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四日 至 四月八日

某方程式的根指的就是，一个数字代入方程式的未知数後能使方程式变成恒等式。那麽便可说此根满足此方程式。所谓解方程式就是找出所有的根。倘若无论未知数的值为何，方程式永远成立，该方程式即称为恒等式。

（a +b）2=a2+2ab +b2

三月二十四日 灌足节 星期四 至 四月四日 星期一

警方追捕的第一周内，莎兰德避得远远的，安安分分待在菲斯卡街的公寓里。手机关闭，晶片卡取出，不打算再用这部电话。她密切注意着电子报与电视新闻节目的报导，愈看愈惊讶地瞪大眼睛。令她恼火的是自己的护照相片起初被放到网上，随後又出现在所有电视新闻节目的画面上方。看起来很蠢。

尽管多年来努力地隐姓埋名，结果还是一夜间变成全瑞典最恶名昭彰、最引人议论的人。她渐渐了解到，一个涉嫌谋害三条人命的瘦小女孩被列为全国通缉犯，是年度头条新闻之一。她仔细倾听媒体的评论与臆测，不禁感到诧异而迷惑，只要任何编辑室想要阅读并公布关於她的病历的机密资料，似乎很容易便能取得。特别有一个标题唤醒了她埋藏的记忆：

在旧城区因伤人被捕

有一名TT通讯社的记者抢先其他竞争对手，挖出一份医疗报告，那是莎兰德在旧城区地铁站内踢伤一名乘客被捕後所写的。那天她去了欧登广场，正要回哈革士坦，与寄养父母同住的（临时的）家。到了罗德曼斯街站时，有个显然并未喝酒的陌生人上了车，并立刻注意到她。後来她才发现他是卡尔·艾弗特·诺格兰，曾经是耶夫勒某乐团成员，如今失业了。虽然车厢还很空，他却坐到她身旁开始骚扰她。他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开始说一些「我给你两百元，你跟我回家」之类的话。见她没有反应，他更加纠缠不休，还骂她是讨厌的臭婊子。即使她不肯跟他说话，到了中央车站还换了位子，仍然没有用。接近旧城区站时，他张开双手从背後抱住她，手伸进她毛衣内往上揉捏，一面附在她耳边悄声说她是妓女。她以手肘撞他的眼睛回击，然後抓住立杆、身体腾空，用双脚後跟飞踢他的鼻梁，他立刻血流如注。她穿了一身朋克装，又染了蓝色头发，列车靠站後几乎不可能混入人群中。一个有正义感的民众与她扭打片刻後，将她压倒在地，直到警方赶到。

她暗自诅咒自己的性别与身材。如果她是男的，谁也不敢攻击她。她始终未曾试着去解释自己为什麽踢诺格兰的鼻子，因为觉得试图向穿制服的公务人员解释什麽，根本是白费工夫。当精神科医师想了解她的精神状态时，她基本上也是拒绝回应。幸好，有其他几名乘客目睹一切经过，其中包括一名来自海呐桑德的非常固执的妇人，她刚好是中央党的国会议员。妇人作证指出爆发暴力冲突前，诺格兰先非礼莎兰德。後来发现诺格兰曾有两次性侵害的前科，检察官於是决定不予起诉。但这并不表示社会福利部的报告就被搁置一旁。不久之後，地方法院便宣告莎兰德失能，她也开始先後接受潘格兰与毕尔曼的监护。如今这一切机密的隐私细节全被放到网上供大众消费。除了她的个人资料还附加了多姿多彩的描述，说她如何在入学之初便与周遭的人发生冲突，以及她如何在十来岁便进入儿童精神病院。媒体对莎兰德的诊断根据版面与报社而异。有时形容她是精神病患者，有时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偏执狂。不过所有报纸都认同她有精神上的障碍——毕竟她没能完成学业，也没有考试就休学了。她情绪不稳定且有暴力倾向，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莎兰德与女同志米莉安的情谊被挖掘出来後，几家报纸更掀起一阵狂热。米莉安曾经在同志光荣日的活动中，参与贝妮塔·柯斯塔秀的演出，在这场煽情的表演中，她被拍下穿着吊带皮套裤与高跟漆皮靴的裸胸照片。此外，她为一份同性恋报纸写过的一些文章，以及她为各场表演所接受的访问内容，也都被广泛引述。涉嫌连环杀人的女同志与香艳刺激的施虐受虐性爱的组合，显然创造了销售奇蹟。由於在戏剧性的第一周，警方并未追踪到米莉安，便有人猜测她可能也遭到莎兰德的毒手，或者可能是共犯。然而这些臆测多半仅出现在单纯的网路聊天室「流亡」中。反观几家报纸则提出这样的看法：既然已知米亚的论文与性交易有关，这可能正是莎兰德的杀人动机，因为——据社会福利部的说法——她是个妓女。

那一星期结束时，媒体又发现莎兰德还跟一夥卖弄撒旦主义的年轻女子有关，她们自称「邪恶手指」。有一名年纪较大的文化专栏男作家因而撰文评论无所寄托的年轻人，以及从平头族文化到嘻哈这当中所潜藏的一切危险。

若将各家媒体的论点拼凑起来，警方正在追捕的似乎是有精神病的女同志，而且曾加入某个有性虐待倾向的撒旦教派，专门宣扬施虐受虐性爱，却痛恨社会，尤其痛恨男人；加上莎兰德去年出国一整年，恐怕在国际间也建立了某些联系。

在媒体的种种喧嚣当中，只有一件事让莎兰德产生颇大的情绪反应：

「我们很怕她！」

她威胁说要杀我们，老师与同学们说。

说这句话的是昔日一名教师，名叫比莉姐·米欧斯，如今是织品艺术家。

该事件发生时，莎兰德十一岁。她记得米欧斯是个不讨人喜欢的数学代课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要她回答某个问题，其实她已经给了正确答案，只不过和课本里的解答不同。其实是课本写错了，在莎兰德看来，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米欧斯愈来愈坚持，莎兰德则愈来愈没有讨论的意愿。最後她乾脆赌气地撅嘴坐着，直到米欧斯完全没辙地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以便引起她注意。莎兰德随即拿起课本砸向米欧斯的头，立刻引起一阵骚动。当同学试图压制她时，她不断地吐口水，双脚乱踢。

这篇文章是某家晚报的特别报导，还腾出空间补充了一些引述和一张昔日同学在母校门口拍的照片。此人名叫大卫·古斯塔夫森，如今自称是财务助理。他声称学生们都很怕莎兰德，因为「她有一次威胁要杀死某人」。莎兰德记得古斯塔夫森是学校里最大的恶霸之一，是个只有蛮力、智商却跟狗鱼差不多的家伙，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对他人辱骂与拳打脚踢的机会。有一回午餐时间，他在体育馆後面攻击她，她也一如往常地反击。若纯粹就体形而言，她根本是输定了，但她却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後来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围了一大群同学，在一旁看着古斯塔夫森一遍又一遍地将她打倒在地。事情到某个程度还算有趣，谁知道这个笨女孩似乎不明白怎麽做才是为自己好，说什麽也不肯退让，甚至没有哭也没有求饶。

片刻过後，就连同学们也看不下去了。古斯塔夫森的强势与莎兰德的无力招架实在太过明显，他开始觉得丢脸，自己起头的事竟一发不可收拾。最後他狠狠地挥出两拳，把莎兰德的嘴唇打得皮破肉绽，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同学们将痛苦得缩成一团的她丢在体育馆後面，笑着跑开了。

莎兰德回到家後疗伤止痛。两天後，她拎着一支棒球棍回来，直接走到游戏场正中央，朝着古斯塔夫森的耳朵便挥击。当他受惊吓倒在地上後，莎兰德弯身用球棒抵住他的喉咙，在他耳边低声说，他要是再敢碰她就死定了。老师们发现後，将古斯塔夫森带到学校医护室，而莎兰德则被送往校长室接受处罚、在记录上多加了一笔，社会福利部的报告也更厚了。

莎兰德至少有十五年没有想起米欧斯或古斯塔夫森了。她暗忖，等哪天有空再去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麽。

受到媒体如此关注的结果，就是让莎兰德在所有瑞典人民心目中，成为既大名鼎鼎又恶名昭彰的人。他们将她的背景制成图表、仔细检视并公之於世，从她小学时的情绪失控到她被送进乌普萨拉郊区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待了两年，钜细靡遗。

当泰勒波利安主任医师上电视接受访问时，莎兰德竖耳倾听。她最後一次见到他已是八年前的事，是为了她的失能宣告上地方法院公听会。他双眉紧锁，搔搔稀疏的胡子，面有难色地转向摄影棚里的记者，解释自己有保密的义务，因此不能谈论特定病患。他只能说莎兰德是个非常复杂的个案，需要专业的照顾，而地方法院却不顾他的建议，决定让她进入社会接受监护，而非给予她所需要的入院照顾。真是匪夷所思，泰勒波利安宣称。他很遗憾如今这项错误判断的结果，竟夺走了三条人命，接着当然免不了又对政府这几十年来强行删减精神病照护预算一事大加挞伐。

莎兰德发现没有报纸披露，在泰勒波利安医师主管的儿童精神病院的安全病房，最常见的照护形式就是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送进一间「没有刺激」的房间，房里只有一张配备有约束带的床。教科书的解释是，难以管束的孩子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以免情绪失控。

长大之後，她发现这还有另一个说法，叫感觉剥夺。根据《日内瓦公约》，剥夺囚犯的感觉可视为不人道。许多独裁政体常常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洗脑实验，并且有证据显示在一九三○年代的莫斯科审判秀中，坦承自己犯过各种罪行的政治犯便遭受过如此对待。

看着电视上泰勒波利安的脸，莎兰德的心忽然结成一小块冰。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用那种恶心的须後水。他说，他曾经负责过所谓「对她的照护」，她显然应该接受治疗，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莎兰德很快便明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指的其实就是质疑泰勒波利安的理论与专业的人。

不久之後，她发现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圣史蒂芬医院还在施行一五○○年代最常见的精神治疗法。

她在那里的期间，约有一半时间都被绑在「无刺激」室的床上。泰勒波利安从未带有性暗示地抚摸她，其实他从未碰过她，除了在最单纯的情况下。有一次，莎兰德被绑着躺在隔离室，他一手按着她的肩以示警告。

她心想，不知当时咬他小指关节所留下的齿痕还在不在？後来整件事演变成一场危险的游戏，所有牌都在泰勒波利安手上。她的自卫方式则是当他在房里的时候对他视而不见，不加理睬。她是在十二岁时，被两名警察送到圣史蒂芬的，就在「天大恶行」发生几星期後。所有细节她都记得。起初，她觉得一切问题多少都能解决，因此努力地向警方、社工、医院人员、护士、医师、心理医师，甚至还有一个希望她一起祷告的牧师，说明自己的情形。坐上警车後座，往北行经温纳格伦中心前往乌普萨拉时，她仍不知道要上哪去。没有人告诉她。这时她才开始感觉到什麽事都不会解决。她曾试图向泰勒波利安解释。

而努力的结果却是在十三岁生日当天晚上，被绑到床上去。泰勒波利安是莎兰德有生以来所见过最令人厌恶且恶心的性虐待者，无人能比，相较之下毕尔曼差多了。毕尔曼的粗暴虽是言语难以形容，但她能掌控他。反观泰勒波利安却有文献、评监、学术荣誉与不知所云的精神病学理论等等烟雾弹保护，他绝不可能有任何一项行为被报导或批评。

他拥有国家签署的命令可以用皮绳将不听话的小女孩绑起来。每当莎兰德仰躺着被绑住，而他动手将皮绳拉紧时，两人四目交接那一刹那，她看得出他很兴奋。她知道。而他也知道她知道。满十三岁那天晚上，她下定决心不再与泰勒波利安或其他任何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医师交换只言片语。那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後来也确实做到了。她知道泰勒波利安被激怒了，至於她自己一夜接着一夜被牢牢绑住，这可能是最大原因。不过她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她让自己学会一切自制的方法，不再有情绪失控的情形，被释放出隔离室的日子里也不再乱扔东西。

但她拒绝与医师交谈。

另一方面，她会有礼貌地和护士、厨房人员和清洁妇说话，这点被注意到了。有位名叫卡萝琳娜的护士十分友善，莎兰德对她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护士问她为什麽这麽做？莎兰德露出疑问的神情。你为什麽不跟医生谈？

因为他们不听我说。

她的回答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种与医师沟通的方式。她留意到这类说词全都会写入资料记录中，证明她的沉默完全是理性的选择。在圣史蒂芬的最後一年间，莎兰德不常被关进隔离室，而每次被关总是因为什麽地方惹恼了泰勒波利安医师，好像医师一把目光移到她身上，她就会故意捣乱。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想要突破她固执的沉默，迫使她注意他的存在。

有一度医师给莎兰德开了一种精神病的药，会让她呼吸困难、无法思考，进而导致焦虑。她便拒绝吃药，结果医师决定由医护人员每天强喂她三颗。

由於她激烈地抗拒，医护人员不得不强将她按住、撬开嘴巴，再逼她吞咽。第一次，莎兰德立刻将手指插入喉咙，吃过的午餐全吐在最靠近的一名人员身上。後来他们喂药时会先将她绑住，於是她学会不用插入手指也能呕吐。由於她顽固抵抗，加上这一切也为工作人员造成额外负担，这才停止药物治疗。

刚满十五岁，她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再次被送回斯德哥尔摩和寄养家庭同住。这番改变令她震惊不已。当时泰勒波利安还不是圣史蒂芬的负责人，莎兰德敢肯定这是自己得以出院的唯一理由。假如由泰勒波利安作决定，她恐怕到现在都还被绑在隔离室的床上。如今她看着电视上的他，不知他是否幻想着自己终究能再度照护她，又或者她年纪已经太大，引不起他的遐思。当他提到地方法院裁定不让莎兰德住院治疗时，主持人显得很愤慨，但似乎又不知道该问些什麽。没有人能出面反驳泰勒波利安。圣史蒂芬的前主任已经去世，当时主审莎兰德案子、现在又有点被半强迫地接下剧中坏蛋角色的地方法院法官也已退休，不肯向媒体发表意见。

莎兰德在瑞典中部一家报社的电子报上，看见一篇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章。她读了三遍後关上电脑，点了根烟，坐在窗边坐椅的宜家家居软垫上，气馁地望着外头的灯光。

「她是双性恋。」

儿时玩伴说道。

因涉及三屍命案而遭追缉的二十六岁女子，据说性情古怪而内向，极难适应学校生活。尽管多次尝试让她加入，她始终是圈外人。

「她显然有性认同的问题。」她少数亲密的同学之一约翰娜回忆道。

「很早就能明显看出她与众不同，而且是双性恋。我们都很担心她。」

文章继续描述一些这个约翰娜记得的片段。莎兰德不禁皱起眉。她既不记得这些片段，也不记得有个亲密友人叫约翰娜。事实上，她压根想不起有任何人能称为她的密友，或有任何人曾在她就学期间试图拉她加入某个团体。

文中并未注明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但她十二岁就休学了，也就是说这位担心她的童年友人想必早在莎兰德十岁，也可能十一岁时，便发现她的双性恋倾向。

在上星期如潮水般涌出的荒谬文章当中，引述约翰娜的这篇对她的打击最大。这虚构得太明显了。撰稿记者若非碰上了渲染狂，就是自行捏造。她默记下记者的名字，加入将来要调查的名单当中。即便是以「社会的失败」或「她始终未得到该有的帮助」等等标题批判社会、内容也较正面的报导，也无法撼动她目前身为「全民公敌」的地位——一个因一时失去理智，连续谋害三名令人敬重的公民的杀人犯。

莎兰德颇为入迷地读着这些诠释她人生的文章，并发觉大众的了解有个明显的漏洞。虽然媒体似乎能毫无限制地取得她一生中最机密的细节，却完全忽略了发生在她十三岁生日前夕的「天大恶行」。被公开的资料从她上幼稚园到十一岁，中间跳过去，接着又从十五岁离开精神病院後接下去。

警方调查小组里面一定有人向媒体提供信息，却不知为何缘故，决定隐瞒包括了「天大恶行」的那一部分。她十分诧异。因为假如警方想强调她有作恶的倾向，那麽她档案中的这份报告应该是截至目前最具杀伤力的。她正是因此被送入圣史蒂芬。

复活节星期日，莎兰德开始更密切注意警方的调查动作。将媒体资料经过筛选後，她已大致了解参与的成员。检察官埃克斯壮是初步调查的负责人，通常也是记者会上的发言人。真正的调查组长则是刑事巡官包柏蓝斯基，这个男人有点太胖，对媒体发言时，老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装站在埃克斯壮旁边。

几天後她确认茉迪是组上唯一的女性探员，毕尔曼的死便是她发现的。她还注意到法斯特和安德森的名字，却完全忽略了霍姆柏，因为所有文章都没提到他的名字。她在电脑上为每个组员建立了一个文件夹，并开始填入资料。

有关警方调查进展的资料当然是存在调查探员使用的电脑内，而他们的资料库也必定是存放在警察总局的伺服器。莎兰德知道要入侵警局内部网路异常困难，但也绝非不可能。她就曾经成功过。有一回，在替阿曼斯基执行任务时，她摸索出警方内部网路的架构，并评估入侵刑事记录加以篡改的可能性。当她试图从外部入侵时，彻底失败了——警方的防火墙太过精密，还设了各式各样的陷阱，一不小心便可能招惹注意对自己不利。

警方的内部网路是相当先进的设计，它有专属的线路，阻绝了与外界及网际网路本身的连结。换句话说，她需要的最好是一个正在查她的案子、有权进入网路的警员，否则便退而求其次——让警方内部网路以为她拥有权限。就後者而言，幸好警方的资讯防护专家留下了一个漏洞。全国各地的警局都会上连到这个网路系统，其中有几个是地方的小单位，不仅夜里没有人员留守，也经常没有警铃或安保人员巡逻。韦斯特罗斯郊区的隆维警所便是一例。该警所与公共图书馆及地区社会福利部位於同一栋大楼，面积约一百三十平方米，白天所里有三名警员。

那一次，莎兰德没能入侵系统，进行当时的调查工作，但她认为若能投入一点时间与精力取得通行权限，或许能对未来的调查有所帮助。她想尽各种方法，最後到隆维图书馆申请暑期打工。她利用打扫的休息空档，只花了十分钟便从地图部门拿到整栋大楼的详细蓝图。她有大楼的钥匙，但当然不包括警所的钥匙。不过她发现夏天夜里为了散热，四楼洗手间的窗户都不关，从那里很轻易就能爬进警所。警所的巡逻任务外包给一家安保公司，每晚大概巡查一次，顶多两次。可笑。她约莫花了五分钟，便在所长的桌垫底下找到使用者名称与密码，接着则是一夜的尝试探索，以便了解系统的架构并确认他有哪些通行权限，又有哪些是超出地方单位的权限之外。同时她还额外取得两名当地警员的使用者名称与密码，其中一人是三十二岁的玛莉亚·奥托森，莎兰德从她的电脑得知这位女警最近请调到斯德哥尔摩担任反诈骗组探员，而且获准了。这个奥托森可让莎兰德中了大奖：她竟然将自己的戴尔个人笔记本电脑放在没有上锁的抽屉里。原来奥托森是用专属的个人电脑办公，太好了！莎兰德启动电脑，插入存有Asphyxia 1.0程式——她的间谍软体的最初版本——的光碟，将软体下载到两个地方，一个融入微软浏览器正常运作，另一个则放进奥托森的通讯录做备份。莎兰德认为即使奥托森买了新电脑，也会将通讯录复制过去，说不定几星期後当她就任新职，还会将通讯录复制到斯德哥尔摩反诈骗组的电脑上。莎兰德也将软体灌入警员们的台式电脑，以便从外面蒐集资料，而且只要窃取他们的认证码，她就能篡改刑事记录了。然而这麽做必须非常谨慎。警方的资讯防护组作了设定，假如有任何地方警员在下班时间登入系统，或是修改次数急剧增加，电脑会自动发出警报。如果她企图搜寻地方警员通常不会参与的调查行动的资料，便可能启动警报系统。

过去一年来，她和骇客夥伴「瘟疫」合作试图掌控警方的IT网路，不料困难重重，最後不得不放弃，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也累积了近百个现有的警员认证码，可以随意借用。

这是「瘟疫」所作的突破，因为他成功地入侵警方资料防护组组长的家用电脑。此人是在公家单位服务的经济学家，没有深厚的IT知识，笔记本电脑上却有丰富资讯。从此以後瘟疫和莎兰德便有了机会，即便无法入侵，至少也能散布各种病毒，严重瘫痪警方内部网路，只不过他们对此毫无兴趣。他们是骇客，不是破坏分子。他们想要的是进入运作正常的网路系统，而非加以破坏。

此时莎兰德查看名单後，发现认证码遭窃取的警员都未参与这次三屍命案的调查工作——当然这只是她的奢望。不过她倒是能轻易地进入浏览全国通缉令的详细内容，包括关於她自己的最新全境通告。她发现自己曾在乌普萨拉、北雪平、哥德堡、马尔默、海斯勒霍尔姆与卡尔马等地现身并遭到追捕，还有一张机密的电脑影像被送到各单位，好让警员更清楚她的长相。

虽然受到媒体如此关注，莎兰德仍拥有极少数几个优势，其中之一是她的照片太少。除了四年前拍的护照相片——驾照上用的也是同一张——和十八岁时拍的警方建档照片（和今日的她已判若两人）之外，只有几张放在旧日学校年刊上的照片，还有一次到纳卡自然保护区校外教学时，某个老师替她拍的一些相片，不过她在里头只是坐得离其他人远远的一个模糊人影。

护照相片上的她双眼圆瞪、嘴唇紧闭成一直线，头还有点前倾，很符合反社会的智障杀人犯形象，在报上重复出现了数百万次。从正面看，她现在几乎完全变了个人，恐怕没几个人能认得出她本人。她兴致盎然地读着三名死者的个人资料。星期二，媒体已经开始原地踏步，由於追捕莎兰德方面没有任何新的或戏剧性的进展，焦点於是转移到死者身上。某家晚报更是大篇幅地介绍达格、米亚和毕尔曼。毕尔曼被描述成一个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且德高望重的律师，他是绿色和平组织会员，并「致力於帮助年轻人」。有一个专栏特别介绍毕尔曼的好友兼同僚霍坎森，他们的事务所同在一栋大楼。霍坎森证实毕尔曼的确为弱势族群争取人权，监护局一名公务员也说他对受监护人是全心全意地付出。

莎兰德今天第一次露出撇嘴的笑容。

最受注目的是米亚，这出悲剧中的女性被害人。文中形容她是个亲切和善又非常聪明的年轻女子，已经有许多傲人的成就，前途亦是一片光明。备受震惊的友人、大学同事与一名助教接受了访问，而他们一致的疑问是「为什麽」。另外有一些照片显示有人在安斯基德公寓大楼门外摆放鲜花、点燃蜡烛。

相较之下，关於达格的篇幅小得多了。他被形容为笔锋尖锐、无所畏惧的记者。但主要焦点仍在他的伴侣身上。

令莎兰德略感讶异的是，竟然直到复活节星期日当天，才似乎有人发现达格正在为《千禧年》杂志写一篇重要报导。即便如此，文章中也从未提及他的工作主题。

她一直没看到布隆维斯特发给《瑞典晚报》的声明，直到星期二深夜看到电视新闻报导，才知道布隆维斯特故意放出误导的消息，宣称达格正在撰写关於资讯保护与非法入侵的报导。

莎兰德皱起眉头。她知道这不是真的，不禁纳闷《千禧年》在玩什麽把戏，但随即想通了他的信息，於是露出今天第二次的撇嘴笑容。她连上荷兰的伺服器，在「麦可布隆／笔记本电脑」的图标上点了两下，发现除了「莉丝·莎兰德」的文件夹之外，还有一个名为「给莉丝」的文档明显摆在桌面正中央。她点了两下进入文档。

接着她坐在电脑前瞪着布隆维斯特的信许久，内心充满矛盾。在此刻之前，她始终是孤军对抗全瑞典，这个等式简单明了、绝不复杂。如今却突然出现一个盟友，或至少是个潜在的盟友，自称相信她的清白。当然了，这也是全瑞典唯一一个她无论如何都不想再见到的男人。她叹了口气。布隆维斯特仍一如往常是个天真而不切实际的慈善家。打从十岁起，莎兰德便不再是清白的人。

没有人是清白的。只不过有不同程度的责任罢了。毕尔曼会死是因为他选择了不遵守她制订的游戏规则。他本来有很大的机会，没想到却还是雇用一个该死的凶神恶煞来伤害她。因此责任不在她。

不过不该低估小侦探布隆维斯特的介入，他或许会有用。他善於猜谜，顽固的性格也无人能比，这是她在赫德史塔发现的。他一旦咬住什麽，就不会轻易松口。确实是个天真的人。但现在他可以到她不能去的地方，直到她安全出国前，他或许能派上用场。她认为再过不久，出国恐怕是势在必行。

只可惜布隆维斯特不受控制。要他行动必须给他一个理由，同时也要有道德上的藉口。

换句话说，他很难预料。莎兰德思忖片刻後，建了一个新文档名为「给麦可布隆」，里头只写了两个字。

札拉

这样可以让他动动脑筋。

她还坐在那儿想着，忽然发现布隆维斯特打开电脑了。读了她的信息後立刻答覆：

莉丝

你这个惹祸精。札拉又是谁呀？他是关键吗？你知道是谁杀了达格和米亚吗？如果知道就告诉我，让我们解决这堆麻烦，好好睡一觉。麦可

好吧。该让他上钩了。

她又建了一个名为「小侦探布隆维斯特」的文档，心知他会感到气恼。然後写了一个简短信息：

你是记者，自己找答案。

不出她所料，布隆维斯特立刻回信，请求她理智行事，并试图以感情打动她。她笑了笑，切断了与他硬碟的连线。既然已经开始到处窥探，莎兰德便继续打开阿曼斯基的硬碟，并看到他在复活节第二天所写的关於她的报告。看不出来报告要交给谁，但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阿曼斯基正与警方合作，协助逮捕她归案。她花了一点时间浏览阿曼斯基的电子邮件，但没发现什麽有趣的东西，正打算离线时，无意中发现他发给米尔顿安保技术部门主管的一封信，指示他到他办公室里安装隐藏式监视录影机。中了。

她看看日期，是在一月底她前去问候之後约一小时发出的。也就是说下次再度造访阿曼斯基办公室前，得先调整自动监视系统里的某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