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干洗店的故事

江涓涓从那辆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上跳下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汽车司机从窗口探出头来，微笑着对她说了一句“圣诞快乐”。风把他的声音撕成无数碎片，嘤嘤嗡嗡地撒在街头。她也回了他一个微笑，可是她的微笑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时候，就已经冻僵在唇边。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岂止是没有行人，甚至也没有车辆。

今晚街上只有灯。五颜六色的灯。

窗口是灯。门里是灯。街心也是灯。灯和灯相叠相拥相挤着，望过去像没有穿整齐的珠链，也像被风吹得歪扭了的彩线，一路延伸着铺往天和地的交接之处。窗口的灯是柔软暧昧的，仿佛在欲语还休地挑逗着。门里的灯是温情亮丽的，仿佛在殷勤周到地迎接着。街心的灯是懒散倦怠的，仿佛在无心无续地等待着。

涓涓的靴子踢踢踏踏地踩过积雪，身影投在街上，瘦瘦长长的几乎扑到了街的尽头。今晚所有的灯火都与涓涓无关，今晚她只是一个失落在灯光边缘的路人。一个没有自己的家，却在辛苦地寻找别人的家的过客。

涓涓在街上转了很久，才找到那张名片上的地址。

那是一家店铺。涓涓把脸贴在玻璃门上，看见柜台上有一棵小小的圣诞树在黑暗里悠悠地闪着金色和银色的光。叩门，却无人答应。再叩，就有人从楼上的窗口探出身来，做了个手势让她走边门。

她拐到边门，门已经开了，门口站着一个穿红色毛衣的男人。她觉得也像也不像——毕竟他们只是一面之交，她并不真切地记得他的容貌。她犹犹豫豫地叫了一声，“薛东？”男人笑了，露出一口烟黄的牙齿。

“我老了这么许多了吗？竟让你认不出来。”

涓涓悬了一个晚上的心，至此才“咚”的一声落到了实处。

薛东接过涓涓手里的提包，就吓了一跳。“该不是你的全部家当吧，这么沉。”涓涓想说这正是我的全部家当，张了张嘴却又咽了回去。跟在薛东身后走过一段长长的楼梯，进了一扇白色的门。

门里是一个公寓单元，一大一小两间卧室。客厅里没有几件家具，迎面是一张办公桌，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相框。有塑料的，有金属的，也有木头的。涓涓很快将照片扫了一遍，发现都是同一个人。各种角度，各样动作，各式衣装。

“叫什么名字，你女儿？”

“丫丫。”

“多大了？”

“四月的生日，快六岁了。”

“在北京，适应吗？”

“小孩像草，根浅，拔了往哪里一扔，都能接着长。不适应的是大人。”

涓涓觉得这个回答有些沉重，就不再往下问了。脱下大衣围巾手套，冻僵的手指脚趾在咝咝的暖气中渐渐地有了感觉。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过来那感觉是疼。她将手指在条绒牛仔裤上来回揉搓着，笑了笑，说薛东你这件红毛衣穿得有些味道。说完了她就暗暗吃了一惊。她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学会了如此面不改色地说假话。

她到底是在哪里丢失了她的纯真呢？也许是在沈远家的楼道上。也许是在方雪花的小屋里。也许是在林颉明的床上。也许不是丢在一处的，而是东一块西一片零零散散地丢了一地的。

她知道今晚在薛东这里，她将丢下她残存的最后一块纯真。这最后的一块纯真是她的屋顶床铺和被褥，她是要靠着它才能度过残冬的。谁知道这冬天还会有多长呢？丢下这一块，她就可以没心没肺一路轻松地活下去了。

涓涓从提包里窸窸窣窣地摸出一个纸盒子，递给薛东。薛东看了看上面的英文字，就搁在了一边，说这是骗骗假洋鬼子的，不解气。你若不着急回去，我们就来点真货。

薛东说的那个真货，是北京醇。那酒并不是寻常的玻璃瓶，却装在一个半透明塑料桶里，晃一晃，唰唰地响，粗粗沉沉的很有几分重量。涓涓忍不住笑，说这该不是汽油漂白剂什么的吧，你先喝一口我才敢喝。

薛东从柜橱里翻出两个杯子一碟盐水花生，咚咚地倒满了酒，果真仰脸就喝了半杯。咂咂嘴，往嘴里扔了几颗花生，才说忘了祝你个什么的，到底是圣诞夜。涓涓赶紧说别别别，去年的祝词，今年都是反着应了。所以今年最好什么都别祝，说不定老天爷就把去年祝的给忘了。薛东说好呀我们都不说去年的烂事，只说高兴的。猜你也不会行酒令，咱们就说笑话喝酒。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如果说的人没把听的人逗笑，说的人就得罚酒。如果说的人把听的人逗笑了，听的人就得罚酒。

涓涓“哼”了一声，说你这不是找死吗？笑话我说不好，可我忍得住笑。薛东说咱们走着瞧。两个人就石头剪刀布地决出了先后，是薛东先说。

薛东说有一个新警察上任的第一天，穿了崭新的警服高高兴兴去电影院看电影。才开了一个头，涓涓就捂了耳朵。“什么臭故事，听过一百遍了，网上早传烂了。不算再来。”

薛东说再来就再来，这回我给你猜谜语。结果涓涓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等对方说出谜底，涓涓愣了一愣，忍不住趴在桌上咯咯地笑出了眼泪。只好拿了酒杯，咕咕地喝了一大口。喝完了，就说有一个人去酒吧喝酒，碰到一个老头子坐在角落里犯愣。就问老头你抽不抽烟哪？老头说试过一次，没意思，就戒了。那人又问你喝不喝酒哪？老头说试过一次，没意思，就不喝了。那人又问你结没结婚哪？老头说试过一次，没意思，就离了。后来有个小伙子进来，管老头叫爸。那人听见了，就问老头这是你的独生儿子吧？

薛东以为没说完，还在等。涓涓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啊，老头什么事都只试一次。薛东还是不笑，无奈，涓涓只好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如此这般，涓涓输了几回，也喝了几回。酒如一块边角毛糙的石头，从舌尖落入喉咙心肺，一路磕磕碰碰地擦出些火星来。那火星坠到脚跟，又飞到指端，飞上颈脖，飞至太阳穴，便将整个人渐渐地烧着了。话说出来，暖暖飘飘的，像气也像烟，毫不费劲，仿佛没有经过脑子，甚至没有经过嘴。

“薛东，你这里有地方住吗，沙发也行。”

屋里突然静了下来。薛东用指头轻轻地弹着杯子，声音从指尖滴下来，满屋荡漾着无形无体的涟漪。一圈又一圈，一波又一波，软软地从窗口从门缝流溢出去。

“你今天来这里，就为这件事吗？”

涓涓想说不是的，也想来看看你。这话太假，她突然就说不出口了。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我可以给你打工。”

“哗”的一声，涓涓听见了玻璃碎裂的声音—— 是薛东把杯子摔了。沾着酒痕的玻璃碴子颤颤地滚了一地，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闪闪烁烁如碾碎了的珍珠。酒色潮水似的从薛东脸上退下，剩下的是斑斑驳驳的沧桑。

“找工你该去职业介绍中心。”

涓涓的脸红了几红，又白了几白。抓起提包，转身就往外走去。走到门口，却突然“哼”了一声，软软地跪倒在地板上。脚上的袜子已经红了一半—— 是玻璃碴子割的。

薛东赶紧跑过来扶，涓涓推了，自己一瘸一拐地走到沙发上坐下，脱了袜子，才看见割伤的是大脚拇指。割痕极深，皮翻卷上来，露出白花花的肉。涓涓见了血，头一晕，就闭上了眼睛。

薛东从屋里找出一个急救包，拿了一把小镊子，将玻璃碴子轻轻地夹了出来，又用酒精仔细消了毒。他虽是极其小心翼翼，她仍旧忍不住咝咝地抽着凉气。再睁眼，就发现脚拇指上已经缠了一团厚厚的纱布。里边仿佛绑了一只螳螂，一蹦一蹦地咬着疼。

“三天不能沾水。”

薛东满屋子找扫帚，找簸箕，找垃圾桶，渐渐地将地上的玻璃碴都扫干净了。又去厨房沏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

“四块钱一小时，不用交房租。”

过了一会儿，涓涓才明白过来这话里的意思。动了动身子，想说走。想想自己到底是没有地方可去的，就将这话生生地咽了回去，听凭薛东屋里屋外翻箱倒柜地找被褥毯子枕头。

“你肯求我，为什么就不肯求他呢？”薛东问。

涓涓没有回答。半晌，他听见她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我还不起他，却还得起你。”

“我可以给你打工。”

现在薛东回想起来，他和那个叫百合的女人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似乎都是由这句话开始的。

那时他是一个拥有三家连锁干洗店的老板，手下雇有十几个员工。他最早是留学出来的，毕了业没能找到本行工作，就从朋友手里接了一家干洗店经营着。原本只是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没想到两三年的时间里，生意竟越做越大，滚雪球似的滚成了三家。

认识百合时他已经在中城置下了两幢房子，一幢是平房，一幢是两层楼房，前后都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他自己住在平房里，二层楼房是专门用来出租的，租给四个学生。

那时他每天开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越野吉普，在三家干洗店和两处住宅之间穿梭行走，收房租付账单并把一天的现金收入存到银行。

那时他是个满头黑发浑身是劲没过完单身生活也不着急结婚的年轻人。那时他的梦想就是攒够钱以后在北边的小镇买一幢靠湖的别墅和一艘小小的电动游艇，终年垂钓—— 夏季水钓，冬季冰钓。

可是那个叫百合的女人却突然改变了他的一切。

百合最早只是他的房客，是看了他登在大学网站里的租房广告来找他的。他在电话上问了她几个问题，知道她是社区学院的学生，就答应租房给她。他喜欢租房给女学生，因为女孩子比较干净，不常有麻烦，而且很少拖欠房租。

开始时他只是在每月收房租的时候见过百合，两人平时几乎完全没有往来。百合给薛东留下的最初印象，只是她的一头长发。百合的头发留至腰际，直直的，干干净净的，看不出任何摩丝头油和吹风机的痕迹。这样的头发若长在一个有几分容颜的女人身上，也许是一道极致飘逸的风景。可惜百合的长相很是一般。

百合单眼皮，高颧骨，细嘴唇，乍一看有点像高丽女人—— 当然不是指银幕上的那一种。百合抿着嘴唇的样子让人觉得她在时时刻刻忍受着身体某处的伤痛。百合的个子也很瘦弱，似乎扛不动那一肩又黑又沉的头发。薛东喜欢的是那种人高马大健康快乐甚至有些傻心眼的女孩子。

总之，最初的时候百合完全没有走进薛东的视野。

变化发生在百合住进来的第三个月。

那个月初薛东去那边收房租。平常百合总是写一张支票放在餐桌上的，那次她却没有。他只好去敲她房间的门。屋里亮着灯，却没有声音。另外一个房客听见了，就探出头来，说百合两天没出过门了。薛东有些害怕，就用万能钥匙开了门进去，只见百合躺在床上，昏睡不醒。摸了摸额头，热得烫手，唇边是亮晶晶的密密麻麻的水泡，屋里弥漫着温热的没有被搅动过的混浊空气。

他推醒了她，要带她去医院。她固执地摇了摇头，说吃过药了，过一两天就好，不用去。薛东猜想她大概没买医疗保险，舍不得看医生，就吼了她一句：“什么病都不知道，就乱吃药。你万一出事我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他其实只是想吓唬她一下，没想到她却一下子哭了起来。是那种极为安静的哭法，完全没有声响，也没有动作，眼泪一颗一颗无声无息地滚过她潮红的颧颊，滴落在被单上，留下一串暗灰色的印迹。他的心刹那间蜡一样地熔化在她的眼泪之中。他听见自己用一种极为陌生的异常温软的声音对她说：国内的药管不了这里的病。身体是紧要的，钱总是可以慢慢挣回来的。

后来她终于止住了哭，跟他去了医院看急诊。

在医院的登记处，薛东看见了百合证件上的出生年月。暗暗一算，百合那年应该是二十九岁。他有些吃惊——二十九岁的百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后来他才渐渐发现，男人看女人时往往首先注意到女人的身材，这也是为什么娇小的女人往往看上去比高大的女人年轻的原因。

在候诊室里，百合虚弱得坐不住。他让她在凳子上躺下。她果真躺下了，头就枕在了他的腿上。他感觉到她的身子落叶似的颤抖，薄薄的嘴唇断断续续地张合着，仿佛是一尾被潮水冲上沙滩的鱼，说的都是一个疼字。他问她哪里疼，她含含糊糊地哼着，却说不出话来。他脱了自己的大衣盖在她的身上，她从大衣底下伸出手来，抓住了他的手。她抓得很紧，指甲几乎陷进他的肉里，可是他忍住了，没有吱声。

三刻钟之后，百合被推进了急诊室。那天晚上，她就没有出来。

是急性阑尾炎，已经穿孔，造成腹膜炎。当场动了手术。

百合在医院里一住，就住了一个星期。回到家里，收到医院寄来的账单，是一万三千加元。

薛东那时才知道，百合读的并不是大学课程。岂止不是大学课程，甚至也不是预科课程。百合注册就读的，只是一家语言学校。这种学校多半是为了给外国学生办签证而设立的，课程师资都甚是潦草，学费却极是昂贵。百合拿的是一年的学生签证，没有移民身份，没有医疗保险，银行账号里只有三千加元。

薛东叹了一口气，说你交不起，就不交吧，他们还能怎么样你呢？死猪不怕滚水烫。百合抬头看了他一眼，半晌，才说，连你，也以为我是死猪呀。这个连字，像一只小小的手，在薛东的心窝里轻轻地捅了一捅，他就觉出了隐隐的一热。

百合将那张粉红色的账单叠起来，对折了几下，又展开来，她小巧的手心就停泊了一只更为小巧的鸟儿。百合抬起手心，轻轻一吹，那只粉红色的鸟儿便悠悠地飞了起来。飞过了半个房间，撞到墙上，才歪歪斜斜地落了下来。

“薛东你能借我一万块钱吗？我可以给你打工。”百合嚅嚅地说。“我不在乎你付我最低工资。七块钱一小时。你留一半，我留一半。最多一年半，就还清了。”

他知道她是算好了账来问他的，他有点恼怒，也有点感动。恼怒的是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 明明是她在求他，听上去反倒像是他欺负了她似的。

感动的也是她的语气和神情。

像百合这样的女人，虽然没有十二分姿色，却毕竟还是年轻可人的，尤其是生活在多伦多这样鱼龙混杂的大都市里，其实完全可以换一种语气，换一种神情，甚至换一种方式，来获取她所需要的。而另一种语气，另一种神情，另一种方式，也许会使她的日子过得轻松许多，快乐许多。

可是她没有。

薛东见惯了为一点蝇头小利就失了轻重的女孩子，便对百合有了一份格外的敬重。掏出支票本来，又忍不住问你来打工，不去上学，怎么维持你的学生身份？百合说我早打听好了，你的洗衣店早七点开，晚七点关。我上早晚两段班，中间去上课。那些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去教都行了。薛东说你别后悔，我留下一半工资你连吃饭都不够了。百合轻轻一笑，说比这少我都活得下去，你放心，我绝不欠你房租。

第二天百合就来他的店里上班。

百合只在前台工作了两星期就被他调去了办公室。他的生意扩展到现在，账目就开始烦琐起来，却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来管理。他听说百合在国内是财经大学毕业的，又在一家外企做过会计，就调了百合过来管账。

洗衣店的规模虽然不算太庞大，却一应俱全。员工薪水日常收入开支五花八门，一大本的糊涂账，在百合手里走过了一遍，便渐渐经络分明起来。

百合肯吃苦，又不爱搬弄是非，和员工老板关系都极是融洽。薛东忍不住问百合，你这样的本事为什么还要出国来受这份苦？百合抿嘴一笑，说在国内活腻了，想出来换种活法。

在那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薛东对百合的过去都一无所知。

当然薛东付给百合的不是最低工资。薛东付给百合的是最低工资的两倍。每月百合拿了薪水，存进银行，就写一张支票，封在信封里，放在薛东的办公桌上—— 那数目正好是薪水的一半。

百合不仅账管得好，百合也烧得一手好菜—— 这是薛东从百合每天的午餐里看出来的。

百合的午餐是一个圆盒，圆盒中间是大大的一格，周围是许许多多的小格。中间的那格是用来盛米饭的，周围的那些格子便很是混杂了，有肉、有菜、有海鲜、也有水果。青的、白的、红的、绿的，五颜六色，竟像是一件好摆设，让人见了，不忍下手。

到了午饭的时间，百合把饭盒在微波炉里热过了，随随便便地往桌上一放，拔出两双木筷，对薛东说要不你也吃点？我反正也吃不了这么多。起先薛东以为百合的胃口大得惊人，后来才渐渐明白百合带的就是两个人的量。

他吃了她的午餐，心里过意不去，就请她出来吃晚餐。她总是推辞，却推得不是那么坚决，似乎总留了星星点点的余地，让他有空可钻。

两人出去吃饭，有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有时干脆什么也不说，安安静静地休息，完全不用刻意地营造谈话的内容和气氛，是一种家常的平实和温馨。

渐渐地，薛东就习惯了这样的相处，觉得百合的淡然其实也是一种风格。

只是那时的薛东还没有意识到，百合的淡然是极致之后的心平气和，像一股经过了山巅而最终流入平原的小溪。而自己的淡然却是一种没有经验的木知木觉，像一只尚未碰过天空的雏鸟，一条尚未经过大海的新船。

百合的手抚平了日子和日子之间的接痕和沟壑，时间便如一汪无风的季节里的水，变得很是平滑无迹了。薛东躺在这样的水面上一路漂浮着，渐渐地就忘记了再平滑的水其实也是在流动着的。

第二年女皇节，百合请假跟一个旅行团去看加拿大西部的洛基山。

百合走了，他才突然意识到，日子虽然依旧，连接日子的方式却已经起了变化。每一个环节之间，都是嶙嶙峋峋的锈斑和接痕。没有百合的日子再也无法平顺如常地滚动下去了。

他是在那一刻里明白了，他其实已经离不开百合了。

那天午饭的时候，他偶然听两个女工说起，百合的学生签证马上要到期了，无法再延续下去，又办不了移民。百合这趟决定花钱去旅游，就是准备好要辞工回中国去了。他听了，就愣住了，觉得天突然矮了下去，矮得几乎顶住了他的头。想去车里取雨伞，走了一半才看清并没有下雨。

那天他打了许多通电话才找到了旅行团下榻的那家旅馆。

电话铃响的时候，百合刚刚从浴室里出来，头发尚湿湿地滴着水。听见是他的声音，不禁愣了一愣。他们的谈话绕着洛基山脉的风土人情转了几个圈，终于停在了一个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沟坎上。

“百合，你对我，除了感激，是不是也有一丁点的喜欢？”他嚅嚅地问。

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

沉默维持了很久，他甚至听见了她的呼吸隔着电话线从千山万水之外遥遥地传过来，仿佛就响在他的耳边。他的耳朵在这样温软的呼吸声中融化了，化成一团没有骨头，甚至也没有肉的水。

“百合你不如就嫁给我吧，省得回去了。”

他其实想说我挺喜欢你的，话到嘴边的时候，毫无道理地拐了一个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电话那头依旧是一阵沉默。

百合终究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百合只简短地说了句“回去再说吧”，就挂了电话。他却从此陷入了度日如年的等待之中。

百合回来的那天，他却因为洗衣店的设备故障找厂家去了。回来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他的办公桌上一片光亮，报纸账单电话留条各归其类，空气里荡漾着一股柠檬洗洁剂的清香。吸尘器的马达惊天动地地盖住了他汹涌的倾诉欲望。他一把拔了电源线，叫了一声“百合”，却惊讶地愣住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百合原来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版本的。

那天百合把一头长发剪了，剪的是一个极短的童花头，剩了几根刘海儿长长俏俏地飞入眉间，遮住了一丝眼角。那天百合穿了一身浅绿色的裙装，颈间围了一条细细长长的白丝巾，如一枚刚刚从壳里剥出来的鸡蛋那样地干净鲜亮。

她接过他的公文包，说我们走吧。他问她去哪里？她轻轻一笑，说市政厅呀，去登记。

他又是一愣，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了她的意思。就去后边找了一件顾客忘了来取的干净衬衫换上，又钻进厕所吹了吹头发，就开车带她去了城里。

在路上他闻着她衣服上的香水味道，却突然没了话。他其实是想追求和享受一个过程的，他以为过程走到很远的时候就会自自然然地撞到结果的，他却没想到有时结果也可以赶在过程之前发生。

所以他有一些失落，也有一些扫兴。

薛东答应涓涓进干洗店工作，并不完全出于怜悯。

确切地说，几乎完全不出于怜悯。

在薛东生活的这个阶段，属于感情的那个区域到处是嶙峋不平的沟壑，怜悯温情之类的东西很难在上面附着。

涓涓并不知道，薛东其实已经在社区的中文报纸上登了一个星期的广告，招聘一名半职帮工。

现在的这家干洗店是薛东刚接手不久的。这家店铺的楼上，是一个两房一厅的公寓单元。薛东买店铺的时候，是连住房一起买下来的。所谓的上班下班，其实也就是楼上楼下的区别。

经营这家店的方式和从前很不一样。现在他没有雇员，完全是一人在唱独角戏，有急事时一刻也脱不开身。这样的店面雇一个全职帮工有些浪费，雇一个半职的却又很难—— 半职的薪水是无法维持一份生活的，所以一直没有人来应征。

涓涓做全职的工，拿半职的薪水，另外一半的薪水做了房租帮他付房屋贷款—— 反正他有一个房间空闲着，自然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培训的过程是在三言两语之间就完成了的，思凡咖啡馆的经历使涓涓几乎没有太大的困难就适应了她的新角色。她不得不暗暗感激塔米在思凡咖啡馆里教给她的那些听上去不怎么中听，用起来却非常顺手的招数。现在她就很懂得如何运用微笑来掩饰她的英文局限了。微笑填补了语言的许多空白点，微笑给了她时间来猜测顾客的心思意念，微笑让一些似是而非的暧昧理解变得明确快乐起来，微笑如油如水润滑了交流环节中的生涩和碰撞，微笑使她看上去天真快乐无邪。

薛东从顾客的嘴里反反复复地听到了许多关于涓涓的赞扬。听到这样的赞扬时，薛东总是点着头附和着。薛东的附和带着明显的恍惚和心不在焉。涓涓很快就意识到，薛东那时的心思并不在干洗店上。薛东的心思岂止不在干洗店上，薛东的心思其实不在任何事情上。

现在薛东很晚才起床，常常是过了十点才下楼来。薛东来时，涓涓早将第一批赶在上班之前送衣服来的顾客打发走了，正趴在柜台上给衣服编号分类装袋。薛东到了店里，半晌还没有缓过劲来，无精打采，哈欠连天。涓涓见了，忍不住问是不是又熬夜了？薛东“哼哈”了一声，算是回答。这阵子薛东似乎睡得很少。有时到了下半夜涓涓起床上厕所，发现隔壁屋里的灯还亮着。

薛东坐在店铺里，并不着急帮涓涓干活。而是沏上一杯咖啡捧在手里，慢慢地啜着，望着玻璃窗里镶嵌着的那片有时灰有时蓝的天空久久无语。似乎在看天，又似乎不在看天，目光遥遥地直直地落在天以外的地方。

涓涓见了，就哧哧地笑，说我给你拍张照片，背景就是这个窗口，题目就叫渴望自由。薛东怔了一怔，半晌，才回过神来，说囚徒啊，我他妈的就是那个囚徒。便转身进了厕所，久久没有出来。

“喂，要抽到停车场去抽。好几个顾客抱怨衣服上有烟味—— 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涓涓忍不住去敲厕所的门。门里就有了些窸窸窣窣的响声，后来就是一阵怒吼似的抽水声，再后来薛东才磨磨蹭蹭地走了出来。

“安德森太太有三条裙子一条裤子，还等你送到安妮那里改呢。加急，另收了五十块钱，明天一大早就来取的。”

“着什么急呀，你今天给她改长了，她明天回来要再改短。你今天给她改短了，她明天又回来要再加长。不够这老太太折腾的，都是钱多给烧的。”

涓涓拿出一个塑料口袋来，将那一沓的衣裙放好了，递给薛东。“这折腾不好吗，就把钱烧在你手里了，抱什么怨呀，你。赶紧走吧，晚了安妮来不及做了。”

薛东摸出车钥匙，往停车场走去，一路还听见涓涓的声音嘤嘤嗡嗡地响在耳边。

“我们自己改衣不好吗？非得把钱送给安妮赚。工业用缝纫机，二手货才两三百块钱。央街和伯乐街交界的地方有一家旧货店，你顺便去看一眼。”

等薛东的那辆老牛破车轰轰地开出了几条街，涓涓才想起来刚才自己说的是“我们”而不是“你”。这家干洗店仿佛是一件量身定做的衣服，她穿得宽窄合宜，很是舒适暖和。不知不觉间，她就忘了其实她只是一个客人。而那个本该做主人的人，偏偏却如此懒散不在意，反而得由她这个做客人的时时地推促着。她推一步，他行一步。他停下来，她再推一步。那一步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走法，倒有几分讨价还价的意思在里面。渐渐地她推得轻车熟路了，若他自己行走起来，她一下子没了重量，反而有些不知所措的空落。

就这样，涓涓在客人的位置上当着主人，有些惬意地着急着，那着急里却带着一丝几近炫耀的夸张。仿佛在似醉非醉之间，又仿佛在要醒没醒之时，虽然知道终归不过片刻的陶醉，却到底享受了几分主人家的自得。

后来薛东给逼不过，果真去旧货行买了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回来，涓涓就在店里开设了缝补改衣业务。

薛东买了缝纫机，原本也没有多大的期望，只想在空闲的时候偶尔揽几桩缝缝补补修修改改的小活，赚几个小钱。没想到涓涓却拿着名片跑遍了邻近几条街的男女成衣店，答应以现有价格百分之十的优惠价承包改衣业务，并且收货送货上门。那几家成衣店禁不住涓涓的劝诱，便纷纷辞了现有的裁缝，改用涓涓。

渐渐地，涓涓手里的活就多了起来。忙不过来时，就将干洗的部分通通推给了薛东管，自己一心一意地经营起了改衣的业务。一个月下来，薛东数了数店里的进账，便吃了一惊，忍不住说没想到涓涓你还有这样的本事。那个林颉明也真是的，不知道自己丢掉的是样什么东西。这话原本是一句溜须拍马的好话，没想到说歪了，却触动了涓涓心底那块隐痛。涓涓的脸色，便骤然阴沉了下来。

到了月底，涓涓拿到了薪水——竟比事先说好的多出了好几百块钱。就死活要还给薛东。薛东一把扔回去，说大钱都没了，还在乎这么点小钱。你不拿着，我也要折腾光的。涓涓猜想他说的是离婚的事，就笑了，说算是我的投资吧。将来你生意做大了，我还等着分红呢。

见薛东不说话，涓涓就低了头，说那天你若不收留我，我就在街上了。

薛东听着那声音有几分喑哑，就嘿嘿地笑，说咱们别天涯沦落人的样子好不好，酸倒牙根。涓涓扑哧一声笑出了声，说沦落你个大头鬼。晚上你请我吃饭，我挑地方你付钱。

百合结婚的第二年，就怀孕生下了丫丫。

是剖宫产。

丫丫从母腹里抱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五磅九盎司重的健康女孩。百合那时麻醉药性还没过，正在昏睡之中。她隐隐感到了一阵疼痛。她在清醒和昏睡中间的那块灰色地带攀缘游移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那疼痛来自耳朵—— 原来是丫丫的哭声。

丫丫的哭声如针如刀如剑如戟，一次又一次地刺击着百合的耳膜。百合一生没有见识过如此响亮如此张扬如此旁若无人的哭法。

护士将丫丫洗净了包裹起来，送过去给百合看。她看见洁白柔软的小被单里丫丫那张皱纹密布的脸，和那两只豆荚般大小的粉红色拳头。那天丫丫双眉紧蹙，双目紧闭，双手激越地挥舞着，浑身上下都写满了愤怒。百合愣愣地看着孩子，心里突然涌上一阵恐惧和不安。即使在初为人母的日子里，百合就已经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丫丫其实并不是那么情愿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护士把丫丫几近强制地塞到百合的怀里，说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她这是新鲜呢，哭累了就好。百合笨拙地将奶头挪来挪去地找丫丫的嘴，像一只母鸡在着急地寻找着撒野不肯归家的小鸡。

薛东想帮，却不知该怎么帮，只好一遍又一遍地搓着手，恨不得将手掌搓下一层皮来。两人都暗暗希冀，也许哭累了，就真的好了。

可是丫丫那天很久很久都没有哭累。

哭累的是百合。

后来丫丫也很少有哭累的时候。

哭是丫丫婴儿生涯中的主旋律，所有其他的内容，比如哺乳，比如睡觉，比如嬉戏，都是穿行在主旋律之中的小插曲。丫丫的哭来时并无伏笔，中间也没有起伏，终结时更没有尾声。丫丫的哭如同一阵没有乌云和雷电铺垫的疾雨，也如同一股没有树木花草预示的飓风，来就突然来了，去也就突然去了。那长长的千篇一律的惊天动地的声音，铁杵似的磨在薛东和百合的神经上，就将他们的耐心磨得纸一样的薄了。

口角就像开春时来不及防备的野草那样，从稀薄的耐心底下丝丝缕缕地蹿了上来。等他们意识到的时候，婚姻的田园里已经杂草丛生了。

最初的争吵当然都是因为丫丫的哭。他怨她方法不得当—— 别人当妈都当得好好的，怎么到了你手里就这么难？她则怨他把干洗店当成了家，家反成了旅店。和世界上所有的争吵一样，虽然由一个原因引起，吵到后来，原因却变得无关紧要了。如同一场热闹非凡的足球赛，踢出去的第一脚球只是一个引子，它与后来赛事的走向和最终的胜败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渐渐地，他们的争吵开始延伸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内容。

有一天晚上，丫丫又开始了一场撕心裂肺的哭闹。两人在相互抱怨了一番之后，她突然说她到现在也没有告诉娘家他是开洗衣店的——那是从前三教九流的行当。

他立刻回了她一句：“洗衣店是不怎么高档，可是有的人还就得靠它办移民呢。”

说完了，两人都不禁怔了一怔。在最不经意的话语中，他们道出了彼此心底掩藏得最深的歹毒。两人都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是如此的单薄，单薄得承受不起最初时那一丝彼此扶持的善意。

事情是在最绝望的时候出现转机的。

转机发生在丫丫两岁的时候。

丫丫两岁生日，百合邀请了邻里的几个孩子一起过来吃生日饭。切蛋糕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不小心踩炸了一个大气球。一声巨响，吓得所有的孩子都四下逃散，只有丫丫依旧抱着她的玩具熊，完全无动于衷。

那天在场的一个孩子的母亲是小儿科护士，就拉过百合，问丫丫开口说话了吗？百合说丫丫嘴巴笨，到现在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那人听了，就找了一个电动玩具狗，放在丫丫耳后，叭叭地叫了几声。丫丫没有回头，脸上毫无表情。那人的脸色就有些凝重起来，叫百合尽快带丫丫来一趟医院。

一个星期以后，听力测试和脑干电图的结果都出来了。丫丫患有严重先天神经性耳聋，两耳的主要音频上的听力损失程度都在八十分贝以上。百合这才明白，丫丫平日的歇斯底里，是因为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接完医院的电话，百合恍恍惚惚地披上衣服，抱了丫丫下楼来，站在门口等薛东下班回家。丫丫沉得如同铁砣子，坠着她越来越矮地陷入了深渊地极。远远地看见薛东的吉普车从街角拐过来，百合两腿一软，坐在了地上。把孩子望薛东怀里一塞，就靠在薛东肩上天昏地暗地哭了起来。多日没边没沿地压在头顶的阴霾，至此时终于下了一场汹涌暴烈的雨。

哭过了，心里反倒清朗了起来。

那天夜里，两人躺在床上，突然有了一阵陌生了的欲望。

先是小心翼翼地彼此试探。然后是一些曾经熟稔的动作和姿势。然后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崎岖而激越的新鲜地带。他试图将她撕裂，一遍又一遍，好把自己整个地装进去。她也撕裂着她自己，深一些，再深一些，好把他整个地包容起来。

过后两人都有一些惊讶和意外。

“是遗传。我姨，我外婆，耳朵都有毛病。我怎么就没想到。”

黑暗中她大大地睁着眼睛，他看不见黑，却看见那两团白在莹莹地闪着光。他的手指犁过她汗湿的头发，将她的刘海儿绕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圆圈。

“咱们丫丫没有过不去的坎。”

他咬牙切齿地对她说。

没有你我只能过一个蓝色的圣诞。

想起你我将会如此忧伤。

绿树上的红装饰也黯然失色，

皆因你不在我的身旁。

涓涓下班回到家，开始淘米洗菜做饭。借着哗哗的水声，她开始唱歌。歌喉像一部常年失修的机器，开始的时候有些生涩滞锈。摩擦碰撞了一阵子之后，渐渐地就有了几分平顺。

在上海打工时，她的一个同屋有一盘猫王的英文歌带，《蓝色圣诞》就是其中的一首。她虽然反反复复地听过了许多次，却始终只有一鳞半爪的模糊记忆。可是今天她却突然把歌词清清楚楚地回忆了起来，竟一句也没有遗漏。熟悉的旋律如一串串气泡按捺不住地从心底浮涌上来，又从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渗漏出去，全身就都有了歌。她惊奇地发现，这首被忧伤拉得绵长柔软的歌，在她的身体里迂回地走过一圈之后，居然有了几分含蓄的欢欣。

蓝色的记忆，

随蓝色的雪花飘落。

“什么事，能让你乐成这个样子？”薛东从房间里钻出来，睡眼惺忪地问。

涓涓吓了一大跳，歌声骤然停止在一个拖腔上。下午薛东提前走了，说要去税务局办事，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涓涓的脸上就有了几分臊。

“荒腔走板的，把你给吓的。你要决定不租我房子了，我也理解。大喜事没有，小喜事到处都是，比如活着，比如四肢健全，比如今天还记得昨天的事。”

“再比如吃了上顿还有下顿。”

两人便忍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

薛东打开冰箱，取出冻肉，放进微波炉解冻。两人虽然在一个屋檐下住着，却向来都是分开起伙的。涓涓把肉抢出来，“咚”的一声扔回了冰箱，说得得得，今天吃我的吧，红烧笋干，你想不吃都不行。

薛东看着涓涓张牙舞爪叮叮咣咣地剁肉敲蒜切菜，满脸狐疑地问你该不是中了彩票吧？要不就是发烧了，今天怎么看你怎么不正常。

涓涓不答，眉眼盈盈的却都是笑意。半晌，才说：“薛东我们请人在厕所旁边修个试衣间好吗？前边的墙，也顺便漆一漆，挂起样品来好看一点。花不了多少钱的，自己都能干。”

原来那天下午，店里来了个中西混血的女顾客，是来取衣服的。取完了，就顺便和涓涓说起，这件衣服的左袖子，穿着总不是那么平服。那是一件织锦缎面料的改良旗袍，涓涓看了一看，就说是袖子上反了。当场就拆了袖子，重新安过，又熨过了。那人穿上，果真就平服了。

她告诉涓涓，这件衣服，是她花了大价钱在香港定做的，是她的戏装。

原来这个女顾客是怀尔逊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她们系里正在排练一出叫《花鼓女》的音乐剧，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唐山女子漂洋过海到美国来寻找修铁路的父兄的故事。那人在里边演那个花鼓女的替换角。

涓涓听了，就说那时的广东女子穿的不是这样的衣服。首先面料太厚，领子太高，广东人受不了那样的热。袖子腰围也太窄。那花鼓女既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穿这样的衣服如何能在水里田里劳作？再者那衣服上绣的花纹也不对路。那一串串的红果子其实是相思豆，相思豆是爱情的信物。花鼓女尚是情蔻未开的少女，清纯至极的，如何会穿着这样的衣物招摇过市？

那人见涓涓说得头头是道，很是吃惊，便问涓涓懂服装设计吗？涓涓说从前我在中国上学时学的课程里，有专门研究清末民初中国沿海民间服饰的。那当然是一句水分很足的大话。其实那时她只顾得和沈远吊膀子，哪有心思在读书上？只不过有阵子沈远迷上了古装画，她就跟着学了半吊子民俗民风。

那人大喜过望，就问涓涓如果重新设计一件戏服，需要多少钱。涓涓说了个数，包括了设计和制作在内。那人算了一算，比她原先的那件便宜了许多。就当场让涓涓量了尺寸，留下一张支票做定金，说改天过来看草图。

薛东听了，蒙着嘴抑扬顿挫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说我以为呢，不就一件破戏装吗？就把你懵得找不着北了。

涓涓正在兴头上，遭了这迎头的一瓢冷水，顿时便蔫了下去。半晌，才闷闷地说：

“出来之前，他就说过这多伦多不会有一个人买我的设计的。人家早把我看死了，像我这样的，只配在他的咖啡馆里混一辈子的。我偏就要让他看看，说不定我还真有别的活法呢。这只是第一桩生意。凡事总得有个开头。”

薛东知道涓涓的这个“他”是指林颉明，就仰着头呵呵地笑了起来。

“原来吭哧瘪肚的，是为了他呀？你以为他一天到晚睡着醒着都在管你是沉还是浮哪？我告诉你吧，这人一分手，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这会儿心里要是存着一百件事，就是数到第九十九件，也不见得能数到你。”

涓涓突然就将砧板往墙上一掼。“轰”的一声巨响，砧板裂成了几片，满屋都是嗡嗡的回响。

扭身就进了厕所。

薛东吓了一大跳，站在水池子跟前发了一会儿怔。龙头哗哗地开着，水漫过池子，沿着桌面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流成了蜿蜒的一条细线，他也浑然不觉。

后来就过去敲厕所的门。不开。只好在地上坐了下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烟，点着了，靠着墙慢慢地吸了起来。烟头在昏暗的过道里一明一灭，如晨曦之前寿数将尽的星子。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涓涓在里面咳嗽了两声。就将烟掐灭了，说你还是出来吧，我在熏黄鼠狼呢。

涓涓就开了门，也靠墙坐下。两人隔得不远不近，中间却是一片灰腻腻的翻搅不动的沉默。他想说对不起，又觉得那话经过了太多人的口，太轻太贱太烂，就将那话和着唾沫涩涩地咽了回去。

却伸出手来，搭住了涓涓的肩，将涓涓往胸前狠狠地搂了一搂。涓涓的身子僵了一僵，就闪开了，恨声恨气地说：“不就离了一次婚吗，不就分走了一点钱吗，又没要了你的命，怎么连人也不会做了？”

薛东却涎皮涎脸地说：“骂得好。骂得对。不过咱们还是先吃饭，吃饱了说不定还能骂出点新鲜的。你先下趟楼买块砧板赔我—— 那是印第安人手工做的，真木料，二十五加币一块呢。”

涓涓“呸”了一声，说：“别做你的春秋大梦。赔我是不赔的，大不了你扣工资吧。”

薛东拥着涓涓，两人穿过长长的过道朝厨房走去。这次，涓涓就没有躲闪。

“就是没人想着我们，我们自己也得好好活。”

涓涓靠在薛东肩头，轻轻地说。

如世上一切国事家事情事那样，新的危机的出现不露痕迹地化解了百合和薛东的现有危机。百合和薛东的全部注意力，突然都转移到了丫丫的病上。两人一致决定将三家干洗店中最远最占时间的那家店卖掉，他们好腾出手来，一心一意地寻医治病。

在经过了最初一系列的检查诊断之后，一家人开始进入了漫长的配制助听器阶段。他们找到了多伦多城里最权威的儿童医院助听中心，给丫丫试戴了不下五副的高级数码程控式助听器。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效果都不那么显著。

戴了助听器之后的丫丫，开始对环境声音敏感起来。抽水马桶的水声和突兀的关门声都可以使她惊恐万分，可是对语言的理解却停滞不前。两岁零十个月的丫丫依旧不会说最简单的话，依旧必须借助哭闹来表达她的一切情绪和渴求。

后来医生建议做耳蜗移植手术。薛东和百合知道手术的结果是不可逆的，甚至连医生也无法准确地预测成功率。对他们来说，仿佛左边是路，右边也是路。左边行过去是诅咒，右边行过去也是诅咒。然而不走却是更大的诅咒。

于是，两口子停在歧路口上，陷入了不可名状的绝望。

正在这个时候，百合的母亲从国内寄来一份剪报，说长春有一家康复医院研制成功了一种中草药合剂，对神经性耳聋，尤其是先天性的，有显著效果。两人立刻就做出了决定，让百合带丫丫回国求医。虽然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意思，两人的心里，多多少少还是存了些朦胧的希望。

第二个星期百合就带着丫丫启程去了中国。一个疗程需要三个月，百合做好了两个疗程的准备，所以母女俩的日用品收拾起来，就装了满满的三大箱。

走的那个早晨，天突然下起了细雨。薛东帮百合套上夹克衫，又把拉链紧紧地锁上了。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到哪里都不能脱。不够，就再找我哥借。”那天百合的夹克衫内袋里装着一个厚厚的信封，里边是两万美金。

走到机场检票口，丫丫突然揪住了薛东的裤腿，惊天动地地哭叫了起来。丫丫几乎每天都要哭叫那么几回，只是那天哭得似乎有些特别。过了一会儿，薛东和百合才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丫丫叫的那一声是“爸爸”——那是丫丫说的第一句话。薛东蹲下来将丫丫搂在怀里，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

百合窸窸窣窣地擤过了鼻子，说你放心回去吧。就一手拉着丫丫一手推着行李车走进了安全检查通道。人流很快就将他和她们分开了。后来百合回了一次头，似乎在找他，又似乎什么也没找。百合的目光有些惊恐，有些茫然，也有些凄惶，犹如一只误入了丛林迷失了路径的母羊。他甚至觉得那一刻她的脸上只剩下了眼睛。在他还来不及托住她的目光的时候，她就被人流彻底淹没了。

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和百合永久性的分离，实际上就在这一刻开始的。

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岁月如水如沙流过他记忆的隧道，将属于百合的那个部分渐渐磨蚀得模糊起来时，他依旧可以毫不费劲地回想起百合那一刻的眼神。百合的眼神似乎脱离了百合的身体，化作细细的一根刺，落在他心里。当他心若止水的时候安然无恙，而只要他的心翻动一下，便有了细微的刺痛感，让他想也想不成，忘也忘不了。

百合回中国之后，只在青岛的娘家住了两天，就带着丫丫去了长春。经熟人安排，马上住进了康复医院。

薛东一天一个电话，询问治疗进展。百合说那家医院看起来还有点名堂，制订的医疗方案是三管齐下：中草药，针灸足底按摩，再加上语言训练。只是费用贵得怕人。丫丫的住院费是一百五十块人民币一天，加上百合在医院附近租房的费用，母女俩一个月的花销在七八千人民币。

薛东听了很是吃惊，问这样的治疗方案完全可以门诊处理，为什么一定要住院呢？百合就叹气，说不敲你加籍华人的竹杠，还敲谁呢？薛东赶紧安慰百合，说只要给咱们丫丫治好病，花多少钱也值。

一个疗程之后，丫丫的听力检测结果虽然没有明显的进步，却开始模仿起简单的语言声音来。百合决定带丫丫去北京小住一阵，看几个大学的同学，然后再回长春接受第二个疗程的治疗。

临行前，百合给薛东留了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薛东按这个号码打过电话去，却始终没有人接。一直到百合离开北京的前一天，薛东才找着了人—— 说是电话出了毛病。

薛东问百合同学见面玩得还好？百合说大家变化都挺大。薛东问是往好的变呢，还是往坏的变？百合咯咯地笑了，说有变好的也有变坏的，好的越来越好，坏的就越来越坏。薛东问那你呢，是属于更好的还是更坏的呢？百合突然就静默了下来。

那天百合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兴奋，也有些疲惫。疲惫是基调，兴奋是长长的基调中间的标点符号。仿佛是从山巅流到谷底的水，那低沉平静里边却包含了丝丝缕缕意犹未尽的激越。

百合回到长春之后，行踪就很是不定了起来。薛东打电话过去，常常找不到人。问了，不是说电话线路有问题，就说太累了，早早睡下了，没听见电话铃响。

有一天，百合却突然从长春挂了个国际长途来多伦多，让薛东再准备钱。薛东问两万美金怎么不到半年就花光了？百合说最近美金兑换率很低，每个关卡上的医生都要送红包，三五千不等，这钱就流水似的花出去了。

薛东马上又托人带回去一万美元。

谁知从那以后，百合便彻底失了踪。薛东打电话到青岛的娘家找人，娘家说不知道。打电话给北京自己家里，哥嫂说百合自回国以后总共才来过一趟，还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最近一直没有联系。后来薛东让哥哥去长春的那家康复医院找人，医院说丫丫一个星期以前就出院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薛东急火攻心，正要订飞机票亲自去中国找人，却意想不到地收到了一封远方来信。

信是百合写的，很长。

涓涓一早就去唐人街的华人商场买衣料，挑挑拣拣了半天，又讨价还价了一番，回到家，就是午后了。

从公车上下来，远远地看见干洗店门前正正地停了一辆大卡车，将门堵得死死的。走近了，又见门口贴了张大招牌：“本店因故暂停营业一天，望谅。”很是吃了一惊。

推门进去，只见柜台上铺了一张大大的塑料布，两个男人戴了帽子口罩穿了一身连体工作服正在粉刷墙壁。其中一个正是薛东。

涓涓就跺脚，说下了班漆不行吗？隔夜就干了，还非得关一天门。薛东嘿嘿地笑，说关一天门有什么？有你在，还怕挣不回来？涓涓骂了一句“贫”，就不理他，却仰了脸四下地看。

屋里已经漆了八九成。是灰不灰绿不绿的颜色，有点像日落之后的海水，也有点像遭遇了大旱的树叶子。那颜色虽是一种，深浅却分了好几层。正墙最深，到了左边的墙，就已经渐渐地淡了好些。越过玻璃门过渡到右边墙的时候，就只剩了若有若无的一丝浅绿。灯光一照，突然就有了些朦朦胧胧的舞台效果。

再往里走，又有了些新景致。厕所边上多出了小小的一间屋。那空间是用了几片薄板搭出来的，外边看上去简单至极，里边却另有一片天地。下半部的墙用了浅蓝色的漆，上半部的墙却贴了深蓝色的墙纸。那蓝也不全是蓝，又印了密密一片闪闪烁烁的星。那深蓝和浅蓝中间，还贴了一层花边，花边上是一层棉絮似的云。星和云之间挂了一面全身镜。涓涓站在镜子跟前照了一照，发现自己竟然很有几分细腰长腿丰臀的样子，这才明白那镜子原来也不是一面寻常的镜子，能叫人感觉腾云驾雾。

想起那日自己不过是随意的一句话，薛东却如此当了真，心里便有些感动。走出来，站在梯子底下，忍不住喊了一声“薛东”。薛东答应了一声，她却又无话。半晌，才眯了眼笑，说没想到你身上还有几个艺术细胞。

过了几日，涓涓就把戏装赶出来了。又照着那人的身材，擅自另做了两件。一件素色，一件略微花哨些，样式也不尽相同。三件衣服一起挂在墙上，花红柳绿的，各有韵致。那演戏的女孩带了一帮同学来试衣，试一件，爱一件，后来竟忘了最先订的是哪一件。结果一气三件都要了。

众人又纷纷来问涓涓，这个样式那个面料能不能做？那个样式把袖子改短一些行不行？这种面料有没有别的花色？比花鼓女年长几岁的女人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如此这般地打听了一个下午，涓涓竟收了十一张订单。价格便宜了百分之十，条件是将来正式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赠送两张戏票。

好不容易将这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都送走了，涓涓已经累得瘫倒在地上。嗓子哑哑地对薛东说：“你再去买一台缝纫机。马上雇两个帮手，眼力好，懂得踩缝纫机就行。十一件戏装，下个星期就要，我一个人不吃不睡也赶不出来。”

涓涓熬了好几夜，紧赶慢赶，终于将戏装悉数赶了出来。

开演那天，涓涓早早地关了店，回家梳洗打扮。

薛东换上了一身深灰色的西服，系了一条猩红的领带，头发吹得油光水亮地坐在客厅里等涓涓。涓涓在屋里磨磨蹭蹭了有大半个钟头，才娉娉婷婷地走了出来。

那天涓涓上身穿了件杏红色的锦缎夹袄，高领窄腰敞袖，领边衣襟袖口用银线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地绣了些文竹，身子一动便有些银光闪闪烁烁的。底下是一条黑布长裙，细腰宽摆。裙边对应着夹袄的颜色缝了一圈杏红色的细花。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圆髻，上面斜斜地插了一支簪花，走起路来一步一颤。

薛东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你好好地不在陈逸飞的画里待着，跑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涓涓却蹙起眉头，说你这一身西式，我这一身中式，这不打架嘛。快过过你的唐装瘾——我看过你的照片的。

薛东连连鞠躬作揖，说饶了我吧，你。这是在多伦多呀，我的小姐。

涓涓不理，却把薛东往房里一推，就关上了门，却隔着门笑。

薛东无奈，只好换了一身装扮出来。

这回是一件蓝色的对襟薄棉袄，上面织了些拳头大小的金元宝。脖子上松松地围了一条灰绒围巾。

涓涓上上下下地看了一眼，又点头，又摇头，说肚子里塞点棉花，再加一副黑框眼镜，就像了。薛东问像什么呀？涓涓掩着嘴哧哧地笑，说像乡下的新郎官呀。

两人说说笑笑，一路开车到了大学剧场。只见剧场门外的广告栏上，已经贴了一排《花鼓女》的海报。海报的背景是一条河，河边泊着一条旧木船，船头坐了一个年轻的女子。风起来，将女子的头发吹得飞飞扬扬的。女子的脸是陌生的，可是女子身上的衣服却是熟悉的。浅浅的绿，满身飞着豆花—— 那正是涓涓设计的第一件戏装。那河水里漂着一层银似的月光，照得那女子和女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亮亮的一片银。那银映在涓涓的脸上，涓涓的眸子里便也有了些光亮。

在海报下角一串长长的人名中，薛东找到了涓涓的名字。

“服装设计师。”

涓涓看见了这个和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词组。这是一个从前在国内学英文时背得滚瓜烂熟，做梦也喊得出来的词组。可是在那一刻里它却变得无比陌生。过了一会儿她才终于明白了它的含义，心底渐渐涌上了一股温热。那股温热在她的喉咙里凝成一团坚韧的柔软，她吐不出来，也咽不回去。那一晚她都是在这样的哽咽中挣扎着。

薛东见了，就跑去服务台，买了几张海报，卷起来留给涓涓。

那晚的戏很是热闹。人多，场景也杂。各样肤色，各种口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唱也唱得起劲，跳也跳得落力。把一个单调凄婉的中国故事，演绎成一个精彩热烈的跨国杂烩。长长的剧情被一阵阵掌声和笑声切割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娱乐点心，众人吃得都很开心。

涓涓既没有鼓掌，也没有笑。那晚涓涓的心思完全不在戏上。

涓涓的心思只在戏装上。

回家的路上，涓涓一直都很沉默，双手紧紧地搂着胳膊，仿佛是怕冷，又仿佛是受了惊吓。

两人一路无话地开到了家里，薛东忍不住问今天晚上你高兴吗？涓涓不答，却将脸贴在了薛东的胸前，两手凉凉地爬进了他的衣襟。薛东的身子被这样的冰冷猝不及防地烫了一烫，突然颤颤地生出一股热烧火燎惊天动地的激情来。

就摸摸索索地去解涓涓的衣服。

衣服很烦琐复杂，如同一扇又一扇的门，将激情山重水复地层层阻隔着。

后来他终于探着了她的温暖和柔润。

他拥着她躺到他的床上，他发现她已经像一朵花似的软软地开放给他了。他鱼一样毫无周折地游入了她的身体。他听见她在身下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就慌慌地抬起身来，问她疼吗？她不说话。他去吻她的脸，有些湿，也有些咸，才知道她哭了。

她将他游离的身体扳回到自己的身上，他被她的力量吃了一惊。他被她整个地包围住了，紧紧地，毫无间隙地。他的身体似乎在那样炽热的包围中渐渐地销蚀了。当她最终松开他时，他觉得他已有了残缺——他的一部分已经无可挽回地留在了她的体内。

他和她像两只赤裸的青蛙，大汗淋漓摊手摊脚地躺卧在欲望的废墟上。她喘着气，趴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没想到”。

他不知道她是说没想到今晚的成功，还是说没想到她会和他做了这件事情。

可是他没有问。

她身上的汗水渐涸，骨头渐渐从柔软中浮现。他的手指经过她瘦骨嶙峋的肩胛，突然想起这个冬天她大概消瘦了很多。这个冬天她经历了太多的事。他惊异地发现在经历过百合之后，自己还能对女人产生如此脆弱爱怜的情绪。

“今年秋天我要回多大读博士。店就交给你管了。”他说。

她很久都没有回应。黑暗中他听见她轻轻地笑了一笑。

“薛东，我是没有秋天的。其实我连春天都不会有。两个星期以后我的签证就到期了。我是用林颉明未婚妻的身份申请的签证。可是我们没有结婚，所以满六个月我就要回去了。”

每一个人都是有过去的。过去是我们的影子，没有人可以不带影子行走。过去不仅掌控现在，过去甚至还掌控将来。过去可以不依赖于现在和将来而独立存在，但现在和将来极少不是从过去延伸而来的。就像楼不可以没有基，树不可以没有根一样。

百合的那封信就是这样开的头。

百合是一个有过去的女人。

这个词组在现代言情小说里，常常被使用在一些沦落风尘最终又改邪归正的女子身上。而百合所谓的过去，其实也就是一个略微复杂一些的爱情故事。只是薛东对此一无所知而已。

百合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要好的男友，叫陶咏。两人是同班同学。

百合上的是京城一家颇有名气的大学，学的又是热门的财经专业。班级里的同学，大多是京城或外地的达官贵人子女，行事为人，自然就有一些虚浮夸张之气。百合和陶咏都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个性上都不喜好张扬，两人便自自然然地走在了一起。

大学的几年里，两人的感情天地风平浪静。虽不是死去活来的那种爱法，却也有一份心心相印的默契。

真正的故事是在走出校园以后才开始的。

百合毕业之后，在一家外企找了份工作。陶咏受聘进了一家事业单位。百合在单位附近租了一间小民房作为暂时栖身之地，陶咏在单位里和另外两位同事合住一间单身宿舍。男婚女嫁的事情，原本已到瓜熟蒂落的时节，却因他俩都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住房，单位又都不可能提供房子，婚期就遥遥无期地悬挂了起来。

百合的公司在城南，陶咏的单位在城北。平时两人只能打打电话说几句悄悄话，到了周末，陶咏就转两趟车坐一趟地铁穿越大半个城市来到百合这里，两人在一起过上一个白天两个夜晚—— 那时实行的还是单休日。

陶咏是个细致温存的男人，和百合在一起时，总是不停地为百合洗衣做饭收拾房间，把百合照顾得极是周全。只是春宵苦短，周一一大早，两人就要恋恋不舍地从温热的被窝里爬出来。百合睡眼惺忪地看着陶咏慌慌张张地一头钻进京城灰蒙蒙的黎明里，头发在风里颤颤地支棱着，就不免有些凄惶的感觉。

她觉得他和她像是两粒细细的沙尘，被命运的风随意捻来撒在偌大的一个京城。他们是彼此的坐标和参照物，他们相互提醒着彼此的存在—— 即使只是两粒沙尘那样的存在。每次她起身送他出门的时候，她似乎都被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压得几乎窒息。

日子周而复始毫无新意地滚动着，每一个周末只是上一个周末的翻版，仿佛是从复印机上揭下来的复印件。她看见自己像是一只爬行在一条深远的隧道里的蚂蚁，看不见一丝亮光，找不到一条缝隙。

她并不在乎片刻的黑暗，黑暗让她感受到了他的温馨和真实——那是一种校园生活里不可能拥有的真实。黑暗让她学会了依赖他，不是那种同学对同学，女朋友对男朋友的依赖，而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

她害怕的是那种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的，无边无涯的黑暗。尽管那时她的阅历还很浅，她却已经知道，黑暗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一种特性。黑暗能缓慢地日复一日地磨平一切有光有亮的东西。

比如爱情。

比如希望。

可是陶咏没有让百合在黑暗中行走太久。

半年以后，陶咏的一个中学同学从日本带了一笔钱回国，在北京开了个建筑装修公司，拉陶咏过去合伙。决定辞职下海的那天晚上，陶咏带了几个清水螃蟹和一瓶桂花酒来找百合。两人吃些螃蟹喝些酒，渐渐地就有了些醉意。五六分酒力里滚在床上做那件事情，突然就有了几分平日没有的癫狂。

癫狂过去，陶咏就说了辞职的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塞在百合的枕头底下。

“我现在只有这个。给我三年的时间，也许什么都有了，也许连这个也没了。三年之后你二十七岁，再嫁别人也来得及。”

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她。她却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淡定——那是一种经历过决绝之后的淡定。这样的淡定虽然还不够让她害怕，却已足够让她收敛起往日的随意和不拘。

那晚陶咏没有帮百合收拾一桌的垃圾，他甚至没有在百合那里留宿。他走后，百合一人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那一轮橙黄色的满月，才想起是中秋了。她摸出枕头底下的那个纸包，打开来，是一条细细的K金项链。坠子是两颗相叠的心。纸已经旧了，皱皱地泛着黄—— 大约买了有些时日了。百合将项链戴上，又塞进衣领底下，那两颗相叠的心轻轻地滑落在她胸乳之间，有些凉，也有些酥痒。

那一刻里，她才意识到她其实真是有点喜欢这个男人的。

从那以后陶咏果真就忙了起来，周末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看百合。两人的幽会地点和方式都渐渐起了变化，改在了一些更为折中的地带，通常是在餐馆茶室歌厅之类的地方。他从来不和她谈生意方面的事，也从不带她去他的公司。有几次她的话题在他的公司业务上擦了个边，他都用微微一笑替代了回答。渐渐地她就不再问。几年以后她才明白了他的用意，不禁感叹这个男人难得的细致和深远——

那是后话不提。她根据他的衣着打扮和花钱的派头，猜想他大概挣了一些钱。他帮她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父母的医药费用和弟弟的学费，然而他很少给她买昂贵的礼物。

三年以后陶咏果真在方庄买下了一处住宅。两室一厅，带厕所厨房。十楼。朝南。开了窗户就是一室阳光。屋子的装修布局和他的行事为人一样低调而实用。地方虽然不大，却足够容纳下一个两口之家。他把钥匙放到百合手里的时候，嗓子有些喑哑。

“百合，你终于，可以不住那种地方了。”

百合接过钥匙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惭愧的—— 三年里她曾经多次想过离开他，而且也暗地里约会过别的男人。百合的眼泪忍不住滴落在那块似乎可以打开一扇安逸之门的银色金属片上，心想最难的日子大概真是过去了。

当时百合完全没有想到她最难的日子其实还没有到来。陶咏是在婚礼的前两个月出事的。

无非是行贿偷税漏税做假账那一套东西。

京城很多人都在做那样的事情，抓住的却只有那么几个。公司的大股东，陶咏的那个中学同学，是属于那类把事情做得满地开花，却不懂得擦屁股又没有靠山的人，出事自然在所难免。陶咏虽然是小股东，却是管账的，也逃不了干系。判了八年。

陶咏公司的员工和周围的朋友，几乎无人知道陶咏有一个未婚妻，所以没有任何人来找过百合的麻烦。至此百合方明白了陶咏以往的苦心。

陶咏判刑之后，百合去监狱看过一次。穿着囚服，理着囚头。眼里依旧是那样一丝的淡定。

“百合你到底还是白等了。”他说。

她哭了，她知道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他原本想用他的双手，将她高高地托举出污浊的尘世。谁知他非但没有托举出她来，反倒将自己跌入了万丈红尘。

后来百合再去探监，陶咏就死活也不肯见她了。

那些日子里，百合每天都在处理那些已经散发出去的结婚请柬。刚开始时，她只能把屋里的灯都关了，坐在黑暗中闭着眼睛讲电话。每打完一个电话，她的脸皮就厚了一层。到她终于取消完最后一张请柬时，她觉得她的脸皮已经坚如铁石，经得起任何风磨刀砺了。

后来她就决定出国。

后来她就在多伦多遇到了薛东。

再后来就有了丫丫。

那时所有的人，包括百合自己在内，都以为她的故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任何新的发展都只能是主线上的枝节延续而已。谁也没有想到百合的人生却如一本放在过道上的书，被风随意地刮乱，跳过了夹着书签的那一页，又回到了起始。

那阵风就是百合的北京之行。

那次在北京的同学聚会上，百合非常意外地见到了陶咏。

陶咏在监狱里表现出色，给减了刑，未满五年就出来了。依旧经商。在京郊开了一家文化用品公司，据说还算成功。

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几年，人便越发地显得沉稳平实。站在那个喧嚣浮躁的背景里，一眼看去就是一种只可意会的不同。

百合的目光越过人群和时间的阻隔，犹犹豫豫地朝他飘过去，却被他结结实实地接住了。他们毫不费劲地找到了命运绳索上的那个断口。重新连接的过程是在瞬间发生的，甚至跳过了叙旧的铺垫。

于是就有了那个隔洋的离婚故事。

薛东当时并不知道，百合在财产分割一事上表现出来的几乎不近情理的固执，其实并不完全与金钱有关。在经历过那样的一个过去之后，百合这次决定以股东的身份加入陶咏的公司，亲自参与一切管理过程。

而百合投入的那些股份，正是她的离婚所得。

三月初的时候，雪突然就停了。天朗朗地晴着，难得地暖和起来，郁金香开始从湿土里钻出尖尖的绿芽。

这是一个多伦多罕见的早春。

涓涓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国。

她曾和母亲竹影轻描淡写地说过了和林颉明的事。竹影沉吟很久，才说你回来时最好先在上海住一阵再到温州。她立刻就明白了母亲的心思——母亲需要时间来考虑如何对亲友解释她的归来。

其实她自己也想在上海小住一段，当然是住在方雪花家里。她无法面对母亲竹影的锐利，至少现在不能。她需要在方雪花那里休养一番。竹影是一块浑身是洞眼的帘子，她在她面前无可遁身。方雪花却是一条丝毫没有粗糙之处的棉褥，可以让她放心地躺下，不怕挨着痛处，也无须遮遮掩掩地舔伤。此刻涓涓不免想起保罗教给她的一句英文谚语：一个人的美食是另一个人的毒药—— 一个碌碌无为的母亲，或许是儿女的福气。

她已经买好了带回温州的礼物。给母亲竹影的是一套伊丽莎白·亚顿的化妆品，给李猛子叔叔买的是花旗参和深海鱼油，给小双的则是一套汤米海菲格的休闲装。

她什么也没有给方雪花买，但是她决定用在加拿大攒下的钱，带方雪花参加一趟新马泰旅游。

现在涓涓依旧在干洗店工作，只不过白天有时抽空出去一趟，转一转城里没有看过的景致，去商场买些回去要用的物件。薛东已经雇了一个临时帮工，是个湖南来的女学生。涓涓这一阵子都在培训新雇员，主要是裁剪改衣方面的功夫。

涓涓每次上街购物办事都是薛东开车陪着。涓涓看着薛东不厌其烦地和店主讨价还价，大包小包地跟前跟后的殷勤样子，心里有些欢喜，又不全是欢喜。她期待着薛东的，是一丝不舍，一点失落，一句挽留。

可是他没有。

她很惊异地发现自己对薛东有了期待。她向来看不起那些只要跟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就对男人有了这样那样期待的女人。她没有想到事到临头自己也未能免俗。心底有了这份挣扎，脸上就难免阴晴不定起来。

涓涓临行的前一天，薛东让那个新来的女学生看店，自己抽出身来专门陪涓涓去城里兜风。两人上了国家电视塔，站在瞭望台上看景致。

天是个绝好的天，晴空如一匹硕大无垠毫无褶皱的新布，高高阔阔地罩在地的边缘，除了蓝还是蓝。街市刚刚泛上了第一丝绿意。远处有一条细细的银线，在太阳底下闪闪烁烁着，一路蜿蜒地消失在天和地的衔接之处。涓涓知道那就是有名的安大略湖。

不禁想起到多伦多的第一天，林颉明带自己上电视塔的情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在多伦多的行程竟会在塔上起始，也在塔上终结。塔不变，街市不变，景致不变，只是站在塔上的人变了。六个月的时光，仿佛只是一瞬间，又仿佛已是一辈子。她早已不是六个月前的那个她了。不知林颉明还是从前的那个人吗？

就叹了一口气，对薛东说：“茶几上的那张海报，等我走了再交给林颉明。”

薛东点了点头，半晌，才试试探探地问你不去告别一声吗？他打过这么多次电话的。涓涓斜了他一眼，说有这个必要吗？忘了你是怎么教导我的：分手了，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薛东嘿嘿地笑了，说我很荣幸能对你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我说的话里有很多真理，可惜你偏偏只记住谬误。

薛东问涓涓去过塔里的“玻璃层”吗？涓涓说没有。薛东就带着涓涓坐电梯下去，又让涓涓闭了眼睛，牵着她的手出了电梯。涓涓睁开眼睛，发觉自己站在一块大玻璃地板上，脚下便是熙熙攘攘的都市。只是那摩天的楼房，已成了火柴盒大小的灰匣子，汽车行人更是细如蝼蚁，绕着灰匣子极为缓慢地蠕动。涓涓感觉如履悬崖峭壁，一时惊骇万分。忍不住一声惊叫，便伏在了薛东肩上。

薛东哈哈大笑起来，说狗熊了吧？就扶着涓涓坐在了地上。

“薛东，我走了，你会想我吗？”

“你说呢？”

“那间房子空出来，谁搬进来住？那个帮工吗？”

薛东微微一笑，说涓涓你嫉妒了。涓涓“呸”了一声，说谁嫉妒了。薛东说嫉妒就好，我喜欢你嫉妒。涓涓又叹了一口气，说你喜欢又怎么样，不喜欢又怎么样？我走了，反正也看不见。薛东却捏住了涓涓的手。

涓涓你放心，你是我的药，除了你没有人能治我的病。

涓涓的眼泪就凉凉地流了下来。

那个叫薛东的男人毕竟还是懂得她的。可是他救不了她。她也救不了他。他和她走到人生的这一程，已经有了太多的伤。即使他们都愿意将自己撕碎了，做成块块补丁，也补不全彼此身上那些千疮百孔的疤痕了。明天他们就将天各一方，遥遥相望。也许他们还会通一两封信，也许他们还会打一两次电话，然而终究将归于沉寂。

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敌得过时间和空间的磨耗。

过去没有。

现在更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