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那些肥胖、臃肿而衰老的妇女又一次出现在地铁车站旁的小树林里。她们腰系绸带，手执彩扇，在树林里围成一圈，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只褪了色的黯淡的花环。她们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僵直而呆滞，只等鼓槌的敲击声点燃她们残存的活力。

在病中，在午睡前，纷乱的记忆一度使我迷失，而老人的秧歌舞，没有名目的例行庆典、灰烬的狂欢则构成了窗外日复一日的基本景观。

不过，喧闹的鼓声尚未响起，地铁车站旁的一座秋千架还是空空荡荡，锃亮的儿童滑板或许被阳光晒得发烫……而在四月的新塍小镇，倘若我们沿着棕红色的河床逆流而上，穿过一座石桥和山间架起的灌溉渠，便能最终抵达发电厂的大坝。

大坝的堤岸分列两边，宛若一个女人叉开的双腿，而闸门上生锈的铆钉俨然是一只只排列整齐的乳房……大坝的底部爬满了绿色或黄色的苔藓，水草像是经过梳理，朝着同一个方向倒伏。几条被晾干的泥鳅和小鱼发出臭烘烘的气息，但它并不能遮盖四处蔓延的晚春的芬芳。我们并排从大坝的顶端滑下，河床下蓝幽幽的河水朝我们迎面扑来，一阵轻微的晕眩和迷乱掠过我们的背脊……我握住杨迎汗涔涔的手，低声对她说：别怕，别怕……可她依旧抓住闸门上的铆钉，久久不肯松开。我们一次次从大坝上滑下，阳光像无数跃动的麦芒，旋转着，使我们睁不开眼睛。很快，我们听到了河水在我们身下碎裂的声音，感到了河水的温热与清凉……

河岸上蓝色的豆花在风中颤动，一行行垂柳摇落片片飞絮，向远处播撒，漂浮在河面上，随波荡漾，依附着卵石和树木裸露的红色根须。

韩冰说，她不喜欢南方的春天。它总是病恹恹的，困倦而阴郁。霏霏细雨在城市上空盘桓不去，仿佛在酝酿着一个阴险的企图。那里，我们坐在沾满露水的草坪上，憧憬着婚后黄金般的岁月。教学楼的灯光照亮了白色的围栏，照亮了花圃和一台红色的割草机。我们能够辨别出长在地上的青草和被割下的草叶散发出来的不同的气味。韩冰说，两种不同的气味自然使她联想到了棉纱和染了色的花布，或者，两个不同年龄的女人：少女生机勃勃，含苞待放，而妇人则香销玉殒，只留下一缕腐朽的气息……

而钢琴与风琴的声音似乎也可以给人以类似的联想。在那个炎热夏天，我们躲在办公室的后窗下，看着年轻的班主任在练琴，看着那群麻雀在校舍前的晒场上啄食，在屋檐下啁啾，落下又飞起……杨迎的死去使暑假变长了。我们整日在河边游荡，浑浑噩噩，不知所之。梳着齐耳短发的班主任一面翻动着琴谱，一面端起水杯喝水，她的喉咙里咕咕直叫，汗水使她的衬衫透出肉红色的背脊，使军裤的颜色加深……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听不到琴声，只有踏板发出的嘎嘎声在寂静的午后持续。当我们垂头丧气地离开那儿，在空旷无人的河边逡巡不去，才能偶尔听到遥远的、时隐时现的琴声……在另一个时刻，班主任躺在窗下午睡，一只蚂蚁在她的脚背上爬来爬去，最后一头钻进裤缝。而她只不过稍稍在腿上捏挠了几下，侧过身，又沉沉睡去……

在我记忆的暗房里，很多底片尚未曝光；而充满泥泞的回忆之途荆棘丛生，时断时续，也没有统一的、显而易见的标识。通常，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无法看清的事物，回忆也无法让你看得更清。韩冰每个星期天都要外出。我只能通过电话中的片言只字和一束束鲜花上附着的名片，来推断她的行踪。

我所期待的那个水落石出的日子也是一个午后。韩冰突然回到了家中，宣布了我们婚姻的终结。她带回了一个台湾人。假如手续顺利，三个月后，她将在基隆定居。那个台湾人，双手插在裤兜里，用讥讽的目光打量着我，仿佛在对我说：我并不喜欢躲在暗处，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会出现的……我对他说，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颇为诧异地冲我笑了笑，挽起韩冰的胳膊，离开了。

那时，我们站在河岸边，透过层层叠叠的树林，我看见五峰山巅的白云一动不动。山下蜿蜒曲折的煤屑公路通往江边，两个捡破烂的老太婆在茶场边石桥上向人问路……

我们看到了杨家大院被焚毁前的最后一个瞬间：南风吹皱了河水，吹起了圈圈涟漪。我们看见法医们聚集在河边的楝树下争执不休：怀孕的迹象一望便知，而自杀的结论却并不能就此作出……

我看见了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由于火势过猛，杨福昌反锁了大门，救援人员只是象征性地浇了几桶水，便在河边抱臂观望。一群孩子站在德顺家的屋顶上，看着树林上方腾起的浓烟和被染红的天空，兴奋得手舞足蹈。

烧，烧。

烧掉猪圈，

烧掉仓库，

烧掉裁缝铺，

烧掉金兰寡妇的房子，

烧掉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