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 年  我把心留在亚特兰蒂斯 2

大四那年,我搬到学校外面,住在迷幻天地——止水河畔的老旧木屋,但我在一九六六年初抵缅因大学的时候住在张伯伦舍。那里是由三栋学生宿舍组成的住宿区:分别是张伯伦舍(男生宿舍)、金舍(男生宿舍)和富兰克林舍(女生宿舍)。离宿舍不远的地方有一家豪优克餐厅。餐厅其实离宿舍不远,大约只有二百米远,但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夜、当室外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时,餐厅似乎变得十分遥远,因此豪优克有个别名叫做“旷野上的宫殿”。

我在大学里学到很多东西,但绝大多数不是在教室里学的。我学会怎么样一面亲吻女孩子、一面戴上保险套(这是每个男生必备的技能,但常受忽视);学会怎么样把四百五十克的罐装啤酒咕噜咕噜一饮而尽,而不会呕吐;也学会怎么样利用课余之暇多赚点外快(大部分都是帮比我有钱的小子写期末报告赚来的);我还学会如何避免加入共和党,尽管我的家族里有一堆共和党员;还有如何高举牌子、走上街头,嘴里唱着:“一、二、三、四,我们不会为你打这场该死的战争”,以及“喂、喂,约翰逊,你今天又杀了几个年轻孩子”;我也学会在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时设法避开,如果没办法避开,就要用手帕或头巾罩住口鼻,然后放慢呼吸;还学会当警棍齐发时侧躺在地上,把膝盖屈起贴近前胸,用手抱着头部。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学到的教训是,不管你把自己保护得多好,警察还是可以把你打得半死。

但是在学会这些事情之前,我先领略了“红心”扑克牌游戏的乐趣和危险。一九六六年秋季那个学期,张伯伦舍三楼的十六个房间总共住了三十二个男生,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时候,其中十九个人不是搬出去就是被退学,成为红心牌戏的受害者。那个学期,红心牌戏仿佛恶性流行性感冒般,威力横扫整个三楼,只有三个学生完全免疫。一个是我的室友奈特·霍伯斯坦,一个是三楼舍监戴维·迪尔伯恩,还有一个是斯托克林·琼斯,不久张伯伦舍众生就开始称他“哩噗—哩噗”。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哩噗—哩噗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其实是柯克的故事(当然,由于电影《星舰迷航》里柯克舰长的爆红,后来大家都叫他柯克舰长),在那些年间,柯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卡萝尔的故事。其实多半时候,我认为我真正想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事,虽然我总觉得不太可能说得明白。不过在谈这些事情之前,我最好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红心牌戏。

柯克舰长曾经说过,对笨蛋来说,惠斯特牌戏等于桥牌,而对真正的笨蛋来说,红心牌戏才是桥牌。我对这个说法没什么意见,尽管我觉得这么说有点没搔着痒处。重点在于红心牌戏很好玩,当你拿它来赌钱时,很快就会不可自拔——当时张伯伦舍三楼的行情是每一个积分值五分钱。玩红心牌戏的理想人数是四个人,所有扑克牌都发出去后,就开始玩牌。每一手牌共有二十六分:十三张红心牌,每张牌都算一分,但单独一张黑桃皇后(我们称之为“婊子”)就值十三分。当四个人之中有一人的积分达到一百分时,牌戏便告结束,积分最少的人是赢家。

在我们的马拉松牌戏中,其他三个输家要根据他们的积分与赢家的差距吐出钱来。例如,如果牌戏结束时,我的积分比舰长多了二十分,那么依照每一分值五分钱的算法,我就得付他一元美金。你会说,这不过是小钱而已,但那时候是一九六六年,对住在张伯伦舍三楼半工半读的穷学生而言,一块钱可不只是零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