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闹市艺术家的故事

国际工艺美术学校的牌子与时下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很不相同，做得极是高雅考究。不是街面上常见的那种白底黑字的一长条，而是古色古香的一横块，像某些博物馆或名人故居门面上的匾。底是泛黄的古卷色，面是一行飞龙走凤的褐色行草。驻足细品，你还会发现右下角那个丹朱印章里，是一个在国内书法界如雷贯耳的名字。

可惜这块不容路人错过的招牌，却是这个学校唯一的一样固定资产。

其实仅仅根据招牌就把这所学校定义作学校实在是有些夸张。幸好夸张是眼下的时尚，所以也没有任何人对此挑一挑眉毛表示惊讶。这所被叫作国际学校的学校，不但没有任何跨海的联系，而且也没有固定的校舍和师资。它只是借了某所职业中学的一个角落，又从社会上找了几个兼职教师而已。

在学校这个硕大的帽子底下，其实只设了两个班级，一个教美术，一个教服装设计。美术班里大多是一些退休干部和学龄儿童，人数倒还固定，保持在五六十人左右。服装设计班刚开办的时候，报名的有好几百人。到开课的时候，就已经少了一小半。最后坚持拿到那张毕业证书的，只有二十五个人。

江涓涓就是那二十五分之一。

江涓涓是个有几分小聪明的女孩子。

几分的意思就是说，她的聪明足够使她从小学到高中都能门门及格地毕业，却又不够让她一路绿灯地通过高考。

在连续三年高考落第之后，她的母亲竹影终于放弃了对女儿的某些期望。当母亲同意她退出高考补习班时，她居然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她的惋惜不是因为她从今往后将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永远擦肩而过，而是因为她居然需要耗费漫长的三年，才能帮助母亲看清一个她很小就知道了的事实。

后来她母亲开始四下出动，挖掘她父亲江信初生前的关系来为她找工作。

母亲的期望如同通货膨胀时期的货币，随着日子的推移越贬越低，低得几乎落在了泥尘里。

她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他从前的部下在见到他的遗孀时，偶尔还会很动感情地提起他任上的一两件旧事。当然，他们动的仅仅是感情而已。在现今这个极为虚渺又极为务实的社会里，当一切都已经转换为有形有体的物质价值之后，感情就成了唯一一件无价之物。正因为它是无价的，它就被排除在烦琐的事务和关系之外，极为安全地停留在了嘴皮之上。这个叫温州的城市再也不是三十年前那个天真土气的小城了，它在成长蜕变的过程里飞快地捡起了一切文明大都市的时髦。一生争强好胜的竹影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了头，承认自己真的落伍了。

有一天，江信初生前的秘书李猛子来看望江家母女。

江信初的旧关系里，李猛子是唯一一个依旧和江家殷勤地走动着的人。李猛子在江信初生前就已调出地委机关，进了一家国有大企业，先是任人事处长，后来提拔至党委书记。这几年国有企业亏损得厉害，分成几块承包给了私人，李猛子便被挂在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位置上，照领着工资，却无所事事。

李猛子进屋时，涓涓正趴在桌上踩缝纫机—— 涓涓正在爱漂亮的年纪上，喜欢剪剪裁裁的打扮自己。竹影的越剧团，这些年难得有上演的剧目，收入也很是有限，又要供涓涓上补习班，手头就不是那么宽松。可是江家母女走在街上却依旧是新潮靓丽的，因为涓涓能用最便宜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制造时尚。

那天涓涓缝的是一件黑灰白三色相间的裙子，裙腰上安了一条细长飘逸的带子，简洁里藏了一丝隐隐的俏皮。用的都是零头布，总共才花了几块钱。

裙子已经缝了八九成，见李猛子进来，就站起身，放在自己身上比试着，问李叔叔好不好看。李猛子说瞧你那个巧呀，怎么短了，是料子没买够吗？涓涓就抿了嘴笑。什么呀，这是给小双做的，一会儿你正好带过去。

小双是李猛子的女儿，比涓涓小两岁，高中毕业后也没有考上大学。

李猛子等着涓涓将裙子利利索索地缝完，剪完线头，包上，递到他手里，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要不你去学服装设计，将来和小双一起办个服装公司？”

第二天，李猛子就送来了一张服装设计班的报名表。这张报名表并不是一张普通的报名表，这是一张连报名费带学杂费都已交过了的报名表。

就这样，涓涓进了国际工艺美术学校的服装设计班。

这种职业培训班在温州城里如同雨后春笋比比皆是，往往是失学失业的年轻人在旧梦和新梦交替的空隙里的暂时栖身之地，所以进进出出的谁也没有把它当真。

可是涓涓却把它当了真。

当然，涓涓在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不是关于服装设计，而是关于爱情。

服装设计班里教美术课的老师姓沈，单名一个远字，是浙江美术学院的毕业生。

那沈远在浙美读书时，就已经有了点小名气。大三时创作的一幅油画，参加了东京画展，得过一个奖牌。毕业后分配到师范学院当老师，无精打采地教了几年美术课，就到了评职称的时节。那是个千军万马的关卡，等的人多，开的口小。他不是身强力壮的那种人，就被别人踩出了局。一气之下就辞了职，后来经朋友介绍到职业学校兼点课，又在家里私下收几个学生，赚几个小钱度日。

大凡有几分才情的人，都爱把自己的才情估计得过高，而把世道的艰辛估计得过低。略略地摔过几个跟头，就摆出一副世人皆浊我独清的样子，与世界很是格格不入起来。沈远自然也不能免俗。在社会上闲置了几年，人便渐渐地懒散起来，身上就有了些闹市艺术家的潦倒模样。

沈远上课，从不备讲稿。一会儿讲巴黎风光，一会儿讲大溪地景致。一会儿痛骂高更，一会儿评点八大山人。没有主题，任凭思绪如水，流到哪里是哪里—— 当然那是他在有兴致的时候。若碰到他没有兴致的时候，就胡乱地诌个题目让学生写创意。下课铃声一响，不收卷也不评卷，拔腿就走人。如此的不拘一格，让学生跌了眼镜，反叫人暗暗生出些好奇之心来。

确切地说，是叫涓涓暗暗生出些好奇之心来。

有一天，沈远迟到。上课铃响过很久，他才匆匆进来。那天他穿了一套深灰色的西服，系了一条暗红色的领带。头发新理过，乌黑油亮地向后梳去，露出缕缕梳齿痕迹。在那之前没有人注意到他的高大英俊。他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刻意地打扮过，就很是惊讶了起来。

他直直地站在讲台中间，双手低垂，像被猎人射伤的鹰。他沉默了很久，一直到不安的私语如风里的禾叶开始在教室里窸窣响起。

“艺术的天敌是什么？”他一字一顿地问他的学生。

他显然喝过了酒，脸色红扑扑的，说话时舌头翻转得有些吃力。他的学生叽叽喳喳地说：是金钱。是欲望。是都市。是人群。

涓涓却说：是平庸。

涓涓坐在最后一排。涓涓的声音如游在空中的风筝线，细细软软的没有多大劲道。他却一下子听见了。他的目光越过一排又一排的人群，刀一样地向她飞去。她明知道是刀，却没有躲。所以她立刻就被劈得遍体鳞伤。

那堂课上他一直没有回答他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后来当他和她开始彼此熟悉起来时，她才知道那天他去见了一个澳门来的收藏家。那个收藏家在东南亚一带很有些名气。可是他带过去的十幅油画，却一幅也没有被选中。

“看不懂。”收藏家只看了一个开头，就有了结论，“我不懂的，就没有人懂。”

这样的话，他听过许多回了。

不同的画廊。不同的收藏家。不同的语气。不同的表情。

刚开始听时，隐隐地有些扎心扎肺的感觉。听得多了，就麻木起来。先从耳朵开始。再到眼睛。再到心。渐渐地，通身都磨起了茧子，不痛也不痒，像隔了一层皮—— 别人的皮。

那天在课堂上他没说几句话，就布置了作业让学生去做，自己却搬了两把椅子坐到屋角里抽烟。一把椅子用来装身体，另一把椅子用来搁脚。身子陷得很低，双脚翘得很高，整个人便摆成了一个生硬的惊世骇俗的“V”字。头仰在椅背上，下颏如刀刃戳在半空，尖利地割着人的视线。

涓涓嘴里咬了一杆铅笔，脑子里是一片无边无际没有着落的空白。到下课铃响收拾书包时，才发现偌大的一张白纸上只反反复复地写了沈远两个字。

教室里的人渐渐地都散尽了，可是他没走，她也没走。他把他的那个V形姿势保持了很久，她甚至以为他在那样的姿势里睡着了。那天她像是锉刀，他像是砂轮。锉刀有多硬，砂轮就有多硬。两人都在全力以赴地磨炼着彼此的耐心。

最后还是他先退却了。

他把自己从两把椅子上卸下来。

他卸自己时的样子远没有装自己时那样潇洒。腿很麻，脚尖着地的时候仿佛有千百根细针上下游走。他咧了咧嘴，只好把双脚悬空吊着。他脱下西服扔在地上，又将领带扯成一个松松的大环，随意地垂在脖子上。叹了一口气，对她说：

“你这样冰雪纯洁的女孩子，是不应该来蹚艺术家这摊浑水的。趁还来得及，赶紧回家吧。”

她听得出来他的语气并不是很坚决，字里行间仿佛留了些细窄的缝隙，在等待着她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塞挤进去。她犹犹豫豫地叫了一声“沈老师。”却被他凶狠地打断了：“不要叫我老师。要学美术你去图书馆找书，要学做人你去找你父母。别指望我，我什么也教不了你！”

她被他突发的脾气吓了一跳，手足无措地愣在了那里，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他的目光渐渐地软了下来。他掏来掏去地找手绢，没有找到。就把领带摘下来，团成一团，让她擦眼泪。那是一条皮尔卡丹的真丝领带，她舍不得用，推了回去，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后来他就带她去了他家。

那一天发生了很多事情，却又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人们对于沈远糜烂无序的私生活的种种传言，在当时还纯属好奇而暧昧的想象。

那天当涓涓跟着沈远走进那个半明不暗的楼道时，她的心跳得一路都听得见。跨过门槛的那一瞬间，她显出微微一丝的犹豫。她意识到她即将把她洁白如纸清寡如水的少女时代丢在这道门槛之外，开始一种离经叛道却也许是五色生辉的生活。对于门槛外那份已知的固守成规的平和秩序，她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依恋。倒是对门槛内那份未知的险象丛生的混乱，她却有着隐隐约约的向往。

数年之后，当她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世以后，她才明白，她身上那些低贱却不肯安分的冒险精神，其实是与生俱来，早就存于她的血液之中的。那是她的本性。她的本性如嶙嶙峋峋的山石，在平常的日子里，不动声色地匍匐潜伏在环境这张包罗万象的大网之下。在有风的日子里，一切都改变了。风将网吹破一个小口，露出了底下石破天惊的真相。

沈远就是那样一阵的风。

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沈远并没有造就涓涓。

沈远至多是发现了涓涓。

沈远没有自己的住房，现在的房子是他一个出国的朋友暂借给他栖身的。二十多个平方米，一角做了厨房，一角做了厕所。剩下的那一角，睡觉看书作画会客统统都用，就显得很是拥挤。

屋里摆了许多画，只有少数几张是正正经经地框裱了挂在墙上的，多数随意地扔在地上，堆在墙边。地上的那些略微新些，还有些几分干净齐整的样子。墙边的那几沓，纸边已经开始泛黄，又落了薄薄一层灰，就露出些历经沧桑的样子来。

沈远进了门，将西服领带往床上一扔，从门后随便抓了件衣服，就进了厕所。出来时，就变了个样子。一件沾满颜料的旧汗衫，潦草地塞在一条褪得说不清颜色的布裤子里，后摆从裤腰里有气无力地垂挂下来，仿佛是一只断了骨的手。一双断了襻的夹指塑料拖鞋，随着他的脚步在地板上踢踢踏踏地留下无数个“人”字。

这样的一副装束，站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极像是陈年旧照片里有过很多风光岁月却又不幸流落在穷街的阔少爷。

几年以后，当涓涓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隔着一汪大洋再度回首这段经历时，情感的色彩已被时间和距离渐渐销蚀剥离，只留下一些带着空白的类似于档案照片般的灰色记忆。那时她才恍然大悟，其实沈远对她的不在意，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定局了的，而并非由后来的亲近而衍生出来的狎昵。

那天下午她踮着脚尖仰着脸，一张一张地看着他那些堆得高高的画。那种姿势从那时起就形成了她和他关系的基调。她其实并不懂画，她注意到的只是色彩。他画里的色彩组合雷电飓风般狂野地扫过她的视野，将她渐已成形的审美观念砸成碎片。她的眼睛在他的画里毫无目的地逃窜，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安宁的栖息之地。

傍晚的阳光从肮脏的窗帘缝里钻进来，将她的头发染成古旧的铜黄。她的脖子、她的肩、她的腰身、她的背，没有一处不在招摇地显示着她的无知和惊惶。她二十出头的生命如同一条浅短的小溪，沿途的景致都是一眼可及的。

他是她一生中遭遇的第一个意外。

他挨着墙根坐在地上，悠悠地吸着烟，看着画页上的尘粒在她指缝间飞扬起来，在夕阳里闪着细细烁烁的光。

“把衣服脱了。”他说。

她被他的话吓了一跳。

她以为她听错了，就回过头来看他。他却没有看她。他把烟蒂从嘴里拔出来，扔在地板上，轻轻地用脚碾了一碾，空气中就有了一股细线般的松木焦香。

他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这回他说得很轻，语气里带了些理亏气短似的犹豫。可是她却清清楚楚地一字不漏地听见了。那天她身上只有一件薄薄的衬衫，并没有穿外套。因此这句话只含有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让她的脸狠狠地热了一热。

后来他走过来，牵着她的手，将她带到屋里唯一的一张沙发上。她的手在他的手掌里挣扎了几下，却跌落在一片无法挣脱的柔软里。他把她斜放在沙发上，便开始解她的衣服。她被太多太重的意外击中，竟不知道应该抗拒还是应该顺从。她的心想抵挡，她的身体却自行其是地迎合着他。

她的衣服很简单，他却解得很细心，纤长的手指似乎在探索，又似乎在回避。她的肌肤感受他的触摸时完全没有骨头的印象。她是在那一刻里真正知道了他是一个天然的艺术家。

那天她完全没有防备地正面遭遇了欲望的袭击。当他终于解开了她身上的最后一个纽扣，衣服如过季的花瓣从她身上脱落时，世界犹如一只断翅的小蜻蜓，突兀地停止在一片硕大无边的静谧上。她听见自己的身体在欲望的柴堆上发出毕剥的声响，青春的油脂滴落在火上，溅起一声半是惶惑半是欢愉的呻吟。

那个夏天她和李叔叔的女儿小双几乎天天去露天游泳池游泳，晒得很黑。她时常会为她的肤色黯然神伤。当然她并不知道那天在沈远家的沙发上，光线角度和背景的奇异组合使她的身体从额角到脚尖都闪烁着一种紫蔷薇似的亮光，凸的地方更亮一些，凹的地方略微暗淡一些。他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地扫过她的身体。她听见他叹了一口气，那声叹息似乎饱含了内容，又似乎空洞无边。

那天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故事仿佛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传说，经过漫长而细致的铺垫和渲染，在本该进入高潮的地方，却意想不到地拐进了极为平淡的结尾。

他把她浓墨般的头发捧起来，随意地铺洒在她的肩上，又将她的下颌端起来，固定在一个微微仰视的角度，然后就走了开去。当她看见他在几步之遥铺开画架，拿出颜料板时，才恍然大悟他其实只是把她当作模特儿而已。她为自己方才潮起的欲望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在那一刻里她才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丝不挂。

她知道她已经被他彻底地万劫不复地击败了。

这幅画后来断断续续地画了很久，每一次的停顿和重新开始之间，都充填了一些高潮迭起的故事。这些故事零零散散却连绵不断地串联起了她和他相识相知的五年。然而这诸多的故事遥遥地铺展开去，却依旧没有铺就一个属于她和他的结局。后来当她终于决定离开他去上海另谋出路的时候，她仍然没有看见这幅画的最后完工。

她当然不知道，七年以后在深圳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幅题为《情殇》的人物肖像画，以五十六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出手。

那位画家揣着一夜之间厚重起来的皮包，在深圳一家精品首饰店买下了一只蓝宝石戒指。这块蓝宝石成色重量皆属中档，只是形状有些奇特，上尖下圆，犹如少女脸颊上一颗刚刚滴落还来不及干涸的泪珠。

这只名为“蓝色泪珠”的戒指在一个暗红色的金丝绒盒子里静静地躺着，始终没有再见过天日。

真正的故事其实发生在第二天下午。

下课铃响后沈远很快离开了课堂，涓涓却磨磨蹭蹭的迟迟不走。她知道他还会回来，因为他的外套还留在讲台上。她佯装擦黑板走近讲台，忍不住把脸低低地埋在他的衣服里。他的外套很旧了，领口洗得起了毛边，有的地方已经有了细细的洞孔。他的气味透过那些细细的洞孔流窜出来，汹涌地充填着她四周的空间。她在他严实的包裹中呼吸急促，腰沉腿软。

她甚至没有发觉他走过来站在她的身后。

后来她再次跟他去了他家。楼梯很暗，过道上摆满邻家的纸箱瓶罐。她被一段尼龙绳绊了一跤，几欲跌倒。他回过身来拉她。他拉她的时候很轻也很软，指尖仿佛稍稍用了一点力气，又仿佛完全没有用力。她不知道是否应该主动热烈一些地去探求他的手，还是应该彻底撤出手来，固守着一个女人在某些场合所需的矜持，结果她的手就尴尴尬尬地毫无个性地失落在他的手里。后来她终于不堪了自己的窝囊，便探出一个指头来，在他的掌心轻轻地挠了一挠。

他就停了下来，将她紧紧地拥住了。没有前奏，没有序曲，他迫不及待直截了当地去解她的衬衫。他几乎毫不费力地探着了她的柔软和稚嫩，仿佛稍一用力就会将她掐出水来。他的指尖突然有了片刻的迟疑。在那片刻的迟疑里，欲望经历了最后一次的囤积。欲望决堤时的凶猛之势使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把她抱进屋来，仰面朝天地放在那张脏乱不堪的单人床上。他用他的双手撑开了她的双臂，再用他的两腿分开她的两腿。

接下来的过程便是快速，零乱，缺少细节的。

后来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才隐约记起她呻吟了一声。那一声呻吟极轻、极弱，如同清晨起风时树叶间滤过的第一丝颤动。与其说他听见了，倒不如说他感觉到了。

那一声呻吟里也许有满足，也许有呼求，也许有哀怨。他不知道，也无暇顾及。他当时的感觉是世界和世界载存的一切都鸦雀无声地死了。只有他像一只鹰，在一片完全属于他的天空里肆无忌惮热烈喧嚣长驱直入地飞翔。

无限的孤独。无限的自由。

当欲望终于落潮，思绪如沙滩在低浅的积水里嶙嶙峋峋地显现时，他才发现了床单上的红色印迹。那印迹像是一条被骤然斩断了尾巴的蚯蚓，鲜活地残酷地翻滚蜿蜒在他的视觉神经末梢。他的眼睛突然就辣辣地灼灼地疼了起来。

他其实早就已经觉察到了她没有经验，只是他没有想到她竟会是如此的没有经验。他坐起来，将下颌埋在两膝之间，久久无话。他听见身后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猜测那是她在穿衣服。后来声响便渐渐地寂静了下来，他才回身看她。他在看她，却又没有在看她。他的眼光越过她，落在灰暗的满是颜料蚊血的墙壁上。然而他已经将她看得一清二楚。

她蜷缩在床尾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瘦小，头发如雨前的散云遮盖住了半边脸，露出来的部分隐约泛着些湿热的潮红。眉眸低垂，兜起了一些来不及梳理的慌乱。

他问她饿不饿，问完了才想起，他其实是想问她疼不疼的。她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他就起身去厨房点火做饭。

他虽然过了许多年的单身生活，却是不怎么会做饭的。他的三餐，基本上是在街角的食摊上解决了的。可是那天晚上，他不知怎的心血来潮要给她炒鸡蛋。

鸡蛋皮很薄，他在碗沿轻轻一磕就破了，蛋黄脏脏地流了他一手。他伸出一个小拇指来挑碗里的碎蛋壳，挑了几挑，就挑得烦了，将碗咣啷一声掼在水池子里。

她吃了一惊，走过来，说要不我们就煮方便面吃吧。他不吭声，由着她烧水泡面切葱，满屋找碗筷作料。

面得了，两人就坐在床沿上吃。她吃得很快，也吃得很香，热汤熏得鼻尖上渗出细细碎碎的汗珠。他挑了几筷子，就停了。她见他不吃了，便也放了碗。

两人斜斜地对坐着，看着夜色挟持着街音从窗口汹涌地流进来，将屋子劈头盖脸地染黑了。他探过手去开台灯。台灯旧了，颤颤地将暗夜剪出一个橘黄色的圆圈。她在那样有限的光亮中吃力地寻找着他的眼睛。没找到，就怯怯地说：

“你别信不过自己。学校那几个老师，我都看过他们的画，没法和你比的。”

他听了，阴阴地笑了一声：“原来你管那些也叫画。”

她顿时为自己的无知羞惭起来，脸上便有了几分臊。

后来他就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催促她早点回家。“你这样的乖孩子，不回家吃饭你妈不找你？”她斜了他一眼，说：“横竖是我的事，赖不到你头上。”她说得极轻，他却一字不漏地听见了。他的喉咙无由地呛了一呛，便凶凶地咳了起来。

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男人，他见过也画过了诸多的女人。有的女人入了他的眼，却入不了他的心。有的女人入了他的心，却入不了他的眼。江涓涓是那种在他眼里和心里都接近于模糊的景致，在入和不入的那个灰色地带里暧昧地徘徊。这样的景致是随时随处可见的，必定会在他生命中此起彼伏相距不远地重复出现—— 至少在当时他是这样认为的。这些景致单独观赏起来是缺乏色彩、主题和旋律的，它们只有联结成线的时候，才能遥相呼应地衬托出他生命的恢宏整体。

在那个阶段，他正坐在人生的低谷。低谷给了他一种新的视野，一番新的心境，可以让他毫无顾忌地仰望山巅。他知道江涓涓是通往山巅途中的一段景致。无数这样的景致铺就了山巅，可是景致本身并不是山巅。他不能也不会在景致中流连忘返而迷失了山巅。

后来沈远送涓涓到巷口，路灯坏了，月光老眼昏花地将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影软软地掷在石子地上。高的那个在前，身子一弓一弓的，像一头寻食的鹭鸶。矮的那个在后，腿微微地有些瘸，犹如一只受伤的野雁。

两人都很沉默，却是为着不同的原因。

涓涓一路都在考虑如何编织一个合理并具有连贯性的借口，好将今天晚上的经历向母亲竹影交代。她已经预见到在未来的日子里，她还将无数次地重复使用这个借口。

夜风无声地起来，搅散一天的暑热，院落里的蝉声也渐渐地低沉下去。

竹影洗过了头，靠在躺椅上歇风凉，一头散云湿湿地滴着水。躺椅有些年头了，岁月的汗迹在竹片上积攒下层层叠叠暗褐色的印记。这把躺椅是许春月当年留下的唯一一件旧物，承载了太多的心事秘密，见过了太多的世事沧桑，如今在竹影的碾压下，发出些咿咿呀呀的呻吟，细碎地碾过渐渐老去的夏夜。

这年夏天台风多雨水也多，天气时冷时热的，竹影就染上了一场热伤风。身上的热度一天高一天低，总也退得不利索，精神头就大不如往常。刚闭目歇了一会儿，又坐起来，拿了张报纸胡乱地在身上掸着。

“这蚊子，咳。”

树荫底下有个烟头暗了一暗，又明了一明。一个男人站起身来，踢踢踏踏地朝屋里走去。再出来，手里就多了一圈蚊香。蹲下身来，用烟头将蚊香抖抖地点着了，院子里就弥漫开一线袅袅的清烟。

男人从兜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扔过去：“抹上这个，省得抓破了皮落下疤来。”

竹影果真就坐起来，拧开了盒子，拿指尖蘸了些油抹在小腿肚子上。一边抹，一边说：“还怕落疤？你以为我十八二十呢？”

男人就笑：“十八二十过了点，三十四十是敢说的。那天你穿了那身桃红的，远远地走过来，那样子，嘿嘿。”

男人站起来，做了个挺胸凹肚撅臀的姿势，竹影“呸”了一口：“这话回去说给你们家刘红妹听，还差不多。”

男人就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哑哑地说：“姐，这辈子这样的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

竹影一怔，半晌回不得话。两人近近地坐着，中间隔着的却是遥遥几十年的往事。生命如一条长河，往事是河床上躺着的石头。年轻的生命之河饱满荡漾，难得一见河底的峥嵘。年老时河水日渐低浅，剩下的却都是嶙嶙峋峋的石头。

竹影的眼中便渐渐浮上了些泪光。

“她那个鞋店的生意，还好吗？”她问。

“一家人的大笔花销，也就靠她了。我那点清汤寡水的工资，你是知道的。藻溪那边，你还寄钱不？”

“寄是不寄了。涓涓隔三五个月去一趟，一气捎过去。”

男人将烟头掐灭了，又用鞋底碾了碾：“那个女人，也真是老了，怕是熬不过几年了。”

竹影刚说了个“她呀”，突然听见门外咣啷一声响，是涓涓提着自行车进来了，就把那后半截的话咽了下去。

涓涓进了院，放下车，就问妈你听说机关楼都要拆迁了吗？有台湾人过来投资建新区。下面是商业户，上面是住宅楼。

竹影“嗯”了一声，算是回答。涓涓又笑着问妈你吃了吗？竹影说：“我正等着你回来吃呢，就是不知道该吃晚饭还是早饭呀？”

涓涓的笑就僵在了脸上，嚅嚅地解释说：“有一个设计，明天要交，是要分组做的，就和同学在外边吃了。”

竹影又“哼”了一声，说：“是那个姓沈的出的主意吧？”涓涓说不得话，脸却紫涨了上来。

男人就过去替涓涓锁了车，又推涓涓进屋：“看你一头的汗，还不洗洗脸。”涓涓就一头钻进了厨房，在水池子里哗哗地撩了一捧水来洗脸。

男人看看涓涓，又看看竹影，脸上挤出阔阔的一朵笑来：“这孩子越长越像你了。”

涓涓从厨房的窗口探出头来，说：“什么呀李叔叔，我可没我妈年轻时好看。”

男人找了块干毛巾隔着窗扔过去给涓涓擦脸。“当年你妈上台演双枪老太婆，眼角一斜，扫倒台下三千后生。哪像个革命老太婆呀，倒像个风流小寡妇。”竹影的脸就绷不下去了。

三人哈哈地笑过了，涓涓问男人：“李叔叔你也是被我妈扫倒的吧？”竹影听了就骂：“没大没小的，欺负你李叔叔老实人。”涓涓定睛看了看竹影，不紧不慢地说：“天底下最让人吃惊的往往都是老实人。”

竹影和男人的脸上都有了几分讪意。

男人便起身告辞，取了靠在槐树干上的一辆自行车，将身子一歪，一只脚平站在地上，另一只脚抖抖地斜跨上了车。竹影刚嚷了半句：“你那个腰……”男人早已经咚咚地骑出了院门。涓涓跺了跺脚，说：“差点忘了。”就急急地追了出去。

风风火火地追了两三条街，才将男人追着了。就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椭圆形的玻璃瓶子，递给男人：“同学的爸去新加坡出差，买了两瓶药膏，说是治椎间盘突出效果特好。我要了一瓶，给你试试。”

男人就着昏黄的路灯，眯着眼睛看着瓶子上红红绿绿的英文词。看不明白，就罢了，一把揣进了公文包里。却问：“这东西，很贵吧？”涓涓就抿着嘴儿笑：“李叔叔你可欠了我老大的一个人情，就准备慢慢地还吧。”

男人将食指勾成一个黄菱，轻轻地在涓涓的额上敲了一记：“还你个大头鬼。你小时候一天拉十次稀，是谁给洗的尿布？出风疹水痘，谁给守的夜？到底是谁欠谁呢？”

涓涓将嘴噘了，说谁让我从小就没了爸呢。这本是一句撒娇玩笑的话，在这么个场景说出来，竟突然有了几分凄惶的意思。男人的心禁不住钝钝地疼了起来。

月亮渐渐高了，抹得树枝肥肥黄黄的，隐约有了些秋的意思。叶片子窸窸窣窣地抖起一街朦胧的睡意。卖花的女人悄然无声地走过来，尚未开口，便是一袖暗香。男人在篮子里翻了几翻，丢了一张纸票，挑出一串白色的茉莉，别在涓涓的书包带上。

“你妈睡眠不好，茉莉花最安神，你给包在手绢里放在枕边。”

涓涓扑哧一笑，说：“李叔叔你别理她，她是慢性更年期综合征。从四十岁就开始了，到现在也还没结束。”

男人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你妈心里的苦，说出来也就好了，偏又不肯说。一生争强好胜惯了，到了这个年纪，能不生病吗？你多顺着她点，她只有你了。”

涓涓知道男人说的是剧团里逼母亲提前退休的事，就涎了脸，说：“怎么就只有我了呢，不是还有你吗？你还要我怎么顺着她呢？再顺下去，我就成了她的娘了。她那个脾气，你又不是没看见。”

男人将涓涓的书包取下来放在后座上，就推着车子送涓涓回家。

一路走到家门口，涓涓才问：“李叔叔你认识工商管理局的刘副局长吗？”见男人一头雾水的样子，涓涓便解释：“就是刘专员的儿子，从前你给他当过秘书的那个刘专员。”男人问有什么事。涓涓迟迟疑疑地说：“有个朋友一直想开个广告公司，执照迟迟批不下来。”男人问是那个姓沈的吗？涓涓不吱声，男人的脸面就紧了起来。

“看来你妈不是瞎猜。那个人的名声，你又不是不知道。又没有个正经职业，将来你养着他？”

涓涓低了头，一遍又一遍地揪着袖口的线头。

“李叔叔，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他好了，我才能好。”

沈远的广告公司，是在一年以后开业的。资金是几个同学凑的，办公地点在一家文具批发公司的废弃仓库，刚好摆得下两张办公桌四张椅子。老板有好几个，雇员却只有一个。从接待员到公关小姐到业务经理都是江涓涓一人。

那时涓涓刚好已经从服装设计班毕业，手里拿了一张说有用也有用，说无用也无用的职业学校文凭。原本打算和李猛子的女儿李小双一起，开一个小小的童装设计铺，却禁不起沈远一声呼唤，便去了沈远的公司上班。

竹影原本是极力反对的，也想尽了诸般方法来阻挠。母女两个吵得狠了，涓涓干脆就不回家，在外边过夜。竹影是个极爱面子的人，又住在机关大院里，怕江信初的旧同事知道了沸沸扬扬的传闲话，不得不暂且隐忍着。没想到从小性情温顺的女儿，竟在这件事上认定了死理，九马拉不回头。后来见涓涓每月带了薪水回家，买东买西补贴家用，才渐渐不吱声了。

倒是李猛子的妻子刘红妹，心里暗暗地存了些芥蒂。

当初涓涓上学的学费，有一大半是李家出的。涓涓毕了业，顾自奔了前程，却没有帮衬小双一把。于是刘红妹见着涓涓，脸上便有几分阴晴不定的。平日在李猛子面前，自然也有诸多的抱怨。李猛子夹在中间，做人也难，只得赔了许多小心在两头慢慢调解劝说。

沈远的公司刚开张时，也红火过一阵子，连接得了几个项目，挣了几笔不大不小的钱。却毕竟是秀才经商，不明白这是运气，倒真以为是自己的本事。众人就很有几分轻飘飘起来，便把客户都得罪了。旧的客户走了，又没有新的接续上来，看上去轰轰烈烈的一摊生意，说冷清顿时就冷清了下来。那几个股东见势，三下两下将红利分了，拍了拍屁股都散了。只剩了沈远和涓涓，守着个空架子，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情形很有几分尴尬。

那沈远本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久为钱所困，才被时势推着踏进了商场。那商机若是个不经意滚到他脚边的皮球，他倒是肯顺手捡起来把玩两下的。但让他走到外边去追去寻，他就没有这个心境了。公司刚开张时他也曾天天到办公室坐上几个小时，后来渐渐地只来露个脸报个到就走。有生意时临时联系招兵买马，没有生意时公司只留了涓涓一人。

涓涓一个年轻女子，原本是什么世面也没有见过的，现在却独自撑着一个场面，不仅得四下求爷爷告奶奶替沈远找项目，还得想尽了各样借口应付上门讨债的人。为了心上的那个人，纵是万般辛苦她也暗暗地忍了。

如此撑过了几个季节，人便瘦得只剩了一层皮，却真是长大了。

涓涓下班，有时直接回家，有时不直接回家。不直接回家的时候，她居多在沈远那里。涓涓待在沈远的身边，却又不总在沈远的视野之内。沈远的生活像是一辆结构复杂的货车，分割成了许许多多的格子。涓涓是其中的一个格子，却又不是唯一的一个。

夜晚是沈远灵感泛滥的时候，所以沈远爱在白天睡觉，晚上作画。沈远作画的方式就是完完全全地走进画里，世界在他的身后悄无声息地关上了大门。门里是艺术，门外是熙熙攘攘的人间。这时候涓涓就成了尘世的一部分。涓涓虽然身在咫尺，却只能在门的那一端无望地踯躅徘徊。和许多略有几分才气的艺术家一样，沈远把自己看得很高，把世界看得很低。在低贱的尘世里高傲地活着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幸亏他遇见了涓涓。涓涓把自己卑贱地铺在尘世上让沈远走过去，尘世和艺术之间就有了一个可行的高度。涓涓意识到这一点，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有一天涓涓去沈远家，沈远正在作画。沈远画了一个年轻女子，独自站在海滩上，消瘦的双肩担起一些沉甸甸的月色。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等人。天是一种蓝，海是一种蓝，石头是一种蓝。女人的衣裙也是一种蓝，轻轻地飞扬起来，露出两只赤裸的沾满了泥沙的脚。只有月亮是黄色的，四周裹了一层橙红的晕，像是在宣纸上不经意滴落了一点丹朱，毛毛糙糙地洇在无边的天穹上。

那画是关于风的，也是关于月的，又似乎与风月全然无关。涓涓似乎看懂了，又似乎没有看懂。朦朦胧胧之间，就有了几分怆然涕下的感觉。突然就明白了古人为何有“生不逢时”之叹。

涓涓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才问：“饿吗？我带了猪脏粉条，吃不？”见男人不回话，知道是个吃的意思了。就熟门熟路地开了碗橱，取出碗筷，将一锅的粉条分在一大一小两个碗里—— 依旧是温热的。男人又画了约有一两刻钟，才扔了笔，一屁股坐到地上，端起碗就吃，汤汤水水稀里哗啦地溅了一身。

涓涓问男人这画有标题了吗？男人摇摇头。涓涓说叫“风月”，好不？男人眯起眼睛想了一想，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却抿嘴微微笑了一笑。

涓涓见男人心绪还好，就告诉男人文具公司催过好几回房租了，再不给就要来封门了。男人立时就将眉毛蹙了，粗声粗气地问：“华亭地产的那笔策划费，你去收了吗？”涓涓说你怎么不记得了？那笔钱早就派过用场了—— 宣传部王部长岳父出版的那本茶文化的书，用的就是这笔赞助。男人骂了句“苛政猛于虎”，便不再说话。

涓涓忍不住，又问了一声怎么办。男人从裤兜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烟来，对着炉眼点上了。是云烟，辛辛辣辣地割着人的喉咙和眼睛。涓涓一迭声地干咳了起来。

男人开了窗，半个身子伏在窗台上抽烟，看着闹市的夜生活像一幅声音和色彩都很浓烈的画卷，在他的窗前五光十色地展开，一直铺到华灯的尽处。想到自己在这样的一幅画面里是全然无份的，便极是烦躁起来，转身对涓涓说：“再查查看哪里还有欠款没收上来的。给你工资，就是让你做这些事的。”

涓涓收起男人吃剩的半碗米粉，将锅碗都洗尽了，才嚅嚅地说：“我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男人吃了一惊，却不说话，只朝窗外霍地吐了一口痰，楼下立时响起了一声尖厉的叫骂。

男人关了窗，拾起笔来，继续作画。男人这时画的是树。树很高也很瘦，一面在光里，一面在暗里。枝叶被风狂野地掀动，形同鬼魅。涓涓知道男人的画才开了一个头，就悄悄地掩门下了楼。

这条小巷她已经走了许多次。路灯被附近的民工打碎了，至今没有修好。然而脚行在黑暗中的感觉是熟稔的，似乎知道每一块砖石的位置。明天就是周末了，怎么也得去一趟李叔叔家里，要带一袋最好的橙子，美国进口的，五块钱一枚的，贴着加利福尼亚阳光标签的那一种。要厚着脸皮，再跟刘阿姨解释一次，自己为什么没有和小双开童装铺的理由。

是因为童装生意竞争太厉害，利润太低；是想积累一点经验和资金，再自己出来开公司；是想把沈远的公司经营好了，再把小双也带进来。

涓涓在脑子一遍又一遍地演习着和刘红妹的对话，底气却越来越弱了。

当年李猛子调入了温州最大的国营企业冶金厂当人事处长时，刘红妹只是厂里的一名刨床工。小学程度，长相也很是一般。李猛子那时已过四十，刘红妹虽然比和李猛子小了十好几岁，却也已是久待闺中的老姑娘了。都想成个家，遇到个中间人轻轻一撮合，两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夫妻。

刘红妹知道自己嫁了李猛子，多少有些麻雀攀了高枝的意思。所以在言行上，格外地有了一份小心温顺。不久李猛子就提升为党委书记，刘红妹更是将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承担了下来。李猛子下班回到家，吃也现成，穿也现成，倒很有几分大老爷的架势。

后来厂里效益一年比一年差，刘红妹下了岗，就跟娘家借了点小资本开了家鞋铺，没想到竟赚了些钱。虽然对李猛子依旧是贴心贴肺的好，却不是从前那种低眉敛目的卑下模样了。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涓涓明白如今只有把刘阿姨哄好了，李叔叔才能名正言顺地帮自己。

物换星移，事过境迁。李猛子如今虽然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却还剩得几个旧关系。比如先前那个刘副省长，就很念李猛子的情。

当年刘副省长还是温州地委专员的时候，李猛子当过他的秘书。后来刘专员调进了省城，“文革”结束后又提拔当了副省长。谁知风光日子没过上几天，就中风瘫痪在床。人在病中，从前的诸多旧部亲朋，渐渐地都消失了。只有多年不见的李猛子，突然搭车去省城探望老上级。两人握着手，无语，眼里就都有了泪。

从此李猛子隔三岔五地往省城捎东西，中草药、土特产、滋补营养品，林林总总，络绎不绝。从前李猛子做刘专员的秘书，统共也不过几年的光景。没想到后来最念旧的，竟还是这个小秘书。所以刘副省长临终前，再三交代在温州工商局工作的小儿子，一定要格外照看李猛子。

这段故事，涓涓是清楚的，所以她想求着李叔叔让刘副局长给文具公司捎句话，宽限几个月的房租。刘副局长虽然不直接管文具批发，可是偌大的一个温州城，谁会愿意得罪工商管理局呢？

当然，这不是涓涓要找刘副局长的唯一目的。涓涓此行的正题是龙湾开发区的新湾住宅区项目。

新湾住宅区是龙湾开发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分龙泉、龙头、龙源和龙珠四个小区。每一个小区的广告宣传费用都不是个小数目。新湾项目中负责广告宣传的尤主任是工商局刘副局长的大学同班同学。刘副局长若肯递一句话过去给尤主任，沈远就有指望了。哪怕只得着小小的一口，也够这么弹丸大小的一家公司活几年了。沈远的公司虽然小且无名，没有什么优势，可是刘副局长的话本身就是优势。尽管在商场里只是浅浅地湿了一层鞋底，这样的道理涓涓却是懂的。

正想着该如何对李叔叔开口说新湾的事，却听见身后远远的一阵脚步声，就知道是沈远跟出来了。沈远走路时脚抬得极低，脚尖尚未离地，脚跟就已经贴上地面了，所以听起来有些疲蔫。

沈远踢踢踏踏地追了上来，说“你的包忘拿了”。涓涓接了包，沈远也不回去，两人不远不近地相跟着，走到了巷口。

“要不，你还是跟小双去开童装设计室吧，还用文具公司的地，反正租金也不贵。”

涓涓停了下来，却不说话。

“涓涓我欠你的，现在还不了你。”

“你当然还得了，你知道怎么还。”

涓涓看着沈远，目光钉子似的，沈远接不住，就低了头。

这样的对话，他知道迟迟早早会在他们中间发生。他只是没有想到会发生得如此迅速。他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他多少知道支取和付出中间存在着一些必然的联系。如果把感情比喻成一段柔软的丝线，那么支取和付出就是线上的两个结子。有的丝线上支取和付出泾渭分明，永无交界之处。而有的丝线上支取和付出则相互交缠，纹理混乱。支取中蕴藏了付出，付出里潜伏着支取。他则希望他的感情丝线是长且直的，支取和付出中间遥隔着万水千山。

到巷口，有了路灯，街就有了几分朦胧的光亮。沈远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涓涓。是一个暗红色的布袋，口子上用一根黄丝带束紧了。涓涓解开来，里面是一枚景泰蓝戒指。细细巧巧的金边，宝蓝色的底，上面镂了一些石青石绿鹅黄的云纹，热闹里含了些素静，俗媚中藏了些雅致。

涓涓翻过布袋来看，底边上印了一行西南旅游的黄字，便明白是沈远前些日子去云南时买的，却不知何故等了这么久才送给自己。

就将左手白光光地伸到沈远跟前，歪了头，问：“你看戴哪儿合适？”

沈远愣了一愣，就犹犹豫豫地抓起涓涓的手，将戒指套在中间的那个指头上。涓涓将手抽回来，对着路灯直直地伸展开来，五根嫩葱之间飞绕一道彩练，竟突然有了几分神韵。

便轻轻一笑，说不知道戒指原来是有这种戴法的。

沈远突然就沉了脸，一把夺过那个装戒指的红布包，“扑”的一声扔到了远处。

“这个价钱的戒指，就只配戴这根指头。别的指头是要戴红宝石蓝宝石的。你想戴，你去找买得起的人。”

涓涓见男人真动了气，就有些心慌。将脸温软地凑过去贴在男人的胸前，贱贱地赔了些笑。

“我不找别人，就找你了。将来你的画这个馆那个馆的藏了，你就拿个零头出来，给我买一颗芝麻大小的石头戴，总是可以的吧？”

沈远闻着涓涓头上洗发水的清香，心突然就热了一热。世界很大，路也还长。但即使在那一刻，他就已经意识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只有这个女人信他。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地信他。

便拥着涓涓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看天。

天是个晴天，乌黑，无风无月无云，却有繁星万点如豆，遍撒其间。有一颗极小的星，原本不甚起眼，却抖索着闪了几闪，仿佛着了火似的，突然很是光亮了起来，映得周遭黯然失色。可惜那光亮却并未持久，瞬间便化成了一根绵长的尾巴，无声地坠落到天外那片无边无涯的幽暗中去了。

沈远知道那是一颗流星。

便感叹星之于苍穹，一如人之于宇宙，也许瞬间辉煌灿烂，却最终将归于永久的沉寂。滚滚红尘之间，人终其一世辛苦劳累，似乎目的明确，又似乎全然混沌迷茫。路有千种走法，却不知百川到海，殊途同归，谁也绕不过那个终究的目的地。听着秋虫在枝叶间絮絮叨叨细细碎碎地聒噪着，沈远的心里突然就有了几分凄惶。便起身催涓涓回家。

“早点睡吧。明天要见天艺的人。”

天艺是一家画廊的名字，在海南。场面小，宣传也很低调，在艺术家圈子里却很有些名气。

天艺从不收购展出名家名画，天艺的关注点只在还没有成名却有几分潜力的新人身上。天艺用极低的价格买进新人新画，冷藏数年，等新人渐渐有了名气，再用高价出手转卖。在海南那一片无限喧嚣无限热闹的商海商洋里，天艺匍匐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悄悄地不露痕迹地发着财。

天艺的老板是个新加坡人，年轻时也是个半吊子画家，眼光极是独到老辣。被天艺选中的画家，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必将成名。

沈远在美院读书时的一个同学，很早就辞了公职去海南，开了个艺术装潢公司，混得很是风光。也认得几个画廊的人，跟天艺的老板是酒桌饭局上的朋友。听说沈远在温州混得不甚如意，就写信劝沈远来海南寻找机会。说大江南北如今都是名家名人的天下，只剩了一个海南或许还有无名小子的一席之地。海南有的是名不见经传的画家艺术家，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碰上一两个机会。

沈远听了有些动心，想了几天，就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

沈远临行的时候，只对涓涓说是去海南会一个数年未见的老同学，可兴奋和期盼却已掩盖不住地写在脸上。

沈远去了两个多星期，其间完全没有音讯。回来时却将一脸的喜色丢尽了，神情很是灰拓，死活不肯说那边的经历。涓涓暗暗猜测是那边的同学招待不周之故，却没想到里边另还有一番故事。

沈远到了海南，经同学介绍去了几家画廊，见了几个经纪人——都是他掏钱请的客。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聊起画坛的鸡零狗碎来，自然很是热烈入港。待谈到办画展卖画的正事，便都哼哼哈哈地不置可否起来。

天艺也在他请的客人之列。

那晚天艺的老板没到场，到场的是一位姓陈的助手。这位陈小姐是香港人，虽然在内地混了几年，普通话依然有些蹩脚。“沈先生，每一个找天艺的人都认为自己画得不错。”陈小姐将他递过去的名片幽雅地放进自己的名片盒内，轻轻一关，关住了他刚刚潮起的话头。

回到温州，他打算把海南之行作为无数荒唐之举中的一个例子，永久地放进记忆的库存中，不轻易去触碰。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他突然接到了天艺的电话—— 陈小姐出差到宁波，顺便经过温州，想见他一面。

他捏着电话的手心湿湿地渗出了汗。虽然他已在失败的暗室里辗转踯躅了多时，任何一丝微薄的光亮，却能立时唤起他对成功的硕大渴望。他记起了那晚陈小姐接过他名片时的眼神，还有她那一头猩红色的在海南的夜风里傲慢地飞扬着的头发。他想说：“不行，我已经另有安排。”话到嘴边却成了：“时间由你来定。”

放下电话他久久无语，目光炯炯如炬，穿墙过壁，散落在未名的远方。

后来他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他的行头。他没有大衣柜，数目有限的几套衣服都随随便便地压在箱子里，抖落出来时满是褶皱，每一条褶皱里似乎都写满了陈旧和落魄。

涓涓从家里带了熨斗过来，在小床上放了一块木板，又在木板上垫了一块厚毛巾，开始为沈远熨衣服。蒸气从熨斗的细孔里发出带着几分希冀的叹息，氤氲地飞上了涓涓的脸，双颧就有了一片浅浅的桃红。薄而紧身的春衫里，肩膀和腰肢轻轻地耸动着，泄露了消瘦，也泄露了丰腴。

“星期天李叔叔帮我们约了新湾项目的尤主任吃饭，要不，你就穿这件去？”

沈远不说话，却一脚蹬开了熨斗的电插头，从背后紧紧地搂住了涓涓。涓涓没有提防，身子一歪，两人就同时跌坐在地上。一条温热的舌头蛮横地伸过来，堵住了涓涓还没有来得及发出的惊叹。

两人对彼此的身体都已经极为熟稔。如果把各自的身体比作园林的话，他们深谙其中的每一处亭阁，每一棵树，每一条幽径。探索的阶段早已在最初的两个月里完成。至今还没有完成的，是如此热烈的亲吻。

涓涓躺在冰凉的地板上，听着灰尘在身下碾碎时发出的声响，心里涌上的却是一丝由意外衍生出来的惶恐。

完了事，两人靠墙坐起来，一粗一细地喘着气。沈远探出一只脚，钩过一条挂在床沿上的熨齐整了的衬衫，猫似的把玩了几下，突然团成一团，狠狠地踢到了床底下。

“下午见陈小姐，就穿工作服。”

陈小姐住在全城最高级的九州饭店。

九州饭店对面，是一家名叫绿莹莹的茶室。

涓涓送沈远到九州门口，就自己进了茶室，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要了一壶啜也啜不完的下午茶，等着沈远出来。

沈远果真是穿了那件沾满了油彩颜料的工作服走进九州饭店的。门卫拦了拦，却没有拦住。隔街看着沈远和门卫说话时激越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涓涓不禁哑然失笑。这个片段，一两百年以后，或许将成为某一部艺术家名传中的某一个章节—— 贝多芬莫扎特高更一生中都有过这样的章节。只是不知道这个章节里会不会出现一个临窗等待的女人。

午市的人流渐渐散了，街面有了片刻的宁静。涓涓看着九州饭店顶上那个圆形餐厅，在午后融融的春阳里昏昏欲睡却无休无止地转着圈。突然一阵晕眩，就冲到街上，蹲在一棵大树底下，哇哇地吐了几口清水。

茶室的老板娘端了她的剩茶追出来，说小姐你漱漱口，会好受点。等人是不好等，烦心哪。涓涓被老板娘道出了心事，脸一红，嚅嚅地说我反正也没事。就回到茶室，依旧坐下，再要了一壶新茶，倒了一满杯捧在手里把玩着。氤氲的热气扑上来，街上的景致就有些模糊了。

一，二，三，四，五。

到三点整的时候，如果走进九州门厅的人数是单数，就告诉他。如果是双数，就不告诉他。涓涓想。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茶室墙上的挂钟，闷闷地敲了三响。

最后走进九州的，是一家人。夫妻两个，牵了一个孩子。女人肚子里还怀了一个，步履蹒跚，足月临盆的样子。如果算了肚子里的那个，是二十。如果不算，就是十九。

涓涓不知道该算单数还是双数，就想重新开始，数到三点半的时候再算。谁知眼皮渐渐沉涩起来，不由自主地靠在桌子上迷糊了过去。

醒来时，已过了四点。一群刚刚放学的中学生，正在邻桌吵吵嚷嚷地玩纸牌。老板娘走过来，收拾她桌上的茶壶茶杯。“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等的人，怕是有事来不了呢。”

涓涓知道老板娘是嫌她只要了两壶清茶，却占了一个下午的座位。就从兜里摸出几张纸票，说：“橄榄话梅胡桃各来一碟，我再等一会儿。”老板娘颠颠地去端了出来，果真不再来烦。

涓涓挑了一枚橄榄，刚刚放进嘴里，就看见沈远从九州的转门里走了出来，身后跟了一个红发女子。女子面色黝黑，身材娇小，一看就是广东那一带人。身穿一袭黑衣黑裙，领口开得极深，下摆拖至脚踝，腰上系了一条银链子，在风里飞舞如蛇。

女人撩起一头长发，甩到脑后，对沈远扬了扬手，沈远就走了。女人却没有走。女人靠在雕花柱子上，一手插在腰上，一手遮着西下的太阳，看着沈远走进夜市将临的街景里。

沈远没有过街，而是跳上了一辆出租车走了。涓涓知道沈远是做给那个陈小姐看的—— 他怕那人会跟进茶室，才故意朝相反的路线去的。果真，过了一刻钟，沈远的出租车兜了一个圈子，转了回来，停在了茶室门前。

沈远走进茶室，抓起涓涓的剩茶咕咚咕咚地喝了大半盏，双手将脸一拄，望着窗外阴沉沉地发愣。

涓涓等了一会儿，见沈远并没有说话的意思，就挑了一块胡桃仁递过去，说：“新湾那边还是有点希望的，人不敢驳刘局长的面子。你也用不着在天艺一棵树上吊死。”

沈远便沉沉地叹了一口气，说：“算了，你也别费心劝我。我倒是想上吊，却就是找不到一棵可以让我吊的树呢。”

涓涓一时不知如何劝慰，只好低着头，将一张包话梅的玻璃纸摊在手心，折过来团过去地玩着。

半晌，沈远才扑哧一笑，慢悠悠地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蔫蔫地推到涓涓跟前。信封是敞着口的，涓涓轻轻一捻，就看见了里面一沓崭新的百元纸票。

“这是定金。十幅画。月底交清。”

涓涓这才明白沈远原来是在逗弄自己，就捏了个拳头，狠狠地捶了沈远一拳。想笑，没笑出来，眼睛却热了一热。

“拿去把这个月的房租结了。下个月租约到期，就不续了。”

涓涓吃了一惊。“若是新湾的项目有戏，你也不续了？”

沈远冷冷一笑：“五斗米折腰的日子，我是不过了。你去告诉李叔叔刘叔叔什么叔叔的，我不靠他们了。我想去海南赌一赌运气。赢了是白得的，输了也是赤条条一身无牵挂，怕什么。”

涓涓听了，不禁怔住。不知道这位陈小姐下午说了些什么话，竟能让沈远如此动心，想关了公司放弃一切去海南。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不仅丝毫没有与自己商量的意思，似乎也完全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内。想起沈远“赤条条一身无牵挂”的话，仿佛这些年她在他身上耗费的精神气血，竟如过眼的轻风烟云，没能在他心里留下些毫的印记。

一时很是灰心起来。便推说头疼，起身走了。

沈远是在四天以后才发现涓涓不见了的。

茶室分手之后，沈远就一直没有出门。

答应给陈小姐的那十幅画，本来早有了现成的。自然都是经他精心挑选过，很入得眼的，然而却不是最好的。他暗暗留了个心眼，把历年来最得意的那几张藏下了，没让陈小姐知道。陈小姐出的这个价格，当然不值得他把心尖上的肉剜了送上去。可是陈小姐是他的一线天，他也不能怠慢。

陈小姐去宁波之前，来了一趟画室看画。走马观花地看过了，点个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唯有那张画了一半的“风月”，却让她把脚步慢了一慢。她一手端了下颌，歪着头看了几眼，突然努一努嘴，说：“这张，你给我赶出来。”

于是沈远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赶画。

画赶得差不多的时候，陈小姐突然从宁波打了个电话过来，说要去雁荡山看景致。沈远就给涓涓打电话，让联系车辆。谁知办公室和家里两头都没有人接电话，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好几天没见到涓涓了。

赶去公司，却见大门重重地上了一把锁。楼里的清洁工见了他就笑：“总算来了个人了，我还以为你们关门大吉了呢。”沈远心里就有些慌乱起来，便急急地叫了辆车去了涓涓家里。

尽管和涓涓交往了这么久，幽会的地点，大多都在沈远的住处。涓涓家里，沈远只来过一两回—— 当然都是挑竹影不在家的时候。沈远知道涓涓的母亲瞧不上自己，平素也就避着不与竹影照面。这回是避不过去了，无奈，只好在门口停下，隔着门喊了一声“江涓涓”。

没有回应。

就抬手颤颤地拍几下门。

依旧没有回应。

正想走，门却哗啦一声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来。男人很高也很壮，穿了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衬衫，口袋里别了一支钢笔，腮上胡乱地长了些胡子。说细致人不全像细致人，说粗人也不全像粗人。眼睛红红的，脸色如陶土，半青半褐，样子颇有些吓人。

沈远猜想是自己走错了门，就赔了些笑，问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江涓涓的人。

男人不说话，却剜了他一眼。突然间，他听见耳边一声闷响，犹如西瓜从空中坠地的碎裂声，又如米花在热滚筒里酝酿已久的爆响。一股热流带着腥咸的味道从眼角流进嘴里，枝头的树叶子渐渐地变成红色。

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他挨了一拳。

“如果你再来找涓涓，打的就不是这个地方了。”

男人恶狠狠地说。

今年的春短，雨一停，没有任何承转交接，就入了夏。

杏娘戴了一顶宽檐草帽，在院子里摊晒她那只大樟木箱子里的杂物。这季的梅雨下得狠，下得屋里的四壁都起了绿毛。箱子里的物件也是黏湿的——都是些杏娘多年未用，却又舍不得丢的老物件。

杏娘已经晒了许多季的霉。年年晒完了，收拾回去，带着一声叹息锁起箱子，都以为是最后一回了。藻溪镇里，别说是她平辈的族亲，就是比她小一辈的，也都陆陆续续地走了好些个了。留下一个她，如一盏只剩了浅浅一底子油的灯，暗淡却长长久久地活着。

箱子很沉，她一个人扛不动，每年都是喊了堂侄来帮忙抬到院中的。箱子最早是许春月家的旧物，是当年许家老爷为独生女儿攒下的诸多陪嫁物什中的一件，专门从福建定制海运过来的。坚实，厚重。多少年后，走近来，还能依稀闻到暗香。从木质到漆水到款式，都是绝顶的功夫活。连正中那个扣锁，用的都是上好的黄铜，雕着花。上片是龙头，下片是风嘴，中间衔了一颗圆珠。岁月从上面蜿蜒流过，洗去的是光华，留下的是凝重。

当年许家老爷为女儿预备下的各样细软家私，都是藻溪镇的人们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过的。到头来，竟一件也没有派上用场。许春月跟着本该成为她堂姑丈的江信初走了，留下收过江家聘礼的许杏妹，从此不论婚嫁，守在江家。

许家老爷在族亲面前，很有了几分愧疚。就将春月的陪嫁，挑了一些送过去给许杏妹。许杏妹死活不肯收，最后发话的还是江信初的母亲。“就算是将来给我们养老的吧。”

这话不幸言中。

江家祖孙三代在后来的日子里遇到的许多难关，都是靠变卖许家老爷送的礼品度过的。待到将两个老人送了终，许杏妹手头剩下的，就只有这只樟木箱了。

涓涓披着杏娘宽大的对襟毛衣，坐在门槛上看杏娘慢吞吞地晒霉。天还早，太阳也还低，斜斜地扯出一把散乱的树荫。黄花狗吃得正饱，蹲在树荫底下闭目养神。偶尔睁一睁眼，舔一口石凳上杏娘刚刚洗过还滴着水的粽叶—— 原来是端午了。天上起了极轻的一阵风，树叶子尚未觉得，涓涓倒先觉得了。就把毛衣紧了一紧。前襟下摆宽余的地方，被涓涓抓成柔柔的一团，堵在腹上，才觉得有了些细微的暖意。

是冷，又不是寻常的冷。是那种无底的，填也填不满的，空空落落的冷。

这种感觉，是她离开医院时就有了的。

那天她躺在医院的铁床上，两脚直直地分开。她看见了医生的脸，却看不见医生的手。有一样冰冷的东西探进了她的身体，接着便是疼。不是那种尖锐的，切肤的疼。而是一种牵着心和肺的，钝钝的疼。

她疼了很久，久得忘记了时间。后来她穿上衣服，下床，走到了街上。车流人声扑面而来，仿佛要将她整个掀起。她毫无防备地在当街蹲了下去，突然感觉自己轻如羽翼，从里到外地空了。

她不知道一个如此轻如此空的人怎能经得起街市的磕碰。她渴望有一个刚好容得下她身体的被窝，从头到尾地将她裹起，却把世界遥遥地堵在外边。她渴望睡眠，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不吃不喝地睡到再也不想睡的时候为止。不需说话。不需见人。也不需微笑。

然而她却不能回家。

她无法面对母亲竹影。她已经对母亲说了太多的谎言。她没有力气再去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来掩盖这样一个硕大无比的秘密。

她实在不能。

她这才意识到她其实是没有地方可去的。

后来她恍惚地过了街，在公用电话亭里给李猛子打了一个电话。

送她去藻溪是李猛子的主意。

他接了她的电话之后，立刻从单位叫了辆吉普车过来。他虽然离了休，叫车的面子单位还是肯给的。她看见他的车剪开人流停在她面前，她叫了一声“李叔叔”。她以为自己会哭，可是她没有。

他没有答应，却喀喀地咳嗽了起来。他丢给她一条旧毛毯，她裹了，猫似的蜷在车后座。吉普绕着山峦行走，她在梦和醒的边缘上颠簸沉浮。他一路无话，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

到了杏娘家，他让她进屋躺下。透过半掩的门，她听见他轻声对杏娘说：“小涓生病，要在这里养几天，乡下空气好。看好她，不要多动。不能着凉。不吃冰的。”

接着就是一阵推来推去的声响，她知道他在给杏娘塞钱。

后来她听见他的吉普车突突地响了起来。他跳上去，又跳下来，走回她的房间。她背过身去，用棉被蒙了头，假装睡着了。他在她身后站了很久。后来他哑哑地叫了一声“妞”，就掩门去了。

他是山东人，虽然在南方生活多年，却乡音难改。他那个地方的人，爱管小女孩叫“妞妞”。她小的时候，他把她高高地扛在肩上逛公园，一路叫她“妞妞”，那是一种拉得长长的叫法，两个字中间满满地软软地填着笑意。

她在幼儿园里淘气撒野，打碎了老师的花盆，他去领她回家，也叫她“妞妞”——却不是同一种叫法了。那是短短的，重重的，如连发子弹般的叫法。

两年后他有了小双，就有了两个妞妞。小双是小妞妞，她是大妞妞。

后来她渐渐长大，他开始改口叫她小涓。这回突然听见他叫她妞，她嗓子堵了一堵，忍不住咬着杏娘的被子，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杏娘老了，手眼昏花，晒霉的动作就很是迟钝。晒几件，收几件。收几件，晒几件。一个早上，竟没能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摊晒出去。涓涓见了，忍不住过去帮忙。杏娘箱子里的东西很杂也很乱，涓涓一眼就看见了一件月白色的旧旗袍。抖开来一看，长袖、细腰、高领，前胸领边袖口绣满了大朵小朵层层叠叠的牡丹花。

就问杏娘：“这也是许家小姐的衣服吗？”杏娘咧开缺牙的嘴，无声地笑了：“我妈给我缝的。”涓涓猜想这是杏娘的母亲给她缝的嫁衣，就问怎么不是红色的呢？杏娘说新的时候就是红色的，涓涓听了不禁一愣，暗自感叹时间的无情，竟能把如此充满了热情和憧憬的一汪猩红，洗涤成如此凄惶无奈的一片苍白。

又见箱底压了一本旧皇历，是民国二十九年的。纸张黄如蜡片，薄如蝉翼，稍一翻动，便有脆响生出。上面圈圈杠杠地画了许多记号。

涓涓指了一个尖角的记号问杏娘是什么意思，杏娘想了想，说大概是涨潮吧。涓涓又指着一条横杠，问是什么。杏娘说是平潮。涓涓说你记些潮涨潮平做什么呢，又不出海捕鱼。杏娘不吱声。涓涓又问了一遍，杏娘才说：潮涨就有船呗。

涓涓这才恍然大悟，杏娘每天都在等待着江家小儿子的归期。民国二十九年正是父亲跟着他哥哥离开藻溪的那一年。

那一年，父亲应该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人，杏娘也该是个风华正茂的青春女子。

那一年是父亲生活的一个起点。父亲的人生从那里延伸铺展开去，囊括了许多更深更远的内容。而杏娘的人生却停顿终止在了父亲出走的那一年。以后发生的无数事件只不过是对那一年的诠释和重塑。

父亲死于理想，杏娘死于爱情。死于理想是一种漫长的曲折的甚至是乏味的死法，而死于爱情却是瞬间的灿烂的无限美丽的死法。

涓涓突然就明白了杏娘的长寿—— 一个早就死过的人，是很难再死一回的。

涓涓放下杏娘的东西，跑回了屋里。出来时，手里提了一个包。

“杏娘，我搭中午的车回温州。”

涓涓回到温州的时候已是傍晚，下班的人流车流从四面八方将她裹住，使她行动迟缓，步履艰难起来。

她很饿，也很渴。她极其盼望着能吃上一大碗油汪汪的肉末海米雪菜米粉，再喝上浓浓一杯普洱茶。但是不是现在。现在她归心似箭。

她急于想把一个故事告诉另一个人。一个关于爱情，关于等待，关于忠诚的故事。这个故事使她一度模糊不清的视野突然有了清晰的焦距，让她在盘根错节四通八达五颜六色的歧路中，找到了一条属于她自己的路。

上楼的时候她有些心慌，邻人摆在过道上的纸箱子让她绊了一跤。坐在楼梯上揉着生疼的膝盖她感慨万分。

她想起自己刚刚认识这座楼的时候，也曾经在这里摔过一跤。那一跤让她糊里糊涂地跌进了一个故事的开头。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她当时也并非完全没有准备。那时的她是一个热切地渴望着进入故事的天真少女。

在那一跤和这一跤之间，几年的时光已经流逝过去了。她已经在故事里翻滚得灰头灰脸，遍体伤痕。现在她急切地渴望着走入故事的结尾，一个长长的，没有高潮也没有低潮，顺着时间的牵引平铺直叙地前行的结尾。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放轻了脚步。她一直在想象着他见到她时的惊愕表情。这几天他一定在发疯地找她。想到他衣装不整蓬头垢面满嘴烟臭的样子，她不禁哑然失笑。

门没有锁，她轻轻一推，就开了。

她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正背朝着她聚精会神地作画，画笔在帆布上发出狂野不羁的沙沙声响。

沙发上半曲半直地躺着一个赤裸的女人。夕阳从微启的窗帘里涌入，将女人涂得遍体金黄。

女人的头发猩红热烈地燃烧在暮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