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十一个星期里，我再次过上双重生活。我对其中一重（外界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对另一重心知肚明。那是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我经常梦见黄卡人。

在外界的生活中，拄着助步器的老妇（艾伯塔·希钦森。萨迪找到她，给她买了一束花）在人行道上站在我身边，大声呼喊，直到一位邻居出来，看到情况之后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救护车把我载到帕克兰医院。救治我的医生名叫马尔科姆·佩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后来死前都经他救治。在我身上，他的运气更好，尽管三人的情形没差多少。

我牙齿脱落，鼻子骨折，颧骨骨折，左膝盖骨折，左胳膊骨折，手指错位，腹部损伤。还有大脑创伤，这处创伤最令佩里医生焦虑。

我被告知，医生触诊我的肚子时，我醒了过来，大声号叫，但是我不记得这件事了。我被插入导管，立刻开始尿拳击解说员所谓的“红葡萄酒”的东西。我的重要器官开始还稳定，但稍后衰弱。我被验了血型，医生进行血型配对，然后给我输了整整四个单位的血……萨迪后来告诉我，约迪居民九月下旬在集体献血行动中献了四百多个单位的血。萨迪得不断对我重复这一点，因为我不断忘记。他们准备对我的腹部做手术，但是术前要进行神经咨询和脊椎穿刺——在过去的国度里，还没有CT扫描或者核磁共振成像这类东西。

我还被告知，我跟为我做穿刺的两位护士聊了一会儿。我告诉她们，我的妻子酗酒成性。其中一个护士说这很不好，然后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们，她是一条鱼，名字叫旺达，然后我开心地笑了。接着我又晕了过去。

我的脾脏坏掉了。他们做了切除手术。

我还处于昏迷中，脾脏不再发挥作用时，被送到整形外科。在那里，我断掉的胳膊被夹上夹板，断腿被打上石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很多人在护士站登记，来看望我。我有时候认识这些名字，但多数时间不认识。

我被灌下镇静剂，脑袋被固定在床上，床被立起三十度。他们对我使用苯巴比安，是怕我突然清醒（但你有时候已经含混不清地说话，萨迪说），继续伤害自己。总的来说，佩里和其他医生（埃勒顿也经常来查看我的情况）对待我这个被打碎的笨蛋，就像对待未爆炸的炸弹。

我到现在也不能确定血球密度和血红蛋白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的这些指标开始上升，这让每个人都高兴。三天后，我又接受了一次脊椎穿刺。这一次的结果显示有旧血的迹象。在脊椎穿刺中，旧血比新血好。这表明我确实遭受严重的脑创伤，但是他们不用在我的颅骨上钻个孔了。在我的脑袋上打个洞非常危险，因为我的身体正在其他阵地上奋力抗争。

但是过去执拗地保护自己，不想被改变。我入院五天之后，脾切除手术切口附近的肌肉开始变红发热。第二天，切口裂开，我开始发高烧。在第二次脊椎穿刺之后，我的病情本来已经从危重变成严重，现在我回到危重。病历显示，我“按照佩里医生的意见服了镇静剂，神经反应达到最低限度”。

九月七日，我短暂恢复意识。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一个脸上有疤但很漂亮的女人，以及一个膝盖上放着牛仔帽的老男人，正坐在我的床边。

“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女人问。

“普通人，”我说，“再问我我还是这么说。”

“普通人”杰克·乔治·埃平·安伯森先生在帕克兰医院住了七个星期，之后被转移到康复中心：一处小型的患者住所，位于达拉斯市北边。在这七个星期里，我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之前是脾脏的地方现在被感染盘踞。胳膊上的夹板换成了长长的石膏模，石膏模里面充满各种我不知道其名称的东西。我在转移到伊登法洛斯康复中心之前，胳膊上的石膏模变小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位外科医生开始折腾我的膝盖，膝盖似乎恢复了一些活动能力。别人告诉我，我在整个过程中鬼哭狼嚎，但我不记得了。

马尔科姆·佩里和帕克兰医院的其他医职人员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对此毫不怀疑。他们还无意间送给我一个我并不想要的礼物，这个礼物一直陪伴着我在伊登法洛斯的时光。这就是输进我身体对抗第一次感染的抗生素造成的二次感染。我模糊地记得自己呕吐不断，屁股整天都坐在便盆上。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过，我得回到德里去拜访基恩先生。我需要高岭土果胶。但基恩先生是谁，德里又在哪里？

我的肚子盛得住食物之后，他们让我出院，但是腹泻停止之前，我在伊登法洛斯已经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那时，时间已经是十月末。萨迪（我通常能记住她的名字，但这个名字有时也会从我的脑子里溜走）给我带来一盏南瓜灯。我对南瓜灯的记忆非常深刻，我看到灯时惊叫起来。那是某人想起非常重要之事时发出的惊叫。

“怎么了？”她问我，“怎么了，亲爱的？出什么事了？是肯尼迪吗？跟肯尼迪有关吗？”

“他准备用锤子把他们都杀了！”我对她喊道，“就在万圣节晚上！我得阻止他！”

“谁？”她抓住我挥舞的双手，脸上充满恐惧，“阻止谁？”

但是我不记得，我又睡着了。我睡很多，这不仅是因为脑伤痊愈缓慢。我很疲劳，跟鬼魂相差无几。我被打那天，是一百八十五磅重。我从医院出来、进入伊登法洛斯时，只剩一百三十八磅。

这就是杰克·埃平——一个被打得呜呼哀哉，差点在医院丧命的人——在外面世界的生活。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是黑暗，各种声音，以及雷电般的意识的闪光：它们完美地遮住我的视线，我借助闪光，刚看到一丝风景，一切旋即消失。

我发现自己热得要死，一个女人喂我吃冰片，冰片让我凉爽极了。照顾我的就是“脸上长疤的女人”，我有时候认得她是萨迪。

我坐在房间角落的便桶上，搞不清自己是怎么到那里的。我释放好几加仑火辣辣的稀水，肋部痒痛不已，膝盖发出吼叫。我记得我希望有人杀了我。

我发现自己想从床上起来，因为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整个世界好像都在等待着我做这件事。“戴牛仔帽的男人”在那儿。他抓住我，在我摔倒之前将我放到床上。“还不是时候，伙计，”他说，“你离康复还远着呢。”

我发现自己跟两位身着制服的警察谈话——或者说试图谈话。他们来询问我被打这件事的情况。其中一个警察的名牌上写着“提皮特”。我想告诉他他很危险。我想叫他记住十一月五日。月份没错，但是日期错了。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便沮丧地捶自己的头。两个警察面面相觑，疑惑不已。“不叫提皮特的那位警察”叫了护士。护士带着医生过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又失去知觉。

我发现我自己听萨迪读书。首先是《无名的裘德》，然后是《德伯家的苔丝》。我知道这些小说，再次听到这些故事真的觉得很舒服。有一天，萨迪读《苔丝》时，我想起了什么。

“我让苔西卡·卡尔特罗普别管我们。”

萨迪抬头看我。“你是说‘杰西卡’吗？杰西卡·卡尔特罗普？你说的是这个名字？怎么回事？你想起来了？”

但是我想不起来。记忆又消失了。

我发现自己看着萨迪，她站在小窗户前，看着窗外的雨，流着泪。

在大多数时间里，我没有记忆。

“戴牛仔帽的男人”是德凯，但我一度以为他是我爷爷，并因此异常恐惧，因为格兰佩·埃平已经死了，而且——

埃平，这是我的姓。等等，我告诉自己，但是一开始做不到。

“一位红唇年长女人”来看过我好几次。我有时觉得她是米米女士，有时又觉得她是埃利女士。还有一次，我很确定她叫艾琳·赖安，在《贝弗利山人》中饰演克莱佩奶奶。我告诉她我把手机扔进了一个池塘。“它现在跟鱼儿一起睡觉。我真的希望能把那玩意儿拿回来。”

“一对年轻夫妻”来了。萨迪说：“你看，迈克和博比·吉尔来了。”

我说：“迈克·科斯劳。”

“年轻男子”说：“很接近了，安伯森先生。”他笑了。他笑时，一滴眼泪从他的脸颊滑落。

过了一段时间，萨迪和德凯来到伊登法洛斯。他们跟我一起坐在沙发上。萨迪会抓着我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杰克？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们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者他要在哪里动手，怎么阻止他呢？”

我说：“我要阻止他。”我使劲尝试回忆。我的头一阵疼痛，但是我使出更大力气。“阻止他。”

“你没有帮手，可阻止不了混蛋。”德凯说。

但是萨迪是我最在乎的人，而德凯年纪又太大。她压根就不应该告诉德凯。或许没问题，因为德凯不怎么相信。

“你们如果插手，黄卡人会阻止你们，”我说，“我是他唯一不能阻止的人。”

“黄卡人是谁？”萨迪问道，靠上前来，抓住我的手。

“我不记得了，但是他无法阻止我，因为我不属于这里。”

他无法，但会阻止我。不对，好像是其他什么东西要阻止我。佩里医生说我的失忆症并不严重，只是暂时的。他说得没错……但只说对了一点。我过分努力回忆最关键的东西，头就会疼得要命，步履会更加蹒跚，视线也会更加模糊。最糟糕的是，我容易突然睡着。萨迪问佩里医生，这是不是并发性嗜睡症。他说很可能不是，但是我认为他似乎很担心。

“叫他或者摇晃他，他会醒来吗？”

“总是会醒来。”萨迪说。

“他记不起来事情，很焦虑时，这种情况是不是更容易发生？”

萨迪说是。

“那我很肯定，嗜睡症会好起来的，和失忆症一样。”

我身体里面的世界开始跟外面的世界融合，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我以前叫雅各布·埃平，是位教师，不知怎么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想要阻止总统肯尼迪被暗杀。我一开始不相信这个想法，但是我知道这些年间发生的那么多事情不是幻象，而是记忆。滚石乐队，克林顿弹劾听证会，世贸中心一片火海。克里斯蒂，我那总是给我添麻烦的惹人厌的前妻。

一天晚上，萨迪和我一起看电视剧《战役》时，我记起我对弗兰克·邓宁做过的事。

“萨迪，我来到得克萨斯州之前杀了一个人。是在一个墓地里。我别无选择。他要杀害他的所有家人。”

她看着我，目瞪口呆。

“关掉电视，”我说，“扮演桑德斯军士那个家伙——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会被直升机桨片削掉脑袋。求你了，萨迪，关掉吧。”

萨迪关掉电视，然后跪在我面前。

“谁会杀了肯尼迪？他会在哪里动手？”

我想了又想，没有睡着，但想不起来。我记得自己从缅因州去了佛罗里达州。开着福特森利纳，一辆出色的汽车。我从佛罗里达去了新奥尔良，然后离开新奥尔良，来到得克萨斯。我记得自己穿过新奥尔良和得克萨斯之间的州境线时，正听广播上的《大地天使》这首歌，我的车在二十号公路上以七十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我记得“得克萨斯欢迎你”的标牌。一块广告牌上写着“宝贝烧烤，二十七英里”。之后的回忆就是胶卷上的一个洞。洞的另一边，在约迪教书和生活的记忆逐渐恢复。跟萨迪一起跳摇摆舞，以及跟她在坎德尔伍德小屋一起在床上的美好记忆也清晰起来。萨迪告诉我，我还在沃斯堡和达拉斯居住过，但她不知道具体的地址。她只知道两个电话号码，这两个号码现在都打不通了。我也不知道具体地址，但我想其中一处地方可能是在凯迪拉克街上。她查看公路图，两座城市都没有凯迪拉克街。

我现在能想起很多东西，但就是想不起刺客的名字，以及他会在哪儿动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在阻止我。执拗的过去。

“刺客有个孩子，”我说，“我想她的名字叫阿普丽尔。”

“杰克，我想问你件事。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你抓狂，但关系重大——用你的话说，关系到世界的未来——我必须问。”

“问吧。”我想不出她会问什么能让我生气的问题。

“你在跟我撒谎吗？”

“没有。”我说。到目前为止，这个答案是真的。

“我告诉德凯，我们得报警。于是他给我看《新闻晨报》里的一条新闻，说已经有两百条关于死亡威胁和潜在刺客的小道消息。他说达拉斯和沃斯堡的右翼分子，以及圣安东尼奥的左翼分子都想把肯尼迪从得克萨斯吓走。他说达拉斯警察局把所有的威胁和小道消息都交给联邦调查局，但是他们无动于衷。他说约翰·埃德加·胡佛最恨的人是肯尼迪的弟弟，其次最恨肯尼迪。”

我不怎么关心约翰·埃德加·胡佛恨谁。“你相信我吗？”

“相信，”她说着，叹口气，“维克·莫罗真的会死吗？”

哦，他叫莫罗。“是的。”

“在拍电视剧《战役》时吗？”

“不是，在拍一部电影时。”

她突然大哭起来。“你不要死，杰克——求你了。我希望你好起来。”

我做了很多噩梦。噩梦里的事发生在很多地方——有时候是在一条空旷的大街上，那好像是里斯本福尔斯镇的美茵大街。有时候是在墓地里，我在那里杀了弗兰克·邓宁。有时候是在克里奇牌高手安迪·卡勒姆的厨房——但通常是在阿尔·坦普尔顿的餐馆里。我们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城镇名人在墙上的照片里盯着我们。阿尔病了——大病将死——但是他的目光炯炯有神。

“黄卡人就是执拗的过去的化身，”阿尔说，“你知道这一点，不是吗？”

是的，我知道。

“他以为你会被打死，但是你没死。他以为你会死于感染，但是你没死。现在他要阻断你的记忆——关键的记忆——因为他知道这是他阻止你的最后希望。”

“他怎么可能呢？他已经死了。”

阿尔摇摇头。“不是，死的是我。”

“他是谁？他是什么？他怎么能死而复生？他割断自己的喉咙，卡片变成了黑色！我亲眼所见！”

“不知道，伙计。我只知道你如果不停下脚步，他无法阻止你。你必须找回那些记忆。”

“那就帮帮我！”我喊道，抓住他如爪的坚硬的手。“告诉我那家伙的名字！是不是查普曼？还是梅森？这两个名字都能引起我的回忆，但是两个都不像。是你让我来这里的，帮帮我！”

在梦里，阿尔张开嘴，正要告诉我，黄卡人插手。我们要是在美茵大街上，他就会从绿色前线或者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出来。我们要是在墓地，他就会从一处敞开的坟墓中爬出来，就像导演乔治·罗梅罗电影中的僵尸。我们要是在餐馆里，餐馆的门就会突然打开。他的毡帽帽圈里的卡片颜色漆黑，就像宇宙的长方形黑洞。他死了，正在分解。破旧的外套上有霉斑。眼眶里是两团蠕动的虫子。

“他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因为今天要付双倍！”已经变成黑卡人的黄卡人尖声喊道。

我转向阿尔，不过阿尔已经成了一具骷髅，牙齿间衔着一支烟。我突然惊醒，汗流浃背。我寻找记忆，但是记忆已经不在那里。

德凯给我拿来报纸，报纸上有肯尼迪来访日渐临近的消息，希望这能让我想起什么。但是没用。有一次，我躺在沙发上（我刚从突然而至的沉睡中醒来），听到他们两个又在争论要不要报警。德凯说匿名的小道消息没人理会，实名举报又会让大家都陷入麻烦。

“我不在乎！”萨迪喊道，“我知道你认为他在胡说，但他说的如果是真的呢？肯尼迪如果被装在棺材里，被从达拉斯抬回华盛顿，你会怎么想？”

“你如果把警察惹来，他们会注意杰克的，亲爱的。你说过，他来这儿之前在新英格兰杀了个人。”

萨迪啊萨迪，我真希望你没有告诉他这件事。

萨迪不再说话，但没有放弃。她有时候惊吓我，想让我恢复，就像你惊吓某人，能让他停止打嗝那样。但是没用。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萨迪悲伤地说。

“我不知道。”

“试试别的办法。试着悄悄接近记忆。”

“我试了。我想那家伙当过兵，也许是海军陆战队。”我摩挲后脑勺，那里又开始疼痛。“但也可能是海军。该死的，克里斯蒂，我不知道。”

“萨迪。杰克。我是萨迪。”

“我不是这样叫你的吗？”

她摇摇头，忍住笑。

十一月十二日，退伍军人节之后的星期二，《新闻晨报》刊载长篇社论，评论肯尼迪的来访，以及此次来访对这座城市的意义。“多数市民似乎已经准备好敞开胸怀迎接这位年轻、涉世未深的总统，”社论说，“情绪高涨。当然，他美丽又魅力超凡的妻子陪他乘车，是个锦上添花的好消息。”

“昨晚又梦到黄卡人了？”萨迪进来时问我。她在约迪度过假期，主要是在屋内浇浇花，用她的话说，也是为了“露一下脸”。

我摇摇头。“亲爱的，你在这儿的时间远远超过你在约迪的时间。你的工作怎么样？”

“埃利女士给我安排成兼职，我能混过去。等我跟你一起走……如果我们会走……我想我得看看我们走之前会发生什么事。”

她从我身上移开目光，点了支烟。我看着她不停拍打咖啡桌上的香烟盒，用火柴拨弄烟盒，意识到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萨迪本人对会不会有人刺杀肯尼迪也有疑问。我预料到导弹危机，知道迪克·泰格会在第五回合倒下……但是，萨迪仍心存疑虑。我不怪她。我们的位置如果互换，我对此可能也会有疑问。

然后她笑了。“我有一大堆很优秀的替身，我敢肯定你能猜到他们是谁。”

我笑了。“是不是……”我想不起名字。我能看见他——饱经沧桑、被太阳晒黑的脸，牛仔帽，蝴蝶领结——但是在星期二早上，我无法说得更准确。我的后脑勺，之前撞到墙脚板的地方开始痛——但是什么墙脚板？在哪里？不知道这一点真是糟糕透了。

肯尼迪十天后就会来，但他妈的连那家伙的名字都想不起来。

“尽力，杰克。”

“我在尽力，”我说，“我在尽力，萨迪！”

“等一下，我有个办法。”

她把闷烧的香烟放到烟灰缸的一个槽里，站起身，走出前门，关上门。然后她打开门，用滑稽的粗哑深沉的声音，像那个老男人每次过来看我时那样说道：“今天感觉怎么样，伙计？吃东西了没？”

“德凯，”我说，“德凯·西蒙斯。他娶了米米女士。米米女士后来在墨西哥去世了。我们为她举办了追悼会。”

头痛不见了。就是这样。

萨迪拍着手跑向我。我们久久地美美地吻了一次。

“看到了吗？”她往后退时说道，“你能做到。还不算太晚。他叫什么名字，杰克？那个疯狂的坏蛋。”

但是我想不起来。

十一月十六日，《时代先锋报》公布肯尼迪车队的行驶路线。车队会从拉菲尔德机场出发，最终抵达贸易中心。他会在那里向达拉斯市政委员会及受邀嘉宾讲话。他的演讲名义上是赞扬毕业生研究中心的工作，并对达拉斯过去十年在经济上取得的发展表示祝贺，但是《时代先锋报》得意地告诉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此举其实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得克萨斯州一九六〇年支持肯尼迪，但是对一九六四年大选似乎有些摇摆不定，尽管选票上有个不错的约翰逊城老男孩。嘲笑挖苦者们依然把副总统称作“一边倒林登”，指他一九四八年以八十七票当选参议员这一极富寓意的重要事件。这是遥远的历史，但这个绰号长期存在说明了得克萨斯人对他的复杂感觉。肯尼迪的工作——当然，这也是杰基的工作——就是帮助林登和得克萨斯州长约翰·康纳利燃起忠心。

“看这儿，”萨迪说，一根指尖沿着路线滑动，“这些是主街上的街区。然后是休斯敦街。这一块沿街都是高楼。这家伙会不会在主街上？他只能在大街上行动，你不觉得吗？”

我根本没有听，因为我看到了别的东西。“看，萨迪，车队会沿着特特尔溪大道前进！”

她的眼睛发出闪光。“他会在那儿行动吗？”

我困惑地摇摇头。很可能不是在那儿。但是我知道特特尔溪大道与此事有关，跟我要阻止的人有关。我想到这一点时，有东西浮出水面。

“他会把步枪藏起来，之后再回来拿。”

“藏在哪里？”

“没关系，因为这一事件已经发生，已经成为历史。”我双手盖住脸，因为房间里的灯光突然变得耀眼。

“先别想了，”她说，抓起报纸，“放松，不然你又会头痛，又得吃药。药物会让你变得伤感。”

“是的，”我说，“我知道。”

“你需要咖啡。浓咖啡。”

她去厨房泡咖啡。她回来时，我已经在打鼾。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本来还要在睡眠的国度里待更久，但她把我摇醒了。“你记得自己在来达拉斯路上干的最后一件事吗？”

“我不记得了。”

“你住在哪里？酒店？汽车旅馆？还是出租屋？”

我一时间想起一个院子和很多窗户。还有一位看门人？或许吧。我再也想不起其他东西。然后头痛再次袭来。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二十号公路上穿过两州的边境时，看到了烧烤广告。那里距离达拉斯还有不少英里。”

“我知道，但是我们不用去那么远，因为二十号公路太长了，”她看了手表一眼，“今天太晚了，我们明天来个周日自驾游吧。”

“很可能没用。”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但真的不认为自驾游能有什么用。

她当晚留下来。第二天早上，我们驾车开上人们所谓的蜜蜂公路，离开达拉斯，往东朝路易斯安那而去。萨迪坐在我的雪佛兰方向盘后面，汽车的点火开关先前被撬开了，现在点火开关被换掉了。是德凯帮我修的。萨迪把车开到特雷尔，然后开下二十号公路，在一座路边教堂坑坑洼洼、满是泥土的停车场里掉个头。“基督之血教堂。”枯萎草坪里的木板上写着。教堂名下面刷着白字。白字本来写的是：“你今天读了圣经吗？”但是有些字母已经掉落，只剩下“你天读经吗（AVE YOU REA THE WORD OF AL IGHTY GOD TODY）。”

她面带一丝惊恐看着我。“你能开回去吗，亲爱的？”

我很确定我能。路不算难开，而且雪佛兰是自动挡。我根本不需要用到酸痛的左腿。只是……

“萨迪？”我坐进驾驶座时问道。这是我从八月以来第一次开车，我把车座尽量往后调。

“怎么了？”

“我如果睡着了，握住方向盘，拔掉车钥匙。”

她紧张地笑笑。“嗯，我会的。”

我察看对向有没有车过来，然后发动汽车。一开始，我没敢超过四十五码，但现在是星期天中午，路上几乎没车。我放松下来。

“放松，杰克。什么都别想，顺其自然。”

“真想开那辆森利纳。”我说。

“那么就当你是在开森利纳吧。顺其自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好的。不过……”

“没有不过。今天天气很好。你来到一个新地方，不想操心肯尼迪被暗杀这件事，因为那是很久之后的事。还有好几年呢。”

是的，天气很好。而且，我没有睡着，尽管很疲劳——我挨打之后没出过门。我的思绪不断回到那座路边小教堂。那很可能是黑人的教堂。他们唱的赞美歌很可能和白人的大不一样。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肯定频繁赞美上帝，赞美耶稣。

我们来到达拉斯。我左转，右转——很可能往右转得更多，因为我的左胳膊还很虚弱，即使往左转动方向盘，也会疼。我很快就在小巷里迷路了。

我迷路了，好吧，我想，我需要有人给我指明方向，就像在新奥尔良时那样。在我去月亮石酒店时。

但不是月亮石酒店，而是蒙特莱昂酒店。而我刚到达拉斯时住的酒店是……是……

我一时间以为记忆会随风飘走，萨迪的名字如今偶尔还会这样。但是，稍后，我看到看门人，以及俯视商业街的那些闪光的窗户。想起来了。

我住的是阿道弗斯酒店。是的，因为它靠近……

就是想不起来。那一小段依然阻塞不通。

“亲爱的？还好吗？”

“还好，”我说，“怎么了？”

“开得有点跳跃。”

“我的腿有点抽筋。”

“对这里的东西都没印象吗？”

“没有，”我说，“都没有。”

萨迪叹口气。“又一个彻底失败的主意。我想我们最好回去。我来开好吗？”

“最好你来开。”

我瘸着走到乘客座，想道：阿道弗斯酒店。回到伊登法洛斯后把这个名字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了。

我们回到那个有坡道、病床，厕所两边带着把手的三房小套间，萨迪说我应该躺一会儿。“吃一片药。”

我上了床，脱掉鞋子——动作缓慢——躺下来。不过，我没吃药。我想保持大脑清醒。从现在开始，我必须保持大脑清醒。肯尼迪还有五天到拉斯。

你选择住在阿道弗斯酒店是因为酒店靠近什么？什么呢？

嗯，靠近报纸公布的车队行进路线，范围缩小了……嗯，不超过两千幢建筑。不包括枪手能藏身的所有雕塑、纪念碑和墙壁。路线上有多少巷子？几十条。有多少天桥上露天的消防管线，一直垂到特特尔溪大道莱蒙街西麦金柏巷上的通过点？主街和休斯敦街上还有多少？

你得记起他是谁，或者他在哪里开的枪。

我能记起一件，就能记起另一件。我清楚这一点。但是我的记忆在二十号公路上的教堂，我们调头的地方不断重复。蜜蜂公路上的基督之血教堂。很多人把肯尼迪当作救世主。当然，阿尔·坦普尔顿就是一个。他——

我瞪大眼睛，屏住呼吸。

在另一个房间里，电话响了。我听到萨迪接了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因为她以为我睡着了。

经（THE WORD OF AL IGHTY GOD）。

我想起那天，我看到萨迪名字的全拼部分被遮挡起来，所以我能看到的是“多丽丝·邓”。这就是那种和声。我闭上眼睛，想象教堂的招牌。然后我想象着用手挡住“IGHTY GOD”这几个字母。

剩下的部分是THE WORD OF AL。阿尔的笔记。

阿尔的笔记。我有他的笔记！

但是笔记呢？笔记在哪里？

卧室的门打开。萨迪往里看。“杰克，你睡着了吗？”

“没有，”我说，“对不起。”

“还有时间。”

“是的。我每天都在回忆起新的东西。”

“亲爱的，是德凯。流感正在学校里蔓延，他染上了。他问我明天和星期二能不能去。可能星期三也要去。”

“去吧，”我说，“你如果不去，他会自己去的。他已经不年轻了。”在我的脑子里，五个字像霓虹灯一样不停闪烁：阿尔的笔记，阿尔的笔记，阿尔的笔记。

她坐到我身边的床上。“你确定吗？”

“我没事。还有很多人陪着。达文明天会来，记得吗？”达文指的是达拉斯地方上门服务护士。对于我这种情况，她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确认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有胡言乱语，就表明我的大脑没有出血。

“对。九点钟。写在日历上，免得忘了。还有，埃勒顿医生——”

“来吃中饭。我记得。”

“好的，杰克。那就好。”

“他说他会给我带三明治。还有奶昔。想把我养肥。”

“你是得长肉。”

“还有星期三的治疗。上午治腿，下午治胳膊。”

“我不想离开你，现在你这么接近……你知道的。”

“我如果有事，会给你打电话的，萨迪。”

她抓起我的手，弯下腰。我能闻到香水味以及呼吸中隐隐约约的烟味。“你能答应我，你会这么做吗？”

“能。当然。”

“我最迟星期三晚上回来。德凯要是星期四还回不来，图书馆就得关门了。”

“我没事。”

她轻轻地吻我一下，开始往外走，然后回过头。“我真希望德凯说的是对的，整件事情只是错觉。我真受不了我们知道，却无法阻止。我们可能会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而有人——”

“我会想起来的。”我说。

“是吗，杰克？”

“我必须想起来。”

她点点头，但是帘子即便拉着，我仍然能看到她脸上的怀疑。“我走之前我们还能吃晚饭。你闭上眼睛，让药片发挥药效吧。睡一会儿。”

我闭上眼睛，当然睡不着。这很好，因为我需要回忆阿尔的笔记。过了一小会儿，我闻到食物的气味。闻起来很香。我刚出院时，每隔十分钟左右就会上吐下泻，任何气味都让我觉得恶心。现在情况已经好多了。

我开始神游。我能看见，在餐馆的一个隔间里，阿尔坐在我对面。他的纸帽斜到左边眉毛上方。小镇要人们的照片向下俯视我们，但是哈里·邓宁已经不在墙上。我已经救了他。第二次，我可能还将他从越南战争中挽救出来。但是我无法确认这一点。

他还在阻碍着你，对吧，伙计？阿尔问道。

是的。他还在阻碍我。

但是你很接近了。

还不够接近。我不知道我把你那该死的笔记放在哪儿了。

你把它放到了安全的地方。这句话有没有为你缩小范围？

我正要说没有，然后想：阿尔的笔记很安全。安全。因为——

我睁开眼睛，笑容在我的脸上绽放。这仿佛是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

笔记在保管箱里。

门开了。“你饿了吗？饭在保温。”

“啊？”

“杰克，你已经睡了两个多钟头。”

我坐起来，把腿放到地上。“我们吃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