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科里根把我带到病房里，我看到了母亲。她一向很胖，医院的病房显得又小又窄，可她现在病得这么厉害只能无助地躺在这病床上。她的头发现已花白，散开在枕头上。她放在床头的手象婴孩的手那么白。她的嘴角并没有我曾想像那样曲扭，但脸色却腊白，双眼紧闭。当在我身边的护士轻声呼唤她的时，她的双眼睁开了，湛蓝美丽，这是她身上最年轻、最有活力之处。她茫然地睁了一会儿眼，然后才看到我。她笑着，想举起双臂。一只抬了起来，另一只颤抖着，抬起来一点，又落了下去，“阿兰。”她轻轻地叫我。

我走上去，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有张椅子在墙边，可我不想坐。我跪在地板上，张开双臂抱着她。她身上温暖洁净，我吻她的额边、脸颊、嘴角。她抬起能动的那只手用手指轻抚我一边眼睛的下方。

“别哭。”她轻轻地说：“没必要这样。”

“我一接到贝斯蒂·麦考蒂的电话就赶来了。”我说。

“告诉她……周末。”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个周末我会好的。”

“好的，别再说这个了。”我说着，抱紧了她。

“车修了？”

“没有。”我说，“我搭便车来。”

“哦，天哪。”她说。显然每个字都很吃力，但并不含糊，没有让我感到迷惑尴尬。她清楚自己是谁，我是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何会在此。唯一说明她病了的是她的左臂。这让我感到莫大慰籍。因为其它的担心都是斯托伯的恶作剧，也许根本没有斯托伯，那完全是场梦，虽然可能会感伤点。既然我在她身边，跪在她床前、抱着她，闻着她身上残留的兰薇香水味，所以遭遇斯托伯用做梦来解释是十分有道理的。

“阿兰，你的衣领上有血。”她的眼睛闭了下来，又慢慢睁开来。我想她一定觉得眼皮很沉重，就象刚才在走廊上我感到胶鞋很沉重一样。

“我磕到了头，妈，没事的。”她的眼皮耷拉了下来，再慢慢睁开。

“帕克先生，我想我们最好让她睡。”那站在我身后的护士说：“她今天已够戗了。”

“我知道。”我再吻她的嘴角。“妈，我走了，明天还会再来。”

“别搭便车……危险。”

“我不搭了，我坐麦考蒂夫人的车，你睡吧？”

“睡……我只能睡了，”她说，“今天在干活时，正从洗碟机里拿出碟子，一阵头痛，昏倒了，醒来……就在这了，”她抬眼望着我，“一下发作起来，医生说不算太糟。”

“你会好的。”我说着站起来握住她的手。她的皮肤还是那样光滑如浸水的丝绸，尽管是一个老人的手。

“我梦见我们在新汉普斯尔娱乐园玩。”她说。

我俯视着她，感到全身冷了下来，“真的？”

“是啊，排队等坐那能爬很高的东西，你记得那东西吗？”

“过山车，”我说，“我记得它，妈。”

“你害怕了，我冲着你大骂。”

“不，妈，你没……”

她的手，握紧了我的手，嘴角向外咧快到了酒窝纹边，这是她一向以来表示不耐烦的神情。

“有，”她说，“骂你还狠揍你，打你的后脖子，是吗？”

“可能是吧，”我不想与她争辨，“这是你最常打我的地方。”

“我不该打你，”她说，“天气很热我又很累，但你仍……我不应该，我只想说对不起。”

我的眼角又湿了，“没关系，妈，那都是很久前的事了。”

“你从未坐过。”她轻语。

“我还是坐了，”我说，“最后我坐了。”

她对我笑了起来。那天我们终于排到队伍的前头而我却胆怯了，她大声喝斥我又狠狠地搧我的后脖子。此时她弱不禁风，和当时那个怒气冲冲、湿汗淋淋、孔武有力的妇人相差甚远。我想她当时一定看到某个等坐过山车的人脸上侮辱嘲笑的神情，我记得她对那人说你看什么，很好看吗？在烈日下当她牵着我离开那里时，我哭哭啼啼，边走边揉着自己的后脖子，其实不很痛，她并没有那么重打我。而我记得最庆幸的是离开了那高耸着、飞旋着、尖叫着的过山车。

“帕克先生，你确实该走了。”那护士催促我。

我抬起母亲的手，吻了吻她的指关节。“明天来看你，我爱你，妈妈。”

“我也爱你，阿兰，对不起，过去我常常打你。我再也不会打你了。”

但已经又打又骂过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能体谅她。这是我们家的秘密，彼此只可意会。

“妈，我明天来看你，好吗？”

她没应，眼皮又耷下去，这次不再张开了，胸脯缓慢均匀地起伏着。我从床边后退，目不转盯地看着她。

在走廊上，我问那护士：“他会好起来吗？真的会吗？”

“没人能肯定，帕克先生。她是努奈里大夫的病人，他是个好大夫。明天下午会在这，你可以问他。”

“那你的看法呢？”

“我想她会好的。”那护士顺着走廊领我到电梯间。“她的心电信号仍很强，所有迹象表明只是轻微发作。”她眉头皱了下，“只是她要改掉一些习惯，当然是指在饮食、生活方面……”

“你是指抽烟？”

“啊，是的，只好戒了。”她说得轻松，似乎要我妈戒烟就象把一个花瓶从房间移到大厅那么容易。我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刚才那个电梯的门立刻开了。探访时间结束后，医院里冷清了许多。

“谢谢。”我说。

“没关系，对不起刚才吓着你了，我那么说话真的是很傻。”

“没关系，算了。”我说，尽管我认为确实如此。

我进了电梯，按了电钮。那护士抬起手对我打了个响指。我也回敬了她一个。电梯门在我们之间合拢起来。电梯开始下降，我看着指背上的掐痕，心想我真是没用的东西，没用之极，即使那只是个梦我也他妈的真是没用。带走她，我对斯托伯说。她是我母亲，可我还是说了，带走她，别带走我。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在烈日下，在小小的新汉普斯尔娱乐园飞扬的尘土中陪我排队坐过山车，而在最关键的时刻我却毫不犹豫地说带她走，别带我走。胆小鬼、懦夫、真他妈的胆小鬼。

电梯门开了我走出来，走到垃圾篓边掀开盖子，那徽章仍在里面，丢在人家残留着咖啡的纸杯中。“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的字依然可见。我弯下腰飞快地拾起落在纸杯中的咖啡残液中的徽章，在牛仔裤上擦干净放到口袋里。看来把它扔掉是错误的。它现在属于我的，不管是幸运物还是不祥之物，反正是我的了。我走出医院，经过伊婉时向她轻轻挥手致谢。屋外的皓月当空，一切都沉浸在冷漠凄迷的月光中，我一生从没有象此时这样心力交瘁。我希望能再选一次，我愿做出不同的选择。说起来好笑，如果正如我所预料的她死了，我也许会接受。至少事情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在城里没人会载搭便车的人，那带疝气带的老头这么说。有几分真实呢？我走在贯穿路易斯顿的大街——有三十六街区的里斯本大街和九街区的肯内尔大街上，经过所有的自助酒吧，里面的自动点唱机放着弗里吉尔、AD/DC乐队和雷德·杰皮林的法语老歌，从头到尾我始终没伸出手竖起拇指。没有人开车经过，情况似乎不妙。我到德姆斯大桥时已经十一点多了。可一到哈罗镇的地界，我遇到第一辆车，手一伸它就停了。四十分钟后我正在屋后棚屋门边的红色手推车下面摸索家门的钥匙。再过十分钟我就躺到床上了。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独自在这个房子里睡。第二天十二点十五分时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我想可能是医院打来的，医院的人将告诉我说我母亲病情急剧逆转，几分钟前刚过世，深表难过。但一接电话才知道只是麦考蒂夫人想知道我是否在家里以及我昨晚看望我母亲的事（她问了我三遍，第三遍快结束时我就开始感觉象谋杀案中的罪犯被审问一般）。她还问我下午是否坐她的车去医院看望我母亲。我告诉她这太好了。我挂上电话走出卧室，卧室门边有面落地镜。镜里是一个胡子拉碴的高高的年轻人，腆着小肚子，只穿着一条宽大的内裤。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不能再神经兮兮的了，老兄，今后不要再每次电话响就想是有人报丧。”

就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想也没有关系，时光会使记忆模糊，时光总会使一切……但奇怪的是昨晚的事仍然历历在目，棱角分明。我仍记得斯托伯反戴的帽子下面的俊脸，耳朵上夹着的卷烟，吸烟时，烟从他脖子上的断缝里渗出来，他讲的卡迪拉克贱卖的故事仍萦绕在我耳边。时光将会使记忆模糊，但并不是一时半刻。而且我还有那个徽章，它仍在我堆在浴室门边的衣服上。这徽章是我昨晚的纪念品，并非每个经历鬼故事的勇者都能从中得到证明其真假的纪念品吧？

房间的角落有一套立体声音响。我翻着旧磁带想找些带子在我刮胡子的时候听。我找到了一个标有民歌集萃的磁带，把它放入机子中。这个磁带是我在读高中时录的，几乎记不起里面有什么歌了。一听才知道是鲍伯·戴兰哀唱纪念海蒂·卡罗寂寞离世、汤姆·帕克顿吟唱思念散落各方的老友、接下来是大卫·范·罗克开始唱他的可卡因布鲁斯。当他唱到第三节中段时，我还在刮胡子，却先停下大口猛灌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喝得肚子涨涨的。大卫粗声粗气地唱着他的歌：医生说它将毒死我，但没说什么时候。当然，这会有答案。一种犯罪感让我臆想我母亲将马上死去，而斯托伯也从未纠正我的这个臆想。当时我从未问过此事，他怎么纠正我？但很清楚，这个臆想显然是错的，我母亲并不是马上就死去。

医生说它将毒死我，但没说什么时候。大卫还在重复着。

老天，我为什么要责备自己。我的选择违反了自然规律了吗？儿女不是通常都比父母活得长吗？那狗娘养的想吓我，陷我于不义，但我不是就不买他的账吗？我们最后不都坐了过山车吗？

你不就想不受良心的谴责吗？找个方式为自己开脱吧。也许你的看法是对的……但当他要你选择时，你选了她，老兄，你选了她，这就无法开脱了。

我睁开眼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我已选过了。”我说，我不很相信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最终我想我会相信的。

麦考蒂夫人和我去看我的母亲，她已好了些。我问她是否记得昨晚梦见在雷科尼亚的惊悚园。她摇摇头，说：“我几乎记不起你来过，昨晚我非常困，怎么啦？”

“没事。”我说，亲了亲她的额边，“没什么。”

五天后我母亲出院了。出院后一小段时间，她走路一腐一拐的。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一个月后她又回去干活了，先是只上半天班，但后来就上全天班，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也回校读书，还在奥罗诺市闹市区的PAT'S比萨饼店找了一份临时工。赚的钱虽然不多，但够付我的修车费，这让已我感到很满足。从那以后就不爱搭便车了。

我母亲想戒烟，坚持了一小段日子。四月份的一天早上，学校放假，我回到家里发现厨房里又象过去那样烟雾缭绕。她羞愧而又不服气的看着我。“没办法，”她说，“我知道你要我戒烟，我也应该戒，可不抽烟我的生活就象缺了什么似的，没有东西可以填补。我只能后悔，当初不该抽烟。”两周后，我大学毕业了，我妈病又发作了，还好不严重。医生对她发出严重警告后她又想戒烟了，戒了一段后体重就增加了五十磅，却又开始抽烟了。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本性难移”，对此我深信不疑。幸运的是我第一次找工作就在波特兰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工作，我打算让我妈不要再出去干活。刚开始很难劝说她。

我也许最终会不耐烦地放弃对她的劝说，但我现在有坚定的信念去瓦解他的固执。

“你应该在赚钱过自己的生活，不要管我。”她说，“阿兰，总有一天你要结婚，别把钱花在我身上，要花在你自己的生活上。”

“你就是我的生活。”我亲着她说。“不管你接不接受，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最后她接受了我的劝说，不去干活了。

从那以后，大概有七年，我们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我没有和她一起住，但几乎每天去看她，我们常常打牌，看录影带，我给他买了台录像机，过着欢乐的日子。正如她常说的：我们有一屋子的欢笑。我不知道这几年是不是欠了斯托伯的，但确实享受了天伦之乐。我遭遇斯托伯的那晚在我的记忆中如梦魇般滋长，永不褪色，就如我一直预料的那样；那晚的每件事，从那老头叫我对着秋月许愿到斯托伯的手在我衬衣上乱摸给我别上那徽章，一幕幕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天，我找不到那枚徽章了，我想起搬到伐尔茅斯的小公寓时，我也它放在床边桌子的第一个抽屉里，和两套袖扣、一枚上面印着“比尔·克林顿，安全萨克斯总统”的政治徽章放在一起，可现在它不见了。过了一两天，电话铃响起，我一接就明白电话那头的麦考蒂夫人为什么哭泣。她所带来的噩耗正是我一直隐隐预料的：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葬礼结束后，守灵者和排着长队的送葬者散去了。我回到哈罗镇的小屋，在那里我母亲度过了她最后的几年，在那里抽烟，吃甜粉炸圈饼。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如今只剩我了。

我清点她的个人财物，把人死后要处理的文件证件放在一边，稍后再说，先把要保留的物品放在一边，不要的给慈善机构的物品放在房间的那一边，然后装箱。整理快完时，我跪下来看看她床铺底下还有什么东西，却发现它在那里。我一直在找而却不承认自己在找：一枚尘封的徽章，印着“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我把它紧握在掌心中，徽章的别针扎进我的肉里而我却把它握得更紧了，在疼痛中体验辛酸的快感。再摊开手指，我泪眼朦胧，徽章上的字变重了，互相叠在一起，发着微光，看起来象没戴眼镜看立体电影似的。

“满意了？”我质问这静谧的房间。“够了吗？”当然是无人应对。“你为什么一直要找，到底为什么？”

仍是无人应对。为什么这样？你在排队等待生活，就这样。你在月光下排队，在充满邪气的月光里许愿，你排着队，听他们在过山车里尖叫，他们花钱受惊，花钱坐过山车总是钱有所值。也许轮到你时你却害怕得跑了。两者效果是一样的。虽然生活应更丰富多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你只能：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带上你的徽章，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