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出租房里装了电话，第一个打给埃伦·多克蒂。她很高兴地告诉我萨迪在里诺的地址。“我还有她公寓的电话号码，”埃伦说，“你如果需要的话。”

我当然需要，但是，我如果有了她的号码，肯定会忍不住打过去。有个声音告诉我打电话给她是错误的。

“只要地址就好。”

我挂断电话，马上给她写信。我讨厌虚伪而做作的轻松口吻，但又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口吻。我们之间的扫帚依然存在。她要是在那里遇到一位有钱的大款，早已将我忘得一干二净呢？这不可能吗？她肯定知道怎么让那个男人享受床笫之欢。她学得很快，在床上跟在舞池里一样敏捷。这又是嫉妒心在作祟。我匆匆忙忙写完信，知道自己的语气可能既痛苦又毫不在乎。但我已经尽力消除做作，表达诚心。

我想你。我们两个到这个地步，我后悔不已。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手头有事，要到明年春天才能完成。或许到那时也完不成，但我想能完成。希望能完成。请别忘记我。我爱你，萨迪。

我签的名字是乔治，这名字似乎把我可怜的诚心全部消解。我在签名下面加了一行：“你若是想打电话，这是我的新电话号码。”然后，我走到本布鲁克图书馆，把信投进图书馆前面的蓝色大邮筒。当前，我能做的仅此而已。

2

阿尔的笔记本里夹着三张照片，照片是不同的打印机打出的。一张是乔治·德·莫伦斯乔特的照片，他穿一身灰色西装，胸前口袋里嵌着一方白色手帕。前额的头发整齐地分开，这是那个时代管理人员的典型发型。厚实的嘴唇皱起微笑，让我想起“三只小熊”的故事里熊宝宝的床：既不太硬，又不太软，刚好合适。笑容尚未露出疯狂的蛛丝马迹。那种我很快将在梅赛德斯街二七〇三号门廊里看到的令他撕开衬衫的疯狂。或许，蛛丝马迹已有显露。是那深色的眼睛里的某种东西。一股傲慢。一丝“去你妈的”。

第二张是无耻枪手掩体的照片，掩体就是装书的纸箱，位于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

第三张是奥斯瓦尔德的照片，他身穿黑色衣服，一只手握着邮购的步枪，另一只手拿着左翼杂志。他仓皇逃跑时——除非我阻止他——用来杀害达拉斯警官J.D.提彼得的左轮手枪别在他的腰带里。这张照片是玛丽娜拍的，时间是他袭击沃克将军两周之前。地点是达拉斯西尼利街二一四号一幢双户住宅的封闭侧院。

我等待奥斯瓦尔德一家搬进我在沃斯堡的家对面的简陋房子时，我经常造访西尼利街二一四号。我在二〇一一年的学生会说，达拉斯多数地方无疑都烂透了，但是西尼利街附近比梅赛德斯街稍好些。当然，有股恶臭——在一九六二年，得克萨斯中部很多地方都像出了故障的冶炼炉——但是没有大便和污水的气味。街道破破烂烂，但毕竟铺过水泥。也没有人养鸡。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二一四号楼上。他们搬走之后，奥斯瓦尔德一家就会搬进来。我关注的是楼下的住户，因为当李、玛丽娜和琼搬到楼上时，我想住到楼下。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楼公寓里住着两个女的和一个男的。两个女的身体肥胖，动作迟缓，偏爱带褶的无袖裙。一个六十多岁，步态明显蹒跚。另一个三十多岁，顶多四十出头。她们面容相似，应该是一对母女。男的瘦得皮包骨头，坐在轮椅里。一袋浑浊的尿液连接着膝上的一根粗导尿管。他不停吸烟，把烟灰敲进夹在轮椅扶手上的烟灰缸里。整个夏天，我看他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红色缎纹篮球短裤，露出直到胯部衰弱的大腿。条纹T恤几乎跟导尿管里的尿液一样昏黄，宽胶布粘起来的运动鞋，一顶黑色大牛仔帽，帽圈看上去是蛇皮的。帽子前面的图案是交叉的骑兵剑。他的妻子或者女儿会把他推到外面的草坪上，他懒散地坐在树底下，一动不动，宛如雕像。我从他身边经过时向他举手致意，但他从未举手回敬，尽管他肯定认得我的车。他或许害怕向我挥手。或许他认为死亡天使正在打量他，死亡天使坐着一辆老旧的福特敞篷车而不是骑着一匹黑马，在达拉斯巡视。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确是死亡天使。

这三个人似乎已经在这儿住了一阵子。我明年需要这地方时，他们还住在这里吗？不知道。阿尔的笔记对此只字未提。目前，我只能观察和等待。

我拿起沉默的迈克亲手制作的新装备。我等待着电话铃声响起。电话响过三次。电话每次响起，我都跳起来，满怀希望。两次是埃伦女士打来聊天。一次是德凯打来请我吃晚饭，我欣然接受。

萨迪没有打电话来。

3

八月三日，一辆一九五八年款的贝尔艾尔轿车开上二七〇三号房的车道，后面跟着一辆闪亮的克莱斯勒。奥斯瓦尔德兄弟从贝尔艾尔里下来，并排站着，没有说话。

我透过窗帘看去——窗帘很长，将前窗遮得严严实实——街上的噪音以及一股黏稠的湿热空气钻进来。然后，我跑进卧室，从床底下把我的新装备拿出来。沉默的迈克在一只特百惠碗底挖一个洞，把一个全方位扩音器——他向我保证是顶级的——粘进去，扩音器像根手指一样突出来。我把麦克风的线连接到录音机背面的耳机插孔。沉默的迈克说这是第一流的录音机。

我朝外窥视，看到奥斯瓦尔德兄弟跟从克莱斯勒里下来的家伙说话。那个家伙戴着斯泰森毡帽，系着牧场主领带，穿着华丽的缝合靴子。比我的房东穿得还好，但也是房东。我没必要听他们谈些什么，那家伙的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我知道这地方不怎么样，但是，你的收入也不多。对吧，兄弟？李这样的世界旅行者，一个相信自己即便不能拥有财富也定会得到名声的人，肯定很难理解这样的动作。

踢脚板里有个电源插座，我把录音机插上电，希望不会触电或者把保险丝烧断。录音机的红灯亮了。我戴上耳机，把特百惠碗塞进窗帘之间的缝隙。他们如果朝这里看，太阳光会斜照向他们。加上窗户上方屋檐投下的阴影，他们要么什么都看不到，要么只能看到朦朦胧胧的白点，分辨不清这个白点是什么东西。不过，我提醒自己尽快用黑胶带把碗包起来。确保安全，不留遗憾。

但我什么都听不见。

街上的声音也减弱了。

噢，耶！太棒了！我想，这真是他妈的太牛了。太感谢你了，沉默的迈——

突然，我发现录音机的音量指针还停在0。我把它朝+号方向拧到底，一阵尖啸传来。我从头上扯下耳机，咒骂着把音量调到一半，又戴上耳机。效果很明白。就像耳朵忽然得到望远镜。

“一个月六十对我来说有点高，先生，”李·奥斯瓦尔德说（坦普尔顿一家每个月只需付五十美元，这个数字也让我有点吃惊）。他的声音里带着尊敬，夹杂着一丝南方口音。“要是五十五可以……”

“我能接受你讨价还价，但是，不用白费口舌了。”蛇皮靴说。他穿着叠层鞋跟，晃前晃后，像是急着离开。“我要多少就是多少。你出不了这么多，别人能出。”

李和罗伯特对视一眼。

“还是进去看看吧。”李说。

“这个地方在这个居住区算很好了，”蛇皮靴说，“当心第一级门阶，需要一点修缮。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很坏很坏。之前的那帮人，啊呀！”

小心点，混蛋，我想道，你在说艾维一家。

他们走进去，声音消失。蛇皮靴走到前室的窗边时，声音又出现，但模模糊糊。就是艾维曾经说过对面的邻居能看见的房间，她在这一点上百分之百正确。

李问房东准备如何处理墙上的洞。质问之中没有愤怒、讽刺或奉承，尽管他在每句话的结尾都加了“先生”。这种尊敬而平淡的口气可能是他在海军陆战队学到的。“毫无色彩”也许是形容这种语气的最恰当字眼。他的脸和声音属于善于钻空子的人。至少一般人会这么认为。玛丽娜发现了他的另一副面孔，另一种声音。

蛇皮靴含糊答应，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在主卧里添一张新床垫，因为“之前那帮人临走时偷走了床垫”。他重申，李如果不想住这地方，会有人住（好像房子没有空在那里一整年似的），然后他请两兄弟参观卧室。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罗塞特的艺术创造。

声音失踪，他们走到厨房附近时，声音再度出现。我很庆幸，他们经过比萨斜灯时看都没看它一眼。

“——地下室？”罗伯特问道。

“没有地下室！”蛇皮靴回答说，拉长声音，仿佛没有地下室是这房子的一大优点。他显然就是这么认为的。“在这样的街区，地下室唯一的功能就是装水。那个潮湿噢！”然后，他打开后门，带他们去后院，声音又消失。那与其说是后院，不如说是一块空地。

五分钟之后，他们又回到前面。这一次，哥哥罗伯特试图讲价。但同样一无所获。

“给我们几分钟好吗？”罗伯特说。

蛇皮靴看着笨重的镀铬手表，勉强答应。“我在教堂街约了人，你们得赶快拿主意。”

罗伯特和李走到罗伯特的车后面。他们压低声音，避免蛇皮靴听见他们说话。我把碗对着他们的方向时，听到了十之八九。罗伯特想再看看别的地方。李说他就想要这儿。一开始住在这种地方还不错。

“李，这是个洞，”罗伯特说，“它会吞掉你的……”罗伯特可能是嫌房租太贵。

李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罗伯特叹了口气，屈服地举起双手。他们回到蛇皮靴身边，蛇皮靴握了一下李的手，赞赏他做出明智的选择。他宣布房东圣经：预交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损耗押金。罗伯特插话，在修好墙壁并添置床垫之前不交押金。

“床垫当然要添，”蛇皮靴说，“我还会把台阶修好，小女人不会扭到脚踝。但我要是把墙壁修好，得加五块钱房租。”

我从阿尔的笔记上得知，李会租下这地方，但我仍然期待他愤而离开。可是他从身后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软塌塌的钱包，抽出一小叠钞票，把其中的多半放到房东伸出的手里。罗伯特回到车里，厌烦地摇头。他的目光短暂地转向街对面我的房子，然后移开，对我的住处毫无兴趣。

蛇皮靴再次拍了一下李的手，然后跳进克莱斯勒，扬尘而去。

一个跳绳女孩骑着生锈的踏板车冲上前来。“你要搬进罗塞特的房子吗，先生？”她问罗伯特。

“不是我，是他。”罗伯特朝弟弟竖起拇指。

小女孩把踏板车推到李身边，问准备打爆杰克·肯尼迪右边脑袋的家伙有没有孩子。

“我有个女儿。”李说。他把手放到膝盖上，俯身到小女孩的高度。

“她长得漂亮吗？”

“没有你漂亮，也没有你大。”

“她会跳绳吗？”

“宝贝，她还不会走路呢。”他将“不会”说成了“贝会”。

“那就让她背牛粪去吧。”小女孩朝温斯考特路跑去。

两兄弟朝转身向房子走去。声音变得模糊，不过我调大音量，能听个七七八八。

“吃了……大亏，”罗伯特告诉他，“玛丽娜知道后，会像苍蝇叮狗屎一样对你。”

“我会……丽娜，”李说，“但是，罗伯特，我如果不从妈妈那里、从那栋小房子……出来，可能会杀了她。”

“她可能有点……但是……爱你，李。”罗伯特朝街上走了几步。李跟上他，他们的声音如洪钟般响亮。

“我知道，但她控制不了自己。有天晚上，我和玛丽娜正做爱，她从折叠沙发那里朝我们喊叫。她睡在客厅里，你知道。‘别着急，你们两个，’她喊道，‘要第二个孩子还为时太早。等到你们养得起这个再说吧。’”

“我理解。她可能不好相处。”

“她不停买东西，罗伯特。说是给丽娜买的，却把东西推到我的脸上。”李笑着走向车。他的眼睛扫过二七〇六，我尽一切努力在窗帘后面保持不动。并且也让碗一动不动。

罗伯特跟他走到一起。他们靠到后保险杠上，两人穿着蓝色衬衫和工人裤。李系着领带，领带现在拉了下来。

“听着。妈妈去李奥纳多百货商场，回来带给了丽娜好多。她扯出一条短裤，有灯笼裤那么长，不过是佩兹利涡旋纹花呢。‘看，雷尼，不好看吗？’她说。”李模仿妈妈的口音很无礼。

“丽娜怎么说？”罗伯特笑了。

“她说：‘不，妈，不，谢谢你，但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这样的。’然后，她把手放在腿上。”李把手内侧放在自己的腿上，大腿一半的地方。

罗伯特嘴大笑。“妈妈大概就等着她这么说了。”

“她说：‘玛丽娜，那样的短裤适合年轻女孩在街上招摇，找男朋友，不适合已婚妇女。’伙计，你别告诉她我们在哪儿。别说。好吗？”

罗伯特一时间什么话都没说。他或许正在回想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一个寒冷日子。他妈妈在西七街上快步跟着他，一边喊：“站住，罗伯特！别走那么快，我还没说完！”阿尔在笔记中没有提及，但怀疑她跟李也没有说完。毕竟，李是她真正在意的儿子。家里的宝贝。那个跟她在同一张床上睡到十一岁的孩子。那个经常查看自己的蛋蛋周围是否长了毛的孩子。阿尔的笔记记录了这些事。旁边的空白处写着一个你不以为会出自快餐店厨子之手的词语：固着歇斯底里症。

“我们没问题，李，但是这座城市不大。她会找到你的。”

“我会把她打发走的，相信我。”

他们钻进车里，开车走了。门廊栏杆上的“房屋出租”标牌已经消失。李和玛丽娜的房东离开时把牌子带走了。

我走到五金店，买了一卷黑胶带，把特百惠碗里里外外全裹起来。总体上说，我这天过得不错。但是，我已经进入危险区域。我意识到了。

4

八月十日，大约下午五点钟，罗伯特的车再次出现，车后拖着一辆木头小拖车。李和罗伯特花了不到十分钟，就把李一家的所有家什搬进新宅（小心翼翼地避开还没修好的松垮的门廊板）。兄弟俩往里搬东西时，玛丽娜站在杂草丛生的草坪上，怀里抱着琼，看着新家，脸上的沮丧无需翻译。

三个跳绳女孩同时出现，两个走路，剩下的一个推着踏板车。她们要看小孩，玛丽娜笑着同意了。

“她叫什么名字？”其中一个女孩问道。

“琼。”玛丽娜说。

然后她们七嘴八舌地问起来：“几岁了？会走了吗？她怎么不笑？她有洋娃娃吗？”

玛丽娜摇摇头，仍然面带微笑。“对不起，我说不会。”

三个女孩飞奔而去，喊着：“我说不会！我说不会！”梅赛德斯街尚存活着的一只鸡从她们身前飞过，一阵尖叫。玛丽娜看着她们跑开，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李来到草坪上玛丽娜身边。他脱了上衣，大汗淋漓。他的肤色呈鱼肚白，胳膊精瘦，软弱无力。他一只胳膊绕过玛丽娜的腰，然后弯下腰亲琼。我以为玛丽娜会指着房子说“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两句英语她应该会说——但她只是把孩子递给李，爬上门廊，在松垮的台阶上踉跄一下，然后恢复平衡。我突然想到，萨迪走在这样的台阶上很可能会摔趴下，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一瘸一拐。

我也想到，玛丽娜跟丈夫一样，急于挣脱玛格丽特。

5

十日是星期五。星期一，李离开家去装铝纱门两个小时左右，一辆泥土色旅行车在他家门前的路边停下来。车子停稳之前，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已经从乘客座上下来。今天，红色的头巾变成了白色带黑色圆点花纹的头巾，但她仍然穿着护士鞋，好斗的表情也还挂在她的脸上。她找到他们了，正如罗伯特所说，她会找到的。

天猎，我想道，天猎。

我正从窗帘中间的缝隙朝外看，没必要打开麦克风。这个故事不需要音轨。

开车把她送到这里的朋友——一个肥胖的女孩——笨拙地从驾驶座位上下来，扇着裙领。那天又是个大热天，但是玛格丽特丝毫没有在意。她把司机推到旅行车的后备箱边。后备箱里装着一把小孩吃饭时坐的高脚椅子和一袋食物和日用品。玛格丽特把椅子拿出来，她的朋友把日用品提起来。

踏板车女孩骑过来，但是玛格丽特没有理会她。我听见她说了一句“走开，孩子！”，踏板车女孩鼓起下嘴唇，骑车走了。

玛格丽特踏上门前已经被当成人行道的光秃秃的车辙。她注视着松垮的门阶时，玛丽娜走出来。她穿着衬衫和奥斯瓦尔德妈妈难以接受已婚妇女穿的短裤。我不奇怪玛丽娜喜欢这样的短裤。她的腿很美。她表情惊慌，我根本不需要扩音器就能听到她的声音。

“不，妈妈——妈妈，不！李说不要！李说不要！李说——”然后是一阵快速的喋喋不休的俄语，玛丽娜只能用俄语重复丈夫的话。

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属于这种美国人：你只要说得很慢很大声，外国人能听懂你说话……

“是的……李……有……他的……自尊！”她吼道。他爬上门廊（敏捷地避开损坏的门阶），直接对着儿媳妇惊讶的脸吼道：“这……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不能……让……我的孙女……跟着……受罪！”

她很结实。玛丽娜很柔弱。“妈妈”怒气冲冲进去，再也没看儿媳一眼。之后一阵安静，然后又是码头工人的咆哮。

“我亲爱的小美人呢？”

房间深处，很可能是在罗塞特从前的卧室里，琼开始哭叫。

开车送玛格丽特过来的女人朝玛丽娜勉强一笑，提着杂货袋进了屋。

6

五点半，李从汽车站沿着梅赛德斯街走回来，用黑色饭盒敲打着大腿。他爬上门阶，忘记有一级门阶坏掉了。门阶晃了一下，他一个趔趄，饭盒掉到地上，他弯身捡起来。

这会让他心情更糟，我想。

他走进屋。我看到他穿过客厅，把饭盒放在厨房柜台上。他转过身，看到新高脚椅。他显然知道妈妈一贯的方法，因为他接下来打开生锈的冰箱。玛丽娜从婴儿房里出来时，他还盯着冰箱看。她的肩上放着一片尿布，我借助望远镜，能清楚地看到上面的呕吐物。

玛丽娜带着笑容，跟他说话，李转身朝着她。他皮肤白皙，白皮肤简直是每个容易脸红的人的致命弱点，皱着眉头的脸一直红到头发逐渐稀疏的头皮。他朝玛丽娜大吼，指着冰箱（冰箱的门还开着，冒出雾气）。玛丽娜转身走向婴儿房，李抓住她的肩膀，把她转过来，摇晃她。玛丽娜的头前后甩动。

我不想看到这一幕，我没有必要看这一幕。我也完全不需要知道这一幕的存在。他是个施暴者，是的，但是玛丽娜会在他手下活下来，就此而言，她比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或者提彼得警官的下场要好。所以，不，我不需要看。但你有时就是无法移开目光。

他们争吵起来。毫无疑问，玛丽娜想解释她不知道玛格丽特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她也没办法把“妈妈”挡在门外。当然，李最后照她的脸打了一拳，因为他不能打他妈妈。他妈妈即便还在那里，李也不可能朝她举起拳头。

玛丽娜哭出来。李任由她哭。玛丽娜激动地跟他说话，摊开双手。李试图抓住她的手，但是被她甩开了。然后，玛丽娜把手举向天花板，放下来，走出前门。两兄弟先前在门廊上放了两把破烂的草坪椅。玛丽娜坐进一张椅子里。她的左眼下面有条印痕，脸已经开始肿胀。她看向街道，以及街对面。我感到一丝内疚和恐惧。尽管我客厅里的灯熄了，我知道她看不见我，但我小心翼翼地保持不动，望远镜贴在脸边。

李在厨房桌子边坐下来，用掌根撑着前额。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什么，走进小卧室。他出来时，怀里抱着琼，在客厅里来回走动，轻拍她的背，抚慰她。玛丽娜走进来。琼看到妈妈，伸出胖乎乎的胳膊。玛丽娜走近他们，李把孩子递给她。然后，玛丽娜走开之前，李拥抱了她。玛丽娜在李的怀里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将孩子换个手，腾出一只胳膊拥抱他。李的嘴埋在她的头发里，我确信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俄语的“对不起”。毫无疑问，他就是这么说的。他下一次还会说对不起。还有再下一次。

玛丽娜把琼带回罗塞特从前的房间。李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走到冰箱旁边，拿出什么，吃了起来。

7

第二天傍晚，李和玛丽娜吃晚饭时（琼躺在客厅地面的毯子上踢着腿），玛格丽特从温斯考特路公共汽车站一阵风般走来。今天晚上，她穿的是蓝色裤子，由于屁股很大，裤子很不合身。她背着一只大布袋。布袋开口里露出玩具小屋的红色塑料屋顶。她走上门阶（再次敏捷地避开坏掉的那一级），门也没敲便走进去。

我犹豫要不要拿定向麦克风——这是又一个我不需要知道的场景——但我最终向诱惑妥协了。家庭争吵比任何事都诱人，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这话也有可能是乔纳森·弗兰岑说的。我把线插进去，将麦克风从敞开的窗户缝里对准街对面敞开的窗户时，争吵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想让你知道我们在哪儿，见鬼，我会告诉你！”

“瓦达告诉我了，她是个好女孩。”玛格丽特平静地说。李的怒火像夏天的暴雨一样将她从头到脚冲刷了一遍。她正在把杂乱的盘子放到柜台上，速度宛如赌场发牌人。玛丽娜看着她，满脸惊讶。玩具小屋放在地上，琼的婴儿毯旁边。琼踢着腿，无视小屋的存在。她当然会无视。四个月大的婴儿能对玩具小屋做什么呢？

“妈，你让我们自己过吧！你不要买东西来了！我能照顾好我的家庭！”

玛丽娜也附和说：“妈，李说不。”

玛格丽特开心地笑了。“‘李说不，李说不’。亲爱的，李总是说不。这个家伙一辈子都在这么说，一点用都没有。妈妈会搞定他的。”她捏了李的脸一下，好像李是个六岁大的孩子，做了什么淘气又可爱的事情。玛丽娜要是这么做，李肯定会把她的脑袋敲碎。

不知什么时候，那帮跳绳女孩来到这片已经不能被称为草坪的空地上。她们聚精会神地看着吵架，就像环球剧场的站票观众聚精会神地观看最新版莎剧。不过在我们正观看的这部剧中，泼妇是主角。

“晚饭她给你做的是什么，宝贝？好不好吃？”

“我们吃的是炖肉。格雷戈里那家伙送了些莱特超市的优惠券。”李在咀嚼食物。玛格丽特等他继续说。“你想来点儿吗，妈？”

“炖肉很不错，妈。”玛丽娜的笑容之中带着希望。

“不吃，我吃不下那样的东西。”玛格丽特说。

“天哪，妈，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她对儿子的话充耳不闻。“我的胃会受不了。还有，我不想八点以后坐公交车。八点以后车上有很多醉鬼。李，宝贝，你得把台阶修好，免得有人摔断腿。”

李嘟囔着说了句什么，但是玛格丽特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她像老鹰捉田鼠一样扑过去，抓起琼。我从望远镜里看到，婴儿明显受到了惊吓。

“我的小美人今晚怎么样？我的小甜心！我的小宝贝！”

她的小宝贝极度恐惧，开始号啕大哭。

李走过去想接过孩子。玛格丽特的红嘴唇里露出牙齿，算是咧嘴笑吧。但她似乎即将咆哮，冲着我，也冲着他儿子，因为他退了回去。玛丽娜咬住嘴唇，眼睛圆瞪，满脸沮丧。

“噢噢噢噢，琼！琼——莫尼——斯波尼！”

玛格丽特在破旧的绿地毯上来回走动，没有意识到琼哭得越来越悲伤，也没有意识到李越来越生气。难道哭声让她很满足吗？我是这样认为的。过了一会儿，玛丽娜受不了了。她站起身，走到玛格丽特身边，而玛格丽特快速走开，把孩子抱在胸前。我能想象她的白色大护士鞋发出的声音：“卡塔卡塔卡塔。”玛丽娜跟着她。玛格丽特可能觉得目的已经达到，终于把孩子递回去。她指着李，又指着玛丽娜，用大嗓门英语教师的声音说：

“你们跟我住一起时……他长胖了……因为我照顾他……一切他喜欢的东西……但他现在……见鬼……太瘦！”

玛丽娜从孩子头顶上看着她，圆睁着大眼睛。玛格丽特也瞪大眼睛。她要么是因为不耐烦，要么只是不喜欢儿媳，然后把脸转开。比萨斜灯被打开，灯光从玛格丽特的猫眼镜片上滑过。

“照顾他……他吃什么！没有……酸……奶油！没有……酸奶！他……太……瘦了！”

“瘦——”玛丽娜怀疑地说。琼安详地躺在妈妈的怀里，慢慢不再哭泣。

“是的！”玛格丽特说，然后她跑到李身边，“把台阶修好！”

她说完就走了，中途只停下来在孙女的头上拍了一下。她朝公交车站走回去时笑着，显得年轻了许多。

8

玛格丽特买玩具小屋后第二天早上，我六点起床，不假思索地走到掩着的窗帘边，透过缝隙往外看——窥视对面的房子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玛丽娜坐在一张草坪椅里抽烟。她穿着粉色人造丝睡衣，睡衣十分宽大。她眼圈发黑，上衣沾着血点。她慢慢抽烟，狠狠吸气，目光呆滞。

过了一会儿，她进屋去做早饭。很快，李出来吃早饭。他没有看玛丽娜，拿起一本书读。

9

“格雷戈里那家伙送了些莱特超市的优惠券。”李告诉他妈妈这件事，很可能只是随口一说，但也有可能是想告诉妈妈，他和玛丽娜在沃斯堡并不孤独，并不是没有朋友。这句话被他妈妈忽略了，却没有被我忽略。彼得·格雷戈里是链条当中即将引领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在梅赛德斯街出现的第一环。

跟德·莫伦斯乔特一样，格雷戈里也在石油行业做事，也是个流亡的苏联人。他来自西伯利亚，每周兼职在沃斯堡图书馆教一晚俄语。李得知后，打电话约他，问自己可否当个翻译。格雷戈里对他进行了测试，发现他的俄语“还过得去”。格雷戈里真正感兴趣——所有流亡分子都对这件事感兴趣，李肯定察觉到了——的事是，从前的玛丽娜·普鲁沙科娃，一位来自明斯克的年轻女孩儿，不知怎么成功地从苏联棕熊的爪子底下逃脱，却又落到一个美国野人的爪子之下。

李没有得到翻译工作，格雷戈里雇了玛丽娜——给他的儿子保罗上俄语课。奥斯瓦尔德一家急需要钱。但李痛恨这样的状态。玛丽娜在给一个富人的孩子上课，每周两次，而他自己只能去装纱窗门。

我观察到玛丽娜在门廊上吸烟的那天早上，“相貌堂堂，跟玛丽娜年纪相仿”的保罗·格雷戈里开着全新别克来访。他敲敲门，玛丽娜——画着浓妆，让我想起博比·吉尔——开了门。她要么是因为不相信李的自制力，要么是她在家乡学到的礼节告诉她如此，她在门廊上给保罗上课。课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琼在他们之间的毯子上躺着，她哭闹时，两个人轮流抱她。这是个愉快的小场景，不过奥斯瓦尔德先生可能不这么觉得。

临近中午，保罗的爸爸将自己的车停在别克车后。跟他一起来的有两男两女。他们带来食物和日用品。老格雷戈里跟儿子拥抱一下，然后亲了玛丽娜的脸颊（没有肿胀的那边）。他们俩用俄语聊了很多。小格雷戈里不知所云，但玛丽娜很来劲：她像霓虹灯一样兴高采烈，邀请他们进屋。很快，他们坐在客厅里，一边喝冰茶一边聊天。玛丽娜的手像激动的小鸟一样飞舞。琼被从一个人的怀里递到另一个人的怀里，从一副膝盖上传到另一副膝盖上。

我很着迷。苏联流亡群体即将把这个女孩——女人当成他们的宠儿。她怎么可能成为别的呢？她年纪轻轻，一个陌生国度里的陌生人，模样俊俏。当然，美女碰巧嫁给了野兽——一个会对她施暴的美国男人（不妙），这个男人热衷于一种社会中上阶层激烈反对的体制（更糟）。

不过李接受他们的日用品，只是偶尔发脾气。他们带来家具时——一张成人大床，一张给孩子的鲜亮的粉色婴儿床——他也收下了。他希望苏联人帮助他摆脱困境。但他不喜欢他们。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把家搬到达拉斯时，肯定已经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他们为什么喜欢他了，他肯定想过。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他很单纯。他们是懦夫，祖国苏联一九四三年深陷水深火热时，他们抛弃祖国，舔着德国人的军靴，战争结束后逃到美国，迅速拥抱美国的生活方式……而对奥斯瓦尔德来说，美国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武力威胁，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以及剥削工人的秘密法西斯主义。

我是从阿尔的笔记中得知以上部分内容。我从街对面的舞台剧中看到，通过台灯窃听器选播的重要对话中推论出了大部分。

10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晚上，玛丽娜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一件美丽的蓝色裙子，给琼穿上一件灯芯绒连衫裤，又给琼戴朵缝花。李表情乖戾，从卧室里出来，穿着他唯一的西装。这套羊毛西装有点滑稽，肯定是苏联制造的。那天晚上很热，我在想他回来后西装能拧出汗来。他们小心地走下门阶（损坏的那一级还没有修好），出发去公共汽车站。我钻进汽车，开到梅赛德斯街和温斯考特路交叉路口。我能看见他们站在刷有白色条纹标记的电话杆旁，争吵着。路人应该会很惊讶吧。汽车来了。奥斯瓦尔德一家上了车。我跟了上去，就像我在德里跟踪弗兰克·邓宁那样。

过去自我重复，这是“过去是个和谐整体”的另一种表述。

他们在达拉斯北边的居民区下车。我停下车，看着他们走向一幢小巧而别致的都铎风格的石木房子。人行道尽头的路灯在黄昏中发光。这处草坪上没有马唐草。这地方的一切都在高呼：“美国不错！”玛丽娜怀里抱着孩子在前面带路，李缓慢地跟在后面，表情疑惑，穿着双排扣上衣，上衣几乎垂到膝盖下面。

玛丽娜把李推到身前，指了指门铃。他按了门铃。彼得·格雷戈里和他的儿子走出来。琼把胳膊伸向保罗，保罗笑着接过她。李看到这一幕，嘴向下抽动一下。

另一个男人走出来。我认得他，保罗·格雷戈里第一次上语言课的那天，去李家的那群人中的一个，之后他去了李家三次或者四次，带着日用品或者给琼买的玩具，或者既带日用品又带玩具。我很确信他的名字叫乔治·布埃（是的，又一个乔治，不管怎么看，过去是个和谐的整体）。他年近六十，但我猜他对玛丽娜相当着迷。

根据引我来这儿的快餐店厨师的观点，布埃就是说服彼得·格雷戈安排这场见面会的人。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不在那儿，但是他很快就会听说这家人。布埃会告诉德·莫伦斯乔特奥斯瓦尔德夫妇奇怪的婚姻。他还会告诉德·莫伦斯乔特，李来到聚会，赞扬社会主义和苏联集体。“这个年轻人给我的印象是很疯狂。”布埃会说。德·莫伦斯乔特一辈子都在和疯子打交道，会决定亲自会会这奇怪的一对。

奥斯瓦尔德为什么会在彼得·格雷戈里家的聚会上发脾气，惹恼好心的流亡分子？他们本可以帮助他。我不太确定，但我有些想象。玛丽娜穿着蓝色裙子，吸引了所有人（尤其是男人）。琼穿着带缝花的连衫裤，像伍尔沃斯商场照片里的宝宝一样漂亮。李穿着丑陋的西装，汗流浃背地追赶着起起落落、速度飞快的俄语，只比保罗·格雷戈里略胜一筹。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跟不上。他肯定对向这些人卑躬屈膝，依赖他们感到愤怒。我希望他很愤怒。我希望他很受伤。

我没有逗留。我关心的是德·莫伦斯乔特，链条中的下一环。他很快就会登场。同时，奥斯瓦尔德一家三口终于都离开二七〇三，十点钟才会回来。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们十点钟也不一定能到家。

我开车回去，激活他们客厅里的窃听器。

11

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梅赛德斯街在尽情狂欢，但是奥斯瓦尔德家后面的空地上安静而荒凉。我想我的钥匙既能打开前门也能打开后门。但这只是个假设，未能得到验证，因为后门没锁。我在沃斯堡期间一次也没用过从艾维·坦普尔顿那里买来的钥匙。生活中充满讽刺。

房子里非常整洁。高脚椅安放在厨房餐桌边爸妈座位的中间，盘子擦得铮亮。灶台剥落的表面和带着一圈硬水渍的水槽都被擦得干净发亮。我跟自己打赌，玛丽娜会保留罗塞特那些穿着连衫裤的画作。我走进琼现在住的房间查看。果然，壁画还在那里，尽管在黑暗之中看起来很诡异，令人不适。琼躺在婴儿床里舔她的小羚羊时肯定看着这画。我想知道她的脑海深处以后会不会记得这些画。蜡笔女孩。

吉姆拉，我毫无缘由地想到这个词，然后一阵哆嗦。

我移开衣柜，把电线接到台灯的插头上，再把电线从墙上钻的孔里穿过去。一切顺利，但我经历了一个糟糕的时刻。极其糟糕。我把衣柜移回原位时，衣柜撞在墙上，比萨斜灯翻倒。

我要是有时间思考，肯定会僵在那里，那鬼东西肯定会掉到地上摔碎。然后呢？取下窃听器，留下碎片？希望他们以为，台灯一开始就放得不稳，自己掉了下来？多数人会买账，但是多数人没理由被联邦调查局怀疑。李可能会发现我在墙上钻的洞。他要是发现了洞，蝴蝶就会张开翅膀。

但是我没有时间思考。我伸手接住坠落的台灯。然后，我站在那里，紧紧握住它，不停地颤抖。小房子里和火炉一样闷热，我能闻到自己的汗臭。他们回来闻到汗臭会怎么样？他们怎么会闻不到呢？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疯了。当然，聪明的做法是取走窃听器……然后溜之大吉。我可以来年四月十日再接近奥斯瓦尔德，在他试图干掉埃德温·沃克将军时旁观。他如果是一个人行动的，我就想办法杀了他，就像杀弗兰克·邓宁那样。克里斯蒂参加的匿名戒酒会上的人常说，简单点，笨蛋。上帝啊，世界的未来危如累卵之际，我为什么在摆弄一盏装了窃听器的旧台灯？

是阿尔·坦普尔顿回答了我。你在这儿是因为不确定的窗户仍然敞开着。你在这儿是因为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奥斯瓦尔德后面可能还有真凶。你在这儿是为了拯救肯尼迪，为了有一个可靠的开始。所以，把那该死的台灯放回去。

我把台灯放回去，很担心不稳当。李要是自己把它从衣柜上碰下来，陶瓷底座摔碎，看到里面的窃听器呢？或者李和德·莫伦斯乔特在屋里谈话时没有开台灯而且声音很低，我的远程麦克风收不到声音怎么办？那样一切都是徒劳。

伙计，你如果这样想，永远做不成煎蛋卷。

我想到萨迪才终于下定决心。我爱她，她也爱我——至少曾经爱过——我已经抛开那一切来到这条臭狗屎似的街道。看在耶稣的分上，我离开之前至少得听听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有什么说的。

我溜进后门，嘴里含着笔形电筒，把窃听电线接到录音机上。我把录音机丢进一个生锈的克罗斯克起酥油罐子里，把罐子藏在我已经准备好的墙砖与木板之间的隐蔽处。

然后，我回到自己在同一条臭狗屎似的街上的臭狗屎似的小房子，开始等待。

12

他们只有到天很黑时才会使用台灯。是为了节省电费吧，我想。此外，李是个工人。他睡得早，他睡觉后玛丽娜也就睡了。我第一次检查磁带时，听到的差不多都是俄语——死气沉沉的俄语，因为录音机的录音速度超慢。玛丽娜要是尝试说英语词汇，李就会训斥她。不过，有时候，琼如果烦躁，李会对琼说英语，而且总是用低沉抚慰的腔调。有时候，他还唱歌给琼听。超慢的录音让他听起来好像魔鬼：“乖乖睡，宝贝。”

我听到他打玛丽娜两次。他第二次打玛丽娜时，俄语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怒。“你这个讨厌的贱货！我想我妈那么说你，可能是对的！”之后是摔门的声音，以及玛丽娜的哭声。玛丽娜，关掉台灯后，声音戛然而止。

九月四日晚上，我看到一个十三岁上下的小孩来到奥斯瓦尔德的门口，肩上扛着一只帆布袋。李光着脚，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开了门。他们说了些什么。李请他进屋。他们又聊了一会儿。李拿起一本书给孩子看，那孩子怀疑地看着书。没法用定向麦克风，因为天气转凉，窗户都关着。但是比萨斜灯打开了。我第二天晚上很晚取回磁带时，听到了一段有趣的对话。磁带播放到第三次时，我几乎听不到那慢吞吞的声音了。

那个小孩推销报纸——或者是份杂志——报纸名字叫《格利特报》。他告诉奥斯瓦尔德一家，上面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内容，《纽约时报》不屑一顾的内容（他将其标榜为“乡村新闻”），外加体育和园艺常识。还有他所谓的“小说故事”和连环漫画。“你在《时代先驱报》上是看不到《摩登姑娘》的，”他对他们说，“我妈妈喜欢看《摩登姑娘》。”

“孩子，这真不错，”李说，“你是个小商人，对吧？”

“呃……是吧，先生。”

“告诉我你挣多少钱。”

“我只能从每角钱里挣四分，但这不是关键，先生。我最在乎的是奖品。我的奖品比卖克罗芙兰油膏的孩子得到的奖品好些。见鬼去吧！我会得到一把点二二步枪！我爸爸说我能得到一把。”

“孩子，你知道你被剥削了吗？”

“嗯？”

“他们拿走了一角。你得到的是几分钱，还有步枪的承诺。”

“李，他好孩子，”玛丽娜说，“乖。走吧。”

李没管她。“你得看看这本书，孩子。你能读懂封面上的字吗？”

“能，先生。上面写的是《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者是弗雷德里希……英格斯？”

“恩格斯。书里谈的正是希望通过挨家挨户兜售东西成为百万富翁的男孩身上发生的事。”

“我不想成为百万富翁，”男孩反驳，“我只想要把点二二步枪，那我就能像我的朋友汉克那样在垃圾堆里射老鼠了。”

“你替他们卖报纸赚几分钱，他们大把赚钱，卖你的汗水，卖成千上万你这样孩子的汗水。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你得教导自己，孩子。我就这样做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开始教导自己了。”

李给《格利特报》报童上了十分钟课，讲资本主义的罪恶，最后以卡尔·马克思的名言结尾。男孩耐心地听完，然后问道：“那你准备订一份吗？”

“孩子，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一个词了吗？”

“是的，先生！”

“那你应该知道，这个社会正从我身上窃取一切，也正在从你和你的家人身上窃取一切！”

“你破产了吗？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我一直在试图告诉你我为什么破产了。”

“噢，得了吧！我本来可以多去三家，但是我现在不得不空手回家，因为快到我的宵禁时间了！”

“祝你好运。”玛丽娜说。

前门老旧的铁链尖叫着，门打开，然后嘎吱嘎吱地关上（门已经太累，无法砰地关上）。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李用平和的声音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要奋起反对的事。”

不久之后，台灯灭了。

13

我的新电话几乎没响过。德凯打来一次——很短暂，你过得怎么样呀这样的问候电话——仅此而已。我告诉自己，别期待太多。学校又开学了，头几个星期总是焦头烂额。德凯很忙是因为埃伦女士又返聘了他。他发了几句牢骚之后说，他允许埃伦把他的名字写在代课老师名单上。埃伦没有打电话来，是因为她有五千件事情要做，其中五百件十万火急。

德凯挂断电话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没有提萨迪……李给小男孩上课两个晚上之后，我决定，跟萨迪聊聊。我得听听她的声音，哪怕她只说一句：“请别打电话给我，乔治，已经结束了。”

我正要伸手去拿电话，电话响了。我抓起电话说——百分之百确定：“你好，萨迪。你好，亲爱的。”

14

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有足够的时间想我是不是弄错了，对方可能会说：“我不是萨迪，我只是个拨错号码的白痴。”但电话那头的人随后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差点说是心有灵犀。她可能听得懂。但是，光“可能”还不够。这是个重要的电话，我不想搞砸。绝对不想搞砸。在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两个我在打电话，乔治声音很大，杰克默默低语，说出一切乔治说不出口的话。或许，恋情成败未决时，总是有四个人在参与一场对话。

“因为我整天都在想你。”我说。（我整个夏天都在想你。）

“你怎么样？”

“还好。”（我很寂寞。）“你呢？夏天过得怎么样？事情办了吗？”（你跟你古怪的丈夫的法律关系解除了吗？）

“是的，”她说，“搞定了。这不是你的用词吗，乔治？搞定了？”

“我想是吧。学校怎么样？图书馆呢？”

“乔治？我们要继续这样聊下去吗？或者，我们有必要聊吗？”

“好吧，”我坐进凹凸不平的二手沙发，“别绕弯子了。你好吗？”

“是的，但是不高兴。我很疑惑，”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现在在哈拉赌场酒店，你可能对这件事有所耳闻，当鸡尾酒女招待。我遇到了一个人。”

“哦？”（噢，狗屎！）

“是的，人很好。很迷人。一位绅士。不到四十岁。名叫罗杰·比顿。他是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基克尔的助手。他是参议院里的少数党督导。我指的是基克尔，不是罗杰。”她笑了，但不是遇到好笑的事情时发出的那种笑。

“我该不该因为你遇到好人开心？”

“我不知道，乔治……你开心吗？”

“不。”（我想杀了他。）

“罗杰英俊潇洒，”她用陈述事实的平淡口气说，“他很讨人喜欢。他上过耶鲁大学。他知道怎么讨女孩欢心。还有，他个子高。”

第二个我再也无法沉默。“我想杀了他。”

她笑了，声音放松。“我告诉你，不是为了伤害你，或者让你觉得不舒服。”

“真的吗？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我们一起出去过三四次。他吻了我……我们做了一些……搂脖子亲嘴，像孩子一样……”

（我不仅想杀了他，我想让他一点一点地死去。）

“但是不一样。或许会一样吧，等到合适的时候。或许永远不会一样。他给了我他在华盛顿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给他，如果我……他是怎么说的？‘如果你厌倦了整理书籍，厌倦了单恋离你而去的人。’我想这是重点所在。他说他正获得成功，身边需要一个好女人。他觉得我可能就是那个女人。当然，男人就是这样。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天真了。但是，有时候，男人是认真的。”

“萨迪……”

“男人并非全都一样。”她听起来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我第一次想，她除了对个人生活感到疑惑，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她是不是生病了。“积极的一面是，没有明显的扫帚。当然，有时男人会把扫帚藏起来，不是吗？约翰尼如此。你也是如此，乔治。”

“萨迪？”

“怎么了？”

“你是不是也在隐藏扫帚？”

一阵长长的沉默。比我刚接到她的电话时喊出她的名字后沉默的时间更长，比我预想的更长。最后她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听起来不像你自己，就是这意思。”

“我告诉过你，我很疑惑。很伤心。因为你还没准备告诉我真相，不是吗？”

“我如果能说，一定说的。”

“你知道最有趣之处吗？你在约迪有好朋友——不只是我——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住在哪儿。”

“萨迪——”

“你说你住在达拉斯，但是你在埃尔姆赫斯特电话交换台上，埃尔姆赫斯特在沃斯堡。”

这一点我始料未及。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考虑到的？

“萨迪，我只能告诉你，我现在做的事情非常重——”

“噢，我敢肯定很重要。参议员基克尔正在做的事情也很重要。罗杰告诉我，我如果……跟他一起去华盛顿，或多或少会沾上伟大的边……或者站在历史的门口……诸如此类。权力让他激动。这是我很难喜欢他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我想——我仍然在想——我算什么，沾上伟大的边？我只是个离了婚的图书管理员。”

“我算什么，站到历史的门口？”

“什么？你说什么，乔治？”

“没什么，亲爱的。”

“你最好别这么叫我。”

“对不起。”（我并不觉得抱歉。）“我们到底在谈什么？”

“你和我，还算不算是我们。你如果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来到得克萨斯，你和我，也许还能是我们。因为我知道你不是来写书或者教书的。”

“告诉你会很危险。”

“我们都在危险之中，”她说，“约翰尼说得对。要我告诉你罗杰跟我说的话吗？”

“好吧。”（他是在哪里告诉你的？你们两个聊时是站着还是躺着？）

“他喝了一两杯酒，开始闲谈。我们在他的酒店房间里，不过别担心——我脚站在地上，穿着衣服。”

“我没有担心。”

“你如果不担心，我倒很遗憾。”

“好吧，我担心。他说什么？”

“他说，有传言，今年秋天或者冬天加勒比海会有什么大动作。一个爆发点，他是这么说的。我猜他指的是古巴。他说：‘肯尼迪那个白痴准备把我们都丢到汤里，只是为了证明他有胆识。’”

我想起她前夫灌输给她的所有关于世界末日的废话。“凡是读报纸的人都能看得出，”他对她说，“我们会浑身疼痛而死，抑或咳嗽而死。”这种话会给听者留下印象，尤其是说话人的口气带着科学的确定性时。留下印象？留下伤疤倒更形象些。

“萨迪，那是胡说。”

“噢？”她听起来有些愤怒，“你有内部消息，而参议员基克尔没有？”

“就算我有吧。”

“不算。我会再等等，等你说出实话，但不会等太久。或许只是因为你舞跳得好。”

“那我们去跳舞吧！”我有点激动。

“晚安，乔治。”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她就挂了电话。

15

我想给她打回去，但是，接线员说“请告诉我号码”时，我又恢复神智。我把电话放回支架。她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再让她说些什么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我努力告诉自己，她的电话只是个计谋，她想让我别拖延，马上行动，类似于“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说话呢，约翰·奥登”。但又不大可能是阴谋，因为对方是萨迪。她来电，更像是求救。

我又抓起电话，这一次，接线员问我要电话号码时，我给了她一个。电话响了两声，然后埃伦·多克蒂说：“喂？请问是谁？”

“嗨，埃伦女士。是我。乔治。”

所谓的沉默时刻又来了。我等待着。然后她说：“你好，乔治。我没想到是你，不是吗？我只是非常——”

“忙，当然。我知道开学第一二周是什么情况，埃伦。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萨迪打电话给我了。”

“噢？”她听起来很谨慎。

“如果是你告诉她我的电话在沃斯堡而不是达拉斯的电话交换台上，没事。”

“我不是要说长道短。我希望你理解。我觉得她有权知道。我关心萨迪。当然，我也关心你，乔治……但是你走了，她没走。”

我确实理解，尽管她的行为伤害了我。身处太空舱、驶往外太空的感觉再次出现。“我没事，埃伦。这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谎话。我准备很快搬去达拉斯。”

没有反应。她能说什么呢？你也许会吧，但我们都知道你说了太多假话。

“我觉得她不怎么好。你觉得她看起来还好吗？”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是说不好，你肯定嚷着要来看她。可她不想看到你。在你们目前的状态下，她不想见你。”

她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她回来时还好吗？”

“她还好，很高兴见到我们大家。”

“但是现在她听起来心不在焉，还很伤心。”

“这很奇怪吗？”埃伦女士刻薄地说，“萨迪在这里有很多记忆，大部分回忆跟一个她还在乎的男人有关。一个优秀的男人，一位可爱的老师，但这个人披着伪装。”

这句话真的很伤人。

“但还有别的原因。她说世界马上将发生大危机，她是从——”从坐在历史门口的耶鲁大学毕业生那里听到的？“从她在内华达遇到的一个人那里听到的。她的丈夫在她的脑袋里灌输了很多废话——”

“她的脑袋？她的漂亮脑袋？”她现在不但刻薄，而且愤怒。我觉得自己渺小而残忍。“乔治，我面前摆着一英里厚的文件夹，我得工作了。你不能用心理分析远距离治疗萨迪·邓希尔，你的爱情生活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建议你，你如果爱他，就说出实话。早说比晚说好。”

“我想，你没有看到她丈夫吧？”

“没有！晚安，乔治！”

在同一天晚上，我两次被自己在意的女人挂断电话。这可是个新的个人记录。

我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她刚回来时还好。很高兴回到约迪的朋友身边。现在不怎么好。因为她正夹在长得很潇洒、走在成功路上的新人和一个高个子、黑面皮，有着不可告人过去的陌生人中间吗？这是浪漫小说中的情节，但她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刚回来时情绪还不错呢？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或许在喝酒。酗酒。偷偷酗酒。没有可能吗？我的妻子曾是一个隐藏的资深酒鬼——实际上，她在我们结婚之前就是——过去是个和谐的整体。人们很容易忽略女性酒鬼，埃伦女士可能看出了苗头，但是酒鬼往往很聪明。有时候，人们好几年后才会发现。萨迪要是按时上班，埃伦可能没有发现她眼睛的血丝，呼吸里的薄荷味。

这种想法可能很荒谬。但我所有的假设都在表明我仍然多么在乎她。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客厅里，煤油炉咕咕作响——又是一个凉爽的夜晚。

“随它去吧，伙计，”阿尔说，“你不得不这么做。记住，你来这儿不是为了——”

女孩、金表和其他一切。对，阿尔，我明白。

“还有，她也许过得很好。是你出了问题。”

我可能有不止一个问题。我过了很长时间才睡着。

16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照旧开车经过达拉斯西尼利街二一四号时，看见车道上有一辆长长的灰色送葬马车。两个胖女人站在门廊里，看着几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把担架抬进车后面。担架上是一张床单。门廊上方看似摇摇欲坠的阳台上，一对年轻夫妇也在观看。他们最小的孩子在妈妈的怀里睡觉。

扶手上夹着烟灰缸的轮椅孤独地待在树下，老人今年夏天在树下度过了大部分时光。

我把车开到路边，站在我的车边等柩车离开。然后（我知道时机非常，怎么说呢，愚蠢），我穿过街道，走向门廊。我站在台阶下面，脱下帽子。“女士们，我非常难过，你们失去了亲人。”

年长的那个——现在成了寡妇了——说：“你以前来过这儿。”

我的确来过，我想说。我的个头可比橄榄球大多了。

“他见过你。”没有责问，只是陈述事实。

“我一直在这一带找房子。你们会继续住这儿吗？”

“不，”年轻的那个说，“他有保险。但那差不多是他的全部。盒子里还有一些奖章。”她吸了一口气。我告诉你，看到这两位女士那么伤心，我也有点心碎。

“他说你是个幽灵，”寡妇对我说，“他说他能看透你。当然，他跟厕所里的老鼠一样疯狂。他自从中风就戴上了尿袋，三年了。我和艾达准备回俄克拉荷马。”

去莫泽尔看看，我想，你们离开这栋房子之后该去那儿。

“你想干什么？”年轻的那个问，“我们得去殡仪馆给他送件衣服。”

“我想要你们房东的号码。”我说。

“我可以免费给你！”二楼阳台上的年轻女人说。

失去父亲的女儿朝上看一眼，叫她闭上该死的嘴。这就是达拉斯。德里也是这样。

与邻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