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刚刚学会打电话的时候，一早起来，就轮番给她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当然，直到现在她还保持着这个爱好。

如果戴安娜给妈妈打电话，又恰恰是妈妈刚刚到达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比如说九点多一点，妈妈一定是在厕所里接听她的手机，或是正在享用她在家里没来得及享用的早餐……上班好像倒成了她的副业。所以她和爸爸不一样，比如，爸爸对我们打扰了他的如厕，那样地不满。

换了爸爸，可就没有妈妈这样的机动灵活。

我可不像他们那样，动不动就揭别人的老底儿。我并不愿意老提爸爸读书时，是个C等生的往事——这当然是在我瞪着俩眼儿，看似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妈妈就肆无忌惮、大嘴一张时听来的——可是爸爸所有的行为，都不能不让我想起，这不能说是往事的往事，因为C等生的种种表现，至今也没有从他身上完全消失。

记得我和戴安娜入学前的那一阵，妈妈常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嘿，时间过得可真快，转眼之间，你们就要上学了。”还捎带一个刺耳的口哨。

她这是为我们终于长大、上学而自豪，还是高兴一天之中，至少有那么几个小时，我们不在她眼前晃悠了？

我从没见过有谁的口哨吹得像她那么响，简直赶得上一个牛仔。当她吹起口哨的时候，你就瞧爸爸那副崇拜的模样吧。

要说她这是高兴我们一天之中，至少有那么几个小时，不在他们眼前晃悠，我也理解。

有时，我的确可怜妈妈。

冬天，太冷的时候，我和戴安娜无论如何不愿意站在冷风里等着坐校车，而保姆阿丽丝还在呼呼大睡。

难怪奶奶说：“我真羡慕阿丽丝，我怎么就没有这样一份工作。”

别价，还是由阿丽丝来照顾我们吧，如果让奶奶来做这份工作，我和戴安娜可能都得被诊断为多动症，并送到医院进行那个什么治疗。

妈妈既要赶着上班，还要给我们做早餐，然后还得送我们去学校。即便不是冬天，我们可以坐校车了，妈妈也得为我们做早饭，所以我们的早餐是老一套，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要是我说不喜欢水果摊饼，想吃煎咸肉条的时候，妈妈就说：“对不起，这儿不是饭店。”

如果我们的摊饼经常是糊的，也纯属正常，因为她的眼睛既要看着炉子，手里还要准备上班带的东西：笔记本电脑、她的午饭，还有诉状资料等等。

如果你看见她的睡裤上经常粘着巧克力，就像她拉肚子或是上厕所没擦干净屁股，也不要大惊小怪。不过这也说明我们的餐椅从来没有干净过。戴安娜说，那是因为我的嘴吃饭像漏斗，而我说是因为她吃饭的时候，喜欢甩动手里的勺子。

“快点儿，快点儿。”这是我们家早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儿。

怪不得我常常觉得胃不舒服，都是早饭吃得太匆忙的缘故。

妈妈说：“谁让你老赖在床上不起来，早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在床上多赖一分钟，其他时间就得缩减一分钟，这个数学题你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学过了，是不是？”

别拉扯数学题，这跟数学题可没关系。

凡是“警察”说的，能不对吗？

“早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在床上多赖一分钟，其他时间就得缩减一分钟，所以我不是忘了课本就是忘了作业本，或是足球鞋、打橄榄球用的护牙套……尤其是护牙套，特别不好找。

“我不是让你昨天晚上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并且检查一遍吗？”这套话，也是我每天离家之前必听无疑的。然后就是一通乱找，找的结果，是我不得不丢三落四地去上学。

关于丢三落四的话题，在我们家也是非常有得可说的话题，不过缓缓，等我回头再说。

我刚穿好夹克，就听见妈妈喊道：“下一个！”

所以有段时间，如果你听见我把戴安娜叫“下一个”，实在怪不了我。

再不就是我们临街的树死了，妈妈得请求我们这个小镇的市政府，批准我们砍伐这棵已经死去的树。

或是家里的锅炉漏水，不得不买一台新的，而安装工人这一天有时间，妈妈又没有时间候在家里，或是妈妈那一天有时间，安装工人又预约了别家的活儿等等。

或是几天暴雨之后，不知房子哪个地方漏雨，地下室里的积水就像小池塘，妈妈又得联系房产保险公司，赔偿我们的损失。

我们的玩具捎带也都泡了汤，我提出保险公司也应该赔偿我们的玩具。妈妈说：“对不起，我没有为你们的玩具保险。”

我说：“这不公平。”

妈妈说：“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没有为玩具保险的保险公司……也许你又可以换个‘职业’，将来开一家为玩具保险的保险公司？”

她是不是又在忽悠我？于是我去咨询爷爷，爷爷说：“按理说，你的玩具，应该包括在财产之内。不过首先应该看看保险合同，有关玩具一项，是否已经写在合同上。”

我估计妈妈根本就没有把玩具写进合同，不然她不会不为我惋惜，反而高兴地说：“啊，上帝，这些东西终于可以丢进垃圾箱了。”

“上帝”是妈妈经常挂在嘴上的词儿，只有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她对上帝的崇拜才是真心实意的。

…………

当这一切处理完毕，妈妈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我又摔断了腿。

所以她总是两眼上翻，双手抱在胸前，说：“上帝啊，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结尾。”

爸爸说：“什么叫‘生活’？这就是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爸爸看看逼着我们做家庭作业的妈妈，总是说：“甜心，照顾两个孩子真是很辛苦。”

“照顾孩子”是家长们永不枯竭的话题，每逢谈起这个题目，他们就像谈起地狱。

他放下公文包，打开冰箱，拿出一瓶爱尔兰黑啤酒，边喝边在每间屋子里晃上两圈，然后对妈妈说：“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妈妈总是回答说：“请问，哪一件事情是我的？”

爸爸就豁达地笑笑，然后拿起他的吉他，弹唱起来。

妈妈就说：“我想我有三个孩子。”

爸爸说：“应该说，我有三个孩子。”

当然我也比较可怜爸爸，每到周末，就是他干苦力活儿的日子：比如剪草，尤其夏天，几天不剪，草就长疯了；比如做那些笨重的家务，比如给掉漆的门窗刷上新漆……他说他不是没钱请工人来做，而是要给我一个榜样：如何做一家之主。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并不那么愿意长大，也不想当一家之主。爸爸笑着说：“等你过了三十五岁再说这些话也不晚。”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到剪草的时候，他就不再提议，我们应该买个院子更大的房子了？

他们还总是说我，老在问“为什么”。我有那么多不明白的事，我能不问吗？

爸爸就不问“为什么”了？他常常瞪着一双莫名其妙的眼睛问大家：“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累？”

就像妈妈总在恳求：“上帝啊，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结尾。”

而且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这个“为什么”，照我来看，根本谁也用不着问，问他自己就行了。

周末早上，最后一位起床的肯定是爸爸。

当他不戴眼镜、头发支棱着并发出这样的疑问时，他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显得特别无辜，十分让人同情，这与他上班时的形象，真有天渊之别。

有年圣诞节前，他带我去他们公司，参加了一个由他主持的party。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正式场合的表现，否则，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这副十分让人同情的样子。

你可以想象，一个身高一米九十的小屁股男人，身着燕尾服是什么样子。像不像维也纳新年舞会上那些交谊舞演员？他听了我的比喻之后，一脸失落，说：“对不起，我不认为这是对我的赞美。”

换了我舅舅，不要说燕尾服，就是无尾礼服，他穿上之后，也像一只青蛙，一只有个大白肚子、仰面朝天晒太阳的青蛙。

千万别告诉我舅舅！

我想我能回答爸爸为什么他总是那么累。远的不说，就说说上周，下班之后，他都干了什么。

星期一晚上，他本来有一个商务方面的饭局，饭局结束回到家里已经十点多钟，可他照例收看电视里播放的冰球赛。眼下正是冰球冠军赛的赛季，那种节目，就像妈妈烤感恩节的火鸡，至少得烤上四五个小时，如果那只鸡再大一点的话，所费的时间就更难说了。

星期二晚上，按照爸爸制定的日程表，是他和妈妈讨论家庭建设，或结算家庭开支的时间。

因为意见分歧——我真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没有过分歧——耗费的时间，也和烘烤那只感恩节的火鸡差不多，却照例没有结果，他们说，下个星期二接着讨论。

所以妈妈每次在家政讨论会上，都会问那个老问题：“我该不是在参加欧盟会议吧？”

即便由爸爸负责审理家庭开支的账单，工作量比较大，可是一个月才一次，对不对？

在这个星期二的家庭预算会上，爸爸还提出：“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用一个全职保姆吗？是不是改用钟点保姆，我大致算了一算，这样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开销。”

妈妈挑了挑眉毛，说：“是不是这样，走着瞧吧。”

可不，紧接着爸爸就参加了一个什么俱乐部，年会费为七万五千元，还不算每个月应付俱乐部的其他费用。

顺便说一句，爸爸是许多俱乐部的成员。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并且属于确实能玩出点儿名堂，而名堂又不大的那一类。

星期三晚上，通常是爸爸那个冰球队的活动时间，或是练习或是比赛。不过他们那个队很少赢球，我甚至觉得这正是妈妈期待的，当然，这是我的猜想，不过这个猜想八九不离十。因为凡是爸爸那个球队有赛事的当天，她的情绪都非常好，表现在不大容易违反交通规则；不大容易忽略我和戴安娜的需要；下班回家的路上，肯定会拐到坐落在河边的那家法国糕饼店去买甜点……虽然爸爸从球场回来时，我们都已入睡，但他总会在厨房的台面上，找到那些来自法国糕饼店的点心。好像妈妈早就料到爸爸那个球队会输，这些甜点，可不就是对爸爸的一点……什么？我也猜不出来。

俱乐部为什么把爸爸他们那个球队，放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据说他们那个球队太烂了，好的时间段，自然给了那些更专业的爱好者。

第二天，爸爸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到前夜的赛事，并斩钉截铁地说：“看吧，下一次我们肯定会踢他们的屁股。”

妈妈总是笑眯眯地说：“甜心，你以为你还是十六岁呢！”

爸爸那个冰球队的赛况，十分影响我的创作。

我喜欢绘画，奶奶常说我有绘画方面的天才。

对我刚刚完成的那幅自画像，妈妈的评价是：“亲爱的，你那副样子看上去很忧郁。”

“那是因为爸爸的球队又输了。”

“可你爸爸那个球队不是每周都有赛事，对不对？”

而对我画的那张全家福，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嗯，不错，非常不错，看上去真像四只等着喂食儿的狗。”

星期四晚上，爸爸和妈妈看电影回来已经十点多，接着又看什么球赛，可他们却限制我和戴安娜看电视的时间，还有某些电视频道。

当然，妈妈对那些频道的控制，有她特殊的办法，而不是像有些家长那样，把电视遥控器藏在小孩子们找不到的地方。

我忘了为什么，有一天我没能按时上学，想必是闹脾气了，因为妈妈对阿丽丝说：“不必开车送詹姆斯，让他自己想想，如何打发这一天。”

整整一天没人玩儿，想打乒乓球吧，也没人和我打。我问阿丽丝：“你愿意和我打乒乓球吗？”

阿丽丝巴不得妈妈给了她那个指令，说：“对不起，我不想。”然后接着打她的电话。

看电视吧，也没什么可看，我最喜欢的探案节目上午是不播放的，而某些有趣的频道，他们认为对我没有用，停止了付款。

这都是妈妈的主意，一般来说，这种馊主意都来自她的脑袋。

当初电视频道的推销员问过妈妈，打算买什么、买几个电视频道，妈妈问：“有最便宜的吗？”

“最便宜的”是什么意思？

“最便宜的”就是除了球赛、新闻和看了几十年的卡通，什么都没有的频道。如果不是爸爸离不了球赛频道，恐怕妈妈还能找到更便宜的。

说来说去，这是他们想出来的，对我的另一种惩罚。

我明白了，还是去学校好。

在我们家，什么都是两套标准，何止是限制我们看电视的频道、时间。好比说，明目张胆地拿起我的东西就吃，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拿起他们的东西就吃，他们就会挺正经地说：“这不礼貌，很不礼貌。”

我去地下室拿什么东西那一会儿工夫，爸爸就吃了我的面包，那是妈妈从纽约中央火车站的面包专卖店买来的，意大利橄榄面包，不但里面加有橄榄干，而且里面揉的也是橄榄油而不是黄油，相当适合我的口味。

我对他说：“嘿，那是我的面包。”

他说：“那又怎么样？”

我伸手去夺，可是他把手举了起来。我围着他转了又转、跳了又跳，怎么也够不着我的面包。

面对一个身高一米九十的人，除了无奈、绝望地重复“那是我的面包”，我还能做什么？！

姥姥同样侵吞我们的食物。

我和戴安娜在万圣节挨门挨户要来的糖果，每次足有两大袋。我明明记得睡觉之前，我们把糖果袋子放在了客厅的沙发上，第二天起来，连袋子带糖果全没了。

问他们我们的糖果袋子哪里去了，他们总是回答：“不知道。”或是说：“你们对牙科医生印象如何？”

前几年，我还心有不甘地到处寻找我们的糖果袋子，现在我再也不会花时间去寻找它们了。戴安娜却还坚持着，楼上楼下地寻找，可我不愿意多跟她废话，在吃的问题上，她非常执着。

如今他们那些猫儿腻，再也糊弄不了我了。万圣节后，姥姥和姥爷通常会在我们家多待几天，那几天，从姥姥嘴里总会冒出一股奶油花生糖的气味。

人们在万圣节散发给孩子们的糖果，一般都是物美价廉的奶油花生糖，有谁见过在万圣节散发Gdava巧克力的？

尤其在姥姥吹奏萨克斯管的时候，这股味道就更为强烈。

姥姥之所以这样热爱萨克斯管，是因为我们隔壁的邻居杰夫称赞过她的吹奏：“不错，相当不错。”

在我看来，杰夫对姥姥的赞扬，跟妈妈、爸爸对我和戴安娜的那些赞扬差不多。那年，当戴安娜终于学会坐在马桶上方便，而不在纸尿裤上拉屎撒尿的时候，妈妈就总是这样赞扬她：“我真不能相信这个，戴安娜你真是太了不起、太出色了！”

想当初姥姥肯定也这样赞美过妈妈，姥姥是不是忘了？

我姥爷经常为杰夫家的钢琴调音，妈妈说，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杰夫就“吹捧”姥姥。

杰夫还向他许多音乐界的朋友，推荐姥爷为他们的钢琴调音，杰夫这样评价姥爷的工作，说：“这是一个天生和音质有关系的人。”

杰夫是谁？杰夫是萨克斯管演奏家，世界排名第五。

我们这条街，真可以说是藏龙卧虎之地，比如街头那一家的约翰，就是纽约市那个number one厨子，他的儿子艾克斯就是我的老相识，我们从小一起在这条街上长大。

如果我们去纽约那个饭馆，约翰肯定亲自为我们下厨，闹得厨房里的人都出来看，这些客人是谁，竟能得到约翰这样的盛情招待？

受到世界排名第五的赞扬，姥姥能不更加热烈地吹奏她的萨克斯管吗？

所以我不大相信五官科医生的话。我的耳朵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只要姥姥一走，我的听力立马恢复正常。

周五爸爸妈妈参加party回家，已经午夜两点多了。

阿丽丝的车灯却亮着，深更半夜的，难道阿丽丝还打算出去吗？

走近一看，是两个少年在车里面翻东翻西。他们问道：“嘿，发生了什么事？”

两个少年回答说：“没什么。”然后打开车门，骑上他们放在树下的自行车就走了。

爸爸问妈妈：“你认识他们吗？”

妈妈说：“难道不是你的朋友吗？”

爸爸的朋友非常之多，走在我们这个小镇的街上，不时会有人招呼他：“嘿，汤姆！”或是停下来对他说点什么。他和人家聊得十分热乎，可是据我看来，他根本拿不准自己认识还是不认识人家。

我估计跟他打招呼的那些人，要么是他那些俱乐部中的一个成员，要么是我们的街坊。

街坊们肯定没有不认识他的。

每当万圣节来临，街区为孩子们设置的那些游戏项目，还不够他和吉姆玩的。

尤其是那个篮球筐，几乎被他们两人包了圆。每进一个球，他们两人就大呼小叫，闹得整条街或是几条街都能听见，你想，街坊们谁能不认识他呢。

“……也许是阿丽丝的朋友？”

阿丽丝非常肯定地说：“是小偷。”

爸爸说：“不可能，我们这个区从来没有发生过盗窃案。”

对于爸爸的话，阿丽丝的反应有些像妈妈，马上给911打了电话。

警察很快就来了。

我当然被惊醒了。

可以想见我是多么的兴奋。长大之后当警察是我的理想之一，不过当个卡车司机也不错，各种品牌、型号的玩具汽车我有一百辆之多，地下室里全是我的汽车，从前我还准备将它们收藏起来，将来开个私人博物馆什么的。

奶奶不只一次说：“你的汽车太多了，我准备把它们扔掉一些。”

“奶奶，对不起，您要是扔我的汽车，我就给警察打电话。”

不是吓唬人，三岁的时候，我就会拨打911。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我就是试一试，看看911是不是像人们说的那么管事。

警察马上就来了，看看我们家风平浪静的样子，便问爸爸：“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爸爸说：“我倒要请教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警察出示了911总机的接听记录，爸爸大手一摊，张大眼睛对我说：“我真不能相信这个。”

有什么不能相信的？他们不能相信的东西太多。

听了我的回答，奶奶看着我的那副样子，就像看电影里的那匹恐龙，从此不再对我的汽车说三道四。

要是爷爷，肯定不会有这个想法，爷爷是法院院长，他当然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地下室的一场漏雨，把我和戴安娜的玩具，全泡了汤，最后让妈妈称心如意地送进了垃圾桶。

好在我们已经长大许多，对那些玩具早就没有兴趣了。我甚至没有为此感到伤心，记得从前，如果某个心爱的玩具找不到了，我张嘴就嚎啕大哭。

难道最后，我们都得这样无动于衷地扔掉我们曾经心爱的东西吗……想到这里，心里有点说不出的味道。

警察请阿丽丝仔细查看一下汽车里的东西，阿丽丝说：“没有必要，谁会把重要东西放在汽车里？”

“那你为什么报警？”

“难道出了这样的事，我不应该报警吗？”

警察当然不能说阿丽丝不应该报警，但他坚持阿丽丝必须查看一下汽车里面的东西，以确认是否丢失了什么。

阿丽丝只好去查看汽车里的东西，然后说：“不过丢了几个‘两毛五’钢镚儿，是我准备用来付过路费的。”

之后警察又拿出一张表格，十分得意地对阿丽丝说：“请填写一下这张表格，表格的内容是我们必须了解掌握的。”

“早知这样麻烦，真不该报警了。”也许阿丽丝有点明白，多嘴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我们家，从没人对她喜欢多嘴说过什么，警察可就不论了，所以没事顶好不要惹警察。

我兴奋地从床上爬起来，跟在警察后面，在后院的树丛里以及房前屋后转来转去。爸爸大声吼道：“有你什么事？赶快回去睡觉！”

这是周末，明天又不上学，睡多睡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给他来了个听不见。

我比警察更加失望的是，什么可疑的迹象也没有发现。

警察还打算上露台上看一看，妈妈说：“时间不早了，就这样吧。我估计他们不过是找点零钱买烟抽。”

第二天，警探又到我家来了，再次调查事件的始末。我认识这个警探，他是同学威廉的爸爸，也是我们镇上唯一的警探。他把头天晚上警察转过的地方又转了一遍，又请妈妈填写了一些表格。

妈妈说：“我并没有报警也没有丢失什么。”

“对不起，我在执行公务。而且汽车是你名下的。”警探说。

“虽然是我名下的汽车，但那是给阿丽丝专用的。”

“对不起，给谁用我们不管，出了事我们只找车主。”

不论我的爸爸邦达先生，还是我的妈妈邦达太太，还有阿丽丝，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只有我兴奋地盼望着有个结果。

但是没有结果。

我们这个小镇上发生的侦查案，大部分都是没有结果这个结果。

是不是因为威廉爸爸的眼睛有点斜视的缘故，用那样的眼睛看东西，肯定和一般人看东西的效果不同。

可是镇上的人，没有一个这样想过：我们是不是需要换个警探。

星期六晚上，爸爸照例打网球打到十二点多才回家，星期日一大早，六点多钟他就起来去打高尔夫了，结果闪了腰。疼得他不得不在后腰上别了两个小冰袋，就像西部牛仔后腰上别的两支枪。星期一据说他还要去打冰球，我想他会取消这个活动，妈妈笑眯眯地说：“走着瞧。”

…………

这就是他一周的业余时间活动表，也可以说这是他每周业余时间的活动表。我要是问他：“那你什么时候睡觉呢？”

爸爸说：“等我死了再睡也来得及，现在还是先享受生活。”

“那你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喊累呢？”

爸爸瞪了我一眼。

…………

综上所述，一到周末，如果没有party，如果不去打高尔夫球、滑雪、游泳等等，我看爸爸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总而言之是在家待不住。

要不就趁送我到朋友家去玩的时候，他自己也就不请自到地坐在人家家里不走了，一直混到吃晚饭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朋友的父母，自然和爸爸妈妈也是朋友，或彼此认识。

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他就自制啤酒……制作啤酒的那套工具，是妈妈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她似乎很后悔，送了爸爸这么一个大玩具。其实她也不必要后悔，爸爸就是没有这个大玩具，肯定也会给自己找到另外一个玩具。

“没有一点自制能力。”此话妈妈常用来形容我和戴安娜，我看用到爸爸头上也不错。

其实我可不像爸爸那么爱玩儿。一旦有本《探索》或是《世界地理》，可以几个小时不动窝，只不过他们谁也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每逢我看书的时候，就像成了隐形人。不过我心知肚明，这绝对可以说明，奶奶对我的看法很不靠谱。

我肯定不是问题儿童，我也没有多动症，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给人下结论。

虽说我有时弄坏水龙头、撅断窗户上的把手、捉弄戴安娜、拔掉电器上的插头、弄断古董家具的胳膊腿儿等等。

但由于妈妈对我戒备有加，实际上我也破坏不了什么。

她虽不像爸爸那样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但特别爱好古董。我们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锁的就是她那几件古董家具。那次地下室漏雨，着实让保险公司损失了一大笔，下次他们再给什么人保险的时候，顶好看看那家人是否有收藏古董的爱好。

所以客厅里，除了沙发和几个胳膊腿儿粗壮的茶几，什么也没有。那种茶几，结实得可以在上面跳踢踏舞。

如果没有客人来访，家具上从来不放任何东西，不论日用的或装饰用的……

奶奶因此说我可能是问题儿童，或是得了“妥瑞氏症”。奶奶说，这种病一八八五年由一名叫做妥瑞的法国人发现。

一旦说起法国，四平八稳的奶奶就显出少有的兴奋，她最崇拜的就是法国，连日常用的肥皂都得买法国货。

据说有这种病症的儿童，大多是不自主地眨眼、耸肩、出怪声、咳嗽、注意力不集中、讲脏话等等。照这么说，戴安娜才应该是问题儿童。

一打开作业本，她就不是她了，发出各种古怪的恶声；找个原因，不知真假地就大哭起来……原因其实是有的，就是她压根儿不明白，或是做不出来家庭作业；她那张脸，也立马变得像是老了二十多岁……

只要一合上作业本，她马上笑逐颜开。我真怀疑，刚才那个号啕大哭、恶声恶气的女孩儿是不是她。如果这时妈妈再拿出一件新衣服给她，那么，相信我们周围，再也找不到一张像她那样光芒万丈的脸了。

奶奶又说经耶鲁大学研究发现，“妥瑞氏症”患者可能因B型淋巴球缺陷，一旦发生链球菌感染，血液中攻击大脑基底核的自体免疫抗体含量就会增加，妥瑞氏症患者在精神细胞遭到破坏后，就会出现不自主的行为。

她建议妈妈给我试一试洗血疗法，或是免疫球蛋白注射治疗，疗效可达六成到八成，至于这种治疗对我一生是否有效，她也说不清楚。

如果不能确定对我一生是否有效，为什么还要让我试试洗血疗法，这是一个负责的建议吗？

于是妈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我这些行为表现，在心理精神医学上，被称为“儿童行为问题”，是指行为偏离正常儿童的规范，并且在表现程度和持续时间方面，超过一般儿童所允许的范围。

医生安慰妈妈说，通过家人、学校和心理专业人员的合作，是可以协助我纠正改进的。但要努力防范我成长后，发展为反社会人格，造成更为严重的暴力或违法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妈妈问。

“原因是多方面的。通常被认为与成长环境、不良人际接触交往、家庭教育方式、遗传因素、大脑疾病等原因有关，或与早年出现和持续发展的小儿多动症的心理障碍有关……”

从此妈妈经常不显山、不露水地，对爸爸进行智力测试，而奶奶立刻把她一直掩盖着的、对阿丽丝的不满表现出来。

阿丽丝特酷，谁也拿她没辙，包括动不动就给我们来个治疗方案的奶奶。

我早就看出来了，奶奶不十分喜欢阿丽丝，奶奶曾说：“生活在孩子周边所有的人，对他们的成长都会发生影响，不仅仅是父母。”

而爷爷说：“那是汤姆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没有权力过问。”也许因为爷爷是法官，懂得什么事儿都不要介入，离得越远越好。

爷爷是他们那个小城的首席法官，正当他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爸爸就因为去看望爷爷和奶奶，在那个小城开快车，被警察拦截并罚款。

奶奶说：“因为爷爷是首席法官，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法官家的一举一动，你爸爸憋了几十年，如今爷爷退休，他终于可以放肆一下了。”

据我所知，爸爸也不是如今才逮着放肆的机会，爷爷一退休，那个小城的人，纷纷举报爸爸早年的败行劣迹。

比如十二岁那年，他还没正式学过开车，就敢开着爷爷的汽车，载着几个男孩儿，在自家门前的林荫道上显摆。

我的问题是，那时候，也就是我爷爷还在位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邻居向爷爷或奶奶举报他们的儿子？

他还趁爷爷奶奶出去旅行的时候，在家开party，喝酒、打牌，满桌子扔的都是啤酒瓶子，顺便说一句，至今黑啤酒还是爸爸的爱好之一，因为爷爷是黑啤酒的爱好者。如果爸爸在爷爷的储藏室，能找到其他口味的啤酒，他对啤酒的爱好可能就不一样了。

结果爷爷和奶奶提前回来，把他们一个个都撵了出去。很长时间，爷爷和奶奶都没发现，他们储存了多年、二百多块钱一瓶的葡萄酒，已经变成了水。原来都被爸爸、叔叔和那些男孩子喝光，然后又灌满了水。

奶奶看着酒瓶上被他们重又粘贴得像是从未撕开过的商标，还说：“手艺真不错。”

这样说来，我的品行可比爸爸好多了。

可奶奶说过爸爸是“问题儿童”吗？

奶奶十分喜欢介入各种人事，这也许和她的职业有关，总体上来说，她对琢磨人充满了兴趣。

其实奶奶有点多虑了，我和戴安娜既不酗酒、也不撒谎。再说，奶奶所说的“妥瑞氏症”的种种表现，阿丽丝可都没有。

除了爱喝酒，阿丽丝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妥之处。她的专用汽车里，常常扔着空酒瓶子，以前妈妈总是替她清理汽车，扔掉那些酒瓶子。现在妈妈不替阿丽丝扔了，而是把这些空酒瓶子放进阿丽丝的卧室，这样阿丽丝就能明白，扔掉她的空酒瓶子，是她的事而不是妈妈的工作。同时，奶奶也就对阿丽丝没那么多话可说了。

可阿丽丝似乎看不见自己的空酒瓶子，她陪着那些空酒瓶子，睡了好几天，直到清洁女工来打扫卫生、为她叠床的时候，才替她扔进垃圾桶。

而且我有点喜欢阿丽丝，因为她并不干涉我们看电视的时间，妈妈说我们只能看三十分钟，她却让我们随便看，爱看多久就看多久，只要在妈妈回家之前关闭电视就行。

她也不干涉我吃多少糖。我特别爱吃糖，哪怕为此经常上医院补牙，并为此丢了几颗牙，我也在所不惜。

尽管妈妈不让我们吃糖，可是阿丽丝爱吃，她得为阿丽丝准备糖果是不是？妈妈把糖果买回家之后，往储藏室里一丢，就没她的事儿了。

阿丽丝说：“这就是我喜欢美国的原因之一，美国有那么多各式各样口味的糖！还有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风味的食品！在美国，要想减肥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可不，她刚来我们家的时候，两条瘦腿一叉，真像烧烤用的夹子。很快，她的屁股看上去就赶上大象的屁股了。戴安娜三四岁的时候，特别喜欢躺在她的肚子或是靠在她的屁股上睡觉。

所以阿丽丝经常对妈妈说，她要找一个美国丈夫。

我很同情阿丽丝，几年过去，她还没有找到一个美国丈夫。据说有个英国男人追求过她，可阿丽丝最后还是没有嫁给他，也许因为英国的糖果，口味没有美国多？

她说：“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送过我一朵玫瑰花。”

就是这个理由？送不送一朵玫瑰就那么重要？难道我将来也要送玫瑰给什么人，不然人家就不接受我的求婚？

阿丽丝的另一个理想，就是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她对我说：“作家这个职业比较容易发财和出名，看看那些世界著名的作家，很多没有读过大学，有的甚至是家庭妇女。你知道克雷洛夫吗？”

我当然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阿丽丝十分向往地告诉我。

不读大学就能有这样了不起的结果，太让人羡慕了。照阿丽丝这么说，戴安娜将来最好去当作家。

爸爸和妈妈听了阿丽丝的理想之后，什么建议也说不出来，因为妈妈从来不看小说，至于世界上有哪些著名的作家，以及那些作家的老底儿，更是不得而知。

好比我问妈妈，谁是Ivan Andreyevich Krylov，她竟然得上google去查！然后还说：“一个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只要能做自己行业的头一号就行……”

从阿丽丝的这个决定，你就可以知道，她有多么聪明。妈妈在帮助我们理解不好懂的功课时，经常“绕着走”，绕来绕去我们就明白了。我想阿丽丝这样做，也是一种绕着走的办法，因为她只读了高中，没有读过大学，听她的意思，将来也未必读大学。

而爸爸和文学的关系和我们一样，不过是看《哈利·波特》的水平。所以你在我们家的书房里，肯定找不到一本小说。至于我看的也不过是《探索》《世界地理》之类的杂志，戴安娜看的是时尚画册，偶尔看看老师让他们看的课外读物，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小说。

但是他们觉得应该支持阿丽丝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爸爸为阿丽丝交了学费，让她每周一、三、五上午，到附近的学院学习语言、写作，可她经常因为睡过头，错过了上课的时间。她还说，写作是学不出来的，而是靠天赋。

对此我很能理解，她每天晚上出去party，很晚才回家，怎么能像我们那样，起个大早去上课呢？我每天晚上九点半上床，早上还起不来呢。

不要说奶奶，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也很羡慕阿丽丝的生活。我羡慕一切不用去学校上课的人。

家里除了爸爸，就连妈妈，对阿丽丝因为睡过头，耽误了学院的语言、写作课，也是无所谓的态度。

每次妈妈送我去练冰球，必得经过那家二手家具店，那时她总要对我说：“看，这就是阿丽丝那个学院艺术系老师开的二手店，专卖从中国弄来的旧家具。还问他的学生，哪个愿意来这个店里当店员，有两个艺术系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巴不得地跑到这里来当店员。我想阿丽丝不坚持上什么语言、写作课，是有道理的。”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之后，我也没闲着。

既然医生说，“儿童行为问题”是与成长环境、不良人际接触交往、家庭教育方式、遗传因素、大脑疾病等原因有关，从医院回来后，我就开始注意研究我们家的成员，虽说“遗传”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这一研究，我们家可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