手致意。韦利问他们这个小区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两个人就异口同声地答道：“快了，快了……”

韦利上了楼，刚才在路上一直纠缠着他的那个问题此刻又撵上了他。机票九百五十元，加上出租车费五十元，几乎花掉了他两个月的工资，这是否太不合算了？不管他怎样试图说服自己，他在广州酝酿出来的这一“即兴之作”还是让他觉得有点美中不足。

他拎着一盒生日蛋糕，一口气爬上了六楼。他听见楼道尽头的那扇熟悉的房门里传来了悠扬的大提琴声，那是布鲁赫的《科尔尼德莱》。张清曾对他说，她在思念他的时候，总是一遍遍地听着这个曲子。它原是一首犹太人的晚祷合唱。

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想象着即将发生的一幕：他将尽可能轻地打开房门，假如他的妻子此刻正在厨房，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卧室。他将在床上躺下来，盖上被子，等候着她进房睡觉。他喜欢恶作剧。他想让妻子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惊喜交集，什么叫做灵魂出窍……

韦利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轻轻地塞进匙孔。这时，他觉得自己的腰部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他转过身，看见三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手里各自拿着一把匕首，正朝他微笑。其中的一位低声命令他打开房门。

当恐惧感一旦超出了某种界限，就反而会显得十分平常，韦利此刻正是这样。他的手似乎没有转动，门就开了，就像是它自己打开的一样。韦利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他只是这样反问自己：

“咦，我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张清听到开门声，就从里屋奔了出来。她一见韦利，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就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她是一个天性开朗的人，从来不知烦恼为何物。

她满面春风地对门口站着的四个人（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丈夫）说，她妈妈下午给医院打了无数次电话，让她回家过圣诞节，可她还是决定留在这里，“我有一种预感，说不定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回来了……”她说她还做了很多菜。

“你们都饿坏了吧？”张清又说，并顺手调整了一下取暖器的旋钮，墙上顿时泛出一片红光。

“倒真是有点饿了。”一个陌生人看了看他的同伙，愉快地答道。

“那就先吃饭。”张清说。她麻利地从桌下拉出餐椅，请客人们坐下后，随后就进了厨房。

糟糕，张清一定是把这三个陌生人当成自己的同事了。虽然韦利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真相，但这一误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三个陌生人身上的衣服是干燥的，而韦利身上的积雪融化后，衣服已明显地潮湿了。这就印证了一个惯常的说法，女人在热恋中总是盲目的。

韦利想起了不久前在船上做过的一个梦。他与死神玩了这样一个游戏：只要他说一句话，或者发出任何声音，他就能免于一死。他徒劳无益地张大了嘴巴，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因此，他从床上惊醒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竭尽全力地怪叫了一声，同屋的水手都说他疯了。

此刻，韦利依然说不出话。陌生人朝他微笑，试图稳住他，他也就跟着微笑。他们递给他一支烟，他就自己掏出打火机将它点燃。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太不可思议了。

张清从厨房里端出的菜摆了一桌。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对这几个人说：“你们先吃着，我一会儿就来。”说完转身就进了卧室。

陌生人面面相觑，很快就拿起了筷子：“那我们就不客气啦。”

张清重新回到桌边的时候，已经换上了一套蓝色的羊绒长裙。陌生人立即彬彬有礼地对她的装束夸奖了一番，并加快了吞咽的动作。

张清受到恭维就乐呵呵地笑开了。她问韦利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神情严肃，是不是还在想着哪个外国小妞？她的一席话逗得几个陌生人哈哈大笑，韦利最后也笑了。

张清说，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曾经有人来敲过门，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她就装着没有听见，“在圣诞节晚上，有谁还会到咱们家来呢？”

这时，韦利终于说出了回家之后的第一句话：“这不来了嘛……”

他本来想暗示一下自己的妻子，没想到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更为奇怪的是，他还逐一地往陌生人碗里夹菜，这一举动就连三个歹徒也感到大惑不解。

韦利朝张清眨了眨眼睛，意思是：来者不善……

张清也朝韦利做了个鬼脸，意思是：你不要着急……

“你们多吃点，”张清热情地说，“你们的船常年在海上漂泊，恐怕几个月也吃不上一顿囫囵饭吧？”

“船？什么船？”一个穿花西装的陌生人突然问了一句。

他这一问，把张清吓了一跳。同时，事件的进程也陡然加快了。

由于张清刚刚换了一身裙子，歹徒们在制伏张清、逼其就范的过程中省掉了不少麻烦。当两名歹徒扑向张清的时候，剩下的一人手执匕首，依然端坐在韦利的身边。

韦利看见张清的裙子被掀了起来，她的一条光裸的腿像钟摆一样在地上左右划动着。她的一只高跟鞋掉了下来，露出了雪白的袜子。恍惚中，他听见妻子在徒劳无益地挣扎了一番之后，长长地哀叹了一声。看来她已经认命了。

韦利坐在桌边，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为何无法动弹。他所能做的，只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而已。

看管他的那个歹徒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也不妨看看……”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他已经听不到张清的呻吟之声了。

穿花西装的那个人来到韦利跟前，从同伴手里接过匕首，对同伙说：“现在该轮到你了。”

就在这样一个换人的间隙，韦利经过纷乱的思索之后，终于决定独自逃命。他在船舶学院练过三年武术，全套格斗动作谙熟于心，他好像还没有充分施展开自己的拳脚功夫，就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门外的楼道里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韦利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到楼下，朝遮棚边的那两名工地材料员径直奔去。

两个身穿制服的材料员从地上扶起韦利，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韦利只是用手胡乱地朝楼上比画了一通。

“别着急，有话慢慢说……”一个材料员对韦利说。随后他问韦利，对昨晚的那场足球赛有何看法。

“5号范志毅在将球顶进球门的那一刻，显然已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举起手里的电筒在韦利的头上狠狠地敲击了一下。

韦利顺势跪在地上，他觉得脸上湿漉漉的。他像一条狗似的被人拖出了五六十米远。他看见不远处，在一排垃圾筒边上，有几只被食用一空的鱼子酱罐头。

韦利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了。他想到了很多事，可每一件事都与张清牵扯在一起。他的脑子里再次浮现出张清那张动人的脸，他担心，这张美丽的脸是否能够经受得住五名歹徒的轮番攻击。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有点类似某种轻描淡写的感叹：

“五个人，太过分了……”

两名乔装打扮的歹徒也不搭话，他们将韦利拽到垃圾筒边上，简单地杀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