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新一轮打击“会道门”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祖爷似乎早已预感到了什么，有一天开完堂会，他把我单独留下。他背着手，走来走去，好像想说什么，好几次都欲言又止。

跟随祖爷这么长时间来，头一次看到他这个状态。良久，他对我说：“大头，如果有机会，可以洗手干点别的。”

我当时吓得赶紧跪下了，“祖爷，我从没有过二心啊！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祖爷！”那段时间风声紧，我以为祖爷认为我要退场呢。

祖爷凄凉地说：“我是说真的，你入行晚，手上没人命，进去后，还可以出来，别再行骗了，好好过日子！过正常人的日子！”

我怯怯地说：“祖爷，风声紧，就跳场呗，风声过后重新再来。”

祖爷摇摇头，“你不懂，你不懂。”

沉默良久，祖爷说：“大头，有件事情……”说到这，祖爷停顿了，声音有些颤抖。

我静静地听着，听得心惊肉跳。

1945年抗战结束时，祖爷去了趟山东，本是为古董而去，祖爷喜欢收藏，有消息说那边有个乾隆时期的雕龙玉璧要出手。那年雨水大，祖爷有严重的风湿，到山东第二天腿就疼得抬不起来。后来经当地古董商介绍，请来一个女大夫为他针灸，那女的是祖传的医术，其父亲在1940年因拒绝给伪军的一个头头看病，而被活活打死。

祖爷说：“有些郎中给你扎针，恨不得扒光衣服还找不准穴位，而那姑娘，我当时穿着汗衫，她让我侧躺在炕上，每一针都扎准了！”

祖爷说他动了情，种了种子，后来孩子出生后，那女子一个人带孩子留在山东。祖爷在山东是以古董商的身份出现的，当地的古董商也拿他当圈里的掌眼人，所以祖爷告诉那女的，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古董商。从那开始，祖爷每隔半年都去趟山东，并一直苦苦地隐瞒着自己的身份。

我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祖爷有时出远门不带脚，也没人知道他去哪儿。该我们知道的，祖爷会告诉我们，不该知道的，谁也不敢问。

做阿宝的是不允许随便结婚的，如果要结，那么那个女的也必须发展为阿宝。否则，太危险。因为人心是最难控制的，如果自己的老婆知道自己在行骗，谁也不能保证她做出什么事来。

所以，堂口里若有结婚的，都是祖爷亲批，那些女的成为阿宝后，一般都扮演“扎飞”的角色，比如灵媒，巫婆，道姑等等。而祖爷，在大家眼里，不曾有过女人。

这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如果坝头们知道祖爷还留这么一手，那么肯定全反了，此时如果有人提议切了祖爷，我想没人会反对。

祖爷说：“不是我对不起兄弟们，我只是想给家门留个种儿。民国六年，我的家人全死了，这些年，打打杀杀，我也想过平平安安的生活，已经没机会了，你们有，你们要好好把握今后的日子。”

祖爷对我说，他死后，如果我还活着，风声不紧的时候，就让我有机会去看看她娘儿俩。说到这，祖爷笑了，“是个男孩，香火可以续下去了。”

祖爷还告诉了我一个秘密：他在城外岳家岭山口两棵大槐中间埋了一个箱子，里面全是真货。祖爷说该吐的他会吐出来，但他必须留些钱给他们娘儿俩。后来，祖爷被抄家时，虽然抄走很多东西，但没人知道还有一箱财宝。祖爷永远留有后手。

这就体现祖爷的经济头脑了。国民党执政这些年，货币制度一片混乱，从“袁大头”到“孙小头”，从法币到“金圆券”，再加上民间私下流通的各种铜钱、铸币、购物券，各种货币不下十几种，但祖爷只藏“硬货币”，他从不相信那白纸一样的纸币，即便是法币刚刚发行、购买力比较高时，他都紧紧握着真金白银。他宁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兑换一些法币，也不会抛空。后来通货膨胀后，证明祖爷的决策太英明了！否则，现在留给家人的就是一箱废纸。

多年来，祖爷囤积了不少金条、银元、银锭，还有给大户看风水时人家送的玉璧、怀表之类的古董。祖爷让我有机会时把那箱子东西陆续给他的老婆和孩子，祖爷一再叮嘱，不要一次都给了，那样会给他们招来灾祸，弄不好会送命！如果我缺钱时，也可以自己享用。

我吓得赶紧跪下，哭着说：“祖爷，我不敢！”

我怯怯地问祖爷：“为什么信任我？”

祖爷一笑，反问了我一句：“大头，我为什么让你加入堂口？”

我愣了半天，恍然大悟！他招的不是一个阿宝，而是一个能托付后事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祖爷最后的局，他一直在局的顶端拉网，所有的坝头都是这张网上的坠儿，最后，我成了那个收网的人。

祖爷在茶馆里观察我许久了，他喝完茶走时，多次故意把钱掉在地上，我捡起来，追上他，还给他，他那是考验我的贪财心；入了堂口后，二坝头带我逛窑子时，他故意派人盯梢，他那是考验我的色心，毕竟他要把妻儿托付给我，他不得不防；他故意和我探讨一些堂口的事情，那是考验我的心机；他带我去四川对阵秦百川和那些土匪，那是考验我的胆量和忠诚。

庆幸的是，我经受住了考验。我不禁感慨，祖爷执掌堂口这么多年，手下兄弟无数，最后竟没一个能信得过的人。究竟是别人不能取信于他，还是他不能取信于人？

我说：“祖爷，跑路吧，你香港那边有很多朋友。”

祖爷一声苦笑：“不跑了。”

我不解：“为什么？”

祖爷叹了口气，良久，说：“不跑了，将来，你会明白。”

随后，他去了后院供奉着“江相派”列祖列宗牌位的祠堂，这次他没让我跟进去，他让我在门外等着，就这样，他慢慢地把门关上。

我不知道祖爷对列祖列宗说了什么，总之待了好长一段时间，祖爷才走出来。我隐约看到祖爷的眼圈是红的。

随后的几个月里，全国300多个“会道门”被摧毁，几十万“会道门”头子和骨干都受到了惩治。祖爷，因为陷得太深，任何地方出事都会“拔起萝卜带出坑”，他终于被揭发了，最后，因为杀人、放火、行贿、诈骗、妖言惑众等一系列罪大恶极的行为，判了死刑。

祖爷上刑场前，不像其他人那样吓得拉在裤子里，他走得很平静，在我看来，那不像赴死，更像解脱。他终于不用再骗人了，终于不用为权衡生死绞尽脑汁了。

大坝头和西派那边过来的几个坝头，因手上有命案，也被判了死刑，其余堂口大大小小200多号人，也都根据罪行的轻重，得到了应有的惩戒。我被判了五年。

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祖爷不跑路，而且还不允许任何坝头和小脚跑路，这等于他一手将“江相派”送上绝路！祖爷说我将来会明白，什么时候我才会明白呢？

漫长的刑期如黑夜般难熬，狱里，我时常想起以前的岁月，想起死去的老娘，想起祖爷，想起曾经的醉生梦死。

祖爷肯定想不到他死后社会会发生这么大变化，他想不到大跃进的火热，更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和“破四旧”的力度。毕竟他只是个阴谋家，不是个政治家，随后二十年的风起云涌，没人预测得出。那箱子东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敢重见天日。

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想去看看祖爷的遗孀及儿子。但手里没钱，连盘缠都不够。我就在镇公私合营的供销合作社里找了份零工，挣钱攒盘缠。

那时全国都在大炼钢铁，一个小镇上竟然建起了1000多个炼钢炉，狂热的社员漫山遍野挖铁矿，恨不得把家里的锅碗瓢勺都扔进炼钢炉里熔了，我真怕他们一不留神把山口的那箱子宝贝挖出来。

有几天晌午，太阳烤着大地，人们都猫在家里避暑。我独自一人悄悄溜到后山岳家岭，远远望去，发现曾经的那两棵大槐树已经不在了。我心下一惊，紧跑几步，来到山口那个拐弯处，我在那里踱来踱去，凭感觉丈量那两棵树的位置，后来确定了范围后，就走了。我知道，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你就是有再多的财宝，也花不出去，没人敢花，也没人敢要，一切都是计划经济，何况这还是赃物。

第二年春天，终于攒够了盘缠，依照祖爷生前交代的地址，我去了趟山东。

费好大劲才找到了他们。见面时，那妇人愣住了。我见她不过三十多岁，说明她当初跟祖爷时才十八九，祖爷死时50岁，也就是说他们相差二十多岁。

那妇人把我上下打量，“你是？”

我百感交集，祖爷生前的一幕幕在我脑子里翻腾，“我……我是祖爷的徒弟，我代他来看看您。”

“祖爷？”那妇人不解地问。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差点说走嘴，忙说：“就是您的丈夫，他是我的师父，我们都是古董行的。”我答应过祖爷，永远保守他的秘密。

那妇人好像凝固了一样，愣怔怔地看着我，好久，眼泪涌出，“他……他还在吗？”

我忍不住，也哭了，“祖爷在1952年害了风寒，后来感染了肺，最后……没有救过来……”

那妇人眼泪哗哗滚下。

我擦了把眼泪，说：“祖爷死前，还一直念叨着你。这些年来，我们这些商贩子都在接受政府改造，一直也不得空闲来看您，失礼了，失礼了。”

正聊天间，一个声音从屋外传来：“娘！”

我第一次看到了祖爷的血脉，那棱角，那眼神，和祖爷一模一样。

那妇人忙擦干眼泪，说：“孩儿，过来，跟叔叔打个招呼。”

我赶忙说：“使不得，使不得，我是祖爷的徒弟，我和公子是一个辈分的！”又从兜里拿出几枚糖果，给那孩子吃。孩子高兴地放进嘴里，吃得有滋有味。

我不禁慨叹，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谁能想到这穷孩子的父亲曾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谁又能想到祖爷每日一掷千金，他的后人竟如此清贫。

我给他们留了些钱就回来了，没敢提那箱子财宝的事，怕生祸端。

我本打算隔个一年半载的就去看他们娘儿俩一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年。1959年开始，全国进入大饥荒，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好多人。那时候，人饿到什么程度？往镇外抬尸体，一条半尺见宽的小垄沟，几个汉子都试来试去，不敢迈步，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一旦倒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有一次上厕所，提起裤子，刚站起来，眼前就一片漆黑，一头栽在地上，结果墙角正好有一个被砸破的生锈铁锅，额头正好撞在锅沿上，血流了一地。不是不惦记他们娘儿俩，真的是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

第二次见到祖爷的遗孀时，是在1963年，岁月不饶人，那妇人苍老了许多，孩子也长高了许多。又隔两年，1965年再见时，她鬓角已添白，儿子已长大成人参军了。回到家，我感到无比欣慰，夜里，我对着祖爷行刑的地方烧了几张黄表，祖爷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我开始琢磨如何将那箱子东西给她。

第二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年我38岁。六月，公社发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号召大家“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我在后院挖了个深深的坑，将那箱子物件埋起来，上面堆上厚厚的鸡粪。我认为这样或许更安全。

“文革”期间，我不敢四处走动，更不敢去看那娘儿俩，怕惹出事端使他们受牵连。

历史终于走到了1976年，“文革”结束了，又过了几年，手里有些余钱了，1979年，我又一次踏上了去山东的火车，我要看看祖爷那两口人过得如何了。

祖爷的夫人比上次见时富态多了，而且成了当地中医诊所的主任。见我来了，激动地流泪了，她问我这些年过得好吗？“文革”中挨批斗了吗？我说一切都好，我告诉她我也结婚生子了，是龙凤胎，都10岁了。我问她，儿子复员了吗？她高兴地告诉我她儿子当了连长了，在越南前线立了一等功。

我不禁叹息，造化弄人啊，祖爷一生坑蒙拐骗，他的儿子却在为国尽忠，这也算替祖爷把债偿还了吧。

我觉得是该把祖爷留下的那箱子东西给她的时候了，我对她说：“祖爷死前留下些古玩和金条，祖爷告诉我风声不紧的时候再给你们，这些年破四旧，我不敢给你们，怕惹出事来，如今一切都过去了，该给你们了。”

当那沉甸甸的箱子摆在她面前时，她捂着嘴哭了，哭了好久，我也掉泪了，想起了祖爷，想起了曾经的岁月。

她接下来的举动出乎我的意料，她说：“交公吧。我1966年就入党了，也是个老党员了，这些东西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傻傻地看了她良久，叹口气说：“好吧。但有一件你必须留下，就是那件雕龙玉璧，祖爷就是去山东淘那块玉的时候才认识你的，留个纪念吧。”

她把那块璧握在手里，贴在心口，又哭了。走出她的家门，我仰天长叹，祖爷啊，您交代我的事，我都办完了。

离别时，回望祖爷的遗孀，我感到无比的辛酸：祖爷啊，当初为什么你没有带着她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