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本书始终写得战战兢兢。一方面，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怪事搅得我头晕，从女生寝室到后山的那一片地带显得危机四伏，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郭颖至今心存疑虑，这增加了我试图在写作中发现真相的难度；另一方面，闯进我书房的不速之客严重干扰了我的写作。要命的是，吴医生证明这人是一个已死去的精神病患者，这使我对自己和自己的处境都产生了某种虚幻感。可疑的是，据吴医生介绍，这个叫严永桥的精神病人已住院三年了，他在一个多月前的夜里从医院跑出，死在夜半的高速公路上。既是这样，作为医院的护士，董枫怎么会表示从不认识这个人呢？

更让人迷惑的是，我的那个年轻朋友张江在望远镜里爱上的女人竟是董枫。我详细询问过了，张江家住城南大道体育馆东侧，他在窗口用望远镜看见的那个女人所住的楼房在他斜对面一百米左右，是一幢杏黄色的七层住宅楼，他望见的女人住在二楼，窗帘是乳白色的，阳台上有晾衣架和六盆植物。一切都没错，那是董枫的家。然而，当张江昨夜推开董枫的房门时，怎么会是一个老太婆正对着他呢？

真是邪了。我差点要怀疑是不是我正在写作的书触犯了什么，那些十四年前的鬼魂要借那个不速之客给我带来一连串的惩罚。

无论如何，我现在连退缩的余地都没有，我必须搞清楚一切才能心安。

上午11点，我举手敲响了董枫的房门。真是活见鬼，我现在要见董枫这样熟悉的人时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门开了，董枫站在我的面前。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薄绒浴衣，长发盘在头顶，眼睛里已有了往日的光亮。看来，她已逐渐从遭遇黑屋子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了。

坐下后我说：“你精神好多了，怎么，医院黑屋子的事搞清楚了？”“在家睡了两天，”她说，“我想，也许是我的幻觉吧。当时是雷雨中，又是深夜，闪电打在窗上，也许让我看花眼了。那间病房长久无人住了，怎么会出现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呢？我反复想了，只能是我的幻觉。”

“也许是吧。”我一边应和着，一边起身走向阳台的门，“通通气。”我推开了这道门，看见了阳台上晾着的几件衣物和花盆。

夏日的阳光从阳台上射进来。我转脸问道：“你晾在阳台上的丝裙掉到楼下去了吗？”董枫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这事奇怪极了。那裙子如果要掉，只能是往楼下掉的，可是不，它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门外的楼梯上。今天早晨，我听见下楼的邻居在问，谁的裙子呀，怎么扔在这里？我开门一看，那不是我晾在阳台上的裙子吗？真是奇怪，我拾了回来，泡在水池里，还没洗呢。”看来，张江没找错地方。我把张江在望远镜里被她迷住的事详细讲了一遍，当讲到昨夜张江从楼下拾起她那被风吹落的裙子送上来，推开门却看见一个老太婆时，董枫惊叫道：“不可能不可能！昨夜我没听见有人敲门呀！”我说：“据张江说门是虚掩着的，屋里没有开灯，屋里的老太婆正对门坐着，嘴里还说了句，‘你来干什么？’他吓得返身就跑，那裙子也就掉在楼梯上了。”这事实让人迷惑。如果说张江上楼时找错了地方，这裙子就不该掉在董枫门外的楼道上。那么，这里哪来的老太婆呢？而且，昨夜这门是虚掩着的，屋内没有开灯，一个老太婆正在暗黑中对着门坐着……我望着董枫，鹅黄色的浴衣衬出极好的身材，长发盘在头顶，还散发出浴后的香味。这年轻的女子在夜里会变吗？一刹那间我脑海里掠过这个荒诞的想法，心里惊跳了一下之后随即感到好笑，看来，我也快让这些怪事给搞昏头了。

董枫想了想说：“哪来的老太婆？那个张江是不是神经有问题，或者，他故意编造这个故事来吓我们？你想，躺在窗帘缝中用望远镜望女人，这说明他心里本身就有些阴暗。”

董枫毕竟是精神病院的护士，对人的行为爱从精神方面作出解释，这是一种习惯。但是，我知道，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

我说：“不对。据我了解，这个爱好文学的大学物理系学生非常健康，别把正常人都想成你们医院的患者。至于在望远镜里的一瞥便迷恋上一个人，这对于一个敏感而富有想像力的年轻人来说，完全可能，正常得很呢。”

董枫的脸上飞过红晕，她将眼光垂向地面，喃喃地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突然想到，董枫的隔壁邻居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是一个老太婆，而张江昨夜上楼来走错了门。然而，董枫肯定地说：“没有什么老太婆。这幢楼别的邻居我都不了解，但隔壁这家我是知道的，住着一对夫妻，常人说的老夫少妻吧，男的五十多岁，女的二十多岁。平时，只有这女的一人在家，男的在外地办公司，每个月回家来住两三天。哪来的老太婆？”为了证实隔壁的情况，我让董枫以借改锥修电器为由，敲开了隔壁的房门，我也顺便跟了过去。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站在门内，穿着白色的吊带背心，胸脯高耸。她的身后是一个漂亮的客厅。“改锥，”她笑吟吟地说，“我家没有这种东西。”说话时她望了我一眼，我想她一定把我看成董枫请来的电工了。“哦，”董枫应道，然后编造着说，“昨天有个老太婆在楼下找人，是你家的客人吧？”那女子笑了起来：“我不知道，我家没有客人来的。”

回到屋内，我和董枫都陷入了迷惑，张江昨夜在这里的遭遇是怎么回事呢？我曾一度大胆地猜想，董枫租住的这套房子，以前也许有一个老太婆住过，后来，这老太婆死了，房东把屋子打扫干净，又租给了不知情的董枫。这想法一闪而过，但我没说出口，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这种设想绝对荒诞，毫无道理。

张江遇见老太婆一事，之所以会让我违背常理地胡思乱想，是因为几天前撞进我家来的不速之客，被医院证明是一个已死去一个多月的精神病人，这使我的理性崩溃，时不时地陷在一种幽暗的玄思中。

就是这个已死去的人，在几天前的雷雨之夜，提着黑雨伞来见我，告诉我董枫在医院的黑屋子看见的恐怖景象后便悄然消失。

这人死前，在精神病院住了三年，而作为护士的董枫怎么会不认识他呢？还有，这个游魂似的人物还对我宣称他是董枫的丈夫，简直不可思议。难道，已死去的人也会像张江那样，从窗口望见一个女人便想入非非吗？“一个多月前，医院是有一个病人在深夜跑出去，被撞死在高速公路上。”董枫侧脸对我说，“因为我长期只在女病区工作，对男病区的患者一点儿不了解，所以并不知道严永桥这个患者的名字。当然，他也更不会认识我，也不至于做他是我丈夫这种白日梦。关键的是，无论怎样他已在一个多月前死了，几天前来找你的人，只能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了。”我说：“但愿如此。可是我向吴医生讲述过来人的模样，吴医生肯定地表示，这人就是严永桥。”

董枫望了望车窗外，说：“这人是不是严永桥，等一会儿就清楚了。”长途客车在山路上爬行，我约了董枫一同去严永桥在乡下的家。本来，要解开撞进我家来的不速之客之谜，是该我自己去奔波的，但董枫作为精神病院的护士，前去看看患者的家属，其到来的理由会使严永桥的家属觉得更自然些。并且，作为女人，她也许更容易从严永桥的妻子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

车窗外出现了一条河流，在两山之间，水流宽阔湍急。车上有乘客告诉董枫说，你们要去的鹰岩乡快到了，过了前面的大桥，河对面就是。这车上全是山民。我们在陆城县转乘了这辆开往偏僻乡下的客车，董枫在车上显得格外刺眼。她身着紧绷绷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亚麻色的休闲衬衣，个子高挑，长发披肩，以至于这些山里人的目光像看电视一样老盯着她。当听说她要去的地方是鹰岩乡时，竟有几张嘴争着给她介绍鹰岩乡的情况。

汽车拐上了一座大桥，我看见桥头立着刻有“黑河大桥”字样的石碑。河对面出现了一片乌黑的屋顶，鹰岩乡到了。严永桥的家在松林村五组，离这乡镇还有七八公里的山路。这路飘忽出没在山谷中，身边有树丛和鸟鸣，人进入这里像一个豆粒般的黑点，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大打折扣。董枫折了几枝黄色的小花在手上，回过头来反驳我说：“你的这种感觉不对。人要是只是一种简单的动物，当然很渺小；但是人有智慧，有复杂的精神活动，有任何动物都望尘莫及的创造力，所以人是了不起的。”我说：“了不起的创造力中也包含着了不起的破坏力，是不是？”董枫笑了，做了个无奈的手势说：“我不跟你争辩。我们说正事，你想过没有，严永桥怎么会娶个这里的女人做老婆呢？临走前我在医院查过他住院时的资料，老家在外省，毕业于建工学院，桥梁公司工程师。他怎么会把家安在这深山老林里呢？”

这真是个谜。不过，快到他家了，从他妻子那里也许能了解到这一切。并且，我要看看严永桥的照片，以便确认他与撞进我家来的不速之客是不是同一个人。另外，这个已死去的人如果真能显形，他也一定会回家看看。

我们是在下午3 点左右到达松林村的。一个正在奶孩子的妇女指着山崖下的一座房子说：“哦，汪英就住在那里。”

我们东弯西拐地顺着山道走下去。这是一座背靠山崖而建的房子，呈丁字形，侧面的那排房子没有前墙，是堆柴草的地方，另有一个猪圈，有猪在里面发出嗷嗷的声音。屋檐下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坐在地上，正用脏兮兮的手在玩玉米棒子。

“汪英在家吗？”董枫对着屋内喊道。

房门开着，但没人应答。我突然想，如果这时严永桥从屋内走出来，将会如何让人震惊。

“谁呀？”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人从屋后绕了过来。她二十多岁的模样，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上衣，手上拎着一只很沉的水桶。也许这山里的女人还没有戴胸罩的习惯吧，她走路的时候，很大的胸脯便在衣服下一颤一颤的。

董枫向她说明了来意，表示严永桥去世一个多月了，医院让我们来看望看望她。我们还将特地带来的几包香肠、奶粉送给她，说是给她和孩子补补身体。

汪英有些木讷，只有眼光里流露出意外和惊讶。怔了一下才说：“太劳累你们了，这样远来看我。”

我们进屋坐下。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脑袋里嗡的一声，一种恐惧的感觉无以言说。因为我抬头便看见了严永桥的遗像，宽额大脸，眉毛很浓，正是几天前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天哪，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遗像下的案头还燃着香火，轻烟散在屋里，我感到鼻孔里有点发痒。汪英说：“这都怪他自己，不该从医院里跑出来。他倒是撒手就了，可我们孤儿寡母的，好苦啊。”

汪英一边说，一边用衣袖擦眼睛。董枫这时却显得比我镇静，她对汪英说了些安慰的话，并表示要去看看严永桥的坟。坟就在离房子不远的山坡上，一堆新土还没有长出草来。坟前有一块很简单的墓碑，“严永桥之墓”这几个字使我触目惊心。

这时，光线不知不觉已变得很暗。汪英望了一眼天空说：“要下大雨了，我们回屋里去吧。”空气已变得很潮湿，耳边是蚊子的嗡嗡声。我们回到屋里，汪英不知从哪里掏出几个鸡蛋来，走到灶台边要给我们煮点吃的，我拦住了她说：“我们一点儿也不饿，别客气了。”

我背对着那张遗像坐着，开始和汪英聊天。

山里的暴雨真是吓人，铺天盖地地倾泻下来，满山满岭顿时变成一个轰轰作响的大音箱。这使我们在屋内说话都不得不提高了声音。我问到了这个山里妹子和严永桥的婚姻。是怎么认识的？汪英回答得很简单，只说是严永桥在这里修桥时认识的，就是我们来这里时经过的黑河大桥。五六年前，那里聚集着桥梁公司的几百号人，每逢鹰岩乡赶场时，这些修桥的工人便和满场镇的山民挤在一起，街上的生意都好了许多。严永桥就是在这个集镇上认识了汪英，并且很快便结了婚。

汪英的讲述过于简单，这使我感到她在掩饰什么。并且，讲到严永桥时，她的语气里明显藏有一种冷漠和怨恨，而怀念的话一句也没有。

暴雨急一阵慢一阵，没有停歇的意思，门外的山岭已是黑糊糊的一片。屋里已开了灯，汪英说这电是附近一个小水电站提供的，夏季还可以，到冬季水枯之后，便只有点油灯了。这场暴雨将我和董枫留在了这深山小屋里，天已黑了下来，只有明天再回去了。晚饭过后，汪英将那个三岁的小儿子抱在大床上哄睡，然后来到堂屋里，陪着我和董枫坐着。很明显，这房子里只有一间卧室，客人是没法在这里留宿的。

我对汪英说：“董枫和你一块儿去睡吧，我就在这堂屋里看看书，一会儿就天亮了，并且，”我指了指屋角的一张竹躺椅说，“实在困了，我还可以在那里躺一躺的。”

汪英不断地表示抱歉，又说没什么书给我看，只有从严永桥的病房里带回的东西中，有几本书，不知我喜不喜欢。“严永桥在病房里还看书？”我突然来了兴趣。

董枫说：“怎么不可以看？精神病患者在清醒的时候，是什么都知道的，有的还可以下围棋，算计得可精明了。”“是的是的，”汪英接着说，“他住院三年，我每隔几个月去看望他一次。糊涂的时候，他见着我就很暴躁，说是医生要害死他，他没病，医生拿毒药给他吃等等。清醒的时候，他就呆坐在病床上一言不发，只是要些闲书看。这样，我就在书店随便给他买了几本书。他死后，这些东西我都带回来了。”

今夜只能这样凑合。董枫已去了汪英的卧室，我想着她和汪英还有那个小孩挤在这屋里惟一的大床上，一定也是怪不自在的。我呢？虽说没床可睡，可这间堂屋里却很清静，只是严永桥的遗像在正面墙上让我很不舒服。我在屋里转了几圈，终于找到一大张蓝色的塑料布，我抓起来抖了抖灰尘，便将它蒙在了那个相框上。这样好了，虽然墙上显得怪怪的，但我看不见那张宽额大脸，心里踏实多了。

木凳上放着几本书，是汪英临睡前给我找来的。虽说这是严永桥的遗物，但想到能借此发现严永桥住院期间看些什么书，我便来了一种类似侦探的兴趣。这样，当我伸手拿起一本书时，心里也没有了害怕的感觉。

但是，这本书的封面跳在我眼前的那一瞬，我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哪，这不是我写的那本《死者的眼睛》吗？严永桥住在医院里怎么会喜欢看这种令人恐惧的书？当然，这也许是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汪英在书店里随便给他选的。

我知道严永桥为什么知道董枫了，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来我家，因为在《死者的眼睛》这本书里，我们的事都出现在书中，都怪我写得太真实了，明明白白地写出董枫是精神病院的护士，而我是一个对恐怖故事倍感兴趣的作家，这样，读了这书的严永桥便缠上了我，因为他发现了医院黑屋子里的恐怖，或者，他本身就很恐怖，这使我至今不能断定找我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影子？严永桥早已死了，遗像在家中，骨灰在坟里，多么可怕！

我点燃一支香烟，在堂屋里高声地咳嗽了几次，我用这种可怜的办法给自己壮胆。从卧室的门缝里透出了灯光，董枫和汪英显然也还没睡，有叽叽咕咕的说话声传出。过了一会儿，又传出一个女人呜呜的哭声，是汪英在哭，她们在谈什么呢？

已是半夜过后了，这个深山小屋像是落入了地缝中，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寂静。我听见董枫说“睡吧睡吧”，然后卧室里便熄了灯。

我吸着烟，在堂屋里踱着步子，像一只困兽。这时，卧室门轻轻开了，董枫走了出来，她拉我在屋角坐下，轻声说：“事情都清楚了，严永桥真该死，他害了汪英。”

五年前，十九岁的汪英到鹰岩乡赶场。几年来家里积攒下八十多元钱，让她去给爱听戏曲的老父亲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汪英在供销社的商店里买好这台宝贝之后，又随不少村民去河边看热闹，这里正在修黑河大桥，吊车入云，机器轰鸣，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来来往往，场面很是壮观。大家都说，桥修好后，过河就方便了。以前这里是一个渡船码头，但涨洪水的时候，渡船也不敢开。现在好了，看的人都在赞叹。

汪英看了一会儿，想到老爹正等着收音机呢，便急忙返身回家。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在那片无人的山谷中强奸了她。这人就是严永桥。他从大桥工地一直跟踪汪英到了这片山谷，然后将她拖进灌木丛中，解下汪英的细鞋带捆住她两只手的指头，然后扒光她的衣服发泄他的兽欲。事完之后，汪英突然发现刚买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在刚才的扭打中被摔破了，她哭起来，要严永桥赔她这收音机。严永桥想了想说，明天你来这街上，我买一台赔你。

当天晚上，汪英躲在屋后冲澡时被嫂子瞧见了，她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乳头也破了，还浸着血。这事瞒不住了，全家人气得跳，她的大哥要去杀了严永桥。后来，大家安静下来，家丑不可外扬，商量了一阵，决定让这人娶了汪英才行，不然到桥梁公司去告他，或者约上亲戚们，把他砸死在黑河里。

董枫说：“严永桥是在逼迫下和汪英结婚的。他拿钱修了这房子，可每月只回来住上几天。后来，他便进了精神病院，一直到死。”

在这青翠的山中，夜雨后的早晨显得特别明亮。汪英起了床，来到堂屋里时，对着蒙在严永桥遗像上的塑料布望了一眼。我赶紧解释说，昨夜我看见他的面孔有些害怕。汪英垂下眼说，没关系，不是怕别人指责，我也早想把那像取了，我恨他！

这时，董枫从屋后的山洞边洗脸回来了，面容红扑扑的。她用眼睛示意我该返程了。毕竟，要走好几公里幽深的山路才到鹰岩乡，在那里搭乘路过的班车到陆城县，然后才能转车回城，够费周折的了。

我想到三年前，汪英和严永桥就是从这条路到省城的精神病院来看病的。而据吴医生讲，当时是汪英患产后抑郁症，严永桥送她到医院的。凑巧的是，吴医生正在给汪英看病时，严永桥突发躁狂型精神分裂症，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严永桥发病之前，你发现他有过精神失常的迹象吗？”我显得很随意地问汪英，同时对董枫做了个坐下的手势，表示我还有疑问要了解。

汪英靠在门边说：“这之前他很正常的。修乡场外的那座黑河大桥，他还是个小头目呢。我和他结婚，村里人都说我找了个好丈夫，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得那种病。”

我说：“你生下孩子后，怎么会得抑郁症呢？你当时成天担心孩子会死，有什么原因吗？”

汪英又将眼睛盯着地面，喃喃地说：“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搞的，成天就担心孩子，心里非常害怕。到后来实在不行了，我父母和大哥就让严永桥带我到省城看病。”

“吴医生很快就治好了你的病？”我问。

“是的，”汪英理了一下头发说，“他给我开了些药，说只是辅助作用，其实，我并没有病。吴医生讲得我心里透明，他说我并没有什么病，担心孩子会死实际上是严永桥给我造成的。因为孩子出生不久，他一回到家又像结婚后那样对待我。我和他在一起后，他一直就这样折磨我。他总要把我的手捆起来，折磨得我要死。我恳求他说，我已是你的老婆了，你不用强迫我也行啊。他却反问我说，这样做你不是感觉更好吗？天哪，这个人全是坏心思。我给嫂子讲过这些事，可嫂子叹了口气说，咱们做女人的，只能听丈夫的了。后来怀上了孩子，我终于有了清静日子。可是，孩子刚生下一个多月，他又照以前那样做了，整夜折磨我，孩子在摇篮里哭他也不管，我又动不了，我总觉得孩子会死在摇篮里。吴医生给我讲得太清楚了，我没有病，都是他给我造成的。”

汪英停顿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你们都是医生，我给你们讲这些也没什么。他住院期间我去看望时，吴医生还给我讲，他这种病是从小就有病根的，不可能完全治好，并且劝我另嫁一个男人好好过日子。他说得倒轻松，男人又没死怎么另嫁人？这在我们山里是不行的，离婚是羞死人的事。现在他死了，我仍然不想再嫁人呢，我想一个人过轻松日子，并且还有孩子，够了。”“那天在门诊室，他怎么突然就发病了呢？”我还是觉得有疑问。“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汪英说，“当时我正在给吴医生讲病情，吴医生听完后，又向他了解情况，说着说着他们就吵了起来。不过我当时感觉严永桥还是很正常的。““他们吵些什么呢？”我问。

“好像是关于严永桥有没有精神病的问题。吴医生说生病的是他不是我，严永桥说他胡说八道。吴医生说看你这狂躁劲，病得不轻了。”

“所以，严永桥就去掐吴医生的脖子，”我补充说，“并且，他还举起椅子，砸碎了门诊室的玻璃窗？”

“不对啊，”汪英回忆说，“当时是发生了抓扯，严永桥说他不配做医生，要推他出去，吴医生又在推严永桥，混乱中我看见是吴医生举起椅子砸碎窗户的。我当时惊呆了，什么也说不出来。立即就拥进来很多穿白大褂的人，他们扭住严永桥的胳膊，说这种躁狂型病人太厉害了。他们按住他给他打了一针，然后就架着他，到住院楼去了。”

汪英的回忆让我大为震惊！怎么会是吴医生举起椅子砸碎窗户呢？这不合常理。吴医生给我讲得很清楚，严永桥是个潜伏性的躁狂型精神分裂患者。那天，可能是反复询问汪英的病情刺激了他，使他突然失控而发病。他扑上去掐吴医生的脖子，还举起椅子砸窗玻璃，吴医生说，这是躁狂症的典型表现。住院期间，这人时不时地嚎叫也证明了这一点。

是汪英的记忆有误吗？有可能。当时汪英正在抑郁症期内，严永桥砸窗户的举动让她害怕，她希望这不是严永桥干的，这愿望残留下来以后，便不知不觉修改了她的记忆，以致把这举动转移到了别人身上。

但是，如果汪英的记忆是真实的，又该作何解释呢？吴医生自己砸碎了窗户并说是严永桥干的，无非是想证明严永桥的躁狂症非常严重。当然，窗户砸碎后，拥进门诊室的人谁也不会认为吴医生会这样做。不管怎样，严永桥当时一定很激动，面红耳赤，双手发颤，这些都符合躁狂症的特征，那么，是严永桥砸了窗户，对此谁也不会怀疑。于是，按住他，将镇静剂注射进他的血液，然后架进住院部。镇静剂药效过后，这人一定会狂叫怒骂，于是对他用电击，医疗术语叫“电休克疗法”，接着这人几乎是死过去，醒来后，头脑里非常安静，一片空白，看见医生进来时，听话得像一个乖孩子。

在返城的车上，我的头脑里就堆满这些混乱的想法。一切混乱都从那个雷雨之夜开始，严永桥拎着黑雨伞撞进我的家。而现在，我看见了这人的遗像，和来我家的是同一个人。千真万确，多么可怕！而这人生前是否有精神病呢？汪英的回忆和吴医生的讲述又完全不同，我感到自己卷入的漩涡在扩大，并不断加深。

“肯定是汪英记错了，”董枫坐在我的旁边说，“吴医生怎么会砸窗户呢？荒诞透顶。”我侧脸看着董枫，这个有着模特儿身材的女护士此刻也让我感到陌生，我想到了医院的黑屋子和张江撞见的老太婆，我觉得头脑里晕乎乎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