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死去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神秘色彩,这是因为人虽死去,他的故事还在延续。在家人亲友中,在爱过的人心中,死亡使人的形体消失,但影子尚存。十四年前,郭颖和她的女伴们在医学院后山的种种经历,与后山下防空洞里的死者有关,这毫无疑问。然而,我自己现在正面临着的困惑,也与死者有关吗?几天前闯进我住宅的这个不速之客,经证实,是一个早在一个月前就死于车祸的精神病患者。他的妻子我也见到了,坟也见到了,遗物也见到了,这都是真的。天啊,我撞着鬼了吗?

在严永桥的遗物中,有他在医院读过的书,其中一本就是我的那部刚出版不久的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显然,他是在书中知道了我和董枫,并且,在住院的那段时间,他显然认出了董枫。于是,在他死后,他就来找我聊天,给我讲董枫在精神病院里遭遇黑屋子的怪事。这可能吗?天方夜谭!但是,严永桥来找我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我坐在书房里的时候,我真希望他能再出现一次,带着他的黑雨伞来敲门。这样,我就可以弄清楚一切了。我将战胜恐惧,询问他:你死了吗?你现在是谁?你怎么知道董枫在黑屋子遭受的惊吓?还有,你当初陪老婆来找吴医生看病时,吴医生怎么断定你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呢?诊断室的窗户是你打碎的还是吴医生打碎的?因为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足以让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归根到底,你当初真是精神病人吗?如果不是,吴医生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吴医生来电话了,问我,去山里见着严永桥的老婆了吗?情况怎么样?看来,他对严永桥死而复生似的来找我也十分困惑,并且想协助我找出答案。同时,他告诉我说,那个27床的病人最近清醒了,这人在几十年前的文革中有不少传奇经历,听起来像故事一样。吴医生让我去与他聊聊,说不定,可以为写作积累一些素材呢。

27床?我回忆起我上次去精神病院,在花坛附近遇见的那个人,五十多岁的半老头胡茬很黑,眼睛像梦游一样,对着我身后的空茫说:“往前走,前面有红旗……”这次,当我在病房里见着这个梦游似的人物时,他已经收拾得很整洁,胡茬也刮干净了,这使他年轻了不少。带我进病区的吉医生对他说:“龙大兴,今天感觉怎么样?没看见什么影子吧?”

“什么影子啊,那都是假的。”他咧嘴一笑,“我完全清醒了,都想下围棋了。”

吉医生说:“不过,你还得继续服药,巩固治疗效果。这位是新来的余医生,他给你作心理咨询,你精神上会更轻松。”

看来,吴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尽管我赶到医院时他正巧又被院长叫去开会,他却让吉医生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以前我对他讲过,说是医院里如发生有趣的事,出现有趣的人物,让我去接触接触。搞写作这行,脑子里得装满奇事才行。看来,这吴医生够哥们儿。

吉医生给我们介绍后就走了。这个叫做龙大兴的27床的病人望着我,似乎要从我的白大褂上看出什么破绽似的。我不像医生吗?不,连这里的护士也说,我穿上白大褂的样子,至少也是个主任级的专家。当然,这也许有点恭维我的意思。

我沉住气,对这位病人说:“我上次在花坛附近见到你时,你正念念有词地往前走,你当时看见什么了呢?”

“记不得了。”他说,“清醒后是记不得病中的所作所为的,只有半清醒的时候所看见的东西才能记住一些。”

“你看见过什么呢?”我问。

“唉,不说那些了,都是假的。吴医生说过,那是幻觉。可当时却像真的一样。我老是看见红旗。医院里的墙啊树啊什么的,我有时看去都是红色的,还在飘动。每当这时,我心里就很激动,我忍不住要到处走,有几次走到了一个悬崖上,我往下伸头一看,天哪,崖下躺着一个女学生,已经死了。我感觉是我把她推下去的。于是又惊又吓,忍不住大吼大叫。吉医生说,每当这时都给我注射镇静剂,我睡去后才忘记这些情景。”

我望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病人,他那略微发胖的身体表明他住院已经很久了。我说:“听吴医生讲,这些都是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东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东西怎么还会缠着你呢?”“嗨,我也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我便常犯这毛病,这医院进进出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吧。我那时刚读大学,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儿。武斗期间,我有两支枪,可威风了。晚上睡觉,我的枕头下也放着一枚手榴弹。为啥?防止对立派组织攻进来嘛。如果遭遇突袭,也不能束手就擒,实在不行了,伸手往枕头下一拉,嘿嘿,同归于尽,这才是好样的。唉,那时的日日夜夜可精彩了……”

说到往事,这个病人的眼中开始放光,很兴奋的样子。

“你打死过人吗?”我突然问道。

“没,没,”他矢口否认,“武斗时双方对着楼房什么的对射,子弹都打在砖墙上,没伤着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幻觉中曾出现过一个女生死在崖下的画面,我想探寻这与他的经历有没有联系。

想到死者,我突然问道:“这里以前有个叫严永桥的病人,你知道吗?”

“噢,”龙大兴仰起脸回想着,“个子高大,三十多岁,是搞桥梁建设的,对,他叫严永桥,以前就住我隔壁的病房。唉,偷跑出去干什么呀?黑灯瞎火的,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

“他为什么要逃跑出去呢?”我问。

“这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多数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清醒的时候在走廊上我听他说过,他没有病,他早就该出去了。”这时,吉医生走进了病房。他附在我耳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吴医生开完会了,叫你去他哪里。”

走出病区,我沿着走廊向吴医生的办公室走去。走廊的顶部是拱形的,显得安静肃穆。一百多年了,这座法国人留下的医院几经整修,让原有的面貌得以保存。走廊一侧的窗户很大,上端是半圆形,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将夏日的阳光隔在窗外,只有些斑斑点点的光影洒在走廊上。

此时,我已在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这就是我应该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必须弄清楚严永桥从住院到死亡的全部真相,这样才能解开那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况且,我现在住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握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搞得我日夜不宁。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知直接住到这漩涡的中心来。

“这事情有点麻烦,”吴医生听到我的想法后说,“以前有搞电影电视的人在这里呆过,结果搞得很不愉快,院长很生气,说是搞写作的人再不接待了。”

我说:“以朋友的名义,你给院长通融通融吧,就说我要写的东西绝对正面,救死扶伤精神关怀等等,只住上一月两月就行了。”

院长姓蔡,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刚说明来意,他便看也不看我地对着门外吼起来:“写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精神病院嘛,铁门!大锁!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哼,就冲着这个来,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蔡院长为何发这样大的火。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所以想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以便写出真正感人的东西来。

蔡院长似乎没听我的解释。门外有人叫他,他便径直出去了,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

我正不知所措,吴医生拍了下我的肩头说,咱们走吧。我说,这事怎么办呢?他笑了笑说,这不,已经同意了嘛。蔡院长就这习惯,只要他没明确否认,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这幢两层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阴中,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

吴医生说:“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呆在这里了,但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这里的底楼是男病区,二楼是女病区,在这个范围内,你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与病人交谈什么的,都可以。但晚上最好不要去病房,因为天黑以后,有的病人病情发作,会伤着你。你知道,有的躁狂型病人发作起来是很厉害的。”

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董枫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董枫的幻觉,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还是暗含警告?

不管怎样,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地到我家拜访我,这事实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来,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些,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

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成为我的临时住处。一张小床,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提供给我了。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所以夜里我可以独自享受这个空间。

我说过,这幢法式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我在这小屋里哪怕轻轻地走动,地板也会发出咚咚声。不但如此,屋外的走廊上,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里,只要有人走动,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如果距离稍稍近点,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

我突然想到,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的,怎么没人发现呢?

吴医生正为我整理这小屋里的一些零乱东西,听到我的疑问后说:“那天我没上夜班,听值班医生讲,他是趁医生查房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后溜出去的。从病区出来到楼外,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

我“哦”了一声,想着这楼房的布局,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的女病区。

“不过,”吴医生望着我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发生过不少次,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但死后又出现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你遇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当然,理论上说来,人绝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你遇到的严永桥,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我知道吴医生心里其实也很困惑,但是,这一切现在确实无法解释。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说:“但愿那是另一个人。”

这天晚上,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吴医生回家去了,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也就没出去乱窜。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床上,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我得离开它一段时间了,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他会发现那里已暂时无人居住了。

我突然产生了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如果此时铃声大作,没人的屋里也可趁机热闹一下。

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在这医院的小屋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天哪,电话刚一拨通,有人就拿起了电话,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喂,喂!”我冲口而出:“你是谁?”就在这一刹那,那端压下了电话。

有时候,任何不可思议的小事都会让人惊恐万状。试想,你锁好门窗,离开了你独居的住宅,可是,当你在深夜从另一个地方往家里打电话时,却有人接听,怎么回事?那一刻,我的心咚咚狂跳。是小偷进屋了吗?不可能,因为小偷是不会来接电话的,那会暴露出屋里有人。我想到了严永桥,那个早已从精神病院逃跑出去并死于车祸的魂灵,难道,他又窜进我屋里了吗?或者,他一直就躲藏在我屋里的什么地方?

我得证实这点。我咬了咬牙,再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呜——呜——”,电话的长音从看不见的暗处传来,再没人来接听了。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显然,在我家里接电话的人已有了警惕,不再来接电话了。谁进了我的屋?我是不是需要立即赶回去看看?

我看了看表,夜里11点零5分。吴医生给我讲过,这精神病院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晚上10点关大门,上锁,非抢救病人等特殊情况,是没人给你开门的。翻墙出去呢?不妥,别人会认为我在这里图谋不轨。况且,蔡院长对我呆在这里本来就不太欢迎。

当然,在这医院出不去了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借口,其实,真要回家去查看,我还是有些恐惧。

突然想到,打个电话,让张江替我到我家看看如何?这个热爱文学的大学物理系学生,是很乐意替我做事的。

接电话的是一个妇人的声音,我想是张江的母亲吧。她叫我等一等,便将话筒放在了一旁。张江在做什么呢?我无端地感到他又在他卧室的窗口,用望远镜盯着董枫的窗口或阳台。用这种方式爱上一个人是容易疯狂的,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听不见她的声音,更不了解她的任何情况。在镜头里,她的身姿、她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让他入迷,正是这种陌生感和毫无认识的可能性,会让爱这种本来就带有盲目性的情感无限泛滥。

张江来接电话了。听完我的叙述,他惊讶地表示,会有这种怪事?我立即赶过去看看。我叮嘱他,如有什么危险,就立即报警。他表示毫不在乎,要我放心,他去查看后很快就把结果告诉我。

放下电话,我躺在小床上随便抓起一本书来翻看,是吴医生放在这里的书,书名叫《美国精神病案例选》,看来,精神疾患正侵袭着整个人类。我翻了几页,老是走神,因为心里惦念着张江去我家查看的情况。

电话一直没有回过来,张江遇到了什么危险吗?深夜的精神病院已是一片寂静,外面的走廊上和值班室里,医生或护士走路时在地板上踩出的咚咚声显得格外沉重。

等待回音的时间每分钟都很长。有一阵子,我眼前老出现恐怖的画面,其中一幅是,严永桥正站在我家里的写字台边,张江倒在地上,一把黑雨伞的金属尖已插进了张江的胸部,血流得满地都是。尽管没学过《精神现象学》,但我知道这是人的一种灾难幻想,就像有人老担心亲人会出车祸一样,并且,一担心起来,还会想像车祸的场面。人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看了看表,已是夜半12点15分了。张江去我家,骑自行车不过十多分钟,无论如何,他早该给我回电话了。

我心里乱成一团,给张江家打电话,老是占线的忙音,试了多次后,我发现这不是占线,而是将话筒放在了旁边。我知道有人有这种习惯,为了防止睡觉后被电话打扰,就用这办法。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已是凌晨1点过了,张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看来,只有天亮后才能联系上了。

外面的走廊已没有了脚步声,看来,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也已在值班室休息了。天气闷热得很,小屋里的一台电风扇搅动的风也是热的。我无法入睡,便想到外面去透透气。

我走出小屋。经过走廊时,尽量放轻脚步,以免惊动值班室里的医生和护士。还好,值班室的门是关上的,这样我就省去了一些招呼应酬和解释。

走出楼外,空气凉爽了些。在林阴道上走出一段后,我回望这座现在只有黑色轮廓的楼房,感到它像一个正闭目睡去的老人。

突然,从侧面的小道上飘出一个白色的人影,我下意识地问道:“谁?”

“我,小翟。”是很清亮的女孩的声音。她已走到我面前,是一个穿着白罩衫的护士。小翟?是董枫的同事,我听董枫谈起过她。

她疑惑地盯着我。我赶紧作了自我介绍,并补充说:“董枫在黑屋子遇到怪事后,就是给你打的电话吧?她还叫你天亮前千万别去黑屋子那边。”

“是的。董姐遇到的事太恐怖了。第二天我们打开那间长期闲置的病房看过,里面什么也没有。”小翟的声音仍然很困惑。她大约二十多岁,圆盘脸,身材小巧玲珑。

我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和你一样,散步呗。”她掠了一下头发说,“董姐没上夜班,我和另外的人又没知心话可说,闷得慌,天气又热,出来走走免得在值班室打瞌睡。”

“楼上那间病房闲置多久了?”我问。

“快三年了吧。你知道,这是幢老房子了,那病房的墙角浸雨,老解决不了,屋里很潮,没人愿住那里。而且,那病房里先先后后死过好几个病人,都是自杀的,怪吓人的,谁愿意再住那里呀。”

“你见过自杀的病人吗?”我问。

小翟不自觉地往左右的暗黑处看看,仿佛有些害怕似的说:“我只见过最后一个叫单玲的女病人。那时我刚到这里做护士。那女病人也很年轻,才十九岁,因为失恋精神分裂了,怪可怜的。”

我突然记起吴医生与我聊天时,曾无意中提起过这个叫单玲的病人。我无端地感到,董枫在黑屋子看见的在烛光下梳头的女人,与这个已自杀的女病人或许有什么关系。

夜半的精神病院里,弥漫着树叶的潮气和阵阵花香。如果不是从那隐藏在暗黑处的楼房里,时不时发出一两声病人的尖叫、哭喊或者歌唱(那是一种变调的使人恐惧的歌声),你会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呢。是的,大片大片的树林、灌木、草坪,在夜里已看不见但香气弥漫的花朵,自然界显示出它勃发健康的生命力,仿佛在感召着陷入精神迷雾的人们。

我对小翟护士说:“我们到二楼的那间病房去看看,行吗?”

我是突然产生这个冲动的。现在正是夜半,如果那间长期闲置的黑屋子里真有什么奇异的动静,现在走近它,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不行不行,”小翟惊恐地说,“自从董姐在那个雷雨夜看见那屋里有人以后,我们在夜里就从不走近它。本来,它就在走廊的尽头,我们查房也不用走到那里去。”

“那个叫单玲的女病人自杀在那屋里以后,那间病房就再没住过病人吗?”我问。

“是的,没人敢住了。墙角浸雨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大家都害怕,这才是原因。”小翟顿了一下又说,“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但单玲的死,我是看见的,好吓人哟。”

我和小翟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这石凳很光滑,显然是年代久远了。在精神病院的树阴下,小翟给我讲起了单玲之死。夜很黑,她的讲述仿佛来自时间的暗处。

“前后算来,单玲的住院时间大约在半年左右。那时我刚来医院工作不久。是一个中年妇女送单玲来住院的,据说是单玲的姨妈。这女孩子真可怜,三岁时父母就离了婚,后来母亲去了国外,父亲也到沿海城市闯荡去了,是姨妈带着她长大的。

“单玲中等个子,一头长发,一双丹凤眼如果不是已被呆滞的神情占据,一定是又漂亮又迷人。

“她十九岁,这样年轻的女孩怎么会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呢?在吴医生记录的病历上,我才知道这女孩真的很惨,我很同情她。

“原来,单玲十七岁时便和一个男生狂热地相爱。那男生成绩很好,高考时却放弃了远走高飞去读名牌大学的机会,只填报了本地的一所大学。这样,他和单玲才可能每天相见。单玲比他低一个年级,第二年高考时落了榜,便到了一家公司工作。从第一个月领薪金开始,单玲便开始攒钱,为将来和那男孩共同生活准备一点积蓄。那男孩呢,只要下午没课,准到公司门口等她下班。因姨妈尚未批准单玲带男朋友回家,两人便到咖啡店之类的地方呆到天黑,然后由男孩将单玲送回住家附近。

“这很像一种幸福生活的开始。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有一次公司加班,单玲回家时已是深夜了,走到住家附近的一个偏僻之处时,停在路边的一辆轿车上突然冲出两个男人,单玲还来不及作出反应,已被他们推进了车里。这辆罪恶的车在夜色中一直开往郊外。单玲被他们轮奸后,被丢弃在公路边的树林里。

“这巨大的创伤对于单玲几乎是毁灭性的。她在家里躺了一个月后,脸色发白地去公司上班,工作时常常呆若木鸡,令上司非常不满。下班后,焦急万分的男孩来接她了。在咖啡店的角落里,她伏在男孩胸前痛哭。她告诉了男孩她‘大病’一个月的真相。男孩愤怒无比,想找歹徒拼命却没有目标。他安慰她,同时非常沮丧。

“这以后,男孩来公司门口等她下班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一次见面,男孩无意中说到他曾数次想和她发生性关系,但都被她拒绝了。言语之中,似乎有抱怨和指责的意思,并且充满了失落感。

“单玲预感到他们的关系要出问题了。结果事实比预感来得更快,自那次见面后,男孩便消失了,连最后作一次倾诉的机会也没给她。

“一天早晨,姨妈见单玲没起床去上班,便进屋叫她,却看见单玲坐在床头傻笑,然后抓起床单来一条条撕破,突然又是大哭。她的姨妈大惊,证实她已经发疯后,便将她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小翟护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接着讲下去。

“吴医生对这个病人非常重视,开出了最全面的治疗方案。他说单玲太可怜了,一定要让她尽快康复。可是,刚治疗一个月,她姨妈就不到医院来了。你知道,精神疾患的治疗费、护理费、住院费加起来可不是个小数。她姨妈给她交了一个月的费用后,便说没钱了。单玲工作的单位说她还在试用期,没医疗保障的,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了八百元补贴后,也不愿再支付医疗费用了。

“怎么办?总不能将病人赶出医院去吧。吴医生给我们开会,发动捐款,他自己首先捐出了两千元。大家都很吃惊,也很感动,纷纷捐了些款,当然不太多。你知道,我们每月的薪金平均也才七百多元。

“为了让这些钱延长单玲的治疗时间,吴医生将那间长期闲置的病房打扫了出来,让单玲住了进去。这样,单玲的住院费用就可以免去了。这也是吴医生向院领导争取来的优惠。吴医生说,那房本来就空着,单玲住进去,也就不该收费。”

“你知道,在人的各种疾病中,精神疾患是最复杂、最难治愈的疾病。可这次吴医生却像铁了心,声称要在半年之内彻底治愈单玲的抑郁性分裂症。他甚至从家里搬来了电视机,安放在单玲的病房里。他说,这对改善她的精神状况有好处。有一段时间,单玲似乎正常了许多,我们都很高兴。”

说到这里,小翟护士在暗黑中朝住院楼望了望,可能是感到自己谈得久了,担心病房有没有需要她照料的事出现。她说:“不行,我得回值班室去了。”

我们一起回到了住院楼。小翟径直上了到女病区的楼梯,然后回过身来,对我做了个“拜拜”的手势。我右转进入走廊,这地板一踩就咚咚地响。我走进走廊尽头我的小屋,才重新想起有人在我家里接听电话的事,而派去查看情况的张江竟一直没给我回话,这一夜我是无法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