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 年  我把心留在亚特兰蒂斯 10

我在六点半的时候打卡下班,拎着最后一袋垃圾走到厨房后面转角的地方,把垃圾袋扔进排成一列的垃圾桶中。

我转过身来,看到卡萝尔和几个学生站在角落抽烟,望着月亮冉冉上升。我一边往他们那儿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宝马牌香烟,其他两人正好准备离开。

“嗨,彼特,再多吃一点缅因豆子。”卡萝尔边说边笑。

“是啊,”我点燃香烟,然后没怎么多想就脱口而出:“今天晚上,学校礼堂会播两部亨弗莱·鲍嘉的片子,七点钟开始,我们走过去还来得及。你想看吗?”

她吸了一口烟,没有搭腔,但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我知道她会答应。原先我一心只想回去宿舍三楼的交谊厅玩红心牌戏,但是既然已经离开了原先的牌局,玩牌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我之前玩牌玩昏了头时,是不是说了些把龙尼打得屁滚尿流之类的话?似乎没错——我还记得很清楚——但是和卡萝尔一起站在屋外冷冽的空气里,实在很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说那些话。

“我在家乡已经有男朋友了。”她最后说。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啰?”

她摇摇头,脸上仍然挂着浅浅的微笑,香烟的烟雾从她脸上飘过,脱下工作时戴的发网,她的发丝轻轻拂过眉梢。“只是给你一点信息而已。你还记得《囚徒》那部电视剧吗?‘六号,我们需要……信息。’”

“我在家乡也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说,“再多些信息。”

“我另外还有一份工作,当数学家教。我答应今天晚上花一小时的时间教二楼的女孩微积分。她简直无可救药,而且很烦,但是我一个小时可以赚六块钱。”卡萝尔笑起来,“真不错,我们拼命交换信息。”

“不过对鲍嘉而言,情况可不妙。”我说。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知道我们终究会去看鲍嘉的电影。我想我也知道我们将会发展出一段恋情,因此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仿佛移去了胸中块垒。

“我可以在礼堂打电话给艾瑟,告诉她今晚改成十点钟才上微积分。”卡萝尔说,“真是悲哀,艾瑟从来不出门。她大半时候都卷着发卷坐在房间里写信,向家人抱怨大学生活真是难熬。我们至少可以看完第一场电影。”

“听起来很棒。”我说。

于是,我们开始朝礼堂走去。那真是旧日的美好时光,你不必请保姆来家里看小孩,不必把狗赶出屋外,不必喂猫,不必设定防盗警铃。可以说走就走。

“我们这样算约会吗?”过了一会儿,卡萝尔问我。

“呃,可能算吧。”我说。我们那时候正经过东馆,路上有很多学生都朝着礼堂走去。

“很好。”她说,“因为我把钱包留在房间里没带出来,没办法分摊看电影的钱。”

“别担心,我有的是钱,今天玩牌赢了一笔。”

“玩扑克牌吗?”

“红心牌戏,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开玩笑!我十二岁的时候,暑假在乔治湖畔参加温维娜营,那是青年会办的夏令营——我妈说那是给穷人家小孩参加的夏令营。那时候几乎天天下雨,所以我们整天都在玩红心,猎捕‘婊子’。”她的眼神飘向远方;当人们突然想起陈年旧事,就好像在黑暗中绊到一只鞋子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眼神。“找到黑女士,”然后他用法文重复一遍,“Cherchez la femme noire。”

“没错,就是这个扑克牌游戏。”我说,我知道在那一刻,她几乎无视于我的存在。

然后她回过神来对我露齿一笑,从裤袋中掏出烟。在那个年代,大家抽烟都抽得很凶,所有人都如此;那时候你甚至可以在医院候诊室抽烟。我告诉我女儿这件事的时候,她起先还不相信。

我掏出自己的烟,我们两人都点燃香烟,在火光中凝视彼此。不像亲吻时那么甜蜜,但感觉很好。我心里再度感到一阵轻松,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有时候你的眼界大开,感到充满希望;有时候你觉得眼前一片清明,周遭一切都无所遁形,也许确实如此。那真是美好的时刻。

我关上打火机,然后我们一边抽着烟,一边继续往前走。我们的手背离得很近,但还没有相碰。

“你赢了多少钱?”她问,“足够我们私奔到加州吗?还是没有那么多?”

“九块钱。”

她大笑,握住我的手。“那么这算约会没错,”她说,“你还可以买爆米花请我吃。”

“好。你会很在乎第一场放映的是哪一部片子吗?”

她摇摇头。“鲍嘉就是鲍嘉。”

“没错。”我说,但暗自希望他们会先放映《马耳他之鹰》。

结果还真是如此。电影放映到一半,我看看卡萝尔,她也看看我。于是我在大导演约翰·赫斯顿处女作的黑白月光下,低头吻了她带着爆米花奶油香的嘴唇。她的嘴唇很甜,反应积极。我退后一点,她仍然凝视着我,脸上又恢复浅浅的微笑,然后把手中的爆米花递给我,我也把手里的零食递给她,我们把电影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