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谁也不知道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或者到底有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双方又愿意维持多长时间，加深到什么程度。没有戏剧性的冲动，没有冲突要克服或障碍要排除。全部需要的是思想的交流——语言和目光的交流，同这两者也许同等重要的是频繁伴随它们的轻轻笑声。

乡村客店房间里的生活安排得同医院病房差不多。白天，玛丽料理各类实际工作，衣着、饭菜、地图、报纸都由她照料。她把偷来的汽车开到莱纳哈小镇以南十英里的地方丢在那里，然后乘出租汽车回到连斯堡。她不在的时候，伯恩静心休养和练习活动。从他忘却的过去里，他曾在某个地方学会恢复健康要依靠这两个方面，于是他对两者都按照严格的计划实行，那个地方以前到过——在诺阿港之前。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交谈，起初有些尴尬，这对萍水相逢却偏偏患难与共的陌生人之间的问答很象辩论，他们进行正常交谈的尝试失败了。因为两人之间本来不存在正常关系。谈话比较顺当是在他俩都接受了关系反常这一基本事实之后。

在这些时刻里，贾森知道了救他性命的女人的基本情况。他抱怨说她对他的了解象他自己一样多，但他对她却什么也不了解。她是哪里蹦出来的？这么一位显然是在农场长大的一头暗红色美发和健康肤色的美貌女子怎么成了经济博士？

“因为她厌恶农场，”玛丽回答。

“没开玩笑？农场，真的？”

“嗯，说小农场更确切些。所谓小是和阿伯塔的大牧场比较而言。在我父亲的时代，法裔加拿大人到西部去购买土地是有不成文的限制的。不要同比你地位高的对手在规模上竞争。他常说，如果他姓圣詹姆士而不是姓圣雅克，今天一定有钱得多。”

“他是个牧场主？”

玛丽笑了：“不，他以前是个会计，可是在战争中驾驶过一架维克斯轰炸机，以后成了牧场主。他是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驾驶员，我猜他在看惯了蓝天之后觉得会计坐的办公室有点乏味了。”

“那需要胆量。”

“胆量不小。他还没买下牧场之前就把在尚未属于他的草地上的不属于他的牛卖掉了。十足的法国佬，人家说。”

“我想我会喜欢他。”

“你会的。”

她同双亲和两个哥哥在卡加里生活到十八岁，然后去蒙特利尔进了麦吉尔大学，开始了她从来不曾料想到的生活。以前她不爱读书，宁可骑上马背在田野里奔跑，也不喜欢坐在阿博特女修道院学校里上课，可此时她发现了使用头脑的乐趣。

“真的就那么简单，”她告诉他，“我曾把书本当作天然的敌人，可忽然间我生活在对书着迷的人群中间，而且生活得极愉快。一切都是谈话，白天谈，晚上谈，在教室里谈，在讨论会上谈，在拥挤的厢座里对着大杯大杯的啤酒谈。我想是那些谈话把我变了个人。能令你想起什么吗？”

“我想不起来，可我能理解，”伯恩说，“我想不起那样的学院或朋友，不过我肯定我也在那种地方生活过。”他笑了，“对着大杯啤酒高谈阔论是十分动人的场面。”

她也对他笑了笑：“我在系里够出风头的。一个来自卡加里的有两个哥哥作为竞争对手的精力充沛的女孩子，喝起酒来胜过半数蒙特利尔大学生。”

“你一定招人恨。”

“不，只是招人羡慕。”

一个新的世界呈现在玛丽·圣雅克面前，她没有回到她旧日的世界中去。除了学期中间的几个假日，她回卡加里作长时间逗留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她在蒙特利尔的交游扩大了，暑假被校内外活动占据了全部时间。她开始把重点放在历史方面，后来她推论大多数历史是经济力量形成的——权力和地位需要代价，于是她钻研经济原理，结果被吸引住了。

她在麦吉尔学了五年，得了硕士学位和加拿大政府派往牛津的奖学金。

“那是我难忘的一天，我对你说。当时我担心父亲要中风。他把牛群交给哥哥照管一段时间，专门飞到东部来劝我放弃学业。”

“劝你放弃？为什么？他是会计，你攻读的是经济学博士学位。”

“别说外行话，”玛丽喊道，“会计师和经济学家是天然的敌人。一个看树，另一个看林，因而见解往往不同。此外我父亲不是单纯的加拿大人，他是法裔加拿大人。我想他把我看成凡尔赛的叛徒。可我告诉他，奖学金的条件是保证至少要在政府部门工作三年，听了这话之后他平静下来。他说我可以‘从内部更好地为事业服务’。自由魁北克万岁——法国万岁。”

两人都笑了。

为渥太华服务三年的承诺一次又一次延长，原因很合乎逻辑：每当她要离开，就提升一级，扩大办公室，增加工作人员。

“权力产生腐败，当然啦，”她微笑道，“没有人比高级官僚懂得这一点，银行和企业为了得到他们的推荐而追随左右。我认为拿破仑说得更确切：‘只要给我足够的勋章，我能为你打赢任何战争。’于是我就留下了。我非常喜爱我的工作。再说这工作也是我所擅长的，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当她说话时，贾森一直望着她，在她矜持的外表下有种热情和稚气的气质。她是个热情的人，但在发现感情过于外露的时候就赶紧控制自己。的确，她办事出色。他觉得她无论做什么都是全力以赴：“我肯定你是——很能干，我的意思是——可是那就没剩下多少时间去干别的事情了，是吗？”

“什么别的事情？”

“噢，一般的。丈夫、家庭、围着篱笆的房子。”

“这些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不排除它们。”

“可现在还没有。”

“没有。有一两个较接近的人，可是没有铜戒指或者钻石戒指。”

“彼得是谁？”

笑容消失了：“我给忘了，你看过那封电报。”

“对不起。”

“用不着。那事已经过去了……彼得？我崇拜彼得。我们同居了近两年，可是不成功。”

“显然他并不抱怨。”

“他最好别！”她又笑了，“他是部门的负责人，盼望不久能够得到内阁的任命。如果他不老实，我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可告诉财政委员会，那时他就得回去干他的二等机要秘书了。”

“他说他26日到机场去接你，你最好给他发个电报。”

“是的，我知道。”

她走的事他们从来不谈，好象这是遥远的事。它和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关联，它是将要发生的事。玛丽已经说过她要帮助他，他也已经接受，假定她是出于虚假的感恩才同他在一起逗留一两天——而他对这点是感激的，但是任何其它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他们不谈这题目。娓娓清谈，相对的一瞥，淡淡的笑声，这些都带来精神上的宽慰。偶然也有短暂的热情流露，双方都理解，但都望而却步。其它任何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棒槌学堂の 精校E书 ※

于是他们不断回头谈论那离奇的经历，那过去所发生的事物。更多谈论到的是他而不是他们俩，因为他是构成他俩在一起的离奇的原因——一起在瑞士一家小旅店的房间里，离奇。它不是玛丽·圣雅克那种合理的、有秩序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正因为它不是，她的有条理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受到了挑战。不合理的事物需要检验、澄清、解释。她在调查中不屈不挠，同杰弗里·沃士伯在诺阿港岛时一样坚忍不不拔，但是没有医生的那种耐心。因为她没有时间。她知道时间不多。她知道时间不多，所以常常逼得他好狠。

“你看报的时候，什么最吸引你的注意？”

“混乱。似乎是全球性的。”

“说正经的。什么是你熟悉的？”

“差不多全都熟悉，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给我举个例子。”

“有一篇报道说东德干涉波恩政府在华沙的联络处。东方集团，西方集团。我也懂。”

“你明白这种关系，是吗？你在政治上——地理政治方面——有接受能力。”

“或者说我对时事有十分正规的业务知识。我从来也不是一名外交家。联合银行那笔钱排除了我受任何政府雇佣的可能性。”

“同意。可是，你对政治敏感。地图怎么样？你叫我给你买地图，你看地图时想到了什么？”

“有些名字会触发形象，就象在苏黎世那样。建筑物、旅馆、街道……有时是人的面孔。可是这些面孔都没有名字。”

“你去过很多地方？”

“我想是吧。”

“你知道你去过？”

“是，我去过。”

“怎样去的？”

“‘怎样’指什么？”

“通常你是乘飞机，还是汽车？不是指出租汽车，而是自己驾车。”

“两种都有，我想。怎么啦？”

“乘飞机表示多数是较长距离的旅行。有人接你吗？有没有在机场、旅馆出现的面孔？”

“街上，”他不由自主地回答。

“街上？为什么是街上？”

“我不知道。面孔在街上同我会面……在僻静的地方、昏暗的地方。”

“餐馆？咖啡馆？”

“是的，还有房间里。”

“旅馆的房间？”

“是。”

“不是办公室？写字间？”

“有时，不太经常。”

“好。人们会见你，面孔，男人？女人？两者都有？”

“多数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可多数还是男的。”

“他们谈些什么？”

“我不知道。”

“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语言。”

“没有时间观念？同人会晤总要约定时间。他们期待着见你，你期待着见他们。谁来安排这些约会？总要有人来做。”

“电报、电话。”

“谁发来的？从哪里发来的？”

“不知道。它们会到我手里。”

“在旅馆？”

“多数是，我想。”

“你曾对卡里隆那个助理经理说你的确收到过信息。”

“那么他们到过旅馆。”

“什么七十一号？”

“纹石。”

“纹石。那是你的公司，是不是？”

“它没有任何意义，我找不到它。”

“集中思想！”

“正集中着呢。这个名字没有登记。我打电话问过纽约。”

“你似乎认为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其实不然。”

“怎见得？”

“它或许是某个公司的一个部门，或许是一个充单方面的子公司，为母公司出面采购的子公司。如果母公司名气大，讲价钱不利。现在天天都有这样的事。”

“你要说服谁？”

“你。你很可能是美国某家金融机构的流动谈判代表。各方面都很象：随时可以提取的资金，机密文件经公司批准可以启封，可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这些事实，加上你本人对政治气候变化的敏感，表明你是个受委托的收购代理人，十分可能还是家母公司的大股东或者合伙人。”

“你讲得可真快。”

“我讲的都符合逻辑。”

“有一两处漏洞。”

“什么地方？”

“账上没有提款记录。只有存入。我不是卖出，是买进。”

“你不知道，你忘记了。付款可以结余差额存入。”

“我根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懂税收规章的财务人员明白。另一个漏洞是什么？”

“人们不会因为要压低买价而杀人。揭露，可能。杀人，不会。”

“也许完全弄错了。或者，也许把那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要告诉你，你既然不可能是那种人，就不是那种人！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这么相信？”

“我就是这么相信。我同你在一起三天了。我们的谈话我也留心听了。他们弄错了，可怕的错误，或者是什么阴谋。”

“与什么有关？针对什么？”

“那正是你必须搞清楚的。”

“谢谢。”

“跟我说说。在想到钱的时候，什么会在你头脑中出现？”

（别说了！不要这样做！你不明白吗？你错了。我一想到钱就想到杀人。）

“我不知道，”他说，“我累了，想睡觉。早上去发个电报。告诉彼得你即飞回。”

夜半已过，第四天已开始，可是仍然没有睡意。伯恩望着天花板，望着映着斜对面台灯灯光的黑沉沉的木板。在夜间，灯从来不关。玛丽让灯亮着。谁也不问为什么，谁也不说为什么。

清晨她将离开，他自己的计划将具体化。他要在这家客店再住上几天，请乌伦的医生来拆线，然后去巴黎。钱在巴黎，还有其它东西——他知道，他感觉到。最后的答案在巴黎。

（你不会无能为力。你会找到你的路。）

他会找到什么？一个名叫卡洛斯的人？谁是卡洛斯？他是伯恩的什么人？

他听见从靠墙壁的长沙发传来一阵衣服沙沙声。他看过去，吃惊地发现玛丽没有睡着。相反地，她正在看着他，真正地凝视着他。

“你错了，你也知道，”她说。

“什么错了？”

“你正在想的。”

“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我知道。我看见了你眼睛里的表情，看见了你对你认为存在的东西并没有把握，可又担心也许是存在的。”

“存在过，”他回答，“请你解释斯德普得克大街的事，‘三家农舍’的那个胖子的事。”

“我不能，可是你也不能。”

“他们在那里。我看见了他们。他们在那里。”

“弄清楚为什么。你不能是你本来不是的人，贾森，去查清楚。”

“巴黎，”他说。

“是的，巴黎。”玛丽从长沙发上站起来。她穿着近似白色的浅黄色睡袍，颈部是珍珠钮扣。她光着脚向床走过来的时候睡袍飘动着。她站在他旁边，垂着眼帘，然后抬起双手解开扣子，让睡袍垂落在地上。她坐在床上向他探过身来，摸他的脸，托着它，温柔地拥抱他，双眸象过去几天目不转睛地频频看着他那样凝视着他：“感谢你救了我的命。”她轻声说。

“也谢谢你救了我，”他回答，感觉到她的渴望，不知道她是否同他一样，渴望中伴随着痛楚。他脑中没有关于任何女人的记忆，也许正因为没有，她是他所能想象的最宝贵的，比最宝贵的还要宝贵得多。她为他驱散了黑暗，她终止了那痛苦。

他一直不敢告诉她，现在她却告诉他了。哪怕只是片刻，只是一个小时。在那一夜的其余时间里，她给他留下了记忆，因为她也渴望从暴力的压迫中解脱出来。紧张暂时停止，换来了个把小时的安慰。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只有上帝知道，他是多么需要她！

她掀起被单，在他身边躺下了。

她躺在他怀里，头靠在他胸前，小心地避开他肩部的伤口。她轻轻地向后挪了一些，用双肘支起身子。他看着她，他们的目光凝聚在一起，微笑着。她抬起左手，用她的食指压在他的嘴唇上，温情地说：“我有些事情想讲，不许你中途打断。我不打算发电报给彼得。时间还未到。”

“嗯，等一等。”他把她的手从他脸上拿开。

“请别打断我。我说‘时候未到’，那不是说不发了，只是暂时不发。我要同你在一起，同你去巴黎。”

他强迫自己说：“倘若我不要你去呢？”

她探身过去，用嘴唇擦着他的面颊：“这话站不住脚。刚才电脑把它剔除了。”

“如果我是你，不会这么肯定。”

“可是你不是我。我才是我，而我知道你是怎样拥抱我的，知道你想讲许多你不能讲的东西，那些我想我俩过去几天都想说的东西。我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哦，我想总有什么我们闹不清的心理学原理吧。两个相当聪明的人一同给抛进了地狱，又一同爬了出来。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可是既然如此，我就不能逃避。不能从你身边逃走。因为你需要我，而且你救了我的命。”

“是什么让你认为我需要你？”

“我可以为你做你自己不能做的事。这是我过去两小时思考的问题。”她身体又向上抬起一些，赤裸着全身偎在他身旁，“你的事涉及一大笔钱财，可我看你连借方贷方都分不清。可能过去懂得，可是现在不懂。我懂。还有其它理由。我在加拿大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有资格有门路进行各种询问、调查。还有保护。国际金融界尔虞我诈，加拿大遭到欺侮。我们在想法子保护自己，我参加的正是这种工作，所以才来到苏黎世。我是来观察拉帮结派的情况的，不是来讨论什么抽象的理论。”

“你能以你的门路和办法帮我的忙？”

“我想能，还有大使馆的保护，那也许是最重要的。可我告诉你，一看到暴力的迹象我就发电报，就走。姑且不说我怕，我也不愿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你的负担。”

“一看到迹象。”伯恩喃喃说，端详着她，“何时何地由我来判断？”

“如果你愿意。我的经验有限。我不同你争辩。”

他继续盯着她的眼睛，长时间地，由于沉默显得更长。最后他问：“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刚才说过，我们是两个一起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相当聪明的人。也许我们之间不过如此而已。那么，值得吗？”

她坐着一动也不动：“我还说过一些别的话，也许你忘了。四个夜晚前，一个本来可以继续逃命的人为了我回来了，要替我去死。我相信这个人，比他自己更相信，我想。所以我愿意这么做。”

“我接受。”他说，伸手去抚摸她，“我本来不应该接受。可是我接受。我非常需要这种信任。”

“现在可以打断我的话了，”她低声说，拉开被单，身体挨近他，“要我吧……我也有需要。”

又过去了三天三夜，充满温馨、激动的三天。两人都兴奋、紧张，因为都意识到变化将要来临，而且将来得迅雷不及掩耳，所以有些话必须赶紧谈，不能再遮遮掩掩。

香烟的烟云在桌上盘旋，同滚烫的清咖啡的水汽汇合在一起。那门房，一个热情的瑞士人，眼里看到的东西比他嘴里所透露的要多。他几分钟前才走开，送来了早餐和苏黎世的报纸，英文版和法文版两种。贾森和玛丽对面坐着，浏览着新闻。

“你的那份有什么消息吗？”伯恩问。

“那老人，贵山码头上守夜的，前天下葬。警方依然没有具体透露什么。‘调查工作在进行’，报纸上说。”

“这里内容稍微多些，”贾森说，扎着绷带的左手别扭地翻着报纸。

“手怎样？”玛丽问，望着那只手。

“好一些，手指活动多了。”

“这，我知道。”

“你不大老实。”他折起报纸，“在这里，他们重复了前两天讲过的事，枪弹壳和血迹在化验中。”伯恩抬起头，“可是他们添了些东西。衣服碎片。以前没有提到过。”

“这会不会出事？”

“对我不会。我的衣服是马赛商店里的现成货。你的衣服怎样？设计、材料有没有什么特别？”

“惭愧，没有。我的衣服都是渥太华一个女人给我做的。”

“这么说，是无法查到的？”

“我看查不到。那块绸缎是我们部门的一位同事从香港买回来的一匹料子上剪下来的。”

“你有没有在饭店小卖部买过什么东西？可能带在身上的。手绢、别针之类的东西？”

“没有，我并不太喜欢买那些东西。”

“好。你朋友为你结账的时候有没有人问什么问题？”

“服务台没有，我对你说过了。只有你曾在电梯里见过同我在一起的那两人问过。”

“法国和比利时代表团的？”

“是的。一切正常。”

“我们再从头滤一遍。”

“没有什么可再滤的。保罗，就是从布鲁塞尔来的那个，什么也没看到。他从椅子里给打翻在地，以后就趴在那里了。克劳德，想拦住我们的那个，记得吗？他起初认为在灯光中是我在讲台上，可是还没有报告警方就在人群中受了伤，送进了医务室——”

“到他能说些什么的时候，”贾森插嘴主，想起她的原话，“他已不敢肯定。”

“是的。可我有个想法。他知道我这次来开会的主要目的，我的介绍信骗不了他。他如果知道，就更不愿意卷进去了。”

伯恩拿起咖啡：“请你再说一遍，”他说，“你在查……拉帮结派？”

“实际上是查这方面的苗头。没有人会走出来说自己国家有个金融机构在同哪个国家的金融机构通力合作打进加拿大原料市场或者其它市场。可是你能看到什么人一起喝酒，在一起吃饭。有时，也有代表笨得象从罗马来的那个，你知道他是由阿格纳里资助的——径直走进来问你，渥太华对于海关申报法认真到什么程度。”

“我仍旧不大懂。”

“你该懂。你自己的国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谁拥有什么？有多少家银行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资金所控制？有多少工业为欧洲和日本财团所拥有？有多少万英亩的土地被从英国、意大利和法国逃出来的资金所购买？我们都感到忧虑。”

“我们感到？”

玛丽笑起来：“那当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自己国家被外国人所拥有的这种想法更能激发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人们对战败迟早可以适应过来——那只意味着敌人比较强大，但是若在经济上输给人家，那就是说对手比我们高明。占领的时间更长，伤疤痛得更久。”

“你对这些事情动了很多脑筋，是吗？”

在很短的一刹那，玛丽眼睛的表情里失去了幽默。她严肃地回答说：“是的，我动过，我认为这事很重要。”

“你在苏黎世长了什么见识没有？”

“没有什么出奇的，”她说，“金钱到处飞，辛迪加在试图寻找内部投资，政府机构则反其道而行之。”

“彼得打电报说你的逐日报告是一流的。他指的是什么？”

“我发现几桩古怪的经济方面的搭伙关系，他们也许想利用加拿大人当傀儡去收购加拿大的产业。我不是要瞒你，只不过这些对你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不是想探听些什么，”贾森针锋相对说，“可是我认为你把我也算在内了。不是对加拿大而言，而是一般地说。”

“我并不把你排除在外。大体上象。你可能是某个金融组合的一部分，这个组合正在想方设法用非法手段收购产业。我可以进行秘密追查，可我要在电话上进行。不是在电报上写出来。”

“现在我可要探听了，你追查什么？怎样追查？”

“如果某处有家跨国公司的背后有家叫纹石七十一号的公司，我就有办法查到哪家公司，哪个门牌。我想在巴黎找个电话亭打电话给彼得，告诉他我在苏黎世偶然碰到纹石七十一号这个名字，很伤脑筋，叫他暗地查一查，以后我会再给他打电话。”

“如果他找到了？”

“只要它存在，他一定找得到。”

“然后我就露面，去同被列为‘经证明的负责人’联系。”

“要非常谨慎，”玛丽补充说，“通过中间人。我自己，如果你愿意。”

“为什么？”

“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者说由于他们还没做的。”

“哪件事？”

“他们有将近六个月没想办法同你联系了。”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银行知道。那么一大笔美元留在那里没人动，没人结算，可是谁也不问为什么。不明白的正是这一点，好象你已经给抛弃了。可能就是这里弄错了。”

伯恩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扎着绷带的左手，想起斯德普得克大街那辆汽车里的人在暗处用枪柄不断砸他的手的情景。他抬眼看着玛丽：“你是说，如果我给人抛弃了，那是因为纹石的董事长以假当真弄错了。”

“可能。他们可能认为你把他们卷入了非法交易，同犯罪分子的非法交易，那会叫他们还要白丢大量美元。也许整个公司有被忿怒的政府没收的危险。或许，你不知不觉同哪家国际犯罪辛迪加联合在一起了。什么都可能。所以他们没有靠近银行。他们不想犯同谋罪。”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你的朋友彼得了解到什么，我仍然回到起点踏步。”

“我们是回头，不是回到起点。好象在一个十刻度盘上处于四点五到五的位置。”

“即使在九字上也没用。有些人要害我，而我不清楚为什么。还有人可以出来阻止，可是他们又不愿意。‘三家农舍’那人说国际刑警组织已经给我设下罗网，如果我掉进罗网，也不会得到任何答案。告我什么罪，我就是什么罪，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罪。没有记忆是不能作为辩护理由的，而且我可能完全没有理由辩护。就是这样！”

“我不相信，你也不能相信。”

“多谢你。”

“我说真的，贾森。别再说了。”

（停止吧！我曾自己对自己说过多少遍了？你是我所爱的，也是我唯一认识的女人。你信任我。为什么我不能相信我自己？）

伯恩站起来，习惯地试试他的腿。活动能力正在恢复，伤势也比他所想象的轻一些。他已约定乌伦那位医生当天晚上来拆线。明天，变化将来临。

“巴黎，”贾森说，“答案在巴黎。对这一点，我就象在苏黎世看到那些三角形的轮廓时知道得一样清楚。我只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简直荒唐。我只能等待着出现一个形象、一个字、一个短句或者一板火柴来给我一些启示，或者指挥我该到什么地方去。”

“为什么不等到我从彼得那里听到消息以后再说？明天我就可以给他打电话，我们明天就可以到巴黎。”

“这没多大区别，你还不明白？无论他说些什么，其中决没有我必须知道的事。由于同样理由纹石公司还没有接近这家银行。我。我必须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杀我，为什么有个叫卡洛斯的愿出……什么来着……一大笔钱作悬赏要我的尸体。”

他话讲到这里，给桌上一记碰撞声打断了。玛丽的杯子掉落在地。她张大眼睛看着他，脸色惨白，好象血突然从她的头部流尽了。

“你方才说什么？”她问。

“什么？我说我必须知道……”

“那个名字。你刚才说卡洛斯。”

“不错。”

“我们谈了那么多钟点，在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是你从来没提起过他。”

伯恩望着她，努力回忆着。真的，他把他遭遇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他漏掉了卡洛斯……几乎是有意的，好象要把它封锁起来。

“好象没提起过，”他说，“你似乎知道。卡洛斯是谁？”

“你是不是想开玩笑？如果是，这玩笑可开得不高明。”

“我不是开玩笑，而且也没有什么可开的。谁是卡洛斯？”

“我的天哪——你不知道！”她惊叫道，探索着他的目光，“这是你失去的记忆的一部分。”

“卡洛斯是谁？”

“一个刺客，号称欧洲刺客——被追捕了二十年，据信已经杀过五十到六十个政界和军界人物。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可是据说他从巴黎行动。”

伯恩顿觉全身一阵冷飕飕。

去乌伦的出租车是属于门房女婿的一辆英国福特。贾森和玛丽坐在后座，昏暗的乡村在窗外飞驰而过。伤口的线已拆去，缠上了胶布绷带。

“回加拿大去，”贾森轻声说，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寂静。

“我会的，我对你说过。我还剩下几天。我要去巴黎看看。”

“我不要你在巴黎。我打电话到渥太华找你。你可以亲自去查纹石公司，在电话上把情况告诉我。”

“我记得你说过没有什么区别。你必须知道‘为什么’。至于‘谁’，在你了解之前是没有意义的。”

“我能找到办法。我只需要我一个人，而且一定能找到。”

“可是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你只能等待出现一个形象、一句短语或者一板火柴。它们也可能根本不出现。”

“会出现的。”

“也可能有，只不过你没看见。我看得见。所以你需要我。我懂得语言的意思。懂得方法。你不懂。”

伯恩在掠过的阴影中看着她：“我想你最好少卷进去。”

“银行，贾森。纹石公司的联系是在银行。可不是用你所能想象的方式。”

一个穿旧大衣的驼背老人手里拿着黑色的贝雷帽，在巴黎南边十英里处阿泊桑村的乡村教堂里顺着最左边的通道走过去。傍晚安吉勒斯的钟声回荡在岩石和森林上空。老人在第五排停了步，等着钟声停止。那是给他的信号，他接收了，知道在这一阵钟声中另一个较他年轻但较任何人更残忍的人正环绕着小教堂细看里里外外每一个人。如果看见了任何他不想看见的人，任何他认为对他构成威胁的人，那么他将不加任何盘问，就采取处置手段。那就是卡洛斯方式。只有那些懂得自己只要被跟踪就没命的人才接受，才敢拿钱去为刺客当送信人。他们都象他自己一样，是旧时代的老年人，生命为时不多，剩下的时光受到年岁或疾病的限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卡洛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冒风险。唯一的安慰是如果谁由于为他服务而死，或死于他的手，钱一定会送到死者的老婆或者子女手里。必须说：为卡洛斯效命可以感到一种尊严，而且他出手大方。他这支由体弱老人组成的小型队伍懂得这个道理，他使他们在风烛残年有了生活的目的。

送信人抓住贝雷帽继续顺着通道走到靠左边墙壁的一排隔开的小忏悔室。他走到第五间，撩开帘子走进去，先让眼睛适应从另一端隔开教士与忏悔者的半透明的帷幕里照出来的一支蜡烛光，然后在小木板凳上坐下，看着神圣的暗洞里的黑色人影。它和往常一样，是个戴着关罩、穿着教士服装的男人形体。送信人努力不去想象这个人的相貌，这儿不是他想象这种事情的场所。

“安吉勒斯·多米尼，”他说。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戴着头罩的黑影轻声说，“日子过得安逸吗？”

“日子不多了，”老人照规矩回答，“可是过得很安逸。”

“好。在你这种年纪要有安全感才行，”卡洛斯说，“谈正事，有没有从苏黎世得到什么准信？”

“猫头鹰死了，另外两个也一样，可能还有一个。另一个的手受伤很重，不能工作。该隐失踪，他们认为那女人跟他在一起。”

“事情变化很怪，”卡洛斯说。

“还有。奉命去杀死她的那个人至今没有音信。把她带到贵山码头去的是他，但是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一个守夜的做了替死鬼。可能她从来不是什么人质，而是陷阱的诱饵。捕捉该隐的陷阱。这事要想一想。现在，听我的指示。准备好了吗？”

老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头和一小片纸：“好了。”

“打电话给苏黎世，找一个见过该隐能识别他的人明天到巴黎来。同时，苏黎世要找联合银行的康尼希，告诉他把磁带送到纽约。他要使用乡村车站的邮政信箱。”

“对不起，”上了年纪的送信人打断说，“这两只老手写起字来不如从前了。”

“请原谅。”卡洛斯低声说，“我心事一重，就考虑不周，抱歉。”

“没什么，没什么，继续说。”

“最后，我要我们的小组在玛黛琳路的银行所在街区租几间房。这一回要叫这狂妄之徒断送在他的狂妄上。一个便宜的价钱，象他一样不值钱……除非他是另外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