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要死了。”

终于，李家杰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向我宣布道。他偷偷地瞥了我一眼，似乎在估量这句话所可能带来的震惊效果。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补充说：“医生给我的最后期限是三个月，可我并不像他们那样乐观。很可能挨不到七月末。我现在是时刻听从鬼神召唤。”随后，他笑了起来，露出了被烟渍熏得焦黄的牙床。

李家杰要死了。这并不算什么新闻。春节刚过，电话和互联网一直在重复着这个消息。作为他的同班同学，我不得不装装样子，坐地铁换地铁去东直门看他。应当说，见面后的谈话气氛颇有几分尴尬。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寻找辞别的理由。李家杰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变换了几个话题之后，终于单刀直入，切入悲剧性的主题：“我要死了。”

这是他的最后一招。问题是，由于我一直在期待他说出这句话，当它兑现之时，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据说他得了十几种病，正在扩散的癌细胞和心血管堵塞也许较为致命。

他很可能还有糖尿病。因为我看见他将茶几上的那只注射器拿了过来，撩开了衣服，露出了微微凸起的、多毛的肚子。

难道他要直接往自己的肚子上扎针？

没错。他就是这么干的。他将针头鲁莽地扎向肚皮，推入胰岛素，就像对待一头牲口。我的好奇心上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朝自己的肚子上扎针。我对他说：“老李，你不怕扎着自己的肠子吗？”李家杰再次笑了起来，似乎有点得意：“扎不着。你想扎也扎不着。肠子是滑的，针头一碰，它就跑了。”

现在已经是五月的光景。阳光透过落地的大玻璃窗，暖烘烘的。客厅里浮动着植物和花朵的香气。窗外那条幽寂的胡同里，槐花遍地。附近一所小学正在放学。如果用心谛听，孩子们的嬉闹声还隐约可闻。当时，我注视着胡同里那些被风吹得飘来荡去的细碎的槐花，心里忽然对老李有一丝同情。看来，在如今这世道，妄想通过“死”这个东西来吓人一跳，引起别人的重视，有点不太现实啦。

应当说，整整一个上午，基本上都是李家杰一个人在说话，而他说出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不过，其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颇深。他说：“在查出癌细胞且已扩散至肺、肝之前，我已经对生活厌倦啦。这叫什么他妈的生活？就像孩子搭起堆烂木头，辛辛苦苦搭起来，然后又亲手将它推倒。我的一生不过如此。”

考虑到李家杰一贯的浅薄无知，一贯的浮浪荒唐，一贯的小人得志，考虑到他眼睛里闪动着的点点泪光，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已委实不易。就做人而言，也不能说他没有境界。不过，他的反省已为时过晚，这都是他不读书之过。他的脸虚胖而浮肿，被过量激素弄得脱了形。说实话，看着这张脸，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太平间的化妆室。

差不多在五年前，在被查出癌症前一个月，他还神气活现地在北京的一个总裁论坛上发表演讲，说什么中国的农民被剥削得还不够，还大有潜力可挖，发展世界级的跨国企业就必须让农民破产。台下掌声雷动。鼓掌的人除了他的员工、亲戚之外，就是我们那帮自甘堕落的同学。

三年前的元旦，他还莫名其妙地在凌晨三点给我打来电话，不是表达千禧的祝愿，只为告诉我一句话：“我把苏眉做掉了。”

当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正在酣睡，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一个略带沙哑的嗓音神秘兮兮地告诉你“我把苏眉做掉了”时，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必须得首先让自己从睡眠的黑暗中挣脱出来，然后再去想想，苏眉到底是谁，最后，我得再去琢磨琢磨，李家杰所谓的“做掉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在我们班上，苏眉的长相并不算出众。论身材，她比不上校花董秋雁；论妖艳，她比不上跳远运动员王曼君；论娇媚，她比不上有花腔女高音之称的徐丽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甚至没有引起任何男生的注意。这个矜持、洁净、沉默少言的小女孩能够一夜之间成为众人苦涩的暗恋对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校园诗歌的流行。著名行吟诗人曹尚全在校期间写过一千零一首十四行诗（后来这些诗以《新天方夜谭》之名结集出版），其中有一千首是送给苏眉的，剩下的那首当然留给了诗人自己。那些诗句尽管拙劣，但我们至今耳熟能详。比如：

你令人揪心的美丽过于昂贵，反而

无人敢买

坦率地说，我对于苏眉，也不是没有非分之想。那一次在食堂打饭，等到买完菜，一数菜票，差了六毛。怎么数都差六毛。食堂戴口罩的师傅不耐烦地用铁勺敲着锅沿，仿佛要把我短少的那六毛菜票敲出来似的。这时，一只纤细的手搭在了我的右肩上，同时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说：“用我的吧。”此前，我并不知道苏眉就在我身后，或者说不敢相信她就在我身后。整整一个下午，我的半边肩膀一直麻酥酥的，满脑子里都是她扳动我右肩的分解慢镜头动作。

她一点也不像传说那样的矜持冷漠，一点也不害羞，甚至并不神秘。有一次上形式逻辑课，课间休息时，从四川来的向国忠不经意朝地上吐了一口痰，苏眉愣是逼着这个一米八七的壮汉用餐巾纸将地上的痰迹擦得干干净净。于是，我们发现，苏眉并不柔弱。那种传说所包裹起的女性形象与实际生活中的苏眉很可能并不是一回事。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平常而自然，我们生活在对她的想象里，悸动而不安。不过，她对洁净的过分要求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一致的印象。她每次进入教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酒精棉擦她的课桌。她有事没事总爱吸鼻子，不管有无鼻涕，每隔几秒、十几秒，总要抽动几下。而且，她在吸鼻子时，眉毛也挤在一块儿，就会露出对一切事物都不屑一顾的神情。

据女生那边传过来的消息说，她几乎从不使用公共坐便器。更有甚者，为了不让人坐她的床铺，即便是在冬天，床上的帐子都是垂挂下来的，将床铺裹得严严实实。后来成为美国文学专家的邓海云博士，也是苏眉热烈的崇拜者之一（他曾诱使我同意，由他代为向苏眉偿还那六毛钱的菜票，以获得接近她的借口。被我坚决拒绝）。他每次提到苏眉都要加上一个修饰词，说成：“我们的苏眉。”按照他那酸腐的逻辑，苏眉已经成为象征性人物，她的纯洁维持着我们这个肮脏世界仅有的一丝信心。他还引经据典，说霍桑写过一篇名叫《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小说（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令人悲伤的故事），纯洁少女露丝的堕落，哪怕是在一个偶然的梦中，也会让布朗先生自绝于人世。言外之意，别人都可以堕落，唯独苏眉不行。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苏眉的形象，不使她沾上任何俗世的灰尘。他曾经和校园流氓歌手黄光辉在大礼堂门口决斗，就因为后者曾四处扬言，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与苏眉坐在一起看一场黄色电影，借此来观察她精神崩溃的过程。决斗的结果，邓海云永久性地失去了两颗门牙。

因此，当我们听说猎艳高手李家杰要正式对苏眉发动春季攻势（时间在暮春，代号“熄灯行动”）时，立刻激起了全班男生的强烈义愤。在此之前，在李家杰的穷追猛打下，他已经成功俘获了跳高运动员王曼君。两人出双入对，宛如老夫老妻。他怎么会想到对苏眉下手呢？

悲哀之雾，密布校园。诗人曹尚全痛定思痛，于该年初夏写下了他那传诵一时的《千年一叹》：

风雨如晦，日月无光

一只肮脏的手

伸向红湿的海棠

其中“红湿的海棠”这一意象虽由杜诗中直接化用而来，但的确过于刺激，让我们整个四月春梦连连。我在那些日子，一连五天梦见了苏眉，每次都梦见她穿着新嫁衣，坐在一辆装满麦秸秆的大车上跟我回烟台老家成亲。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101教室上晚自习，教室里的灯忽然灭了，整个教学楼一片漆黑。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电路故障，可向国忠同学并不这样看。

“熄灯行动开始了。”他捅了捅我的胳膊，小声对我说。

他预先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因为参与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谭桑秋是他的四川老乡，他们之间无话不谈。按照李家杰预定的计划，谭桑秋现在已经在文史楼顶部的阁楼里——那是教学楼的总电房所在地，扳下了总闸的开关。

桑秋是李家杰的死党。他人为地制造停电事故，正是为了李家杰能够从容地趁黑下手：将一张邀请苏眉外出的字条悄悄地扔在她的桌前。

“我甚至还知道字条上的内容。”向国忠在黑暗中嘿嘿地笑着，似乎很得意。正说着，灯就亮了。果然不见了李家杰。我们看见苏眉从教室中间的某一个座位上站起身来，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很显然，她看见了字条，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出了教室。

“她现在要去杏树林，就在食堂的西边。李家杰正在那儿等她。”向国忠解说道。

按照他们事先的部署，桑秋也应该在那儿。他正躲在不远处的树篱背后窥探动静：如果李家杰得手，桑秋将默默离去；如果发生争吵，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桑秋将会从他埋伏的夹竹桃丛中跳出来，假装路过那里，帮助李家杰全身而退。

时候不大，苏眉就回来了，跟她去一趟厕所所耗费的时间大致相仿。怎么这么快？

“行动失败。”向国忠宣布道。

苏眉仍旧坐在那儿看书，仍旧时不时抽动一下她那好看的鼻子，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大约半小时之后，从来不上晚自习的桑秋一脸坏笑地走进了教室。他长得又瘦又小，头发长久不洗，且又沾满露水，一绺一绺地耷拉着，走起路来，故意摇摇晃晃，一对眼睛又黑又亮。在经过我们身边时，还朝向国忠眨了眨眼睛。

他是来帮李家杰整理书包的。行动失败的李家杰显然已无脸再与苏眉相见。我们看见谭桑秋将李家杰桌上的那摊书和笔记本一股脑儿撸到一块儿，夹在腋下，屁颠屁颠地走了。很快，我们就听见他在空旷的走廊里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门唱起歌来：

你看那水中的花朵

强要留住一抹红……

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连苏眉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事后，我们听说，李家杰为了这次行动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去图书馆研究了不下十五本爱情心理学专著；去系办公室查看了苏眉的家庭地址、父母职业、兴趣爱好等信息，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他实地考察了至少三四处作案现场（最后将第一作案现场选在了食堂边的杏树林），其中还包括万一进展顺利后的幽会地点（苏州河旅馆），吃夜宵的饭店（中山桥小吃店）。当然，他还听从了老魏的劝告，让谭桑秋去商场的计划生育柜台购买了避孕套。

老魏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带着老婆孩子读书的中年男性，人称“老头子”。他身兼班长与分团委书记，精通算卦和床笫之事。当李家杰拎着两瓶七宝大曲登门求教时，老魏以不变应万变，仍以“爱情八字诀”教之：“下手要狠，动作要猛。”

根据向国忠的转述，苏眉接到字条之后，由于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她并不知道约会者是谁，但她最后还是去了。这再次证明苏眉并不像传说的那么胆怯或不近人情。当她赶到食堂边的杏树林时，一个黑影已经在一张石桌边等着她了。杏树林原先有路灯，但已遭到谭桑秋事先有预谋的破坏，因此，四周漆黑一片。具体对话大致如下：

苏眉：请问，是您约我来的吗？

李家杰（清了清嗓子）：是。

苏眉：您有什么事？

李家杰：没，没有什么事……

苏眉：那我走啦，再见。

李家杰：再见。

整个场面维持了不到两分钟。这天晚上十二点，“老头子”魏挺一边用生姜水泡着脚，一边听取李家杰和桑秋的详细汇报。末了，魏挺对李家杰道：

“你说说，你做的这叫什么事呀？就好比两军对垒，你还未与敌军接触就败下阵来。这算什么呀？甚至连个遭遇战也算不上，怎么能打赢呢？一定要接触。下手要狠，动作要猛。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不过，依我看，这事还没到完全绝望的地步。既然你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谈不上被拒绝。再说了，杏树林黑灯瞎火的，人家恐怕连你是谁也还没搞清楚呢。这事刚开了个头，消极悲观的情绪端端要不得，等会儿我们再合计合计。”

不过，这件事第二天就传遍了整个校园，并很快引起了我们辅导员的注意，他还专门约苏眉谈了一次话，具体说了什么，苏眉不说，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谭桑秋尽管对向国忠毫无保留，无话不谈，但对于别人却始终守口如瓶，不透一丝口风。就连王曼君对他也毫无办法。她屡屡试图从桑秋口中套话，每次都无功而返。有一天傍晚，王曼君约桑秋去河边散步，两人来到空旷的共青场，在高高的看台上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王曼君就将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对他说：

“毛豆，你李大锅（哥）近来传出一些风言风语，那可是真的？”

桑秋将脖子一梗，从容笑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是真的。”

王曼君又说：“这些天我怎么觉得李家杰神色有些异常噻？”

桑秋道：“未见任何异常。”

“我也不相信那是真的唦，可别人一提那个馊（苏）眉，这锅那锅的，我一听怎么心里抖（堵）得慌噻。”

“此皆妄人耳食之谈，不值一提。”

“可我听说，辅导员前些天找那锅馊眉谈话呢。”

“那是他的权力。”桑秋紧抿着嘴，一字一顿地说，“他是辅导员，他爱找谁谈话就找谁谈话。”

“不瞒你说，我昨晚倒是偷看了你大锅日记里夹着的一封情搜（书），那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愁愁（楚楚）。”

谭桑秋一愣，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赶忙问道：“给谁的情书？”

“他没有写名字，不过我怎么看都不像是写给我的呢。”

“那就是写给你的。”谭桑秋坚决地答道，“种种迹象表明，那情书就是写给你的。”

“我们俩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他有多少话，不能当面对我说？”

“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子的，这个，他当然可以说，不过也可以写，反正谁也没规定，谈了恋爱，就不能写情书，你说对不对？”

“也是。”王曼君想了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谭桑秋刚从厕所出来，就被王曼君堵在了门口。她的眼睛都哭肿了。“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李的王八蛋，我要对他进行疯狂的报复。”撂下这句话，她就一路哭着跑了。谭桑秋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找到了李家杰，将这一最新情况向他报告。李家杰正在寝室里蒙头大睡，他撩开帐子，点了一支烟。

“一点都不奇怪。”李家杰不屑一顾地说，“昨天晚上我已经给她摊了牌，我们正式分手了。她要报复，我也没办法。”

“请注意，不是报复，”谭桑秋纠正道，“而是疯狂的报复。”

王曼君所谓的报复迟迟没有降临，失恋后的痛苦和愤怒却使她的运动成绩突飞猛进。她连续三次打破保持了十八年之久的校跳远纪录；两次打破市三级跳远纪录；暑假前夕，她参加了上海市大学生代表团出访了朝鲜和坦桑尼亚。她的大幅照片在学校报栏橱窗里贴得到处都是。正当学校准备材料要替她申报“新长征突击手”这一称号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王曼君因为要参加集训，暑假没有回家。而谭桑秋家在湘西山区，家境贫寒，他父亲来信命他省下回家的车票钱，并让他去远房叔叔所在的印刷厂打工。晚上闲着没事，王曼君常常来找桑秋聊天。聊来聊去都离不开李家杰。

这天傍晚，下了一天的雨，校园里的两条河都满了。两个人拎着塑料凉鞋，高挽着裤腿在校园里散步。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了。王曼君提出去学校后门的一个四川馆子吃饭。他们要了差不多一打啤酒，一直喝到深夜。他们两个约好不再讨论李家杰和苏眉，可说来说去，话题又回到了他们俩身上。

“馊眉，馊眉有什么好？你大锅头（图）她个啥？她哪一点能跟我比？”王曼君显然喝多了，舌头也有点打结了。桑秋本来就不能喝酒，到了这时，早已亢奋得不行了，他抬袖揩了揩迷离的眼角，笑道：

“那，那，你说李家杰有什么好？他哪一点能和我比？”

“去他娘的馊眉。”王曼君手一挥，桌上的七八个空酒瓶就叮叮当当地倒了下来。

“去他娘的李家杰。”桑秋同学也学着王曼君，小手一挥，却被王曼君捉个正着。

“毛豆，”王曼君怔怔地看着他，笑道，“毛豆，想不想跟大姐去看通宵电影？”

“想。”谭桑秋同学狠狠地咬了咬牙，应道。

于是，两个人就去看电影。

他们来到沪西工人文化宫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场了。售票员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们一眼，问他们是要普通票还是包厢。

“包厢。”王曼君答道。

于是他们来到了二楼的包厢。

那晚的第一场电影是印度片《奴里》，片子有点乏味，可两个人都假装看得津津有味。电影放到奴里被地主强奸一节时，桑秋就听见王曼君的呼吸声陡然变重了。黑暗中，她再次捉住了桑秋的小手，将它拽向自己的领口，并低声命令他解开扣子，谭桑秋同学犹豫了一下，决定照办。王曼君命令他把手伸进去，桑秋同学狠狠地咽了一口吐沫，也照办了。王曼君又命令他“按电铃”，他还没来得及按，手电筒的光就照过来了。同时有四个手电筒的光柱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射向了他们的包厢。

谭桑秋同学吃惊地发现，五六个手臂佩戴红袖章的工纠队员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悄悄地站在了他们的身后。他们随即被带往文化宫西楼的一个小屋里关了起来。工纠队员打电话给学校的值班室，值班室又打电话通知了他们的辅导员。直到深夜两点，辅导员才骑着自行车赶来，将他们领回学校。辅导员并未过多地责怪他们，只是委婉地表示，他们不应该在电影院里做那样的事。实在熬不住的话，可以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不过，他们既然被工纠队拿获而且人家已通报了学校，按照他多年的经验，接下来，学校处罚将会十分严厉。

“他们会开除我们吗？”王曼君哭着问道。

“那也并非不可能。”辅导员回答。

谭桑秋一声不吭，他正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在面对学校的调查时，为自己开脱罪责。实在不成，就告对方一个强奸未遂。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膂力过人的王曼君的胁迫下被动实施的。两个月之后，学校的处理结果出来了，王曼君被剥夺了一切荣誉，留校察看；谭桑秋检查深刻，对他的处罚要轻得多：免予处分。但他并不知道，“免予处分”，实际上也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处分。

谭桑秋由于惊吓过度，身心受到摧残，不久就得了急性肝炎。他被隔离在市传染病中心的一个铁笼子里。李家杰每周都去看他，给他捎去水果、书籍、香烟，隔着铁丝网陪他聊天。桑秋出院重获自由之后，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担心传染，李家杰硬是将桑秋吃了一半的苹果吞入腹中。出于感恩，桑秋病愈之后更加死心塌地地替李家杰卖命。他所承担的工作除了负责打探有关苏眉的家庭社会关系以及一切的交往人等之外，还要帮李家杰在101教室占座。经过他精心的安排，李家杰每次上晚自习时都能与苏眉坐到一块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苏眉干脆不来上晚自习了。即便是在路上，只要一看到桑秋，苏眉常常扭头就走，眉宇间藏着鄙视与厌恶）。

谭桑秋经过长期跟踪和盯梢，终于刺探到一条重要情报。种种迹象表明，苏眉与上海警备区某部的一位现役军人“过从甚密”。经过进一步的侦查，李家杰发现，这个军人就是当年来校负责军训的那位副连长。

“很有可能，他们从军训的时候就搞上腐化了。”桑秋对李家杰说。

“你别胡诌。”李家杰不能容忍任何对苏眉的贬损之词，“她是纯洁的。她很可能只是崇拜军人而已。你再去查查。”

李家杰嘴上这么说，可暗中却给学校党委一连写了三封匿名信，检举该副连长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些信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不过，既然苏眉崇拜军人，李家杰就让谭桑秋在校园里四处放风，说李家杰的伯伯是南京军区某机械化部副军长，目前正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指挥作战，而且不久之后就会来学校视察（实际上，李家杰的伯伯有点驼背，是个手艺不错的剃头匠）。更为重要的是，李家杰大学毕业后，将去部队服役，军衔是上尉，但很快就会晋升至少校。

苏眉对于这件传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倒是学校武装部部长闻讯之后，特地请李家杰吃了一次饭。

很快，李家杰又得到谭桑秋的密报：苏眉和体育系的一位体操运动员打得火热。每个星期四下午，苏眉都会去学校体操房陪这个体操运动员训练。有一次，两人还一起手拉手去学校的电影院看电影。不过，这条线索不是桑秋提供的，而是魏挺在电影组卖票的老婆透露的。

“这么说，苏眉除了军人之外，还崇拜运动员？”

“情况看来的确就是这样。”桑秋附和道。

李家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疯狂地练上健美的。他原本身材瘦弱，是标准的麻秆儿，可在锻炼了两个月之后，竟在自己身上的各处弄出了十几块硬邦邦的腱子肉来。可是如何向苏眉展示这些好看的腱子肉呢？当时正值隆冬，还下着雪，光膀子看来是不行了。桑秋倒有个好主意，在学校的河里冬泳，可李家杰是个旱鸭子，不会水。正当李家杰整天愁眉不展的时候，桑秋的补充情报又来了。原来那个体操运动员是苏眉的哥哥，名叫苏发，是通过特招进来的健将级运动员。李家杰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场决定晚上请桑秋去中山桥吃小馄饨，好好庆祝庆祝。

3

李家杰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我们租用一辆大客车，去国际饭店的上海厅大快朵颐。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的校花董秋雁提议全体起立，为李家杰默哀三分钟，我们欣然同意。默哀毕，我们正要举杯，不料董秋雁又说，让我们跟她一起祷告。考虑到她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只得照办。董秋雁用英文朗诵了祷词，由于我英文不佳，更由于董校花不时夹杂着一两声哽咽，除了最后的“阿门”之外，我基本上没听懂她在说些什么。

大家仍然称她为校花，可董秋雁嫁到了美国之后，身体迅速发胖，皱纹急剧增多，脂粉越施越厚。谁都听得出来，“校花”一词隐隐有些讽喻意味了，好在秋雁并不计较。

老头子魏挺早已谢顶。他一手夹着粗大的雪茄，一手搂着夫人王曼君，忽然说道：“可惜今天小毛豆不能来了。”

我也是刚刚听说，小毛豆在三个月前已被“双规”，正在接受山西省纪委的审查。

“桑秋即使不出事，他也未必会来参加葬礼。”说话的人是诗人曹尚全，“早在两年前他已经和李董事长彻底闹翻了。”

曹尚全现在的身份是李家杰集团旗下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据说很快将接任集团副总裁。他是李家杰一手提拔起来的。按照行规，他在提到李家杰时不能直呼其名。他早已不写诗了，长期折磨他的失眠症和祖传的口吃都已霍然而愈。据说如今他连走路时都能睡上一觉，而且特别能说会道。

坐在我一旁的向国忠对曹尚全最为不屑。经济状况不佳和夫人的红杏出墙搞得他心绪不佳。他把所有比他稍稍有钱的人（大概也包括我）都称为“资产阶级”；把比较有钱的人称为“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把特别有钱的人直接称为“畜生”。他每日里研读《毛选》并暗暗期待无产阶级革命再次席卷全球。“无产阶级重新掌权”成了他仅有的精神寄托。

他和曹尚全一见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即便吵架，向国忠同学也显然不是曹总的对手。曹尚全在殡仪馆就指着向国忠的鼻子骂道：“资产阶级怎么啦，没错，老子就是资产阶级！你他娘的不想成为资产阶级吗？老子要是给你在公司安排一个月薪三万元的职位，你他妈的爬着就来了。”

“世道变啦！”向国忠愣了半天，对我感叹道，“《白毛女》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现在这个社会呢？把人变成不人不鬼，什么玩意儿啊！”

席间，大家深情地回忆起与李家杰共同度过的四年大学时光，言谈中多少有了一点怀旧的意味。魏挺同学更是从民族、国家、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全面评价了李家杰同学对我国的GDP的巨大贡献。当然，也有人穿插一两段李家杰在校期间的旧闻趣事作为谈资。一直遭受冷落的向国忠却极不得体地提到李家杰与苏眉的感情纠葛，并将当年的“熄灯事件”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遍。我看见邻座的王曼君神色有些复杂。她担心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将自己当年的事一并抖出来，魏挺显然觉察到了妻子的顾虑，他一直在试图打断向国忠的话：“大家也别光说话，吃菜吃菜。老向，吃菜。”

既然提到苏眉，曹尚全也就清了清喉咙，不紧不慢地说道：“董事长当年对苏眉的旷世恋情是纯洁的。这样冰清玉洁的感情，在今天已经难得一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眉改变了董事长的一生。足以感动天地，我们，包括我，当时都在默默地替他们祝福。”

诗人曹尚全同学有一句话还是对的，大学四年，李家杰基本上生活在苏眉的阴影中。苏眉酷爱《红楼梦》（据说这本书她已读过不下十遍），李家杰就主动申请去做红学专家朱小兰老师的助手。他抢着替朱老师拎包（其实她的包里只有一本薄薄的讲义）；课间他不断地走到讲台前为她倒水，迫使朱老师不断地对他说“谢谢你，李同学”，继而不断地中断讲课往厕所跑；他利用周末，去朱老师家帮她买菜做饭打扫厕所，并坚决要求报考朱老师的研究生。弄得朱老师一心想把自己的那个长着一口四环素牙的女儿嫁给他。

后来，谭桑秋又搞到一条情报：苏眉喜欢加缪。李家杰就开始去外语系旁听法语课，并让桑秋将图书馆所有与加缪有关的书籍都搜罗来，做了一千三百张读书卡片，写了两本学习心得，并着手研究法国存在主义与魏晋风度之间的关系。李家杰正准备让桑秋为他安排只有苏眉和他本人参加的“加缪著作讲读会”时，不料桑秋抱歉地告诉他，他把事情搞错了，苏眉同学喜欢的那位外国作家不叫加缪，而是叫“缪塞”。而且问题是，这个缪塞好像并不是法国人。

“没关系，没关系，搞错了也没关系，我们从头再过。不过，你先说说，那个狗娘养的缪塞到底是什么鸟人哪？”

“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桑秋两手一摊，只恨自己读书太少。

他们只有去向有“博识通人”之称的邓海云打听。邓海云想了半天，说道：“缪塞，我可没听说过。你们有没有搞错，会不会是瑞士籍的德语作家黑塞，就是写《玻璃球游戏》的那个人？”

谭桑秋面有难色，嗫嚅道：“我说不好，可能是缪塞，也可能是黑塞，要不然就是黑缪？”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李家杰的法语也没有再学下去。

转眼间已到了一九八五年春天。苏眉跟随语言学教授孙大吾去浙江丽水搞方言调查去了，一走就是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谭桑秋基本上无事可干，他成天和李家杰在校园里晃悠，度日如年。好几次，他们打算乔装改扮去丽水探营，又苦于没有路费。经济上的拮据促使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按照小精豆子谭桑秋的分析，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之中，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中国未来社会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富人，也就是老板或是雇主；一种人是穷人，也就是雇员，并无一个称做“研究生”的职业。“我暂时还不知道苏眉到底喜欢什么，但我知道所有的女人都喜欢钱。”为了彻底打消李家杰的顾虑，谭桑秋又补充说，“我们不如抢先下手，先赚它一笔钱再说，为日后成为第一种人做些积累。”

事后来看，早在一九八五年，谭桑秋就已做出如此精深的决断，使日后成为上市公司集团董事长的李家杰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使他们在公开闹翻了之后，李家杰一提起谭桑秋，仍然赞不绝口：“别看那家伙成天疯疯癫癫，其实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透着精明，真他妈是一个天才。”

问题是，他们到哪里去赚钱呢？谭桑秋打算去饭店门口替人家擦皮鞋，李家杰则建议在学校后门摆个小摊卖袜子。两个为此争执不休，最后总算达成一致：去山东烟台贩运苹果。可是去烟台跑一趟也需要本钱哪！他们一合计，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敲诈自己的父母。两人分别给父母写信索取“毕业分配派遣费”，李家杰又用自己父亲的名义向当剃头匠的伯伯借了一点钱。到了五月末，两人包租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摇摇晃晃地上路了。半个多月之后，他们两个人还真的从烟台运回来一车“小国光”。

卸货的时候，我和向国忠都被他们拉去帮忙。几个人累了一整天，才把那车苹果卸完，堆放在宿舍楼看门老头的地下室里。李家杰慷慨地发给我们每人一枚“小国光”作为酬谢。用向国忠比较夸张的话来说，那枚苹果并不比维纳斯的乳头大多少。不过，味道倒是挺不错的。

接下来就是南方的梅雨季节。宿舍的楼道里渐渐开始飘出一种甜丝丝的酸味，陪伴我们进入梦乡。在梦中，向国忠同学总要杞人忧天般地发出嘟嘟囔囔的呓语：李家杰的苹果看来是烂得差不多啦！又过了一段时间，等到小国光的甜酸味变成清香的果子酒味儿的时候，我们已经快要毕业了。

李家杰被分配至四川内江的一家发电厂，在宣传科当干事；邓海云则被分配到中央新闻社（曾改为中国新闻社）当记者——临行前，他不好意思地找到了李家杰：“情况总算搞清楚了，还真他妈有一个名叫缪塞的作家，德国人，代表作品《反复无常的人》，死于一九三〇年。”

苏眉则回到了河北承德，在中心小学任语文老师。她本可以留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当编辑，但她自愿回老家教书。对此，李家杰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据说传统而又纯洁的女孩一般都比较恋家，而且大多都热爱祖国的教育事业。

谭桑秋的分配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我们读到二年级的时候，辅导员郦学义已经作为后备干部到市委党校学习去了。到我们毕业前夕，他的官已经大到需要一个私人秘书了。他在全年级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谭桑秋。他有六门课不及格，学校为了社会和政治影响，教务部门在毕业前将他的不及格记录一笔勾销，还给了他“优秀毕业生”称号。据向国忠的小道消息称，辅导员当年在处理谭桑秋与王曼君的“风化案”时，谭桑秋的一份才华横溢的检查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离校前，我们全班在中山桥馄饨店吃了一顿散伙饭，一向不屑于跟我们打交道的李家杰也流露出了惜别之情。他在我的本子上留下了这样一句励志格言以赠别：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向国忠喜欢文学创作，他给我的留言是：咱们文代会上见！可惜的是，我那时基本上还不知道何为“文代会”。而谭桑秋给李家杰的留言则在全年级广为传诵：兄弟，好好挣钱吧！我有权，你有钱，何愁大事不成？也有人认为，这段留言是好事者的杜撰或附会，事实上并不可靠。

李家杰专门找了一个时间（一般来说，多半是晚上）去敲苏眉的门，让她给自己留言。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可苏眉在三天前已提前离校，她的那个铺着一层旧报纸的床位早已空空荡荡。李家杰在那儿还找到了一个日记本，那是李家杰嘱咐谭桑秋强行赠送给苏眉的。日记本已经成了一块纸饼，绿色的塑料封皮上已有了点点霉斑。

李家杰毕业之后，并未去四川内江报到，而是在上海当起了“漂流一族”。他先是承包了学校的一个教师食堂，所得利润，全部用于购买二纺机和飞乐音响的原始股，赚了不少钱。后来，他又成为英国发烧音响器材的代理商，也将自己变成了一位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他开始在上海电视台“音响发烧门诊部”节目中作为嘉宾频频亮相。谭桑秋在做了郦学义的秘书之后，日理万机之余，仍然帮助李家杰出谋划策。据说，李家杰所代理的一款“罗杰斯35a”音箱，其广告词就出自谭桑秋的手笔，词曰：小身段，大震撼！

虽说李家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发财，但与经济界层出不穷的巨子大鳄相比，显然还只是一个小角色。九十年代初，我去上海出差，在普陀区的一家饭馆与李家杰不期而遇。李家杰带领他的十多个手下，从阴暗潮湿的门洞闯进来的时候，已经弄出了不小的动静，吓得饭店经理、跑堂忙不迭地到门前迎候。如果配以京剧的锣鼓家伙，整个场面就是《智取威虎山》中匪兵亮相的翻版。大致情形如下：

锵锵锵锵锵（锣鼓声响）……

众喽啰弓着腰，斜着身子，迈着小碎步，从大门外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人，他们在饭店前厅原地转了几个圈之后，围成一个半圆弧形。

音乐起。主角出场。

但见李家杰身披皮大衣，嘴叼大雪茄，手握砖头般厚重的大哥大，在几名贴身光头侍从的护送下，一步三摇，晃晃悠悠地迈了进来。

他走到一张餐桌前，将一只脚踏在椅子上，一扬头，一撩羊皮大氅，露出了里面的雪白保暖内衣。只见他手托下巴，略一沉思，竖起一根中指，神秘地勾了勾。

两名喽啰立即迎上前来，俯身恭听。

李家杰朗声说道：“咱们——坐哪儿呀？”

其中一名喽啰立即用手一指，用标准的京剧韵白，干净利落地吐出两个字来：“靠——窗！”

锵锵锵锵锵……小喽啰又依次沿着餐厅中间的通道蜿蜒而行，最后在餐厅靠窗的两张大圆桌前落了座。

李家杰真正发家，成为名重一时的上市控股集团的董事长，则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当时，谭桑秋陪领导去了一趟香港之后，大开眼界，立即鼓动李家杰进入房地产行业，并建议将公司总部从上海迁至北京。李家杰在北京南郊买了一块地皮，房子才盖到一半，桑秋又暗示他收购并重组河北的一家国营棉纺厂。随后，他在北京又开了三处酒楼、两家洗浴中心、一座绿色蔬菜种植基地。一九九五年暑期的一天，我们年级一位名叫张立群的同学带了女儿来北京玩，他在饭桌上告诉我：如今李家杰的生意做得他妈的“有点大”。立群一向是沉稳低调的人，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有点大”是什么意思。他说，李家杰提出以八千万的价格将他的公司吞并，他有点犹豫不决。

几天后，李家杰就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从午夜一直说到凌晨（我已经将他所有的公司名称都背得滚瓜烂熟了）。末了，他故意问我：“你帮我合计合计，我是进人大好呢？还是进政协？”

一九九九年春节前夕，在李家杰公司总部大厦落成之际，他给全班四十五个同学每人都发了一份请柬，邀请大家聚一聚。也可以算作毕业十四周年的纪念会。来回车、机票由李家杰集团提供，另外每人还有三千元的“出场费”。尽管如此，由于临近春节，最后实际到会的也只有十三个人。向国忠就是在那次聚会上不幸染上性病的。

那天晚上，在西山度假村的客房里，一名艳丽的女孩敲开了他的房门。她说是李董事长吩咐她来侍候客人的，向国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但我还是拒绝了。”事后，向国忠对我说，“你知道，这是需要一点勇气和人文精神的。”

这名女子离开后不久又踅了回来，还带来了另一名女子，还说，她没有完成任务，董事长很生气。“他让我们俩一起来给你做三明治。”

“什么三明治？我们不是吃过饭了吗？”向国忠不解地问道。

其中一个小姐就笑了，露出了好看的虎牙：“做三明治呀，就是，唉，就是我们俩一起侍候大哥您。”向国忠一听，当时腿就软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再拒绝，就显得过于不近人情了。”向国忠说，“毕竟我也是血肉之躯呀，我只能把自己交出去，由她们去糟蹋了。”

他从北京回到四川之后不久，就被查出患了梅毒和疱疹，单是住院费就花掉了六千多。

曹尚全也是参加这次神仙会的十三个人之一。聚会完了之后，他和妻子索性留在了北京，在李家杰集团负责宣传和媒体的广告策划。他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为李家杰写出了一本传记、七篇报告文学、三十二篇个人专访。一天晚上，已经是深夜两点了，李家杰突然打电话给曹尚全，让他火速赶往公司总部，有急事找他。那天晚上北京下了一夜的大雪，曹尚全正发着高烧，接到电话，就由妻子开上别克车，驾车前往公主坟的公司总部。夫妇二人赶到公司，来到李家杰的卧房外，却被两名戴着白手套的保镖挡了驾。他们被告知董事长正在休息，让他们在接待室等候。他们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洗漱完毕、吃完早点的李家杰才正式召见曹尚全夫妇。他们来到李家杰宽敞的办公室，后者皱着眉满脸不高兴地对曹尚全说：“这么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呀？”

曹尚全委婉地提醒他的董事长，是董事长本人深夜两点打来电话，说公司有急事，他才冒雪带病赶来的。说到生病，曹尚全就强烈地咳嗽起来，以表明他没有说谎。

董事长用手指敲了敲脑壳，忽然笑了。

“唔，我是打过电话。我给搞忘了。是这样的，我临睡前翻了翻你写的那本传记。里面提到了一个名叫S的人，他是谁呀？”

“苏、苏眉啊。您难道忘了？”曹尚全道。

“噢，苏眉……苏眉。好。苏眉。就这事，你可以走了。”董事长懒洋洋地冲他挥了挥手。

曹尚全从办公室出来，发现自己的内衣都被汗水浸湿了。“他完全可以在电话中问我呀，干吗要把我叫到公司来。”曹尚全嘟嘟囔囔地对妻子抱怨说。他的妻子一听，也有点不高兴：“董事长叫你来，你就来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根据邓海云博士的分析，李家杰还真有可能把苏眉给忘了。他现在是企业巨子、社会名流，大大小小的名头就有二十多个。成天忙于兼并、重组和企业扩张；为希望小学捐款、剪彩；去抗洪救灾第一线慰问……何况他在欧洲、非洲和东南亚都有业务，成天在天上飞来飞去。好不容易闲下来了，他的十多个如花似玉的女秘书，就够他受的了。这些年跟他上过床的女孩子少说也有七八百，其生活的腐烂已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甚至连曹尚全的夫人“小辣椒”都未能幸免。据说，李家杰对她肉体的痴迷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她的高潮来得特别快，只需要半分钟。

“这个人迟早要出事。不过，既然他从曹尚全写的传记中回忆起了当年苦苦追逐的猎物，苏眉八成就要倒霉了。”在我陪同邓海云教授去学校报告厅讲学的路上，他对我这样说，“苏眉八成要倒霉了。我了解李家杰这个人。不信我跟你打个赌。说不定，此时此刻，李家杰就在赶往承德的途中。”

我问他最近这些年，有没有苏眉的消息。邓海云摇了摇头：“她和谁都不联系，从不参加任何聚会。我曾给她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回音，似乎从人间蒸发了。不过，现在，李家杰要去找她了。我真替她捏着把汗。”

4

“遗忘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记忆。”李家杰的声音有点儿沙哑，他点燃了一支烟，犹豫了一下，又将它掐灭了。窗外，天已经快黑了。

“你刚才说我会忘了苏眉，那是不可能的。你还记得邓海云曾提到过的霍桑的那篇小说吗？”

“是《年轻的古德曼·布朗》？”

“对。”李家杰道，“古德曼自己去赶赴魔鬼的盛会，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还有一个天使般纯洁的露丝，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干净的人，这对他极其重要。我提到这篇小说，你可以理解，我去承德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事实上，当我在决定前往承德的前两个月，我已经从医生那里知道了那个晴天霹雳般的检查结果。但在公司里，这属于商业机密。连我也没有权利泄露自己病变的消息，我必须对董事会负责。这是行规。我没有通知任何人，就去公主坟的长途客车站买了一张普通客票，前往承德。那是世纪之交的前两天。车上很脏，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从农村来的老太太。后来我知道她的家在木兰围场，我去过那里。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对她感到很亲近。她手里捏着一只绿色的塑料网兜，里面装着两只白色的乌鸡。她说，她来北京就是为了买这两只种鸡，回去配种。老太太大部分时间在酣睡，她的脑袋就倚托在我的肩上，随着客车的颠簸，不时撞一下我的耳朵。我没有推醒她。

“看着那些神情呆板、肮脏不堪的民工，看着车窗外大片大片枯萎的褐色玉米地，闻着车厢里的那些混合着汽油和鸡屎味的空气，我心里忽然觉得很安稳。这就是我二十年前的生活，也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一路上，我都在想着苏眉。你刚才问我当初为什么会突然放弃王曼君，去找苏眉。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天上完体育课，我和黄光辉他们往寝室走，走到一个沙坑边，看到女生们还未下课，黄光辉约我去看她们跳远。我就是那天中午发现了苏眉。她穿着一条黑色西装短裤，白色的背心，她在跑起来的时候，马尾巴辫左右飘动，眼睛里有一种神秘的忧愁。她瘦瘦的肩胛骨和深陷的肩窝都含着忧愁。当渥伦斯基遇见安娜的时候，吉提的魅力就荡然无存了。事实上，王曼君跳完之后，还趁人不注意，悄悄来到我身边，迅速地拉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她的手又厚又肥，汗津津的，说不上让人多厌腻。

“我去承德，挑了这么一个时间，起先，我没有什么肮脏的欲念。我知道自己活不多久了，只想与她见个面，告个别。甚至，我想哪怕远远地瞅上她一眼，就够了。谁知道后来却发生了那样的事……”

李家杰抵达承德之后，找了一个五星级酒店住下，随后就一个人去街上溜达了半天。他并不急于见到苏眉。他觉得这样很舒服。即将到来的死亡使他有了完全不同的心境，他对一切都像孩子般地好奇。他走过一个饺子馆的时候，忽然有了新鲜的食欲。他要了羊肉馅的饺子，一口气吃掉了四十个。

晚上，当腹部的剧痛弄得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体内仅剩的一点力气都快耗尽了。思虑再三，他决定不再与苏眉见面，第二天早上就赶回北京。他从床上爬起来，打算给公司打个电话。只要他打个电话，集团在石家庄的办事处就会连夜派车来承德，第二天一早，他就可以离开这里。他从电话机旁的号码簿上查找公司在石家庄办事处的电话时，一下就看到苏眉任教的那所中心小学的电话号码。这是天意。他这样想。

第二天上午九点，他试探性地拨了一下这个号码，学校总机将电话接到了校长室。一位秘书告诉他，苏校长（实际上是副校长）去上课了，请他十点半再打过来。李家杰没有再打电话，而是径直去了那所小学。

最后，他在办公楼的楼道口遇见了夹着讲义上楼梯的苏眉（这似乎也是天意），第一眼，他并没有认出她来，可他的记忆迅速帮助他进行了矫正和确认。是她！没错。她的外表没有什么变化，略略胖了一些。只是头发剪短了，穿着厚重的青灰色羽绒服，眉头还是紧锁着，不时吸一下鼻子。两人一见面，彼此都吓了一跳。他们反方向走过几段台阶之后，都停了下来。李家杰看着她笑，故意不说话。他以为苏眉一定会说：“你怎么来了？”

可实际上苏眉说的是：“这家伙，你怎么来了？”

多出来的这三个字让李家杰心尖上的肉又颤了两颤。苏眉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冷漠。这使他略感宽慰。可对方也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情，在校长室，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一直聊到中午。末了，她站起身，看了看表，问李家杰愿不愿去她家吃顿便饭，李家杰立即就答应了下来。

她的家就在马路对面的小区里。二室一厅的房子，看上去虽有些破旧，但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他和苏眉上楼的时候，听到了楼道内回荡的钢琴声。她说，她的丈夫是中学音乐教师，正在教孩子学琴。

她丈夫看上去有些显老，但本分、厚道，说话的声音和握手的动作一样软绵无力。听说妻子的老同学来访，他立即就穿上外套出去买菜，临走前还将那个七八岁的女儿带走了。这个不经意的举动让李家杰大为感动。至少，人家没把他当外人。

当苏眉脱去厚厚的羽绒服重新出现在客厅里的时候，李家杰已经将电视打开了。她的腰间多了一条白围裙，可看上去还是那么细，那么柔韧，他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黑色羊毛衫，黑色的裤子，这使他留意到了圆润的臀部连接处。她把羊毛衫的袖子卷起来，问他喜欢喝什么茶，李家杰愣了一下，发现自己已经走了神。苏眉替他沏上茶，就到厨房忙碌去了。

他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多姑娘，想起了曹雪芹描写她与贾琏偷欢时所用的比喻，想起了老色鬼魏挺，他在评论女人身体时所说过的那些淫秽不堪的话，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瞥，李家杰就已发现，那个当年有些生涩的李子已经成熟了。“而且熟得他妈的恰到好处，她的腿，她的腰，她的乳房，无一不向我发出召唤。”这时，一个恶毒的念头立即油然而生，根本不由他做主。这个念头在心里提醒他：做掉她！你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做掉她！

可是，怎么能够保证自己顺利地“做掉她”呢？李家杰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思索。这直接导致了他在饭桌上的神情恍惚，心不在焉。他在说话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说；他的眼睛好像在紧盯着什么东西，但什么也没有看见；别人在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听不到任何声音。

苏眉的丈夫在往他碗里夹菜，他惊愕地看着对方，似乎不认识他似的，未做任何表示，脑子里想的却是：“要是我往他那微微有些谢顶的脑壳上安上一顶绿帽子，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他的脑子里纠集着乱七八糟的念头：一会儿觉得苏眉高处云端，凛然不可侵犯，他正在履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早已今非昔比。这么些年一直在脂粉堆中打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区区一老实巴交的小学语文教师，又岂能是自己的对手？这么一想，苏眉就显得又可怜，又让他瞧不起。甚至，当他看到苏眉心事重重地往嘴里扒饭的样子，心里忽然生出了无限的悲悯（而他认为这种悲悯就是爱）：她就是一只怯生生的小羊羔，一半的身子已入了虎口。

第二天，李家杰打电话约苏眉到酒店的咖啡馆喝茶。苏眉推托她上午要去市里开一个校长培训会议，不管李家杰怎么说，苏眉都找理由推托。李家杰将见面的时间改到下午，苏眉说她要送女儿去学奥林匹克数学。李家杰对苏眉的这种反应早有预料，更何况，他从对方的语调中多少还嗅出了一丝犹疑和慌乱，因此他并不着急。他决心立即采用第二套备用应急方案。他说：“既然你这么忙，我们就在电话里聊聊吧，我很快就要回北京了。”苏眉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放松了警惕，她说：“好呀！”声音听上去还有点调皮。

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半个小时后，李家杰突然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身体很不舒服，早上在酒店的大堂里晕倒了十五分钟，差一点就走了。”

苏眉问道：“你说的‘走了’是什么意思？”

“死了呗。”

苏眉的声音变得急切起来：“昨天中午在我家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脸色很不对劲，你怎么啦？要不要我给你拿点药来？”

李家杰立即就抓住这句话的漏洞，让对方最好上午就给他送一点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来。苏眉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犹豫中。在这段时间里，李家杰在电话的另一端一直在冷笑。过了半天，电话里终于传来了她的答复：“好吧。”

“搁下电话，我就飞快地去浴室洗了个澡。我预感到大事将成。我的心里回荡着《金瓶梅》中的王婆声音：事情已经有了七八分了。然后，我打电话给酒店经理，让他到我的房间来一趟。我给了他五千块钱，让他通知楼下的咖啡厅停业两小时。”

李家杰讲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颇有几分得意，似乎忘掉了肝区的病痛，忘掉了不久后即将来临的死亡，他那被激素催发、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露出锃亮的目光。

“你干吗要让他们咖啡厅歇业呢？”我问道。

“在这方面，你看来的确比较迟钝……”李家杰诡秘地笑了起来。那天，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笑。

“不过，”我打断他，“假如苏眉不愿意单独与你在酒店见面，她完全可以让她丈夫或别的什么人来给你送药。”

“是有这种可能。这是一念之间的决定。”李家杰说，“但我相信她会来。”

“为什么这么肯定？”

“你还记得我与她在中心小学楼道里相遇时，她对我说的那句话吗？她说，这家伙，你怎么来了？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两个很熟且关系相对亲密的朋友之间才会说这样的话。你想想，过去，她即便在校园里偶然撞见我，都要怒目而视，可过了十多年，她突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这还不够反常吗？当然，她是在慌乱中说的，却不经意泄露了她内心的秘密。她内心希望让我们过去的不愉快记忆一笔勾销，希望我们能重新开始。至少，她不愿意让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关系是过去的简单延续。这句话就传达了这样的信号。我们集团前年从北师大分来了一位搞心理学的博士，他对男女之间的语言和心理问题，有着精深的研究……”

“即使苏眉本人到宾馆来给你送药，这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毕竟是她的同班同学，而且‘生着很重的病’。我的意思是说，这并不能证明她来到酒店，已经做好了与你上床的准备。”我再次打断他。

“不能这么简单化，对待女人，尤其不能简单化……”李家杰摇了摇头，略微思索了片刻，接着道，“这么跟你说吧，在来宾馆的路上，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没有任何兴趣。但是，请注意，我足足纠缠了她三年多，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在她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过去，她对我充满仇恨，极端鄙视，避之还唯恐不及，可现在呢？她不仅主动把这个流氓带回家吃饭，而且还愿意给他往宾馆送药。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那就是，她并非无懈可击，至少不会像过去那样刀枪不入。”

“她是不是对你有所期待？”

“你说呢？”他反问道。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笑容一闪而过。

李家杰将一大把药倒在手里，认真数了数，放入口中，接着说：

“这十几年来，中国社会一日千里，不要说别人，就连我都变得让自己认不出来了。苏眉毕竟不是神仙，她当然也不能例外。她走进酒店大堂的那一刻，我一眼就看出她的头发是湿的，这说明她刚洗过澡。她的身体僵直，笑容很不自然，她太紧张了。天哪！她预感到了什么，而且准备接受，但身体拒绝合作。当时，我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我甚至认真地想了想，是不是就此罢手。一只花瓶，摆在桌上，只要你不故意打碎它，它就是一只完美的花瓶。我想，算了，不要去动她了。自己辛辛苦苦搭起了一堆漂亮积木，它就像梦一样美好，何苦要亲手将它推倒呢？”

“可你还是改变了主意……”

“是这样，对于性的欲望来说，身体就是暴君。我没有办法。直到最近我才彻底摆脱了这个暴君的统治。现在我一点欲望都没有了。”

“后来呢？”我问他。

李家杰似乎很不愿意提起后来的事，他呆呆地望着屋外漆黑的街道，半晌才说：“接下来的事就有点残酷了。”

苏眉来到酒店的大堂，李家杰已经在大堂里等了她十多分钟了。她换了一身黑色毛绒短大衣，背着一个劣质而廉价的坤包，还抹了香水。李家杰好多年没有闻到那么难闻的香水了，再次对她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怜惜之情。

李家杰请她去咖啡厅喝茶。

值班经理告诉他说，咖啡厅的开水炉坏了，正在检修，请他们两个小时之后再来。

李家杰就轻描淡写地对她说：“要不，去楼上坐坐？”

苏眉没有吱声，跟着他上了电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李家杰说，他本来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完满。问题是，在电梯上他就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刚到客房，他就像一个低俗的嫖客那样粗鲁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索要对方的身体，并开出了二十万的价格。在李家杰看来，考虑到苏眉的经济状况，二十万已经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数目了。

苏眉一下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她几乎是刚坐下去，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了。她被吓蒙了，脸“刷”的一下一直红到了耳根。浑身哆嗦，嘴唇也开始颤抖起来，她压根儿就没想到对方会这么无耻地跟自己说话。这完全超过了她脆弱的心理的承受限度，她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你疯啦？”

她抓过那只坤包，站起来就往外走，可背带被椅子靠背挂了一下，她差一点跌倒。李家杰“适时”地扶住了她，并从身后将她抱住。她用尽全身力气挣扎，并用脚后跟踢他。李家杰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她摁在沙发上坐下，然后笑着对她说：“五十万怎样？”

苏眉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将头埋在膝间。李家杰紧紧地搂着她的肩膀，将钱加到了一百万、一百五十万、两百万。最后，李家杰提出了他的最后数目：三百万。不能再多了，李家杰说，根据董事会最近的决定，这已经是他如今能够自由动用的最大数目的现金了。

最后，他放开了她：“事情就这么简单。你如果不同意，你可以随时离开。我不再拦你。”

苏眉不吱声。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没关系，你没有必要背上额外的负担，就当我是强奸你好了。”李家杰道。

苏眉的沉默维持了二十多分钟。她用近乎耳语般的微弱声音提出了她的要求，她问李家杰能不能使用安全套。

李家杰将她抱起来，放到床上，贪婪地吮吸着她脖子里的气味，笑着回答说：“那怎么可能？”

“我知道，邓海云、尚全，或许还有你，都对苏眉念念不忘。”李家杰的声音显得十分虚弱，但却很平静，“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从承德返回北京的路上，我脑子里的确只有一个念头：该死，我的确该死了。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让我牵挂的了。”

过了一会儿，李家杰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说：“如果你现在在街上遇见苏眉，一定会认不出她的。我给她账户上打了三百万，一分也不少。最近我听说她和丈夫离了婚，嫁给了一位地税局的官员，并且从学校辞了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好像是经营餐饮业，据说生意不太好。噢，对了，前些时候，大概半个月前吧，她还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能不能给她账上打点钱救急。大概是七十万吧。作为回报，她打算来北京陪我一段。我对她说，钱我可以汇，但北京你就别来了吧。我还和她开了句玩笑，我说，‘你来了我也只能看着你干着急，我的身体已经失灵了。’你知道这婊子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先是嘿嘿地笑了两声，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用嘴。’”

我起身向他告辞，他坚持要送我出门。我们走到门外的林荫道上，李家杰将他手上的一块金表摘下来，递给我：“如果你不忌讳死人的东西，就留下它，做个纪念吧。”

二十八天之后的一个风雨之夜，李家杰在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他的骨灰葬在了玉泉山的南麓。他不让家人在墓碑上刻下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在厌倦中死去的，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