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克一直没怎么说话，这时笑着说：“我大你很多呀。”不知怎么搞的，和项兰一起说话，好像就是没法太正经。

　　项兰眼睛一转，说：“看你这样子，也不过三十出头吧。那，你结婚了吗？”

　　普克笑容可掬地说：“还没有。不过，我可没有你想得那么年轻。”

　　项兰两手轻轻一拍，说：“好。”

　　项青板起脸说：“阿兰，今天你是怎么了？”

　　项兰却毫不在乎地说：“没怎么呀，听说他没结婚，为他高兴呗。”

　　说完，似乎等着两人问她为什么。可项青和普克都忍不住地笑，却谁也不顺着项兰的意问为什么。

　　等了一会儿，项兰看他们没反应，仍然很有兴致地说：“我知道你们虽然嘴上不问，心里却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还是我主动告诉你们吧。第一，结婚多不自由呀，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天天就得对着那么一张同样的脸，总有一天会看厌吧。第二，要是一不小心结了婚，过不多久彼此看厌了，为了打发时间，就得生个孩子，那可就烦死了……”说到这里，项兰脸上一怔，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没了兴致，草草收场，“第三，就算要结婚，也得找我姐这样的。唉，算啦算啦，知道你们不喜欢听，我不说了还不行么？”

　　忽然之间，项兰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坐在桌前，双手撑着下巴，一语不发地愣神。

　　项青看了普克一眼，又看着项兰，柔声问：“阿兰，有什么事么？”

　　项兰抬眼看了看普克，她的大眼睛黑白分明，这时没有了捉弄人的表情，显出几分楚楚可怜来。

　　“没什么。”项兰无精打采地说，低落的情绪与刚才简直不像一个人。说完，她站起身，对普克勉强笑了笑，说：“对不起，你们慢慢吃，我先回房间去了。”

　　项青看着项兰离开，脸上罩了一层愁云。沉默了一会儿，说：“恐怕是有什么事，对不起，普克，我去看看，你先吃好吗？”

　　普克温和地对她笑笑，说：“没关系，你去吧。我想她可能是有什么事，刚才还说找了你一下午。”

　　项青看看普克，温柔的眼睛里含着一丝感激，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转身出了饭厅上楼去了。

　　普克慢慢吃着饭，暗暗猜着项兰究竟有什么心事。从刚才项兰的反应来看，说不定事情会比较严重。普克回想着项兰说的话，心里已隐约猜到了是哪一类事情。正想着，项青慢慢走了进来，普克一眼看出，项青的脸色变得很苍白。

　　项青在普克对面坐下，眼睛望着桌面，长而密的睫毛低低垂着。好一会儿，才抬起眼睛，目光里有一丝悲哀，看着普克说：“阿兰怀孕了。”

　　普克沉默了一会儿，这个结果与他刚才暗中的猜测是一致的。他问项青：“多久了？”

　　“她也不大清楚，大概一个多月吧。”

　　普克想了想，平静地说：“别着急，看看医院有没有熟人，带她去处理一下。”普克想，凭项青这种家庭及项兰这样的性格，估计是不会留下这个孩子的。

　　项青克制不住低低呻吟了一声，用手掩住面孔，声音显得很挣扎：“她不该这样的，她不该这样的……”

　　普克看着项青，心里忽然隐隐感觉到一丝怜惜。这种怜惜不同于普通的同情，而是让人出自内心地想给对方以帮助，为对方分担忧愁与痛苦的那种感觉。在短暂的时间里，普克极力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他很清楚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与身负的责任。即使能够为项青做些什么，也仅只限于行动本身，而不能带有情感上的因素。否则的话，很难在下面即将进行的工作中保持完全的客观。而侦破案件，才是普克生活的中心。

　　普克低声说：“其他的问题慢慢考虑，还是先想办法，解决最要紧的事吧。”

　　项青长长叹了一口气，将手从脸上拿下来，说：“也只有这样了。我就担心她会出这样的事，旁敲侧击地提醒过很多次，你也看到了，她……怎么办，我又不太懂这些事，又不可能告诉我妈。”

　　普克说：“现在医院里做这种手术应该很方便，不过，要找安全可靠的。我想，你陪着她去比较好。”

　　项青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慢慢抬起头，看着普克，脸上露出恳求的表情，小声说：“普克，我知道我提这样的请求可能有些过分，可是我实在……”

　　普克温和地打断了项青的话：“别害怕，我可以陪你们一起去。只是A市我不太熟，你先找好医院，我们尽快就去吧。”

　　项青默默地看着普克，有一种很复杂的光芒从黑不见底的眼眸深处浮起来。那种光芒是如此奇异，普克辨不清其中真正的内容，却仍然被它所吸引，使他既想沉浸于其中，又有一丝丝的惧意。而这种复杂矛盾的感觉，是普克以前从未体会过的。

　　项青没有对普克说谢谢，只是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告诉普克明天她会给普克打电话。然后她要送普克回宾馆，普克坚持谢绝，说他想在外面慢慢走走，要考虑些问题。项青也没有勉强普克，只将普克送到了门口。

　　普克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看，正好见到项青轻轻地掩上她们家的院门。他在原地略微站了几秒钟，转身走开了。七

　　普克从项青家出来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宾馆，而是在街头找了部公用电话，拨通了马维民家的号码。

　　“喂，请问马维民马副局长在吗？”听到是一位女性接的电话，普克客气地问道。

　　“哦，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姓普，您对马局长这么说，他就知道是谁了。”普克谨慎地回答。

　　对方请普克稍等，放下话筒走开了。稍过了一会儿，马维民的声音出现在另一端。

　　“小普吗？你好你好，我是马维民。”

　　“马局长，是我。我刚从项青家里出来，您现在有空儿吗？今天我们在一起谈话时，我有点小问题还不太清楚，想再跟您谈谈。”

　　马维民马上说：“有空有空。这样吧，你现在在哪里？”

　　“在外面，离项青家不远。”

　　“哦，那么过十五分钟我去宾馆你的房间找你。”

　　普克说：“好，那就辛苦您跑一趟了。”

　　挂了电话，普克马上在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回了宾馆自己的房间。过了几分钟，马维民也赶到了。

　　普克没有再与马维民寒暄，直接进入了他关心的话题。

　　“马局长，下午我们三个一起谈话时，项青说她父母长期关系不好，当时她说您也有所了解，您能再具体谈谈您了解的情况吗？”

　　马维民笑着说：“小普，我发现你的心很细哪，下午听你提问题时，我就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你在提问题时，都是尽量引导对方陈述事实，而避免对方的回答带上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这种防止自己被单方面陈述引入歧途的警惕性，的确是我们从事刑侦工作的人极需具备的。”

　　迷离之花冯华推理悬疑系列这的确是马维民下午与普克项青一起谈话后的感受。马维民从事公安工作多年，有过无数与被调查人、证人、嫌疑人谈话或审讯的经验。他深知在这种谈话中，要保持完全的客观与中立，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简单。甚至连他自己，在项青第一次找他谈过对项伯远真正死因的怀疑之后，都会因为他与项伯远之间的深厚交往，以及他与从小看着长大的项青之间的熟悉关系，时时徘徊在主观与客观的边界线上。

　　因而，马维民所以要向X市公安局借调普克帮忙，除了他对他们解释的理由之外，他自己与项伯远全家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也是马维民担心的一个原因。

　　对于普克，马维民最初并没有任何了解，只是前段时间从公安部内参表彰的近期侦破的一批大案重案中，看到了X市那件陈志宇连环杀人案的侦破情况。项青找他谈过后，他马上想起那个案子，两案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涉及的嫌疑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在调查过程中，都必须尽量做好保密工作。

　　正巧，X市公安局的赵局长是马维民的老战友。因此，马维民很快和X市赵局长取得联系，向他们“借”来了普克。马维民也听说了普克干刑侦其实只是半路出家，才有三年多的工作经验。而初见普克的面时，看到普克白皙斯文，言谈举止文质彬彬，不像个刑警，倒像公司里的高级白领，或是政府里的公务员，马维民的心里也不禁有些嘀咕，当然他嘴上并没有说出来。

　　在马维民更深一层的心里，对于顺利侦破这件案子，其实并不抱乐观态度。马维民知道，从表面上看，这个案子好像并不复杂，但实际上，可能存在的有效证据已被完全销毁，最主要的嫌疑人又是地位颇高的市级领导——并且主管政法工作！想在完全不惊动嫌疑人的情况下展开调查，实在是难上加难。

　　但是，如果对项青的怀疑置之不理，无论于情于理，自己都很难安心。毕竟马维民与项伯远交往了那么多年，友情难却。而更重要的一点是，马维民感觉中的项青，虽然性格温柔懂事，善解人意，但也让马维民感觉到一种内在的韧性与勇敢。否则，一个普通的女性，即使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恐怕很难像项青那样挺身而出，同时又保持着必要的沉着和冷静。

　　马维民想，如果自己在项青告诉了她对项伯远之死产生的怀疑之后，采取息事宁人、不了了之的态度，恐怕项青也不会真正甘心这样的结果，不知她下一步会用什么办法去调查了解，更不知到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所以，马维民必须接这个案子。但迫不得已，只有用这样一种隐秘的方式。一方面，假如这个案子最后侥幸得以侦破，在马维民当然是尽了责；另一方面，从个人私心上讲，即使这个案子破不了，对项青、死去的项伯远以及自己的职业道德，都算是有所交待。那时，马维民至少可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已经尽力而为了。

　　不过，下午与普克和项青谈话之后，马维民对普克的信心有所增加。马维民想，看来，前段时间普克能够侦破那个大案，并不是靠侥幸取得的。从心里说，他对这个年轻的刑警产生了一些好感，同时，也隐隐怀有一种“后生可畏”的危机感。

　　马维民的头脑短暂地走了一会儿神，很快又回到与普克的谈话上。

　　“好，言归正传。我和项伯远认识快三十年了。对于他与周怡之间的关系，多少知道一点儿。但项伯远性格较内向，我们在一起时，很少谈起家庭的话题。只有有数的那么几次，项伯远情绪很不好时，对我提过几句。”

　　马维民回忆着，告诉了普克有关的几件小事。

　　第一次听项伯远说起与周怡的关系，是在周怡去大学进修的第二年，她刚刚生了第二个女儿项兰之后。马维民去项伯远家，项伯远家的房门没有锁，进门后，马维民看到项伯远一边捧着本书看，一边不停地摇着地上的摇车，刚满月的项兰在里面躺着，眼睛闭得紧紧的睡得很甜。

　　马维民笑着说：“老项，表现不错呀，像个模范爸爸嘛。”

　　项伯远淡淡一笑，摇摇头，叹了口气。两人就在摇车边摆起了棋盘，开始下起棋来。

　　过了一会儿，项兰在摇车里小身子一扭一扭地哭起来，声音尖厉，小脸涨得通红。项伯远慌忙放下手中的棋，忙着给项兰换尿布。看他的动作，已经是很老练的样子。

　　刚安静一会儿，项兰在车里“吭哧吭哧”地哼了几声，张着眼睛，小脑袋扭来扭去，像在找什么似的，看看找不到，又开始哭起来。

　　项伯远马上又跑去厨房找奶瓶，冲奶粉，调好温度，倒进奶瓶，又不放心地从奶嘴里挤了几滴到自己手背上，才小心地抱起项兰，将奶嘴送到她的小嘴巴里。

　　马维民都有点看傻了，他虽然也有两个孩子，但却从来没有像项伯远这么带过，最多只是帮妻子洗洗孩子的尿布，在妻子腾不出手时给孩子擦擦屁股罢了。

　　马维民问：“老项，孩子还不到两个月，你们已经给她断奶啦？”

　　项伯远没吭声，项兰“咕嘟咕嘟”地吸着奶，吃着吃着，奶嘴还叼在嘴里，眼睛已经闭上睡着了，项伯远轻手轻脚地将项兰放到摇车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才说：“周怡是个与我完全不同路的女人。认识她的时候没有看出来，现在了解了，已经太晚了。”

　　马维民看项伯远脸色阴暗，小心地问：“怎么？”

　　项伯远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她有她的抱负，而且为了实现这种抱负，她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

　　随后，项伯远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又开始和马维民下棋。项兰过不多久又开始哭闹起来，既没有尿，又不肯吃，项伯远也不知她为什么哭，正束手无策时，正上小学三年级的项青放学回家了，一进门，听见妹妹在大哭，连忙放下书包冲过来，小心翼翼地抱起妹妹，像个大人一样在地上转来转去，轻轻拍着怀里的婴儿，嘴里哼着什么调儿，不一会儿，项兰居然真的不哭了。

　　马维民有点惊奇，项伯远对项青说：“小青，马叔叔在这儿。”

　　项青一直看着怀里的项兰，听见父亲说话，才注意到马维民也在，忙礼貌地叫了一声马叔叔好。后来看项兰安静了，便将她放回摇车，对项伯远和马维民说：“我去做作业了。”将摇车底下的轱辘放下来，推着摇车到另一个小房间去。

　　项伯远看着项青进房间了，轻声对马维民说：“这个孩子实在太懂事了，要不是有她帮我撑着，我和周怡……”话说到这里，就停下不说了。

　　这一次之后，大概又过了几年，那时周怡在事业上的发展已经初见端倪，连马维民也有所耳闻，暗想项伯远说过的话，看样子是不错的。马维民每次去项伯远家，几乎都很难碰见周怡。项青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个子比同龄孩子高，瘦瘦的，脸庞长得很像项伯远，非常清秀柔美。项兰从婴儿期进入儿童期，和她小时候在摇车里一样，顽皮，不安静，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哭、发脾气，只有项青的话才肯听。

　　有一天，项伯远主动跑来找马维民，脸色异常难看，硬拉着马维民去外面的小饭馆喝酒。马维民明白项伯远有心事，又知道他以前从不喝酒的，想劝项伯远不要喝。但那天项伯远十分固执，马维民劝不过，只好陪着他一起喝。

　　喝酒时，项伯远也不说什么事，只和马维民东拉西扯。喝到一半时，项伯远的眼睛通红，沉默了一会儿，对马维民说：“老马，我要离婚。”

　　马维民有点吃惊，问：“你和周怡吵架了？”

　　项伯远点点头，眼睛死死地盯着桌面。

　　中国人的传统总是“劝和不劝离”的。马维民也不清楚项伯远与周怡之间的矛盾到了什么程度，说：“夫妻之间，有点矛盾也不奇怪，我和我老婆也常常磕磕碰碰的，彼此让着点儿，过去也就过去了。过日子嘛，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又有孩子。”

　　项伯远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令马维民感到有点可怕：“我和她之间不是矛盾，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也不是鸿沟，鸿沟还可以跨越。在她感觉里，我们两个，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除非我生出翅膀来，而我又生不出来。这样下去，不仅夫妻感情会破裂，弄不好会反目成仇，两败俱伤。我已经死心了，还是早点放弃为好。”

　　马维民看出事情的严重性，想了想，问：“是她提出离婚的？”

　　项伯远幅度很大地摇着头，说：“不是。是我刚才产生的想法，还没跟她谈。”

　　马维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也觉得很沉重。他知道项伯远不是个喜欢轻易表达内心感情的人，平常无论是喜是忧，往往都淡淡的。而这一次，项伯远显然是受到了很深的伤害才会有这样的举动。过了一会儿，马维民问：“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项伯远忽然流下两行泪，被酒精作用染得通红的眼睛里，有种也许只有男人才可以领略的羞辱和痛楚。他任凭眼泪默默地流着，垂下头，慢慢地说：“你告诉我，一个男人感觉自己不再是个男人时，还有没有希望了？”

　　马维民不好再说什么，只有默默地陪着项伯远喝酒。他原以为项伯远最后会酩酊大醉，出乎意料的是，项伯远走的时候，虽然步履蹒跚，但神志却很清醒，而且说话仍然十分冷静。

　　项伯远和马维民分手时，拒绝马维民送他回家，而是竖起一根指头在自己面前，慢慢地说：“老马，你看着吧，我一定要和她离婚。离开她了，我就是个真正的男人了。你等着看吧。”

　　这个晚上之后，马维民好久没见到项伯远，只是隐约听到有关项伯远周怡离婚的传闻。在那个年代，离婚还是件容易闹得满城风雨的事，尤其周怡又在政府部门工作，人长得漂亮，事业又蒸蒸日上，本来就是众人注目的焦点人物，遇到这种事，人们议论起来往往乐此不疲。

　　可过了一段时间，有关他们离婚的传闻渐渐熄灭了。马维民在公安局工作也忙，找过两次项伯远，都没找到，大约半年里，都不知道项伯远的确切情况。

　　又是半年过去，马维民再去项伯远家，碰到了项伯远。一见之下，马维民隐约觉得在项伯远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可又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从外形上看，项伯远从前很有几分英朗之气与儒雅风度，而这一次马维民看到的项伯远，面色灰暗，大中午的，眼里却含着血丝，眉峰总是微微锁着，隐隐约约透出一种暮气。而马维民觉得，项伯远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内心，那个外人所不能窥视的角落里。

　　一年多的时间两人没有见面，见面时，除了下棋，项伯远竟是一句自己的事也没提。而他不提，马维民也不便多问。所以对项伯远的具体情况，马维民却是一无所知的。

　　那天临走时，马维民在门口碰到了项青。一年工夫，项青完全长成个大姑娘了。仍然温柔有礼，但显而易见的，秀美的脸庞中隐藏着深深的忧郁。马维民猜想，项伯远与周怡之间的争战，已经给这个早熟的女孩子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此后的多年，项伯远基本没有再对马维民谈过自己的家事。从情绪上看，似乎也没再产生过大的波折，也许，他已经认命了。只是马维民发现，项伯远好像已经染上了酒瘾，虽然没见他醉过，但常常能从他身上闻到酒味，眼睛里也常常布着淡淡的血丝。后来项伯远查出患有心脏病，马维民几次劝他戒酒，项伯远总是淡淡说，谈何容易啊。马维民知道，直到死，项伯远的酒瘾也没有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