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洞

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他们给我们兄妹在小城里留下一套房子,我和妹妹住在这套旧房子里挺安稳的。白天我在街道的螺丝厂上班,妹妹在外面捡些破布头啦,碎玻璃啦,橘子皮啦之类的废品垃圾去卖,日子倒也混得下去。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些问题。先是妹妹小三捡回一把旧铜壶,我们还用那铜壶烧了几天开水。没想到铜壶的主人很快就上门了。她是一个老婆婆,我在我们小城里从未见过她。她进了屋,在桌边坐下,然后拿出她的证件给我们看。

证件上写着她叫刘淑娥,是乌蓬乡的农民。她说我们烧水的铜壶的手把上刻得有她的名字。我拿出铜壶一检查,是真的。但是她并不是来要回铜壶的,她说她是螺丝厂的领导派来照顾我们兄妹的生活的。她还说了一个领导的名字,说得蛮顺口的。那么铜壶是怎么回事呢?铜壶归铜壶,不要去管它了。现在的麻烦是这个乡下妇人要住到我们家里来了。

妹妹噘着个嘴,在老婆婆的身后砸烂了一个酒瓶以示抗议。但这个刘淑娥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抗议,她是那种倚老卖老的类型。我考虑的是一些实际问题。现在我同妹妹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她来了拿什么给她吃呢?领导怎么连这一点都没考虑到呢?如果现在赶她出门吧,我又担心丢了螺丝厂的工作。我这个做哥哥的是家里的家长,可不能轻举妄动啊。我决定第二天去厂里探探风声再说。

刘淑娥当天就在我们家住下了。她倒也不讲究。就从什么地方背来一床草荐放在客厅角上,再在上头铺床破毯子就睡下了。我知道她夜里睡得很不好,同什么人吵架,口里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像是很愤怒。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两位厂长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眼睛看着地板,吞吞吐吐地提起刘淑娥的事。他们的反应很怪,既不像知情人,又不像不知情。后来他们就称赞我“做得对”。我提出生活费的事,鼓起勇气诉说了我的困难。

“你不要急,”刘厂长安慰我说,“这种事厂里会有考虑的。你刚才说的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像这种助人为乐的老人在我们社会里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曾副厂长附和道。

由于他俩都在考虑刘淑娥的地位问题,我觉得不便打扰,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又很后悔。为什么我进去时不首先提出我的疑问让他们来解答呢?尤其是关于那把铜壶。我傻乎乎地将事情从头讲起,他们一定以为我只不过是作为职工向厂里报告情况罢了,这样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帮我解决问题了。不过现在再要赶走刘淑娥已经迟了,领导已知道这事,而且表态说“厂里会有安排的”。如果我和妹妹赶走这名“助人为乐的老人”,我在厂里的工作也没有了。

我越想越心烦,结果上班时出了好几个废品,受到班长严厉批评,还要扣发工资。下班走出车间时,我觉得自己简直没脸见人了。

我妹妹小三没有到市场去买菜,她要袖手旁观,看看这个老婆婆在我们家里吃什么东西。刘淑娥并不慌,她中午到街上吃了碗面就回来了,大概晚饭也准备如此打发。看来她身上是有钱的,只是不给我们用罢了。她也不帮我们做家务,她坐在她的草荐上,戴上老花镜,拿出一本农历书来翻阅。我很看不惯她那种样子,她认得字,这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在她也不来找我们聊天什么的,所以尽管讨厌,还可以忍耐。看样子她也不爱聊天。

白天我上班去了,不知道她在家里干些什么。据妹妹说,她什么都不干,就坐在那里看她的历书。中午时分,来了个女人,是她侄媳妇,一来就哭哭啼啼的,诉完了一肚子委屈后又要在她这里住下。她满口应承,就好像这里是她的家一样。后来她居然叫侄媳妇去街上端了三碗面回来,把我妹妹也叫到一起吃了中饭。到了下午,刘淑娥又亲自带了侄媳妇去菜场买菜,买回又让侄媳妇做好。我一回家就看到一桌饭菜摆好了。妹妹对我说,以后她就天天这样干,让这个老家伙出钱买吃的。

那侄媳妇就同刘淑娥挤在草荐上睡。但新来的女人是个不安分的人,夜里拳打脚踢的,不时还尖叫几声。早上我一看,客厅变成了牛栏屋,草荐被扯烂了,稻草东一团西一堆的,而那位刘淑娥还没醒,就蜷缩着身子睡在水泥地上打鼾。

那女人从厕所里走出来,看着窗外愤愤地说道:

“在这种地方过日子实在受不了。毒蚊子啦,苍蝇啦,时时刻刻要人命。喂,小伙子,你死守在这栋房子里干吗?还不如去乡下,清清静静的。”

“你们乡下才有毒蚊子和苍蝇呢!”我反驳她道。

她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就把刘淑娥吵醒了。刘淑娥揉了一把老眼,从地上站起来。她问侄媳妇她的老花镜哪里去了(大约她又想摆格了吧)。侄媳妇跪在地上,在稻草里头扒拉了半天才找出那副老花镜。

我看着满屋狼藉,忍不住对刘淑娥说:

“你侄媳妇说还不如回乡下去呢!”

刘淑娥听了我的话一愣,但马上又释然了。

“是啊,”她说,“我也这样想呢。我们屋后的森林里,遍地都是蘑菇。这种天,随便找个树洞住下来就行了,不愁没吃的。那些树洞,有你这间房这么大。”

“那你还不走?”

“你这傻孩子,我怎么能丢下你们不管呢?”

我在上班的时候心里惴惴不安,担心家里要出事。刘厂长在中午休息时过来了,他主动问我是否同刘淑娥老人家合作得很好。我回答说是的。他大大地高兴了,竖起拇指夸我遇事沉着。走出车间的时候,他还像小孩一样跳了两跳,惹得大伙儿都拍起手来。

同事们都很眼红我,说,这种美事怎么就没摊到他们头上呢?想想看吧,不但来了个不要钱的保姆,还负担家里的伙食,这不是一步登天了吗?

“怪不得这小子不好好干活了,原来家里有了后援!”

我妹妹很快就同她们打成一片了。妹妹本来就懒,惰性重,以前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参加劳动。现在可好,来了个开饭的,妹妹酒瓶子也不捡了,天天睡得很迟才起来。到了中午,就由那媳妇在灶上胡乱煮点面糊糊,给三人充饥。要等到晚上再正式做饭。我虽厌恶她们这种生活,也不敢说出来。我一开口,妹妹就凶得要命,在气势上完全将我压倒了。后来她不知从哪里搂了一大捆草回来,铺在客厅里,毯子也不要,就直接睡在稻草上了。到了夜里,她也伙在一起大喊大叫,还扔枕头,闹得不可开交。

家里现在是三个女人,我一个男的夹在中间实在是不方便,而且她们又占着客厅,我每天都得从她们面前进进出出的。即使她们根本不注意我,我也还是感到别扭。为了逃避这种处境,我就到我的好友张自安家里去搭餐了。一般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又到街上晃荡,快到睡觉时分才回家。我不管她们在家干些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心里烦。

当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小声地、谨慎地将我家里的事告诉张自安的时候,张自安的媳妇春玉就大声嚷嚷起来了。她说她还巴不得自己有这样一个亲戚呢,不但不添麻烦,还从经济上给予援助,简直是太得便宜了。

“我早听厂里的人说了这事。没想到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像你这么乖戾的性格,今后是很麻烦的啊。”

她说话时还白了我一眼。我本来期望张自安会像平时一样打消她的嚣张气焰,没想到他只是低着个头坐在饭桌边,一声接一声叹气,明明是在为我感到难过。

“我可不是反对你来搭餐啊,相反,我是很欢迎你的!”她又补充说。

“春玉说的是真心话。”张自安连忙附和她,“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春玉同那刘老太太是同一个村的人呢。”

我吃了一惊,想向春玉打听点什么又不敢开口,因为我觉得事情渐渐地错综复杂起来了。我就等着,等她自己说出来。她果然开口了。

“刘老太这个人啊,见多识广。”

她说了一句就没了下文。一直到我告辞她也没再说什么。

我仍然认定刘淑娥是厂领导的亲戚,如果她不是的话,我早就把她和她侄媳妇赶走了。我只能按厂长的指示同她“合作”,没有别的办法。至于妹妹,她要随波逐流我也没办法,总比到外面去做坏事好些吧。比较难对付的是她们夜里闹得太厉害,我把门关得紧紧的,门缝上贴好纸条,还是无济于事。她们几个像要翻天似的。我只好找妹妹谈话了。这一阵子她已经根本不听我的话,也不把我当哥哥了。我委婉地提出来要她收敛一些,免得邻居有意见。

“我根本就没有闹,我在睡觉,是你自己心不静。”她一口否认。

我十分生气,就向她指出早上客厅里的一片狼藉,还有夜间发出的巨响,被打坏的水罐。我越说越冲动,拍起桌子来。

“我们都在睡觉。”她阴沉而强硬地回了这一句,走开了。

她的反应让我迷惑不解。是谁在这屋里闹腾呢?

没几天又来了两个女人,刘淑娥又充当好客的主人留下了她们。新来的两个女人样子长得很难看,老在挤眉弄眼的。自然,她们又是刘淑娥的亲戚。其中一个叫吴素娥的特别爱哭,没说几句话眼圈就红了,还将自己到这里来做客称为“充军”。妹妹又搬来几捆草铺在地上,将客厅里的饭桌也弄走了,整个十六平方米的厅屋成了个大通铺。我经过厅屋到我自己的房里去,就得从她们的铺上踩着过去。不过她们一点都不在乎,看得出她们都有心事(包括妹妹),但她们的心事都同眼下的一切无关。

那两个女人来了之后,刘淑娥早上就起得比较早了。她倒不是起来做早饭,因为她们根本就不吃早饭。刘淑娥起来之后,就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看历书,她的背像年轻人一样挺得笔直,口中念念有词。而这个时候,客厅里的女人们还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我因为要上班,所以也起得早。我到厨房去洗漱时就忍不住要同刘淑娥说话。我对她说:

“刘婆婆,你在城里住久了,一定想念家乡吧?”

刘淑娥放下历书,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小伙子,你同我们一起到森林里去住吧,那里也是你的家乡嘛。”

“可是我要是丢了工作就会没饭吃啊。”

“怎么会丢工作,厂里领导会为你考虑的。再说到了家乡还怕没饭吃啊。这种季节,蘑菇啦,山鸡啦,鱼虾啦,到处都是。”

“乡下这么好,你的亲戚怎么都要到城里来?”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她们都很痛苦啊。我们乡下的痛苦,三言两语说不清,说出来你这样的城里人也不会相信。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们那里的人,生下来心里就很苦,周围环境那么好,还是治不好我们的病。”

刘淑娥似乎不愿再谈下去,就又坐下来,继续她的研读。我朝那本金黄色的小书瞥了一眼,看见她翻开的那一页上画着一条状似百足虫的怪物。

家里闹腾得更厉害了,客厅里的玻璃都被砸烂了两块。刘淑娥已经告诉过我,她们大家心里都郁积着痛苦。那么妹妹又是怎么回事呢?到了夜里,她同这些女人一样亢奋,她甚至弄了两只有铃铛的脚环戴上,在厅屋里跳呀跳的,像疯了一样。我也起来过两回,借着朦胧的月光,我看见那几个女人在稻草上滚过来滚过去的,有时又披头散发地立在那里。如果我向她们走近,她们就直挺挺地倒下去,吓得我赶紧回到了自己房里。

可能是女人们的痛苦感染了我,我上班的时候也变得无精打采的,同事们说我的模样“就像刚从噩梦里头出来一样”。我心里还暗暗地焦急,希望厂领导看出我的困境,把刘淑娥她们遣走。但是这样的转折并没有发生,我每天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夜里睡不好,白天干活也走神。我又出了两个废品,但这一次,没人来训斥我,也没扣我的工资(上次也没扣)。厂里就好像对我放任自流了似的。我想,他们说不定对我失望了,如果这样,我丢掉工作的那一天也就快来了。我注意到,同事们都不主动找我聊天了,他们离得远远的,大概在那里等着看我的险。

下班的时候,刘厂长从后面叫住了我。

“听说你家里有把铜壶?”

“是啊,那是刘婆婆的,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呢。”

“好运气呀好运气。嘿,你这个家伙!”他含糊地做了个手势,快步走到前面去了。

张自安过来了,一把挽住我,涨红了脸说:

“厂长要培养你呢!”

到张自安家去的一路上,他都在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他的一种病。他的病是新得的,没什么别的症状,就是嗓子眼里老塞着一个东西,时时刻刻想要一吐为快,却又做不到。有时睡着了,喉咙里那一团胀大起来,弄得他在窒息中挣扎了好几回。他说他本来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差不多快完了,就等着退休颐养天年了,没想到竟还有这种变故。他心里也明白这不是什么别的病,是心病,但这病使得他十分难受,这是最糟糕的事。他是一个过惯了轻松日子的人,平时看见危险就躲,所以几十年倒也活得稳稳当当。现在堡垒从内部攻破了,所以他有点措手不及。

说着话就到了他家里。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春玉的情绪很不好,红着两只眼,像是哭过。吃饭吃到中途,两口子就拌起嘴来。春玉指责张自安,说他“自从宣称自己有病,就变得横蛮不化了”。张自安听了她的话就吼起来,要她“滚回家乡住树洞去”。我从未见过张自安有这么凶,他将手里的筷子都折断了。于是趁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我就悄悄溜走了。

走在路上,我才想起春玉的家乡同刘淑娥的家乡是一个地方。怪不得张自安要她去“住树洞”呢。看来“住树洞”在刘淑娥的家乡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这些女人恐怕都住过呢。我就努力想象那种情景。不知怎么,耳边老是响着刘淑娥兴奋的声音:“这种季节,蘑菇啦,山鸡啦,鱼虾啦,到处都是。”我所见到的这些女人就在那种地方生活。但是这个春玉,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呢?她在水泥厂做搬运工,每天上班累得要命,回家后却还要做饭洗衣。像大多数小城的妇女一样,她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可张自安对她的威胁却是“滚回家乡住树洞去”。难道那种生活会比现在更苦、更没有盼头么?刘淑娥家乡来的女人,说起家里都是万般好,简直是鱼米之乡、福地,但她们心里却还有莫名其妙的痛苦,要到城里来排遣。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张自安的病,恐怕是由他老婆引起的!试想一个女人,几十年都生活在无法解除的痛苦之中,作为女人的丈夫,又怎能熟视无睹呢?我越思考这些事,心情就越不好。我觉得自己已经中了某种圈套了。

我早早地回到家里,客厅里的几个人都有点惊奇。本来她们在将脖子伸出窗外看什么东西,我一回来,她们就都在自己的草铺上坐下了。刘淑娥走过来对我说:

“你倒好,没有思乡之苦。黄昏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眼睛都要望穿呢。”

我当然不必思乡,因为我根本就没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妹妹,她为什么也伸长脖子朝外看呢?莫非她脑子里有了一个新的、看不见的故乡?我心神恍惚地走到我的房里,我也尝试着向窗外看。我看到了什么呢?当然是什么都没看到。还是那条行人稀少、路面破烂的街道,要死不活的泡桐树。我的正对面是一个公共厕所,一名心事重重的男子一边系裤子一边走出来。我看了这始终不变的风景心里就发堵,于是用力将窗帘拉上了。

由于白天的事对我刺激太大,我通夜失眠了。奇怪的是客厅里十分寂静,平日里那种闹腾的场面没有发生。后来我干脆起床坐在窗前。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是刘淑娥。刘淑娥在灯光下显得很精神,花白的短发银光闪闪,给她脸上添了很多慈祥。我觉得她像换了个人似的。

“我实在是担心你啊。”她说着就在我床边坐下来。

“她们今夜怎么不闹了?”我朝客厅那边努了努嘴。

“她们累坏了。你想想看,要看清千里之外发生的事,能不费力么?我已经不干这种傻事了,我除了历书,什么都不看。你就这样坐在这里么?”

“我还能怎样啊?”

“你这个势利鬼!你不像个人!”她突然大怒,站起来,咚咚咚地走到客厅里去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这样还怎样?刘淑娥啊刘淑娥,难道你还没看出来,我也是一个春玉吗?此地是我真正的家乡,我在这里过着苦日子,我不知道还能有另外的生活,就是知道,我也是适应不了的。妹妹也许想要改变一切,但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除了捡破烂做家务外什么都学不会,也不想学,她又能做得出什么大事来呢?我不理解你和你的亲戚心里的那份苦衷,我只知道物质上的苦恼,比如吃不上肉,比如没有钱之类的。这些事都不足以使我做出惊世骇俗的事。你就是为这个骂我势利鬼吧?”我在心里诉说了这一通,一点都没减轻难受的程度。这时刘淑娥又悄悄进来了。

“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向厂领导汇报一下吗?”

“汇报什么呢?”我茫然地问,“再说他们都很忙。”

“他们是很忙,”刘淑娥兴奋起来,“可这是他们的工作!你应该经常同他们取得联系。生活中,总是需要人指点的。就说我吧,已经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学习。”

第二天,我很早就等在厂里大门口。我知道两位厂长比一般工人要来得早。我在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刘厂长和曾副厂长就一前一后地过来了。我连忙出去面对他们。没等我开口,刘厂长就嚷起来了。

“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啊,有事千万别闷在心里!厂领导是什么?厂领导就是你的父母嘛。凡是你的事都要告诉我们。要是你犯了错误,我们就打你的屁股!哈!”

曾副厂长也大笑起来。我觉得我要说的事难以启齿。

“你还不说呀?还不说我们就走了!”

“我有事!”我鼓起勇气喊道。

“什么?”两位厂长异口同声地问,显然是装作没听清。

“我和妹妹住的房子不行,各式各样的人来骚扰,厕所里的蚊蝇都往屋里飞,上星期妹妹还发了疟疾。我们在城里生活有困难,尤其是夜里,房子被一伙强盗占了,他们把我们赶到街上,让我们好好地忏悔自己的罪过。可是我们有什么罪呢?总而言之,我和妹妹都向往乡下清静的生活,我们愿意同刘老太太回她乡下去。”

我分明感到自己在不知所云,却还硬着头皮说下去。我发现两位厂长都对我的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我们一直过得很好,有厂领导的照顾……关键是我们的房子不行,不清静,又有蚊蝇。乡下就不同了,据说空气新鲜,有很多可供人去住的宽敞的树洞。”

“树洞?他说的是树洞啊!这个伶俐的家伙!”曾副厂长手舞足蹈地叫起来,弄得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问你,你对这事确信不疑吗?”刘厂长严肃地问道。

“什么事?”

“树洞的事啊。这可是非同小可!因为涉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我并没有看见……我只是听说,我想应该是真的……”我犹豫了。

“那就不要再提它!”刘厂长突然提高声音,“这种事信口开河要不得。”

我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整整一天,我都在反省自己的胆大妄为。我到底是怎么啦,我并不想到乡下去,却说出那种鬼话来。我中了刘淑娥的计了,是她挑唆我去同厂领导联系的。

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分,我又看见家里的几个女人在窗口伸着脖子看外面。她们都对我很冷淡,也很鄙视。我在心里检讨自己,揣测着是不是因为我泄露了秘密,她们才会做出这副模样来。

到了夜里,刘淑娥没来找我,妹妹却来了。妹妹先是沉默不语地坐在我床头的樟木箱子上面,过了好一会她才开口。

“我们和刘老太太(她早已经改口称刘淑娥为刘老太太了)都不想离开这里,至少现在不会走。”

“那你们寻死觅活地折腾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我们是为了……唉,哥哥,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们根本就没折腾,我们在客厅里睡觉,是你自己在折腾。我同她们一道躺在稻草上时,我们都看见了那个望不到边的禾坪,禾坪里晒着红彤彤的辣椒。”

“你打算与她们一道回乡下么?”

“我要努力向她们学习。”

客厅里有人在哭,妹妹跳起来,向那里跑去。原来是叫吴素娥的女人起来上厕所摔了一跤,摔破了额头。刘淑娥正在旁边安慰她。她的安慰词别具一格。

“你不要心烦,我们马上要苦海出头了。你想想看你在哪里?你是在城里啊,在城里摔了一跤,这种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吧?我们不要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离开家乡的人啊,总免不了要摔倒,因为头重脚轻嘛。有人说我们不该离家出走,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在旁边听得想笑,就拼命忍住。后来刘淑娥回过头来看见了我,她又说起了我。

“你看看这个小伙子,他才是真的可怜啊。我们好歹有个家乡,他呀,连自己的家乡在哪里都从来不知道。我好意提醒过他,他就是不相信。他这样随波逐流下去,什么时候才会苦海出头呢?你说说看?”

那姓吴的女人听了这话也为我担忧起来,说我惹得她“心烦”。她一下子完全忘了她的伤痛了。这也是她们与我不同的地方,因为她们从不把注意力长久地放在一件事上,再大的痛苦也能转背就忘记。她甚至站了起来,将一只手掌压在我的肩头,对刘淑娥表白说,她“很想替这个小伙子出谋划策”。她这样一说,其他人就都围拢来,要给我出主意。但是妹妹阻止了她们。

妹妹突然显出很有主见的样子来了,她叉着腰站在屋当中说话。也可能她从来就有主见,只不过我没有注意罢了。她说经过这一段时期的磨炼,她认为她哥哥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对于这件事她一点都不怀疑,并决心和哥哥一块行动。“我们就要结束这里的快乐生活,背上我们的行装去刘老太太的家乡了。我们不是去住在刘老太太家里,我们是去住在那些树洞里,过野人的生活。这个主意也不是忽然打定的,而是考虑了很久了。再说你们大家,还有厂里的领导都支持我们这样做。”妹妹宣布了她的计划之后,就满脸迷惑地坐在她那一团乱草上,起先的主见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用一面破镜反复地照自己的脸,就好像要从那张脸上找回信心一样。

我发觉房里的几个女人都对她的计划漠不关心,坐的坐,躺的躺,显出无聊的神情。我回忆起我在厂门口对厂长们说的那番话,认识到我当时完全是鬼迷心窍了,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看来妹妹刚才的表演也同我白天的情形差不多,她也是在鬼使神差般地胡说八道。但是说过的话又怎能收回呢?何况据妹妹说,厂领导也要我们走出这一步。虽然妹妹说是去做野人,在我看来倒并不一定那么可怕,大不了做个富裕之乡的农民,比现在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个刘淑娥神通广大,一定会把我和妹妹安排好的。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做好了住树洞的准备。

我和妹妹同刘淑娥她们约好星期五一起回她们家乡。我们还约好不同螺丝厂的领导说这事,让他们吓一大跳。妹妹去买火车票,她买了星期五上午的票。

天还没亮那几个女人就起来了,她们说要到城里一个亲戚那里去辞行,辞了行再回来同我们一道上火车。她们虽说是去辞行,但每个人都将自己那点简单的行李带在身上了。妹妹打着哈欠坐起来,口里说着“时间还太早”,倒头又睡。我心里隐隐地感到激动,就睡不着。于是我又将行李检查了一遍。我们并没带多少东西。刘淑娥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

“东西越少越好。你现在还根本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对吗?即算我给你介绍了情况,你到了那里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还是‘到哪山唱哪山的歌’为最好。”

我不愿意相信刘淑娥的话,但我也实在打不定主意要带些什么。我横下一条心了。大不了再回来,丢了工作,那时就同妹妹去街上拾破烂吧。所以这一次,我们仅带了一些换洗衣服、被子,还有些日常用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这几年留下的一小笔钱。

天大亮了,妹妹还在呼呼大睡,她磨牙,还不时拳打脚踢,弄得满屋子稻草飞扬。我们是十点钟的火车,她该起来了。我喊了又喊,她还是不起来。我勃然大怒,冲进厨房舀了一瓢冷水过来,对准她的脸浇下去。这下她起来了,因为呛了水,就咳了老半天,眼睛红红的。

“你干什么呀,我好多天没怎么睡了呢。”

“你不打算走了么?”

“走?我们昨天不是走了一次了么?”

“你不要装傻!刘淑娥她们还要回来同我们一道赶火车呢!”

“你以为她们还会回来呀。”妹妹冷笑一声。

我忽然明白了。

妹妹开始收拾客厅里的乱草,她将它们全都扫出屋子,然后又把饭桌拖过来,摆好椅子。她动作麻利,客厅一会儿就恢复了原样。她冲着我喊道:

“你还不去上班呀!从今以后,所有的事都要靠我们自己了,所有的事!”

见鬼,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老练了啊?就在前不久,她还那么爱哭鼻子呢。看来刘淑娥对别人的影响力是惊人的。

一切又恢复到和从前一样。我在厂里碰见领导们时,他们不再主动招呼我了。我老觉得厂长们脸上有笑意,待我鼓足了勇气看过去,又发现他们其实是板着脸的。是啊,对于这些严肃的人来说,我身上并没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嘛。至于张自安,他也渐渐振作起来了,我还看见他参加了一次羽毛球比赛呢。他对我说,他媳妇春玉的病已经好多了,虽然屋里没人的时候还会小小地发作一下,比如扯自己的头发之类,但已经没有危险了。近几天,她居然还用“住树洞”之类的事来打趣他呢。

“女人的心真是无底洞。”他深有感慨地说。

“她的病究竟是什么病呢?”我凑近他的脸,很贴心地问。

“实话告诉你吧,”他也压低了声音,“她呀,根本没病!”

“啊?!”

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问题:刘淑娥她们的家乡到底是不是我的家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