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平

六点二十分：党委扩大会议开了整整三个小时。

“……两个多月来，我们整天在这儿扯皮，省里的精神迟迟贯彻不下来，商品供应仍处在混乱中。”王德发四下扫了一眼，又说下去，“我们刚脱下军装，地方工作的经验不足，有的人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开始了，我把一根火柴架在两指之间，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我有过不少结局，有的在当时看来是可怕的，事过境迁，时光往往会把一切都打得粉碎，再重新塑起来。也许不该想这么多，集中精力。到处弥漫着烟雾，每张脸都仿佛在烟雾中沉浮。他们在想什么？人的思想是很难看清的。小张担忧地看了我一眼，谢谢你，孩子，这算不了什么。毕竟，烟雾不会遮蔽一切。风从一扇打开的窗户吹进来，把一缕缕烟雾带走，飘向很远的地方。春天……

“有人想的是给老百姓一点小恩小惠，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张庄煤矿为什么长期不能上马？这些应该由谁来负责？”

火柴折断了，我抬起头。“由我负责。”

王德发一愣，随后打开烟盒，取出支香烟。“那好哇，就请林主任跟大家谈谈吧。”

“先谈谈张庄煤矿，”我说，“去年冒顶死伤二百多人，这在全国的煤矿事故中也是罕见的。是的，坑道已经修复了，但冒顶的原因至今没有查清。我们怎么能赶着工人再去冒生命危险干活呢？同志们，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应该有良心……”

“良心？”王德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无产阶级谈的是党性！”

我没理睬他，继续说下去。“至于商品供应，也不能不顾人民死活，这几年生产上不去，原因很多，但关键一点，人没力气拿什么干活？最近，我去过几个工厂，和工人师傅们拉过家常，让人痛心啊。关于小恩小惠，我不知道是指什么，又施舍给谁了。几年来，我们许多账目都是不明不白的，去年五千万元的救灾款……”

“这是什么意思？”王德发陡地从嘴上拿下尚未点燃的香烟。“会计组长在这儿嘛，老吕，你说说，哪项账目不清，嗯？”

老吕扶扶眼镜，垂下头。“我怎么知道？乱七八糟，手续，哼……”

“那你是干什么吃的？”王德发把烟盒往桌上一拍。

“王主任，这个习惯不太好吧？”我把火柴一点点折碎，慢吞吞地说。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咱们站得稳，行得正，到哪儿都过得去，怕什么？倒是那些自称老资格的人，该念念自己那本账……”

“王主任，请不要把个人成见带到党委会上来。”小张愤愤地顶了一句。

“个人成见？”王德发冷笑了一声，“请问，林主任，你那套宅子花了十五万块人民币，钱又打哪儿来的？”

“有一笔市委宿舍的修建费。”老吕说。

“每年多少？”

“二十万。”

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

“看看吧，”王德发往后一仰，摊开两只手。“你倒占了一大半。市委有多少职工？人民呀，良心呀，说的比唱的好听……”

脑袋嗡嗡直响，若虹把小讯托付给我，除了母亲的慈爱之外，还有一种感情的暗示。小讯长大成人了，那次入狱多少削弱了幼稚的热情，使他变得冷静多了。让人担忧的是，他容易受别人影响，他的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姑娘？但愿不是本地的，这里的女孩太俗气。媛媛还是稚气未脱，让人不放心……不，不是时候，集中精力。

“……八条地毯哪儿去了？两套高级沙发哪儿去了？连省里拨来的一台日本电视机也飞到林主任家了。”王德发说。

“王主任，你为什么这样清楚？”我问。

“我搞过调查……”

“不对，因为这些都是你经手办的，前年十月份我到北京开会，你批准动用十五万元盖房子，忘了吧？”

“这，这……”王德发含糊其词了，“可住的是你呀。”

“是我，但这笔钱毕竟有出处，而五千万的救灾款……”我说。

“慢着。”王德发掏出一个小本，哗哗地翻着。“这一笔一笔没个差错，别在我头上打主意。”

“为什么灾民们来信，许多人至今露宿街头，乞讨要饭？”

王德发砰地拍了一下桌子，杯子震得叮当响。“你当这点儿钱能管那些口子人大口喝香油？！”

“我没有提到香油。王主任，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清理这几年的账目，免得谁担嫌疑，你看怎么样？”

“请吧。”他说。

王德发抬起眼皮，死死盯着我。我把目光迎上去，我倒想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靠威胁是没用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过来你倒该留神：自己的神经是否靠得住？他的眼皮哆嗦了一下，把目光移开。

我走下楼梯，敞开的大门外，星星、夜空和湿滋滋的风揉在一起。后面一阵脚步声，苏玉梅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会可真不短，我要提意见了。”她说。

“你没走？”

“坚守岗位呗，这种时候，谁也离不开我们。”她戴上红色的尼龙手套，挑逗地望着我。“您不需要吗？”

我没吭声。

“林主任，您怎么不再找一个？”她问。

“没考虑过，再说谁会要我这个老头子。”

“得了吧，如今姑娘们都时兴找老头儿。”

“为了钱？”

“这倒在其次，毛孩子不懂感情，姜还是老的辣。”她咯咯笑起来。“你呢，为什么不结婚？”

“一个人多清静，自由自在，我可受不了管。”她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眨眨眼。“听说，听说您并不是个规矩人，过去挺风流呢……”

“可靠？”

“官方消息，您别在意，我给您保密。”她跑下台阶，挥挥手。“再见吧。”

我走到汽车旁，深深吸了口气。春天，总是让你感到它的存在，其实连冰还没有化完呢，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心灵上的召唤吧。人到迟暮之年，往往更眷恋开花的季节。官方消息……

我拉开车门。

“散了？”吴胖子打个哈欠，伸伸懒腰。

“开开收音机，听听有什么节目。”

猫眼灯亮了，拨来拨去，都是枯燥的新闻和刺耳的样板戏。

“关上。”我说。

路灯、商店、电影院、路灯、饭馆、垃圾堆、小土房、路灯……我闭上眼睛，这是一座多么破旧的城市，夜色也遮掩不住它的寒碜。难道居住在这土房里的人，在垃圾里翻来翻去的人，就是人民吗？这个形象一旦从宣传画早走下来，显得多么苍白可怕。十五万元、沙发、地毯、电视机……

回到家，我吩咐陈姨把晚饭送到书房去，然后在洗澡间擦擦身子，换上件睡衣，走进书房。在台灯柔和的蓝光下，小讯正靠在沙发上看书。

杨讯

我抬起头，朦胧中，林伯伯站在门口，扶着铜把手，似乎已站了良久。

我站起来。“不舒服了，林伯伯？”

“哦，没什么，有点累了。”他用手擦擦额头。“媛媛呢？”

“还没回来。”

他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妈妈有信吗？”

“昨天来了一封，想让我转回北京去，她正托人给我办困退手续。”

在窗前沉思了一会儿。“回去吧，妈妈需要你，这边手续由我来办。”

“我不想回去。”

“为什么？”

我没吭声。

“因为女朋友？”

我苦笑了一下，把书放开，点上支烟。

“没关系，可以一块办嘛，她家也在北京？”林伯伯走过来，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她没有家。”

“孤儿？”

“我并不太清楚，而且……”

“是她不肯讲？”

“不，这种事……”

“小讯，你应该多为妈妈着想，她年岁大了，总希望儿子能在身边。”他探过身来，声调有点反常。我忽然觉得，他过去也是个向妈妈要糖吃的孩子，也会为姑娘的负心而偷偷哭泣。

这时，陈姨把饭端来，放在茶几上，转身出去。

“再吃点吧。”他说。

“不，吃得很饱，我该回厂了，您早点休息吧。”我站起来说。

“这件事再考虑考虑。”

“好吧。”我朝门口走去。

“小讯————”

我转过身。

“没事，把门带上。”他摆摆手。

我顺着灯光柔和的走廊，来到门口，刚走下台阶，发觉有人躲进松树的阴影里。

“谁？”我问。

媛媛走出来，脸扭向一边，气冲冲地朝台阶走去，我拦住她的去路。

“去，躲开！”

“呵，好大的脾气。说说吧，怎么回事？”

“我没工夫。”

“什么时候有工夫？”

“去问她吧。”

“她？”

“得了，别装傻充愣了。”

我恍然大悟。“媛媛，你听我说……”

“我没工夫，”她绕过我，蹿上台阶，“你以后少到我们家来！”门砰地关上。

回厂的路上，我走进一家酒馆。里面烟雾腾腾，弥漫着一股烟酒混杂的气味。一个中年乞丐在杯盘狼藉的桌子之间转来转去，把残汤剩饭倒进油污的塑料袋里，几个小伙子正在划拳喝酒，喊声震耳欲聋：

“哥俩好哇……六六六哇……酒常有哇……全来到哇……”

我要了半斤白干，正想找个清静的角落，忽然一只手搭在我肩上。“老弟，往哪儿走？要不嫌弃，就这儿吧。”白华擦擦嘴巴说。

我在他对面坐下。

“有日子没见，来，先干一杯。”他说。

我盯着他。

“咋这副愁眉苦脸相，有啥事不顺心？”

我盯着他。他放下杯子，用指头在杯子上当当地弹着，额头上显出一道深深的皱纹，我举起杯，一气把酒喝干。

“好样的，再来点儿。”他拿起酒瓶，说。

我用手挡开酒瓶，绕过桌子，走到他跟前，他慢慢站起来。“她呢？”我压低声音问。

他没吭声。

“她呢？”我又问。

“见鬼，老子正想问你。”

“白华，”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你少跟我来这套……”

他一把搡开我，恶狠狠地眯缝起眼睛。“要是活腻了，你他妈的吭一声！”

“我问你，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哪天晚上？”

“入冬的头一场雪。”

“嘿，真邪了门儿，老子正没处问去呢，这没啥可遮的盖的。你说说看，我从一个兔崽子手里搭救了她，说了没两句话，她念叨不舒服，让我扶一把，转眼工夫又撒腿跑了……”

我扶住桌角站稳，大大小小的杯子，白华，闪闪发亮的镀镍管，白华，在划拳中伸屈的手指。白华，墙上撕掉一半的宣传画。白华……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去。

我坐在渠埂上，凝视着水波中晃动的灯窗，竭力想理清自己纷乱的思绪。咚，一块石子滚进渠里，灯窗摇成昏黄的一片。我攥起一把半湿泥块，慢慢捏碎，在指缝中筛落，然后起身朝土房走去。

我在门上敲了敲，发现门是虚掩着的，便推开了门。她从桌子后面无声地站起来，脸色苍白，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只是两手摆弄着一个钢笔帽。

“你来了。”隔了半晌，她终于说。

“我来了。”

“坐吧。”

我依然站着。

“看来咱们都不太懂礼貌。”她试图一笑，结果嘴角抽动了一下。她猛地把头扭过去，转向窗口。雪白的脖颈上，一条蓝色的脉管突突跳着。

“肖凌，”我向前跨了两步，扳过她的肩膀，“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她垂下眼帘，一颗晶莹的泪珠挂在睫毛上，颤了颤，顺着脸颊缓缓滚下。

“告诉我，为什么？”我问。

她睁开眼睛，摇摇头，惨然一笑。我伸出手指，把那颗停在她嘴边的泪珠抹掉。

“瞧，月亮升起来了。”她悄悄地说，似乎在告诉我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

我抬头望去。

“月亮是红色的。”

“真的。”

“为什么呢？”

“你呀，还是老毛病。”

“肖凌，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度过的？”

她用手掌捂住我的嘴。

“别诉苦，好吗？”

我点点头。

突然，她搂住我的脖子，信赖地把嘴唇贴过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推开我，躲到桌子另一边，扮了个鬼脸。

“你就站在那儿吧，我想这样看看你。”

我想绕过去。

“不许动！”她警告说。

“划地为牢？”我说。

“比县大狱怎么样？”

“强点儿。”

“我要把你关在这儿，”她指指心口，“怎么样？”

“那就强多了。”

我们都笑了。

“这是什么，”我随手拿起摊在桌上的笔记本，“可以翻翻吗？”

“不行，”她一把抢过去，抱在胸前，“现在不行，”她补充了一句。

“以后呢？”

“一定让你看。”

“里面记了些什么，警句格言？”

“不，只是我的一些想法，还有往事。”

肖凌

正午时分，我和李铁军沿着蒸气腾腾的河边走着，两名造总近卫团的战士倒背着自动步枪跟在身后，炽热的阳光下，几个小伙子正没精打采地在岩边挖掩体。

“说不定明天龟孙子们要发动进攻了，”他用柳条在空中抽着，“让你们北京人开开眼。”

“又不是来看戏，给挺机枪吧，我留在前沿阵地。”我说。

“你？”他讥笑地撇撇嘴。

“别小瞧人，咱们战场上见。”我停顿了一下，突然问：“你是强者吗？”

“什么是强者，不怕死，对不？”

“这还不够。”

“那还有什么，杀人不眨眼？”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不信？”

我摇摇头。

“咱们来打个赌吧！”

我们来到公路桥口，沙袋构筑的工事中，烧蓝的重机枪枪口直指前方，在铁丝网的路障旁，几个造总的战士正在检查来往的行人。

我们倚在桥头的石栏杆上，天南海北地闲扯起来。忽然，李铁军的目光转向人群，指着一个小伙子，手指勾了勾，叫他过来。

“去哪儿？”

“进城看看姨妈，她病了。”

“什么东西都不带，嗯？再仔细搜搜。”

搜查结果：一张姑娘的照片和一枚像章。

“她是谁？”李铁军拿起照片，问。

“我的女朋友。”

李铁军捏起那枚像章，仔细地看看背后，冷笑一声。“就带着红炮团的像章去看姨妈？说老实话吧。”

“我确实去看姨妈。”小伙子执拗地说。

“跪下！”李铁军在他身后踹了一脚，他咚地跪在地上。“给你最后的机会。”

“我说的是实话。”

“准备告别吧。”李铁军把姑娘的照片扔到他跟前，随手拔出手枪。

小伙子拿起照片，贴在胸口，然后扭过头，脸色煞白，哀求的目光从枪口滑到我身上。

“铁军，慢点儿……”我刚想扑过去拦住他，枪响了。

在这炽热的中午，在宁静的河面上，枪那么响，声音久久回荡着。随着每声枪响，小伙子的头都在坚硬的水泥路上磕一下。血喷出来，染红了姑娘的照片，淌进河里……

李铁军踢踢尸体，收起手枪，得意地望着我惊呆的脸。“这回你赌输了，请客吧。”

“你，你这个刽子手，混蛋！”我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扭头跑去，泪水模糊了整个视野。

“喂，起来！”

我揉揉眼睛：一个戴“值勤”袖标的小老头站在我跟前。

“起来，跟我走一趟。”他说。

我叠好铺在地上的雨衣，越过东倒西歪的人们，跟他走进车站值班室。

“坐下。”他指指办公桌旁的一张凳子。

我仍旧站着。

“北京人？”他问。

“就算是吧。”

“那为什么天天晚上到这儿睡觉来？”

“这是头一次。”

“当我是个没长眼的老傻瓜，嗯？”他咳起来，用块大手帕掩住嘴，咳了一阵，他突然问：“家呢？”

“我没有家。”

他点点头。“也没有亲戚朋友？”

“我去找谁？学校正通缉我。”我暴躁地说，“你要怎么样？去告发吧……”

老头儿脖子上尖尖的喉结动了动，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纸包。“来，拿着。”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纸包，原来是十块钱。一块又咸又涩的东西堵住喉咙。“大伯……”

“拿着，孩子，别逞强，添件衣服什么的，天凉了；不然也让我喝进肚里啦。拿着呀，我还没告诉老伴，她准同意，别瞧她人不起眼，心可实诚……”

“大伯。”我说。

“去吧，去吧。”

“沈伯伯，我再也不信那些谎话了。”我合上书，放在膝盖上。“可是，这段历史……”

“青年人嘛，总要往前走。记住，任何结论都不是最后的结论。”他绕过地板上堆放的书籍，关上小屋里的唯一一扇窗户，又绕回来，靠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破藤椅上。“凌凌，和你父母认识的时候，我正在哈佛学东方史，这看来有点儿可笑，其实不然。”他指指我膝盖上的书。“老黑格尔有这么句话：‘种种的存在把自己联结在它们自己所创造的历史之中，并且历史作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而判断它们和超越它们……’这就是说，人们很难通过自身去认识历史，而处在历史潮流顶峰的人们就更缺乏这种认识了，这也就是某些大人物的可悲之处。”

“也是我们民族的可悲之处。”我说。

“不对，”沈伯伯做了个坚决的手势，“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一个民族的生命是无限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潜力远远没有焕发出来，也许它是老了点儿，认识自己的觉醒过程因而会缓慢一些。但这一过程正在进行，通过一代人和一代人的链条在进行。如果一个国家吹着音调不定的号角，这既是某种权力衰败的象征，也是整个民族奋起的前奏……”

铃声响了，月台上告别的喧嚣达到了高潮，叫喊和抽泣声连成一片。一架手风琴疯狂地拉着，几个小伙子挽着手臂声嘶力竭地唱个不停，我坐在窗口，冷眼望着这一切。

“肖凌，”来送行的小云轻轻拉住我的手，“今年冬天回来吧，住在我们家，我妈妈可喜欢你了。”

“不，我不回来了。”

“那什么时候回来？”

“我永远不回来了。”

“为什么？肖凌……”

突然，整个车站晃动了一下，缓缓向后退去。小云的声音被淹没了，她伸出手，向前跑了几步，被一股人流挤开。

别了，北京！忘掉我吧，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