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万圣节前的几个星期里，乔治·安伯森先生几乎查看了德里和周边几个镇上所有的商业地产项目。

我很清楚，我不可能突然被当成镇上的一分子，但我想让当地人习惯看见我开着红色森利纳敞篷跑车，把我和车当成风景的一部分。这就是那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家伙，来这儿差不多一个月了。他要是真的干起来，某些人可能就有钱赚了。

人们问我在找什么时，我就眨眨眼，笑一笑。人们问我要待多久时，我就告诉他们很难说。我熟悉了镇上的地形，并开始熟悉一九五八年的口语。比方说，我得知“战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冲突”指的是朝鲜战争。两者都结束了，可喜可贺。人们担心苏联和所谓的“导弹差距”，但也不是很担心。人们担心青少年犯罪，但也不是很担心。经济有些不景气，但人们见过更糟的情况。你跟人做生意时，完全可以说上当了（被骗了）。一分钱一粒的糖果包括圆点糖、嘴唇糖和黑婴儿糖。在南方，吉姆·克劳法大行其道。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威胁叫嚣；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暗自乐观。

我跟查兹·弗拉蒂聊过不久，很上心地去查看已经不存在的基奇纳钢铁厂。工厂坐落在镇子北边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不错，要是“每分钟一英里公路”延伸到那里，那里会是购物中心的绝佳地点。但我去那儿之后——道路变成会令车子颠簸的碎石时，我弃车步行——发现那里看上去像古代文明的废墟：独特，但令人绝望。成堆的砖块和生锈的废旧机器耸立在深深的草丛中。中间是一根久已倒塌的陶瓷烟囱，烟囱口被煤灰熏得乌黑，巨大的管孔内一片漆黑。我要是低下头弯下腰，肯定能走进去。我的个子可不矮。

万圣节前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德里看了很多地方，对德里有了很多感触。这儿的老居民让我感觉愉快，但是——一个人除外——他们从不表现出亲密。这个例外就是查兹·弗拉蒂。他主动泄露了很多事情，这很奇怪，但我脑子里有很多事情，弗拉蒂看起来没那么重要。我想，你有时就是会遇到一个友好的人，仅此而已。随它去吧。我根本不知道，是一个叫比尔·图尔考特的人教唆弗拉蒂这么干的。

比尔·图尔考特就是没穿背带裤的那个家伙。

2

住在堤上的贝维说，她认为德里糟糕的日子结束了，但我看到的越多（尤其是感受到的越多），越是相信德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德里不对劲。开始，我努力告诉自己，是我不对劲，不是德里。我是个脱节的人，一个暂时的流浪者，会觉得任何地方都有点怪，有点别扭——就像保尔·鲍尔斯那些奇怪的小说里看起来像噩梦的城市。这个理由一开始很有说服力，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断探索这个新的环境，越来越不这么觉得。我开始质疑贝弗利·马什认为糟糕时期已经结束的断言，并且猜想（在晚上睡不着时，这样的晚上不少）她也开始质疑自己。我没有在她眼中瞥见一丝怀疑吗？那种不太相信却期望如此、甚至需要如此的眼神？

有些不对劲，有些邪恶。

一些空房子看起来很显眼，就像严重精神病患者的脸颊。郊区有间空荡荡的畜棚，干草棚的门在生了锈的铰链上缓慢地开合，一会儿呈现里面的黑暗，一会儿又将其掩藏，一会儿再次将其呈现。科苏特街上距离邓宁太太及其孩子住宅一个街区远的地方，一处栅栏裂成碎片。我觉得仿佛有东西——有人——被从栅栏中间扔进荒地里。一处空荡荡的运动场，转盘在运动场里缓慢旋转，尽管没有小孩推它，也没有明显的风。它在看不见的底座上转动时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一天，我看见一尊雕刻粗糙的耶稣像沿着运河漂流而下，钻进运河街底下的隧道中。雕像有三英尺高，咧着嘴笑，唇间露出牙齿。一顶荆棘王冠歪斜着套在额上，诡异的白色眼睛下方画着血淋淋的眼泪。看起来像是符咒偶像。巴希公园里所谓的亲吻桥上，在学校精神和永恒的爱情宣言中间，有人刻下“我很快就会杀了我妈妈”这几个字。有人在下面加上：“你再不快点，她就浑身是病了。”一天下午，我走过荒地东边时，突然听见一阵恐怖的尖叫。我抬头，看见一个瘦削男人的轮廓正站在不远处GS&WM铁路高架桥上，上下挥动棍棒。他在抽打什么。尖叫声停止。我想，是条狗，已经被他打死了。他用皮带绳拴住狗，将其拖到外面打死了。当然，我不可能知道这些……但我确实知道。我当时确信，现在依然确信。

有些不对劲。

有些邪恶。

这些事情跟我要讲的故事有关吗？我要讲的是门卫爸爸，以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那种得意的“我知道一个秘密”的笑，以及从不看你的灰色眼睛）？我不太确定。但我可以再给你讲一件事：基奇纳钢铁厂倒下的烟囱里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想知道，但我在那东西的嘴里看到一堆被啃过的骨头，和一个被啃过的小项圈，项圈上面还有一只铃铛。项圈肯定是哪个小孩亲爱的小猫的。管道里面——巨大的管孔里面——有东西在移动。

进来看看吧，那东西似乎在我的脑海里低语，别管其他的，杰克——进来看看吧。进来参观一下。时间在这里是无所谓的；在这里，时间径自流逝。你知道，你想进来看看；你知道，你很好奇。这甚至可能是另外一个兔子洞。另外一个时间入口。

也许吧，但我不这么想。我想里面是德里——一切都不对劲，一切都歪斜着，隐藏在那管道之中。在冬眠。让人们相信糟糕的时期已经结束了，等待人们放松，进而忘记德里曾经有过糟糕的时期。

我赶紧走开，我再也没有回过德里的那个地方。

3

十月第二个星期的一天，科苏特街上的橡树和榆树已经染上金黄，色彩斑斓，我再次造访已经闲置的西区娱乐中心。没有哪个有经验的房地产买家会错过充分调查这个一流地段，我向街上好几个人询问里面的情况（当然，门上了锁），它是什么时候关张的。

跟我聊天的人之一就是多丽丝·邓宁。“美丽如画。”查兹·弗拉蒂曾经说过。这通常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用在多丽丝身上却名副其实。岁月在她的眼角增添了细纹，嘴角的皱纹更深，但她皮肤细腻，乳房丰满，身材火辣（在一九五八年，杰恩·曼斯菲尔德全盛时期，丰满的乳房被视为迷人而非令人尴尬的身体特征）。我们在门阶上说话。房子里没有别人，孩子们去学校了，邀请我进屋肯定是不合适的，毫无疑问会成为邻居们非议的话题，这主要是因为她的丈夫“在外面住”。她一只手拿着灰掸，另一只手拿着烟，围裙口袋里露出一瓶家具擦光油。她跟德里多数人一样，礼貌而冷漠。

是的，她说，西区娱乐中心还在运营时，是孩子们的好去处。有这么个地方让孩子们放学后去玩，随心所欲到处奔跑，的确很棒。她能从厨房的窗户看到运动场和篮球场，她看到那里空着很难过。她说，她认为娱乐中心是因为预算削减而被关闭的，但她游移的眼睛和拼命吸烟的嘴巴似乎另有暗示：中心在儿童遭谋杀和失踪期间被关闭。预算可能只是次要原因。

我谢谢她，并递给她我新近打印的名片。她接过名片，心不在焉地朝我笑了一下，然后关上门。她的动作很轻，门没有发出“砰”的一声。但我听见门后咔嗒一声，知道她挂上了门链。

我想，万圣节到来时，娱乐中心兴许能满足我的需要，尽管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我想我能轻易进去，透过一扇前窗清楚地看到街道上的情况。邓宁可能会开车来，而不是步行，但我知道他的车是什么样子。根据哈里的作文，天那时可能已经黑了，但街上有灯。

当然，能见度对双方都很关键。除非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意图上，否则肯定会看到我朝他跑去。我有手枪，但只有在十五码之内开枪才能击毙他。我可能需要走得更近，才敢冒险射击，因为在万圣节晚上，科苏特街上肯定到处都是小鬼和妖精。不过我得等他走进屋子之前从藏身处突然冒出来。因为，根据作文，多丽丝·邓宁疏远的丈夫直接行凶。哈里从浴室出来时，所有人都倒下了，除了埃伦，其他人都死了。我稍有迟疑，就有可能看到哈里看到的情景：他妈妈的脑浆渗进沙发。

我穿越大半个世纪，不是要救出他们中的一个。因此，他要是看见我走向他怎么办？我拿着枪，他拿着锤子——很可能是他从出租屋的工具抽屉内偷的。他要是朝我跑过来，一切就好办了。我会像牛仔竞技表演上的小丑，转移牛的注意力。我会跳跃、呼喊，直到他走进射程，然后朝他的胸口开两枪。

问题是，我这是假定自己能开枪。

这还是假定枪不会出问题。我已经在镇子郊外的一处砂砾堆上试射了一次，枪看上去没问题……但历史很执拗。

它不想被改变。

4

我经过慎重考虑，想到了一个更适合万圣节晚上监视行动的地点。我需要一点运气，兴许一点点就好。“上帝知道，这片区域有很多在售地产。”酒吧男招待弗雷德·图米在我来到德里的第一个晚上就告诉过我。我在其后勘察本地时证实了这一点。凶杀发生之后（再加上一九五七年的大洪水，别忘了这一点），半个镇子貌似都在待售状态。在一个不这么冷淡的镇上，我这样的房地产买家，到现在可能已经拿到城市钥匙，跟德里小姐度过了一个狂野的周末。

科苏特街往南一个街区有条怀莫巷。这就意味着怀莫巷的后院紧挨着科苏特的后院。我还没去看过，去看看也无妨。

怀莫巷二〇六号、邓宁家正后方的房子有人住了，但左边紧邻二〇六的房子——二〇二——正如我的祈祷。灰色的墙漆还很新鲜，屋顶板也很新，但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新近耙平的草坪上竖着一块黄绿色牌子，这种牌子在镇上随处可见：“德里住宅地产专业人员出售”。

这块牌子还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专员基思·黑尼，商量筹措资金的事。但我不想那样做，我把森利纳停在新铺的沥青车道上（山穷水尽的人才会卖这样的房子），走进后院，昂首挺胸，目空一切。我在探索本地时，发现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你要是表现得属于某个地方，人们就会认为你属于这个地方。

后院草坪修剪得很整齐，草叶被耙走了，露出柔和的绿色。一台推式剪草机放在车库里，车库上方挂着一块绿色帆布，帆布整齐地折在旋转刀片上。地下室隔壁是一个狗窝，上面的标牌表明，基思·黑尼最拿手的就是不放过任何恶搞的机会：“你的狗属于这里”。狗窝里面是一堆没有用过的草袋，一把移植铲和一把大剪刀压在上面。在二〇一一年，这些工具会被锁起来；但在一九五八年，人们会把它们放进狗窝，避免其被雨淋到。我确信房子上了锁，不过没关系。我没兴趣破门而入。

怀莫巷二〇二号后院的远端是一片树篱，树篱大概六英尺高。也就是说，没有我高。树篱十分茂盛，但人要是不怕被擦伤，可以挤过去。这所房子最好的地方是我朝车库背后右边的角落走去时，看到斜对面的邓宁家的后院。我看到两辆自行车。一辆是男孩的施文牌自行车，用脚架支着。另一辆是埃伦·邓宁的，像死了的矮种马一样倒在一边。儿童自行车上带有初学者用的保护轮。我不会认错的。

院子里还有一大堆玩具。其中一件就是哈里·邓宁的菊花牌气枪。

5

你要是在业余演艺公司表演过——或者像我那样，执导过学生戏剧演出——就能体会到我对万圣节前那些日子是什么感受。首先，排练很随意。有即兴创作，有说笑，有嬉闹，由于性别对立已经建立，还有很多调情在里头。在早期排练中，有人说错台词或者错过提示，会惹来一阵狂笑。哪个演员要是迟到十五分钟，可能会被严厉训斥，但仅此而已。

临近开演，一切变得现实，不再像荒唐的梦。即兴创作开始消失，玩闹没有了，虽然还有说笑，但笑声中略带紧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错台词或者错过提示不再让人觉得滑稽好玩，而是令人恼怒。布景搭好、距离开幕夜只有几天时间时，排练迟到的演员肯定会被导演猛批一阵。

盛大的夜晚到来了。演员穿上服装，化上妆。有些人紧张过度；所有人都感觉自己没有准备好。他们很快就得面对前来看他们大显身手的满堂观众。在舞台没有装饰的日子里看上去很遥远的一切，最终来临了。大幕开启之前，哈姆雷特、威利·洛曼或者布兰奇·迪布瓦不得不冲进最近的洗手间，感觉不适。从来都是这样。

相信我说的关于会感觉不适的那部分。我知道的。

6

万圣节凌晨，我自己不在德里，而在海上，风暴肆虐的海上。我抓着一艘大船的栏杆——我想是一艘游艇——船即将沉没。狂风吼叫，夹杂着雨滴，打在我的脸上。巨大的浪花，浪底一片漆黑，浪头充满泡沫，呈现出凝固的绿色，朝我涌来。游艇升起来，扭动着，然后疯狂地转动，再次垂直坠下。

我从梦中惊醒，心怦怦直跳，双手紧握，努力抓住梦境中的栏杆。一切不光是大脑的想象，因为床在上下起伏。我的胃似乎已经从固定它的肌肉上脱离。

在这种时候，身体总是比大脑更聪明。我掀开被子，冲向浴室。我加速穿过厨房时，一脚踢翻可恶的黄色椅子。我的脚趾头很快就会痛，但我当时几乎毫无知觉。我努力关闭喉咙，但没有完全成功。我能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穿过喉咙，钻进嘴里。那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呕——呕——呕——呕”。我的胃就是那艘游艇，先升起来，然后疯狂地转动，坠下。我在马桶前跪下，将晚饭吐了出来。接下来是午饭和昨天的早饭：噢，上帝！火腿和鸡蛋。我想到那发亮的油脂，又是一阵呕吐。我停顿片刻，然后感觉我上周吃的所有东西似乎都离开了这栋建筑物。

我开始以为自己把能吐的都吐完时，肠道内一阵痛苦的绞痛。我蹒跚着站起身，拍打马桶的拉环一下，试图在所有东西被水流冲下去之前成功地坐起来。

但是没用。还没有吐完所有的东西。肠道刚恢复正常，胃又再一次爽约。只能做一件事：靠上前去，把东西吐进水槽。

就这样，我一直被折腾到万圣节中午。到那时，我的两个排出口排出的只有粥一样的液体。每一次呕吐，每一次绞痛，却让我想到同一件事：过去不想被改变。过去很执拗。

但弗兰克·邓宁今晚到达那儿时，我也要在那儿。

我即便正边吐边拉，也要在那儿。

7

那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走进中央大街药店时，店主诺伯特·基恩先生站在柜台后面。在他的头顶上，扇叶为木制的风扇将他仅剩的头发吹得左右摇摆，于是头发就像夏日微风中的蜘蛛网。我看到这一幕胃又一阵警惕地翻腾。他白色棉布工作服下的身体瘦得皮包骨头，近乎羸弱。他看到我进来，苍白的嘴唇皱起一丝笑容。

“你看起来有些不舒服，朋友。”

“高岭土果胶，”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是自己的声音，“有吗？”我心想，不知道这东西有没有被发明出来。

“是不是胃肠感染？”他头顶的电灯映在他的无框眼镜的镜片上，他移动身体时，电灯也随着晃动。好像黄油在平底锅里晃动，我想。这个想法让胃又一阵刺痛。“镇上正在流行。你恐怕已经得上二十四个小时了。很可能是种细菌，你用完公共厕所可能忘了洗手。很多人都懒……”

“你有高岭土果胶，还是没有？”

“当然。第二排。”

“自控短裤——那些呢？”

薄嘴唇上的笑舒展开来。自控短裤很好笑，当然好笑。除非，当然，是你自己需要它们。“第五排。你如果离家很近，不需要它们。但是你脸色苍白，先生……而且正在流汗……穿上这东西可能更明智。”

“谢谢。”我说，想象对着他的嘴巴一记重击，打得他把假牙往喉咙里咽。舔点保丽净牌假牙清洁剂吧，伙计。

我慢慢买东西，尽量不摇晃我的已变成液态的内脏。我找到高岭土果胶（巨大的实惠包装？好），然后找自控短裤（成人尺寸？好）。短裤在造口用品那边，位于灌肠袋和成卷黄色塑料软管中间，我不想知道软管是用来干吗的。还有成人尿布，但我没拿这个。如果有必要，我会在自控短裤内放擦盘巾。我很难受，但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好笑，我得强忍着不笑出来。我要是在这种脆弱状态下笑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骨瘦如柴的药剂师好像感受到了我的痛苦，慢吞吞地在收银机上录入药品项。我拿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付账，拿着钱的手明显在颤抖。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

“有。我很痛苦，你看到了我很痛苦，到底为什么还咧着嘴笑？”

基恩先生上前一步，嘴唇上的笑容不见了。“我向你保证，我没有笑。我当然希望你感觉舒服点。”

我的肚子一阵绞痛。我有点摇摇晃晃，一手抓住装药的袋子，另一只手扶住柜台。“你有洗手间吗？”

笑容又出现了。“恐怕不能给顾客用。为什么不去……街对面的店面看看？”

“你真是个混蛋！恶心的德里人！”

他板起脸，转过身，昂首阔步，走到下面存放药片、散剂和糖浆的区域。

我缓步经过冷饮柜，走出门。我感觉自己像玻璃人一样脆弱。天气凉爽，不超过华氏四十五度，但太阳晒在我的皮肤上，我感觉皮肤很烫。我觉得闷热。我的肚子又一阵绞痛。我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低着头，一只脚站在人行道上，一只脚站在排水沟里。绞痛过去了。我穿过街道，看也没看路上的车。有人朝我按喇叭。我按捺自己，不对按喇叭的人发火，因为我已经有很多麻烦了。我不能冒险打架，我已经有架要打了。

绞痛再次袭来，下腹痛如刀绞。我一路小跑。“沉睡的银元”酒吧离我最近，于是我迅速拉开门，拖着不适的身子，走进光线阴暗、散发着啤酒气味的酒吧。自动唱机上，康韦·特威蒂正呜咽着：“一切只是假装。”我希望他是对的。

酒吧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位顾客坐在一张空桌旁，惊讶地看着我。酒吧男招待靠在柜台末端，正在做日报上的填字游戏。他抬头看我。

“洗手间，”我说，“快！”

他朝后指了一下，我往写有“男”和“女”的门冲去。我伸直手臂，推开“男”门，就像进攻后卫寻找空当般冲进去。里面发出粪便的臭味、烟味，还有刺眼的氯味。唯一的厕位没有门，很好。我扯开短裤，就像在抢劫银行时迟到的超人，转身，蹲下。

刚好来得及。

最后的阵痛过去后，我从纸袋中拿出大瓶高岭土果胶，狼吞虎咽了三大口。我的胃腾起来，我把它压回去。我确信第一剂药停在胃里后，又吃了一剂，打了个嗝，慢慢地把瓶盖拧紧。我左边的墙壁上，有人画了阴茎和睾丸。睾丸被劈开，血从里面涌出来。艺术家在这部迷人的画作下面写道：“亨利·卡斯顿圭，你下次再干我老婆，这就是你的下场。”

我闭上眼睛。我把眼睛闭上时，仿佛看见惊讶的顾客看着我冲进卫生间。但他是顾客吗？他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坐在那里。我闭着眼，我能清楚地看见那张脸。我认得那张脸。

我回到酒吧里，康韦·特威蒂唱完，轮到费林·赫斯基唱，没穿背带裤的家伙不见了。我走向酒吧男招待，问道：“我进来时，有个人坐在那儿，他是谁？”

他从字谜上抬起头看我。“我没看见人。”

我拿出钱包，掏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吧台上的纳拉干族雪橇旁边。“他叫什么名字？”

他喃喃自语一阵，看了腌蛋罐子旁边的小费罐一眼，看到里面只有一角钱硬币。他拿走五元钞票。“比尔·图尔考特。”

名字对我毫无意义。空桌子对我也毫无意义。但……

我又放了一张林肯在吧台上。“他来这里，是不是为了监视我？”答案如果是“是”，那就意味着他一直在跟踪我。不只是今天在跟踪我。但为什么呢？

男招待把五块钱推回来。“我只知道他经常来喝啤酒，喝很多。”

“那他今天为什么一杯没喝就离开了？”

“可能他朝钱包里一看，发现里面除了借书证什么都没有。我看起来像他妈的布里代·墨菲吗？你已经把我的洗手间弄得臭气熏天，你为什么不点点什么或者离开？”

“我来之前里面就够臭了，朋友。”

不是很好的退场词，但这是我在此情此景下能想到的最好应变。我走出去，站在人行道上，寻找图尔考特。他不见踪影，但诺伯特·基恩正站在药店窗户里，双手扣在后面，观察着我。他的笑容不见了。

8

那天下午五点二十，我把森利纳停在靠近威彻姆街浸信会教堂的停车场内。教堂里有很多人，布告板上写着，下午五点整，该教堂有个匿名戒酒会。森利纳的后备箱里装着我七个星期来作为这个奇怪小城居民收集到的所有物品。唯一不可或缺的物品是阿尔送给我的巴克斯顿勋爵牌公文包，包里装着他的笔记，我的笔记，还有剩下的现金。感谢上帝，我把大部分现金带在身上了。

我身旁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纸袋，里面放着我的高岭土果胶瓶——现在空了四分之三——和自控短裤。我想我现在不需要这两样东西了，我对此非常感激。我的胃和肠道看似已经平静下来，手上的颤抖也消失了。手套箱里，警用手枪上放着五六颗糖果。我把这些东西放进袋子里。稍后，我在怀莫巷二〇二号的车库和树篱中间就位时，会把枪推上膛，别进皮带里，我会像河滨影院里上映的那种劣质电影里粗鄙的歹徒。

手套箱里还有一样东西：一份《电视指南》，封面上是弗雷德·阿斯泰尔和巴里·蔡斯。我在中央大街报摊上买了这份杂志后，可能已经第十二次翻到星期五的节目单：

晚上八点，二频道：《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乔治·纳德尔，莱斯·崔梅恩。“如此华丽，如此可爱，如此突然。”一位心怀鬼胎的股票经纪人（惠特·比斯尔扮演）暗中追踪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伊娃·嘉宝扮演），埃勒里和他的父亲展开调查。

我把《电视指南》装进袋子，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好运——然后下了车，锁上车门，朝怀莫巷走去。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年纪太小、还不能独自玩“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很多门阶上，雕刻过的南瓜高兴地咧着嘴笑，一些戴着草帽的假人毫无表情地盯着我。

我沿着怀莫巷，走在人行道中间，好像我就该走中间。一位父亲走近我，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女孩戴着摇晃的吉卜赛耳坠，擦着妈妈的鲜红色口红，巨大的黑色塑料耳朵拍打着卷曲的假发。我摘下帽子，朝爸爸致意，然后朝小女孩弯下腰，女孩自己提着一个纸袋。

“你是谁啊，亲爱的？”

“安妮特·冯妮杰罗，”她说，“她是米老鼠俱乐部最漂亮的成员。”

“你也一样漂亮，”我对她说，“你该怎么说？”

她看起来很疑惑，于是她的爸爸靠过来，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她露出笑容。“不给糖就捣蛋！”

“对了，”我说，“但是今晚别捣蛋。”除了跟那个拿着锤子的家伙。

我从包里拿出一枚派对牌糖果（我为了拿到糖果，不得不拨开手枪），递了过去。她打开纸袋，我把糖丢进去。我只是街上的行人，不久前刚被犯罪困扰的镇上的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但我在爸爸和女儿的脸上都看到了孩子般的信任。在糖果里涂迷幻药这种事很久以后才出现——和“包装如有破损，请勿食用”这几个字一样。

爸爸又悄悄地说了什么。

“谢谢，先生！”安妮特说。

“不用谢，”我朝爸爸使了个眼色，“祝你们今晚过得愉快！”

“她明天很可能会肚子痛，”爸爸说，但是面带笑容，“快点，南瓜。”

“我是安妮特！”她说。

“对不起，对不起。快点儿，安妮特。”父亲朝我笑了，脱下帽子，然后走开，继续帮女儿寻找战利品。

我继续走向二〇二号，步子不快。我若不是嘴唇干涩，肯定会吹起口哨。我在人行道上冒险四处张望一下。我看到街道另一边有一些“不给糖就捣蛋”的人，但根本没人注意我。太棒了。我轻快地走上车行道。我一走到房子后面，就放松地长舒一口气，好像气流是从脚跟上来的。我找到后院远处右边的角落，安全地躲在车库和树篱中间。至少我认为自己很安全。

我朝邓宁的后院看去。自行车不见了。玩具多数还在——一款儿童弓，几支箭头带吸盘的箭，一根把手上包着胶带的棒球棍，一个绿色呼啦圈——但菊花牌气枪不见了。哈里把它拿进去了。他打算扮演布法罗·鲍勃、出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时带着气枪。

图加取笑过他了吗？他的妈妈是否已经说过“你要是想带就带上吧，反正不是真枪”？他们如果还没有做这些事，会这样做的。他们的台词已经赫然写在纸上。我的胃一阵绞痛，这一次不是因为已经发酵了二十四小时的细菌，而是由于我真正认识到——你的肚子会感觉到的那种东西——一切终于来临。这事真要发生了。事实上，已经在发生。演出开始了。

我看了手表一眼。我感觉自己离开教堂停车场有一个小时了，但实际上现在只有五点四十五。在邓宁家，一家人会坐下来吃晚餐……我知道孩子们，小一点的孩子应该很激动，根本吃不下什么。埃伦应该已经穿上公主装束。她很可能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穿上那套衣服了，肯定还缠着妈妈往她身上涂彩色颜料。

我坐下来，背靠车库后墙，在包里翻了翻，掏出一块糖。我拿起糖，想起可怜的老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我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我不太确定自己敢不敢吃这块糖。但在接下来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有很多事要做，我的胃现在咕噜咕噜地响着。

他妈的！我想，打开糖果。味道很棒——甜甜的，咸咸的，很有嚼头。我两口就吞下一大半。我正准备把剩下的一小半塞进嘴里（我心想，上帝啊，我为什么没有带上三明治和可乐呢），左眼眼角突然看见有东西在动。我开始转身，同时把手伸进袋子掏枪，但为时已晚。一件冰冷尖利的东西抵住我的左边太阳穴。

“把手从袋子里拿出来。”

我马上听出这个声音。“笑着亲吻猪。”我问他或者他的朋友认不认识一个姓邓宁的人时，这个人这样回答我。他说德里有很多人姓邓宁，我不久后验证了这一事实，但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要找的是谁，不是吗？此刻的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刀尖抵得更深，我感到一滴血从脸上淌下来。血在冰冷的皮肤上，我感觉血很温暖。甚至发烫。

“把手拿出来，朋友。我想我知道里面是什么，你的手要是不空着拿出来，你的万圣节礼物就会是十八英寸长的日本钢刀。这东西锋利得很。我会把刀直接从你脑袋另一侧捅出来。”

我把手从袋子里拿出来——手空着——转身看着没有穿背带裤的人。他的蓬乱头发盖住耳朵和前额，油油的，纠缠在一起。深色的眼睛在苍白、粗短的脸上游移。我感到一阵惊慌，近乎绝望。近乎……但不是完全绝望。他即使杀了我，我想，他即使杀了我。

“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糖果，”我温和地说，“你要是想吃一颗，图尔考特先生，说一声就行。我给你拿一个。”

我够到袋子之前，他一把将袋子抓了过去。他用的是没有拿武器的那只手，武器是一把刺刀。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日本刺刀，但那把刀在朦胧的暮色中发出闪光。我相信刀的确非常锋利。

他翻了翻袋子，拿出我的警用手枪。“什么都没有，只有糖果，啊？这看起来不像糖果，安伯森先生。”

“我需要这个。”

“是的。地狱里的人需要冰水，但他们得不到。”

“小声点。”我说。

他把我的枪别进自己的皮带——那是我打算在挤过树篱、走进邓宁家后院之后放枪的地方——然后用刺刀抵着我的眼睛。不退缩是需要意志力的。“不要告诉我该……”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揉了揉肚子，又揉了揉胸口，以及满是须茬的脖子，好像有东西卡在那儿。他把那东西咽下去时，我听见喉咙里发出滴答一声。

“图尔考特先生，你没事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没等我回答又问，“是不是彼得，‘沉睡的银元’酒吧的招待告诉你的？”

“没错。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跟踪我多久了？你为什么要跟踪我？”

他一脸严肃地笑了，他少了两颗牙。“这是两个问题。”

“回答我。”

“你搞得好像——”他又退缩一下，吞咽一口，靠到车库后墙上，“好像我得听你的。”

我看出图尔考特脸色苍白，痛苦不堪。基恩先生可能是个有点残忍的混蛋，但我想，他作为一名诊断医生，还不错。毕竟，谁会比当地的药剂师更清楚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我很确信我不需要剩下的高岭土果胶，但比尔·图尔考特可能需要。细菌一旦真的发威，他可能还需要自控短裤。

形势接下来要么很好，要么很糟糕，我心想。这真是胡说。不会有什么好事。

没关系，让他说他的。绞痛一旦开始——假定疼痛在他用刀割断我的喉咙或者用我的枪打死我之前开始——我突然袭击他。

“请告诉我，”我说，“我想我有权利知道，因为我从未招惹你。”

“我想，你是想招惹他。你在镇上滔滔不绝地讲什么房地产——一派胡言。你来这儿是为了找他，”他朝树篱另一边的房子点头，“你刚说出他的姓我就知道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镇上有很多邓宁，你自己说的。”

“是的，但我只关注一个。”他举起拿着刺刀的手，用袖子擦掉眉毛上的汗珠。我在那一刻本可以抓住他，但我怕扭打的声音会引起别人注意。枪要是响了，吃子弹的那个人很可能是我。

还有一点，我很好奇。

“他肯定施予你很大恩惠，让你成了他的守护天使。”我说。

他一脸严肃地发出一声吼笑。“很大的恩惠，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想我就是他的守护天使。至少现在是。”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是我的，安伯森先生。那个狗杂种杀了我的妹妹，要是有人拿枪或者刀杀他……”他拿起刺刀，在苍白恐怖的脸前挥舞着，“那个人应该是我。”

9

我盯着他，张大嘴。远处响起一阵爆炸声，哪个万圣节歹徒点燃了一挂鞭炮。孩子们在威彻姆大街上来来往往，喊叫着。但这里只有我们俩。克里斯蒂和她的酒友们自称是比尔的朋友；我们则是弗兰克的敌人。完美的一对，你会说……只是“没有穿背带裤”的比尔·图尔考特看起来不像是队友。

“你……”我停下来，摇摇头，“告诉我。”

“你要是有你认为的一半聪明，应该已经想到了。再说，查兹没有告诉你吗？”

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稍后才想明白。那个前臂上文着美人鱼、长着高兴的花鼠脸的矮个子男人。弗兰克·邓宁拍拍他的后背，对他说把鼻子洗干净，他的鼻子太长，可不能弄脏了，他的脸那时看起来不那么得意。在那之前，弗兰克在“点灯人”酒吧里特拉克兄弟的桌上讲笑话时，查兹·弗拉蒂对我讲了许多邓宁的坏脾气的故事……我因为看了门卫的作文，并不觉得新鲜。“他把一个女孩肚子搞大了。一两年后，女人带着孩子滚了。”

我开始明白了。

“弗兰克·邓宁的第一任妻子是你的妹妹。”

“对了。这个人猜对了秘密，赢一百块。”

“弗拉蒂先生说她带走孩子，抛弃了弗兰克，因为她受够了他醉酒后的臭嘴脸。”

“是的，他是这样告诉你的。据我所知，镇上很多人都相信查兹的这种说法。但我比谁都更清楚这件事。克莱拉和我很亲密。从小到大，我对她很好，她对我也很好。你可能不懂这样的事，因为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冷淡的人，但我们真的很亲密。”

我想起了我和克里斯蒂度过的美好的一年——婚前六个月到婚后六个月那年。“我没有那么冷淡。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又开始揉自己，从肚子揉到胸口，从胸口揉到喉咙，然后手又回到胸口，但我觉得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干吗。他的脸异常苍白。我想知道他午餐吃了什么，但我想，要不了多久，我就能亲眼目睹了。

“是吗？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荒诞，她和米基在某个地方安下身来以后，再没给我写过信。连张明信片也没有。对我来说，这样的事不仅荒诞。因为她一定会给我写信。她知道我对她的感觉。她也知道我多么喜欢那孩子。那个王八蛋开玩笑一般地报告他们失踪时，她二十岁，米基十六个月大。那是一九三八年夏天的事。她现在有四十岁了，我的外甥也有二十一岁了。到了他妈的选举年龄。你要跟我说她不会写一句话给她的兄弟？那个小时候阻止大鼻子罗伊斯用满是皱纹的皮肤戳她的背的兄弟。她也不想从这个兄弟这儿要点钱，在波士顿或者纽黑文，或者随便哪个地方安顿下来？先生，我本来可以——”

他退缩一下，发出“呕——呕”的声音，我很熟悉这声音。然后他踉跄着倒在车库的墙壁上。

“你得坐下来，”我说，“你生病了。”

“我从不生病。从六年级到现在，连感冒都没有得过。”

如果果真如此，细菌很快就会击垮他，就像德国席卷华沙那样。

“这是胃肠流感，图尔考特。折腾了我一个晚上。药店的基恩先生说流感正在流行。”

“那个小屁眼娘们儿什么都不懂。我没事。”他把油油的头发撩起来，让我看他有多健康。他的脸色愈加苍白。拿着日本刺刀的手正在颤抖，跟我中午之前一样。“你想不想听？”

“当然想听。”我偷偷朝手表看了一眼。六点十分。一直拖曳着步子前行的时间现在开始加速了。弗兰克·邓宁现在在哪儿？还在市场吗？我想不在。我想他今天会很早离开，可能声称要带孩子去玩“不给糖就捣蛋”。但他并没有真的这么做。他在哪家酒吧，不是“点灯人”酒吧，他在那儿只点一杯啤酒，最多两杯。他喝这点不会有事，不过——我妻子的酒量普通，但也是如此——他总得口干舌燥地离开，大脑强烈地渴望喝更多。

不，他如果觉得自己必须喝个够，会去德里的下流酒吧：“金轮辐”，“沉睡的银元”，“酒桶”。甚至可能去被污染的肯达斯奇格溪上最低级的酒馆——沃利酒吧或下流的派拉蒙娱乐室，里面脸色蜡黄的年老妓女几乎依然活跃在每张凳子上。他有没有讲笑话，让整个地方一阵欢笑？他把酒精浇在他大脑深处愤怒的煤块上时，人们会不会靠近他？不会，除非他们想立即接受牙齿手术。

“我妹妹和外甥消失之前，和邓宁住在卡什曼城郊一处小出租房内。他喝得很凶。他喝得凶时，就乱动他娘的拳头。我看见过克莱拉脸上的淤伤。有一次，米基右边的小胳膊上，从手腕到肘关节，全都青一块紫一块。我说：‘妹妹，他是不是打你和孩子？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揍他。’她说不是，但她说这话时不敢看我。她说：‘你离他远点儿，比利。他很强壮。你很强壮，我知道的。但你太瘦了。一阵强风就能把你吹走。他会伤害你的。’她不到半年就消失了。跑了，姓邓宁的说。但镇子那边只有树林。树林和沼泽。你知道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吗？”

我知道。其他人可能不会相信，因为邓宁现在是位备受尊敬的市民，好像很久以前就控制住了酒瘾。他还很有魅力。但我有内幕消息，不是吗？

“我想邓宁崩溃了。我想邓宁喝醉了，回到家，我妹妹说了过分的话，但也可能只是什么完全无伤大雅的话——”

“无伤什么？”

我从树篱中间朝后院看去。远处，一个女人经过厨房窗户，然后消失。在邓宁家的房子里，晚餐准备好了。他们有甜点吗？吉露果子冻配香草牛奶？乐之派？我想没有。谁还在万圣节晚上吃甜点？“我想说的是，他杀了他们，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对……”他既吃惊又怀疑。我想，令你在漫漫长夜辗转反侧的事情被说出来，而且被证实之时，你总会这样。“那肯定是恶作剧。”他们认为。那可不是恶作剧。肯定不是。

我说：“邓宁那时多大，二十二？人生刚刚开始。他肯定会想：‘啊，我在这儿犯下大错，但我可以清理干净。我们在树林里，最近的邻居在一英里之外……’有没有一英里，图尔考特？”

“至少一英里。”他不情愿地说，用一只手按摩着喉咙根部。刺刀垂下来。我用右手抓住刺刀易如反掌，另一只手从他的皮带里掏出左轮手枪也不无可能。但我不想这么做。我想，细菌会搞定比尔·图尔考特先生。我真认为事情就会这么简单。你看，忘掉过去执拗要做的事是多么容易。

“所以他把尸体拖到树林里埋掉，说他们跑了。不可能有太多调查。”

图尔考特转过头，吐了一口痰。“他出生在德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家族。我们家是坐着生锈的小卡车，从圣约翰山谷来的。我当时十岁，克莱拉八岁。坐在一堆垃圾上。你觉得他们会相信谁呢？”

我觉得这是德里之所以成为德里的另一个例证——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理解图尔考特的爱，同情他的悲痛，但他说的是一起陈年犯罪。我所关心的，是在两个小时内发生的犯罪。

“弗拉蒂是你设的陷阱，对不对？”这一点现在很明显了，但还是令我沮丧。我以为那个家伙只是友好，就着啤酒和龙虾，说点当地谣言。我错了。“他是你的朋友吗？”

图尔考特笑了，但笑容看起来更像是愁眉苦脸。“我和一位富有的犹太当铺老板是朋友？真好笑。你想听个小故事吗？”

我又偷看手表一眼，我还有时间。图尔考特讲故事时，在他胃里盘踞已久的病菌会发作。我准备在他第一次弯下腰呕吐时突袭他。

“为什么不呢？”

“我、邓宁和查兹·弗拉蒂同龄——都是四十二岁。你相信吗？”

“当然。”但是图尔考特生活艰苦（现在又有病在身，虽然他不想承认），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老十岁。

“我们都在老联合学校读高三时，我是橄榄球队的助理经理。老虎比尔，他们这么叫我——很可爱的名字吧？我读高一时就参加球队选拔，高二时又参加，但两次都被刷下来。打前锋太瘦，打后卫太慢。这就是我该死的人生故事，先生。我喜欢橄榄球，却花不起一角钱买张票——我的家庭一无所有——所以我当了助理经理。名头很好听，但你知道助理经理是干什么的吗？”

我当然知道。我是杰克·埃平时，不是房地产公司老板，而是高中老师。有些东西是不变的。“给运动员送饮料的男孩。”

“是的，我给他们送水。要是有人在热天跑圈之后出现不适或者蛋蛋被头盔撞到，我还要端着呕吐桶。我还得待到很晚，捡拾球场上所有的脏东西，搜寻被丢在浴室地面上、沾满脏污的绷带。”

他愁眉苦脸。我想象着他的胃变成风暴肆虐的海上的游艇。升起来，很好……然后旋转着落下。

“一九三四年九月或十月的一天，训练结束之后，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捡拾护垫、弹性绷带和他们扔掉的其他垃圾，装进垃圾车。我看到什么了？查兹·弗拉蒂在足球场上，把书往身后扔。一群男孩正在追赶他——耶稣啊，怎么回事？”

他脸色惨白，眼睛四处张望。我又有机会抓住手枪，当然还有刺刀，但没有这样做。他又用手揉胸口。不是揉肚子，而是揉胸口。这或许意味着什么，但我的脑子太乱了。我想着即将要发生的事，对他的故事也并非毫不关心。这就是读书人的祸根。我们即使在最不恰当的时刻，仍可能被一个好故事引诱。

“放松，图尔考特。这只是孩子们在放鞭炮。今天是万圣节，还记得吗？”

“我感觉不舒服。或许你说的关于细菌的事是对的。”

他要是感觉自己病得很厉害，也许会对自己失去控制，采取过激举动。“现在别管细菌。告诉我弗拉蒂怎么了。”

他笑了。那张粗短、惨白、流着汗的脸上露出不安的表情。“查兹没命地跑，但还是被他们抓住了。球门柱南边二十码远的地方有条沟，他们把查兹推进沟里。你是否想知道弗兰克·邓宁也在其中？”

我摇摇头。

“他们把他推下去，扒了他的裤子。然后他们把他推来推去，拍打他。我大声喊叫，让他们住手。其中一个抬起头看着我，吼了一声：‘下来，妈的！我们要加倍揍你！’于是我跑到衣帽间，告诉球队队员，一群小混混正在欺负一个小孩，他们或许可以管管。他们根本没问谁在欺负谁，这些家伙时刻准备着打架。他们跑出去，有的只穿着内裤。你想不想知道最有趣的地方，安伯森先生？”

“当然想。”我再次快速朝手表看了一眼。快到七点一刻了。多丽丝可能正在房子里洗碗，也可能正在看《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

“你要迟到了吗？”图尔考特问道，“你要赶他妈的火车吗？”

“你正要给我讲最有趣的地方。”

“噢，是的。他们唱着队歌！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象八九个身材结实、半身赤裸的男孩跑过操场，迫不及待地进行训练后的打架活动，唱着“德里老虎万岁，我们高举你的旗帜”。有点好笑。

图尔考特看到我笑，也笑了。他笑得很紧张，但很真实。“那些队员好好地教训了那几个家伙。不过，没有教训到弗兰克·邓宁；那个胆小鬼看到他们寡不敌众，溜进树林里。查兹躺在地上，抱着胳膊。胳膊断了。本来可能会更糟糕。队员们本该把他送进医院。但其中一个队员看着他躺在那儿，用脚趾头踏着他——就像你用脚趾头踏你差点要踩上去的牛粪那样——说道：‘我们一路跑来，就是为了救一个犹太男孩的咸猪肉？’那群队员都笑了。这是个笑话，你知道？犹太男孩，咸猪肉。”他透过缠结在一起、涂了百利发乳、油光闪亮的头发看着我。

“我明白。”我说。

“‘唉，谁管它，’另一个说，‘有屁股给我踢，这就够了。’他们回去了，我帮查兹从沟里爬上来。我还跟他一起走回家，我想他可能会晕倒什么的。我很害怕弗兰克和他的朋友会回来——他也很害怕——所以我们紧紧地走在一起。真操蛋，但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到弗兰克那帮人。你肯定见过他住的房子——简直是他妈的宫殿。当铺生意可真来钱。我们到他家时，他感谢我。真的很感激。他正要放声痛哭，我说：‘别提了，我只是不想看见六打一。’这是真话。但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犹太人吗：他们从不忘记欠债或者人情。”

“你凭这个人情，叫他监视我。”

“我很清楚你在干什么，朋友。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查兹告诉我别插手——他说他觉得你是个好人——但事关弗兰克·邓宁，我必须插手。他是我的。”

他退缩一下，又开始揉胸口。他现在忍不住了。

“图尔考特——是肚子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是胸口。感觉很闷。”

听起来不妙。我脑中一闪而过的想法是：他也被困在尼龙袜子里。

“坐下，不然你会倒下的。”我朝他走去。他掏出枪。我乳头之间的皮肤——子弹会射进去的地方——开始痒得要命。我本来可以解除他的武装，我想，我真应该这么做。但是不行，我必须听故事。我必须知道这个故事。

“你给我坐下，兄弟。放松，像笑话书上说的那样。”

“你如果心脏病发作——”

“我他妈的没有心脏病。你给我坐下！”

我坐下来，看着他靠向车库，他的嘴唇上已经笼罩着一层蓝灰色的阴影。我想，这可不是健康的迹象。

“你想把他怎么样？”图尔考特问道，“我想知道。我在决定怎么处置你之前，必须知道。”

我仔细思考该怎么回答他。好像我怎么回答，攸关我的性命。可能真是这样。我想图尔考特不会直接杀了他，尽管他认为弗兰克·邓宁很久以前就该跟他爸妈睡到一起。但他拿着我的枪，还是个病人。他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扣动扳机。一种维持一切保持原状的力量，无论那是什么力量吧，可能会促使他扣动扳机。

我的讲述方式如果正确——换句话说，我略去那些疯狂的部分——他可能会相信我的话。因为他已经相信一些事实。他在内心深处感知到了那些事实。

“他将故技重施。”

他想问我是什么意思，然后又觉得没有必要问。他睁大眼睛。“你是说……她？”他朝树篱看过去。我现在才知道，他知道远处是什么。

“不光是她。”

“还包括某个孩子？”

“不是一个孩子，是所有孩子。他现在正在外面喝酒。他又会喝醉，变得疯狂。你知道这一切，不是吗？不过这次，可不会有什么事后的掩盖。他已经不在乎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多丽丝上次终于不堪忍受他的虐待。多丽丝把他赶了出去，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住在慈善大道的出租房里。”

“他一直想法挽回多丽丝的爱，但他的魅力对多丽丝不再奏效了。她想离婚。他最终会明白，自己不能说服多丽丝放弃离婚的念头。他会决定用锤子杀了多丽丝。他也准备解决孩子们。”

他皱起眉头。他一只手攥着刺刀，另一只手握着手枪。“一阵强风就会把你吹走”，他的妹妹很多年前对他说，但我想今晚的微风就能把他吹走。

“你怎么知道？”

“我没时间解释，但我的确知道。我来这儿就是要阻止他。请把枪还给我，让我来解决他。为了你妹妹。为了你的外甥。因为我慎重地思考过，觉得你是个好人。”这简直就是胡扯！不过我爸爸过去经常说，你要是拍马屁，就使劲拍。“邓宁和他的朋友把查兹·弗拉蒂打个半死时，你为什么阻止他们？”

他在思考。我几乎能听到思想之轮在转动，齿轮发出喀哒声。随后，他的眼里燃起一阵光亮。那兴许只是落日的余晖，但对我来说，那看起来就像全镇空心南瓜灯里正跳动闪烁着的烛光。他开始笑。他接下来说的话，只能是出自一个精神病人之口……或一个在德里生活太久的人之口……他也许两者都是。

“他准备跟随他们娘儿俩？好，由他去吧。”

“什么？”

他用三八式手枪指着我。“坐回去，安伯森。坐下来休息下。”

我不情愿地坐回去。时间已经过了七点。他正在变成一个影子战士。“图尔考特——比尔先生，我知道你不舒服，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里面有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上帝在上，最小的女孩只有七岁。”

“我的外甥比你说的这个小女孩小多了。”图尔考特沉重地说，这个人说出的这个重要事实解释了一切。也让我的所有行动变得正当。“我病得很厉害，没法杀了他。你也没有胆量这样做。我一看见你就知道。”

我想他在这一点上说错了。他的话放在里斯本福尔斯镇的杰克·埃平身上可能是对的，但我现在不是杰克·埃平。“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对你有什么坏处？”

“因为你即使杀了这狗杂种，也远远不够。我已经想过了。这事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他捻动手指，“无中生有。”

“你这理由根本讲不通。”

“这是因为你没有在二十年里看着托尼和菲尔·特拉克这样的人把他当成国王一样。你没有在二十年里看着女人们朝他眨动眼睛，好像他是弗兰克·西纳特拉。他开着庞蒂亚克，而我在六家不同的工厂拼命干活，挣着最低工资，将纤维吸进喉咙，早上连床都起不来。”他把手放在胸口，不停地揉。他的脸仿佛怀莫巷二〇二号昏暗后院中一个苍白的污点。“把这个王八蛋杀掉，等于太便宜了他。要让他在肖申克被关上四十年。要让他在淋浴间里把肥皂掉在地上，都他妈的不敢弯腰去捡。他在里面唯一能喝到的东西就是西梅榨汁，”他的声音降下来，“你知道他应该遭受什么吗？”

“什么？”我感到浑身发冷。

“他清醒过来后，会想念他们，会很后悔这么做，会希望挽回一切。”现在，他几乎是在低语——声音嘶哑，夹着痰鸣。这就是药效消失时，不可救药的疯子深夜对自己说话的样子。“可能不会因为妻子后悔，但肯定会因为孩子后悔。”他笑了，面容扭曲，好像很痛。“你可能很生气，但你知道吗，我希望你别生气。我们等着看。”

“图尔考特，这些孩子是无辜的。”

“克莱拉也是无辜的。小米基也是无辜的。”昏暗中，他的肩膀上下耸动。“去他们的。”

“你不会连他们——”

“闭嘴。我们等着看。”

10

阿尔送我的手表的指针在黑暗中能发光，我带着恐惧和顺从，看着长针朝表盘尾端移动，然后再走一遍。距离《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开播还有二十五分钟。然后是二十分钟。十五分钟。我试图跟他聊天，但他叫我闭嘴。他不停地揉胸口，他只有在从胸袋里掏烟时才会稍停片刻。

“噢，抽烟很好，”我说，“对你的心脏大有好处。”

“闭上你的臭嘴！”

他把刀插在车库后面的砂砾中，拿出一支用旧了的芝宝打火机，把烟点着。火苗蹿动的一瞬间，我看见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尽管今晚很冷。他的眼睛似乎已经深深地陷进眼眶，让他的脸看起来像个骷髅。他把烟吸进肺里，然后咳出来。单薄的身体晃动着，但枪很稳，抵着我的胸口。在我们的头顶之上，星星已经出来了。现在是八点差十分。邓宁到达时，“埃勒里·奎因”已经放多久了？哈里在作文里没说，但我猜没多久。孩子们明天不用上课，但多丽丝·邓宁依然不想七岁大的埃伦超过十点睡觉，即使她是跟图加和哈里在一起。

八点差五分。

一个想法突然钻进我的脑子，跟无可置辩的事实一样清晰。我趁着想法还清晰，开口道：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什么？”他直起身，好像被刺了一下。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我模仿他，“‘除了我，没人能动弗兰克·邓宁一根汗毛。他是我的。’你已经对自己说这话二十年了，不是吗？但你到现在没动过他一根汗毛。”

“我叫你闭嘴。”

“天哪！二十二年！他追打查兹·弗拉蒂时你也没动他，对吧？你像个娘们儿一样跑开，去叫球队队员。”

“他们有六个人！”

“不错，但是邓宁此后无数次一个人出现，你都没有在人行道上放根香蕉皮，让他跌倒。你真是个没用的胆小鬼，图尔考特。你躲在这儿，就像躲在洞里的兔子。”

“闭嘴！”

“你告诉自己一些废话，说什么让他坐牢是最好的报复。你这是回避事实——”

“闭嘴！”

“——事实就是，你异常胆小，让杀了妹妹的凶手大摇大摆地游荡了二十多年——”

“我警告你！”他扳起左轮的击锤。

我把胸口抵上去。“来吧，开枪吧。大家都能听到枪声，警察会来。邓宁会看到骚动，转身离开。然后你会成为进肖申克的那个人。我肯定那里也有工厂。但你干一个小时只能挣五分钱，而不是一块二。不过你会喜欢这样的结局，因为你不用再向自己解释，你这些年为什么只是袖手旁观了。你妹妹要是还活着，会朝你吐——”

他把枪向前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但绊倒在该死的刺刀上。我用手背打了一下手枪，枪响了。子弹射进土里，离我的腿不到一英寸，一小团碎石打在我的裤子上。我抓起枪，对准他。他只要稍微一动，去拿倒在地上的刺刀，我就开枪。

他倒向车库墙壁，双手按着胸口左边，发出低沉哽咽的声音。

不远处——科苏特街上，不是怀莫巷——一个男人吼叫：“玩闹归玩闹，可你们这些小鬼要是再放樱桃爆竹，我就报警了！明白人用不着别人多说！”

我舒了一口气，图尔考特也舒了一口气，但急促地喘着气。他持续地发出哽咽声，向车库一边滑落，倒在砂砾上。我拔过刺刀，准备将其别进皮带里，但一转念想到：我挤过树篱时，它只会划伤我的腿。过去正在千方百计地阻止我。我把刀扔进漆黑的院子，听见一声低沉的响动，刺刀打在什么东西上。可能是旁边写着“你的狗属于这里”的狗窝。

“叫救护车，”图尔考特用低沉而嘶哑的声音说，眼里闪烁着泪水似的东西，“求你了，安伯森先生。好痛！”

救护车。好主意。说得轻松。我在德里——在一九五八年——已经待了近两个月，但还是把手伸进裤兜。我没穿外套时，总是把手机放在裤兜里。除了零钱和森利纳的钥匙，我的手指什么都没有摸到。

“对不起，图尔考特。你生错了时候。”

“什么？”

从宝路华手表上的时间看，《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正要向迫不及待的美国人播放。“忍着吧，”我一边说，一边挤过树篱，把没有拿枪的那只手举起来遮住眼睛，免得双眼被坚硬、歪斜的树枝扎到。

11

我被邓宁家后院中间的沙盒绊倒，直直地摔在地上。我面前摆着一个面无表情的洋娃娃，洋娃娃除了头饰，什么都没有穿。左轮手枪从我的手里甩出去。我用手和膝盖撑着身体，去摸手枪。我想我永远都不会找到；这就是执拗的过去最后的恶作剧。跟令人恼火的胃肠疾病和比尔·图尔考特这两个恶作剧相比，这只是个小恶作剧，不过来得真是时候。稍后，我看到手枪躺在透过厨房窗户的一片梯形光亮边上时，听到一辆汽车从科苏特街开过来。车速很快。毫无疑问，任何有理性的司机都不敢在到处都是戴着面具、拿着“不给糖就捣蛋”袋子的孩子的街上开这么快。汽车发出尖锐的响声停下之前，我就知道开车的是谁了。

在三七九号的房子里，多丽丝·邓宁跟特洛伊坐在沙发上，埃伦则一身印第安公主的装束，到处欢呼雀跃。特洛伊刚刚告诉她，她、图加和哈里回来，他会帮忙吃他们的糖果。埃伦则回答说：“不，不给你吃！穿上衣服，自己去讨糖吧。”所有人都会笑，在浴室里做最后准备的哈里也笑了。因为埃伦真的很像露西尔·鲍尔，能让任何人发笑。

我伸手去抓枪。但它从因为出汗而变得光滑的手指间滑落。我的胫部擦到沙盒边，一阵疼痛。在房子的另一边，汽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混凝土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闩上门呀，妈妈。这次来找你的不止是你那脾气暴躁的丈夫，还有德里。

我抓起枪，摇晃着站起来，被自己的笨脚绊了一下，差点又摔倒。我站稳身子，朝后门跑去。地下室的隔墙挡在路中间，我绕过去，心想，我要是撞上去，肯定能把它撞开。空气似乎变成了糖浆，想减慢我的速度。

我想，我即使丢掉性命，奥斯瓦尔德得手，数百万人丧命。即使那样。此刻最重要，他们最重要。

我以为后门肯定锁上了。所以把手转动、门朝外打开时，我差点跌下门阶。我踏进厨房，厨房里还弥漫着因邓宁夫人在热点牌罐子里焖牛肉而生的香气。水槽里堆满盘子。台子上放着一个酱油壶；旁边是一盘冷面。电视上传来颤抖的小提琴声——克里斯蒂过去常常称之为“杀人音乐”。这音乐真是应景。柜台上放着一张橡胶的弗兰肯斯坦面具，图加准备戴上它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旁边是一个纸质礼品袋，纸袋上写着蜡笔字：“图加的糖果，不许碰！”

哈里在作文里引用妈妈的话：“拿着那东西滚出去！你不该来这儿！”我穿过油地毡，朝厨房和客厅之间的拱门跑去时，听到她实际上说的是：“弗兰克？你来干什么？”然后她的声音升高。“你拿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滚出去！”

然后她开始尖叫。

12

我穿过拱门时，一个小孩说：“你是谁？妈妈为什么在喊？爸爸来这儿了吗？”

我转过头，看到十岁大的哈里·邓宁站在厨房远处小厕所的门口。他身着鹿皮，一只手拿着气枪，另一只手正在拉裤子上的拉链。正在这时，多丽丝·邓宁又尖叫一声。另外两个男孩也在喊叫。砰的一声——响声巨大而令人厌恶——尖叫声停下。

“不要，爸爸！不要啊，你在伤害她！”埃伦尖叫。

我跑过拱门，站在那儿，张大嘴吧。我根据哈里的作文，一直以为我要阻止的人挥舞的是人们放在工具箱里的那种锤子。但他实际拿的不是那种锤子，而是锤头足有二十磅重的长柄大锤。他挥舞锤子时，就像在玩玩具。他把袖子卷了起来，我能看见膨胀的肌肉，这是二十多年剁肉和扛动物尸体所致。多丽丝倒在客厅地毯上，胳膊已经被他打断——骨头从裙子撕裂的袖子中伸出来——肩膀看起来也被打脱臼了。她脸色惨白，头晕眼花，在电视机前的地毯上爬，头发披在脸上。邓宁正把锤子往后挥。这一次，他会击中她的头，砸碎头骨，让她的脑浆溅到沙发垫子上。

埃伦有点儿疯狂，想要把他推出门。“住手，爸爸！住手啊！”

他抓住埃伦的头发，把她举起来。埃伦一阵摇晃，羽毛从她的头饰上飞出来。她撞上摇椅，摇椅翻覆在地。

“邓宁！”我大吼一声，“住手！”

他看着我，血红、湿润的眼睛大睁着。他喝醉了。他在流泪。鼻涕从鼻孔里淌出来，唾液粘在下巴上。他满脸愤怒、悲伤和疑惑。

“你他妈的是谁？”他问道，没等我回答，就朝我冲过来。

我扣动左轮手枪的扳机。我心想，这次不会响，这是德里的枪，不会响的。

但是，枪响了。子弹击中他的肩膀。白色的衬衫上绽开一朵红色的玫瑰。他受到子弹冲击，朝一边扭动，接着又冲过来，举起锤子。衬衫上的玫瑰绽放得更加灿烂，但他浑然不觉。

我又开了一枪，但我扣动扳机时，有人推了我一下，子弹打偏了。是哈里。“住手，爸爸！”他的声音尖锐，“住手，不然我开枪了！”

图加朝我爬过来，爬向厨房。哈里扣动气枪——“咔嚓”——邓宁的锤子落在图加的头上。男孩的脸顿时淹没在血注之中。骨头碎片和成团的头发溅到空中，血滴溅在头顶的灯上。埃伦和邓宁夫人不停尖叫，尖叫。

我站稳身子，又开一枪。这一枪将邓宁左脸一直到耳朵全部撕开，但仍然没能让他停下来。那一刻，我脑子里想的是，他简直不是人类，我现在依然这么想。我从他迸着火焰的眼睛和牙关咬紧的嘴巴里看到的只有——他似乎在咀嚼空气，而不是在呼吸——一种空虚。

“你他妈的是谁？”他重复一遍，接着说，“你多管闲事。”

他把锤子收回去，然后甩过来，锤子画着平弧线，呼啸着砸来。我弯下膝盖，迅速蹲下去。一阵热浪从我的头顶掠过，二十四磅重的锤子似乎完全闪过了我，我也没感到疼痛，那时没有，但枪从我的手里飞出去，撞在墙上，弹到角落里。一股暖流从我的脸边淌下来。我知不知道他在我的头皮上削了一个六英寸长的口子？我知不知道他只差八分之一英寸就把我打晕或者直接打死？我不好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到一分钟内发生的，可能只有三十秒。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转瞬即逝。

“快出去！”我朝特洛伊喊道，“带你妹妹出去！喊救命！一直喊——”

邓宁舞起锤子。我往后一跳，锤头夯进墙里，砸碎木板条，溅起一阵石灰，跟空气里手枪发出的烟雾混到一起。电视还在播放。依然是小提琴音乐。杀人音乐。

邓宁挣扎着从墙上拉出锤子时，一样东西从我眼前飞过。是菊花牌气枪。哈里扔的。枪管砸在弗兰克·邓宁撕开的脸上，他痛得尖叫一声。

“你这个小杂种！我要杀了你！”

特洛伊正把埃伦带向门口。所以没关系，我想，我至少改变了这么些——

但他把埃伦带出去之前，有人先挡在门口，然后冲进来，把特洛伊·邓宁和小女孩撞倒在地。我几乎来不及看清是怎么回事，因为弗兰克已经把锤子拉出来，正朝我奔来。我往后退，一只手把哈里推进厨房。

“从后门出去，孩子！快！我会拖住他，你——”

弗兰克·邓宁尖叫着，身子僵直。一瞬间，有东西从他胸口穿过来。就像个魔术。那东西上沾满血，过了一秒钟，我才看见那是刺刀的刀尖。

“这一刀是为我妹妹刺的，狗杂种！”，比尔·图尔考特喘着粗气说，“为了克莱拉！”

13

邓宁倒下去，脚伸入客厅，头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拱道里。他没有完全倒地。刀尖插进地板，撑住了他。他的一只脚踢了一下，之后他就一动不动了。他看上去像是在做俯卧撑时死掉了。

所有人都在尖叫。空气中弥漫着弹药、石灰和血的气味。多丽丝歪斜着，朝死去的儿子蹒跚走去，头发披在脸上。我不想让她看见——图加的头被砸开，一直到下巴——但我无法阻止。

“我下次会做得更好，邓宁太太，”我声音嘶哑地说，“我保证。”

我满脸是血，我擦了擦左眼才看清左边。我还清醒，所以我想我伤得不重，尽管头皮上的伤口疼得要命。但我搞砸了。我要是想有下一次，我必须离开这儿，别让人看见。赶快。

但我必须在离开之前跟图尔考特谈谈。至少试着跟他谈谈。他倒在墙边，在邓宁张开的腿旁。他抱着胸口喘着气。他的脸像死尸般惨白，嘴唇却如吃了越橘的孩子的嘴唇般发紫。我伸手去够他的手。他惊慌失措，紧紧抓住我的手。但他的眼里露出一丝幽默的闪光。

“现在谁是胆小鬼，安伯森？”

“你不是，”我说，“你是个英雄。”

“哈哈，”他气喘吁吁地说，“把该死的奖章扔进我的棺材吧。”

多丽丝怀抱着死去的儿子。在她身后，特洛伊左右摇晃，埃伦的头紧紧靠在他胸前。他没有看我们，好像我们不在场。小女孩号啕大哭。

“你们会没事的，”我说，“现在听着，这很重要：忘了我的名字。”

“什么名字？你从来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对了。还有……我的车。”

“福特。”他的嗓子哑了，眼睛仍然盯着我的眼睛。“很好的汽车。敞篷。Y型发动机。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款的。”

“你从没看过那辆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图尔考特。我今天晚上就得往南走，我会走收费公路，因为我不认识别的路。我到缅因州中部就没事了。你知道我在跟你说什么吗？”

“从没见过你的车，”他一边说，一边龇牙咧嘴地惊叫，“啊！妈的，痛死了！”

我把手指放在他满是须茬的喉咙上，探查他的脉搏。脉动很快，很不均匀。我能听见远处呼啸的警报声。“你做得对。”

他的眼睛转了转。“差点没做对。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肯定疯了。听着，老兄。他们要是真的追捕到你，别告诉他们我……你知道，我……”

“我不会的。你杀了他，图尔考特。他像条疯狗，你把他杀了。你妹妹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他笑了，闭上眼睛。

14

我走进浴室，抓起一条毛巾，浸到水池里，把满是血迹的脸擦干净。我把脏毛巾扔进浴盆，又抓起两条毛巾，走进厨房。

把我带到这里的小男孩正站在炉边褪了色的油毯上，看着我。他此刻正吮着拇指，他也许六年前就戒掉这毛病了。他双眼圆睁，一脸严肃，泪光闪烁。血滴溅到他的脸颊和眉毛上。这个小男孩刚刚经历的事情，毫无疑问会给他的精神带来创伤，但这个男孩长大后再也不会变成蟾蜍哈里。或者写一篇让我潸然泪下的作文。

“先生，你是谁？”他问道。

“谁也不是。”我从他身边经过，朝门口走去。他应当得到更好的回答。警报声更近了，但我转过身。“我是你的守护天使。”我说。然后我溜出后门，走进一九五八年的万圣节夜。

15

我从怀莫巷走到威彻姆大街，看见蓝色闪光朝科苏特街驶去。我继续往前，走过这一住宅区所在的两个街区，向右拐进杰勒德大街。人们站在人行道上，朝警报声响起的方向扭头看。

“先生，知道出什么事了吗？”一个男人问我。他牵着一个穿着运动鞋的白雪公主的手。

“我听见孩子们在放樱桃爆竹，”我说，“可能着火了吧。”我继续前行，确保左边的脸不会被他们看见，因为附近有街灯，而我的头皮仍然在流血。

我走过四个街区后，返身走向威彻姆大街。科苏特大街南端旁边的威彻姆街上漆黑安静。所有的警车可能都在现场。很好。我快到格罗夫街和威彻姆街的转角时，膝盖突然变得僵硬。我环顾四周，没有看见“不给糖就捣蛋”的人，便在路边坐下来。我不能停下来，但别无选择。我已经把胃吐空了，除了一枚恶心的糖果（我不记得在图尔考特出现之前，我有没有把它吃完），一整天什么都没吃。我刚刚经历了一场暴力间奏曲，还受了伤——我还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我只能现在停下来，让身体调整一下，不然肯定会在人行道上晕死过去。

我把头埋在膝盖之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这是我在大学里为取得救生员证书而选修红十字会课程学到的。首先，我不断看见图加·邓宁的头在砸下的锤子下爆裂，这一画面让我的头晕得更厉害。然后，我想到哈里，他脸上溅着哥哥的血，但毫发无伤。还有埃伦，没有陷入深度昏迷且永不苏醒。还有特洛伊。还有多丽丝。她严重受伤的胳膊可能会在她的余生里给她带来伤痛，但她至少活了下来。

“我办到了，阿尔。”我低声说。

但我在二〇一一年做了什么？我对二〇一一年有何影响？我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因为蝴蝶效应，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我总是可以回来消除影响……除非，我在改变邓宁一家生活的过程中，也以某种方式改变了阿尔·坦普尔顿的生活。我来的那间餐馆假如已不复存在怎么办？假如结果是他从来没有从奥本搬过来怎么办？或者从没有开餐馆？似乎不太可能……但我现在在这里，坐在一九五八年的路边，血从我一九五八年的发型中流出来，这件事又有多大的可能性？

我站起身，开始蹒跚着移动。在我的右边，威彻姆大街上远处有蓝色灯光频繁闪烁。一大群人聚集在科苏特街拐角，但他们背对着我。我停车的教堂就在街对面。森利纳现在孤独地待在停车场里，看起来平安无事；没有哪个万圣节恶作剧者把车轮胎的气给放了。然后，我看见挡风玻璃刮水器上有张黄色的方形物。我突然想起黄卡人，胃里一阵紧张。我抓起来，看到上面写的字，放松地舒了一口气：“加入你的朋友和邻居，一起参加星期天上午九点的礼拜。随时欢迎新人！记住，‘生命是个问题，耶稣才是答案’。”

“我想麻醉药才是答案，我现在肯定能用点。”我喃喃自语，打开驾驶室的门。我想起落在怀莫巷房子车库后面的纸袋。调查那个区域的警察肯定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糖果，一瓶快空了的高岭土果胶……还有一堆类似成人尿布的玩意儿。

我想知道他们会怎么理解这些东西。

但没想太久。

16

我到了收费公路上时，头剧痛不已，二十四小时营业便利店尚未出现，这东西即使存在，我不敢停车。我衬衫左上臂的血渐渐干了，衣服也变硬了。我先前至少记得把油箱加满了油。

有一次，我试着用指尖触摸头上的伤口，一阵刺痛传来。我再也不敢摸第二下。

但我在奥古斯塔外的休息区停了一下。当时已经十点多，那儿空无一人。我打开顶灯，在观后镜里检查瞳孔。瞳孔大小如常，我舒了口气。男厕所外有台小吃自动贩卖机。我花了十美分，买了个涂有奶油的巧克力派。我一边开车一边狼吞虎咽，头痛逐渐消退。

我到里斯本福尔斯镇时已经过了半夜。美茵大街上一片漆黑，但沃伦波毛纺厂和美国石膏厂正全速开工，喷出闷燃产生的热气，将臭味排到空气中，把酸性废弃物排到河里。成串的闪烁灯光让这两个工厂看起来就像飞船。我把森利纳停在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外面。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有人朝里面窥视，看到座位、驾驶员车门和方向盘上的血迹。我猜他们会把粉末撒在车上，提取指纹。他们很可能能把车上的指纹跟在德里杀人现场三八式警用手枪上的指纹匹配成功。乔治·安伯森的名字可能会在德里出现，然后在福尔斯镇出现。但是我来的兔子洞如果还在，乔治不会留下任何踪迹，指纹属于一个十八年之后才出生的人。

我打开后备箱，拿出公文包，决定留下其余所有东西。我觉得，那些东西会被卖到快乐白象，离泰特斯的雪佛龙二手商店不远。我穿过街道，朝工厂的“龙息”走去，“沙——呼，沙——呼”的声音昼夜不停，直到自由贸易在里根时代淘汰昂贵的美国纺织品。

白色荧光从染坊肮脏的窗户中透出来，照亮烘干房。我看到把烘干房跟院子其他地方隔开的铁链。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挂在铁链上面的标牌。我上次看到那块标牌是在两个月前，但我记得上面写着“管道维修，禁止穿越”。没有看到黄卡人的影子——或许现在应该称他为橙卡人。

照明灯照亮整个院子，把我照得就像盘子上的一只蚂蚁。我瘦长的影子在我前面蹦跳。一辆运输车朝我逼近时，我呆住了。我以为司机会停下来，探出身，问我在这儿干什么。他减速，却没有停下来。他向我举起一只手。我也向他举起手。他继续朝装卸台开去，几十个空桶在车斗里发出沉闷的响声。我朝铁链走去，迅速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从铁链下钻过去。

我穿过烘干房的侧面，心怦怦地跳着。头上的伤口也以同样的节奏跳动着。这一次，没有混凝土块标出那个地方。慢点儿，我告诉自己，慢点儿。台阶就在……这儿。

可是台阶不在那里。我轻叩鞋子，什么都没有。

我又朝前挪了一点，还是什么都没有。天气很冷，我呼气时能看见一层薄薄的蒸汽。但我的胳膊和脖子上已经出了一层黏汗。我又向前走了一点儿，但几乎敢肯定我已经走过了。兔子洞要么彻底消失，要么因为蝴蝶效应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这意味着我作为杰克·埃平的全部生活——上小学时因为照料花园获得美国未来农场主组织奖，我大学时放弃小说，然后娶了一个还算甜美的女人，这个女人差点把我的爱溺死在酒精里——就是个疯狂的幻觉。你永远都是乔治·安伯森。

我又向前走了一点儿，停下来，使劲呼吸。在某个地方——可能是染坊，也可能是编织房——有人喊道：“侧着操我！”我吓了一跳。一阵公牛咆哮般的大笑紧随这声呼喊之后，我又吓了一跳。

不在这儿。

不见了。

或者从来就没存在过。

我失望了吗？恐惧？惊慌失措？实际上，我没有这些感觉。我只感到一阵释然。我想道，我可以在这儿住下来。很轻松。甚至很幸福。

真的吗？是的。是的。

人们在工厂一带和公共汽车上拼命吸烟，这些地方空气恶臭。但多数地方的空气异常清甜。异常新鲜。食物的味道好极了；牛奶直接送到门口。我从电脑前撤离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我对那玩意儿多么上瘾。我每天花数小时读那些愚蠢邮件的附件，浏览网页，而我这么做的原因跟登山家攀登珠峰的原因一样：因为它们就在那里。我的手机从来不响，因为我没有手机。真是轻松啊。除了大城市，很多人还使用电话合用线。多数人晚上锁门吗？他们才不呢。他们担心核战争，但我清楚地知道，人们在一九五八年会自然老死，除了试验，从没听说原子弹爆炸。没有人担心全球气候变暖，或者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劫持飞机，撞向摩天大楼。

我在二〇一一年的生活如果不是幻觉（我心里知道它不是），我仍然可以阻止奥斯瓦尔德。我只是不知道最终结果。我想我可以忍受这一点。

好吧。首先要回到森利纳上，离开里斯本福尔斯镇。我会驱车前往路易斯顿，找到汽车站，买张去纽约的车票。再从那里坐火车去达拉斯……或者，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我还有很多现金，航空公司的职工根本不会索要带照片的身份证。我只需交钱买票，环球航空就会欢迎我登机。

这个决定让我倍感轻松，但我的双腿又变得跟橡胶似的。我的腿不像在德里时那样糟糕，我那时只能坐下。但我现在必须靠在烘干房的墙上，撑住身体。我的手肘撞在上面，发出柔和的声响。一个声音无中生有地朝我说话。声音很沙哑。几乎是在低吼。好像是来自未来的声音。

“杰克？是你吗？”一阵连续的干咳紧跟在这句话后面。

我几乎保持着沉默。我可以保持沉默。然后我想到阿尔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多少心血，想到我现在是他仅存的希望。

我转向咳嗽声传来的方向，低声说：“阿尔，跟我说话。报数！”我本想再加一句：或者继续咳嗽。

他开始数数。我朝着数字的方向走去，感觉着自己的脚步。我走了十步之后——那里离我放弃的地方很远——鞋尖又向前迈一步，撞在什么东西上面，停下来。我环顾四周。我又吸了一口发出化学品恶臭的空气。然后，我闭上眼睛，开始攀登无形的台阶。我爬上第四级台阶时，夜晚清冷的空气变成令人窒息但温暖的咖啡和调料的气味。我的上半身感觉到了温暖，但腰部以下还能感觉到夜晚的清凉。

我在那儿站了足有三秒钟。一半站在现在，一半站在过去。然后我睁开眼，看见阿尔憔悴、焦急而消瘦的脸庞，踏进二〇一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