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涮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