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上的老者，一个精神高度分裂的强奸犯，点名要见那兰，说是要揭示一个势必震惊全江京、甚至全国的罪案谜底。

这谜底，一定会成为转发次数最多的一条微博。

血巾断指案的谜底。

过去三十年里，江京发生了一系列女性失踪案，每起案件间隔一两年或者数年，迄今为止，至少有十位女性成为该案的受害者——像江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千万，失踪并非罕见，但这一系列失踪案有个共同的特点令它与众不同。

一个致命的特点。

1980年阳春的一天，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希望失踪了一周的妹妹倪凤英奇迹般出现。出现的是邮递员的自行车，和一件小小的包裹。包裹上没有来信人的地址，里面是一只纸盒。纸盒里是一条洁白的手绢，手绢的一角是倪凤英自己绣上去的名字。

手绢的正中是一抹殷红。

揭开手绢，下面是一截惨白的手指！

不久，公安部门证实，手绢上正是倪凤英的血迹。手指，是倪凤英的手指。

老江京们都会记得，在那个清纯的年代，倪凤英失踪案攫住了多少人心，成为多少食堂饭桌上的话题。一时间，青年女子们再不敢在天黑之后出门。与此同时，注重平民生活的《新江晚报》开始对这个案子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配合着当年上映的侦破悬疑片，《405谋杀案》、《神女峰的迷雾》，邪恶临近时低沉诡异的音乐似乎能透出报纸纸面，一次次挑动着大众的神经。

凶手会是谁？当时人们的猜测，可能是潜伏大陆三十年的美蒋特务、“四人帮”的爪牙、香港的黑社会。稍微现实点的猜测，是纺织厂里哪位单恋倪凤英又遭拒绝的小青年。

不管凶手是谁，他，或她，一定隐藏得很好，因为凶手的身份一直是个谜，倪凤英的下落也保持着未知。

媒体和大众的记忆都是短期的，尤其在全社会都蒸蒸日上的那个年代，人们沐浴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一年、两年、三年，逐渐淡忘了倪凤英温婉秀美的容颜。

直到三年后的一个夏日夜晚，马芸的突然失踪。

马芸是位参加工作才一年的小学教师，在那个不幸的夏夜，江京正经历着多年不遇的高温，马芸和几位女友，同数百名江京市民一起，在清安江滩边戏水纳凉。欢笑中、酷热中，马芸主动提出到堤上给大家买冰棍儿，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第一个将马芸失踪案和倪凤英失踪案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园区分局的干警陈玉栋。当年，就是这位被称为“小陈”的年轻公安，最初经手了倪凤英失踪案。当大多数人还只是将马芸失踪作为一个独立案件看待时，陈玉栋已经嗅出了这两件时隔三年的失踪案之间的关系。他将这个大胆的猜测上报领导，领回了一长串语重心长的“谈话”：“倪凤英失踪案没有破，不是你的错，历史上结不了的大案比比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敏感，草木皆兵。何况，马芸的这个案子是滨江分局负责的，我们协同寻找，在群众中收集汇报来的线索，具体的刑侦工作，我们文园区也不能插手呀。”是啊，马芸家住滨江区，陈玉栋连插手这个案子的机会都没有。

陈玉栋回到宿舍，在一本“工作记录”本上，写下一句话：“我有一种预感，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不幸的是，陈玉栋的预感准确。在马芸失踪五天后，她心急如焚的父母收到了一个包裹。

一只纸盒子，上面只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但没有邮寄者的任何信息。

心切之下，马父忘了警方的叮嘱，有情况要立刻报告，而是冒冒失失地打开了纸盒子。然后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当时马母出去买菜不在家中，邻居一位退休的老大爷听到隔壁的叫声，急忙冲进马家，扶起马父。马父并没有真的失去知觉，只是高血压突然发作。他拉着邻居的手，说：“快，叫警察……那个盒子，你不要往里看……更不要让她妈妈看。”

邻居忙着找人，找居委会、找片儿警、叫街道医院的大夫……期间还是没忘了偷瞧一眼那盒子里的玄机。人就是这么一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断进化的动物，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好奇心带来的只是无限的后悔。

这位好心和好奇心并存的老大爷，往盒子里看了一眼，那一眼所见，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都没能从他的噩梦中抹去。

一片淡绿色的手绢。

手绢上，是一道暗红。

边上，是一截苍白的手指。

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开始日夜突击侦破。陈玉栋被文园区分局举荐到专案组参加工作，带去倪凤英案的一些经验教训。臨专案组的干警几乎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将出事地点一带的江岸一尺一尺翻过，却怎么也找不到马芸的任何踪迹。

她还在人世吗？还是已经成为一具尸体？

凶犯为什么要寄回受害者的手绢？为什么要截断女孩的手指？

两起案件完全是同一个人干的吗？

作案凶手，不留任何痕迹，难道是传说的“职业”杀手？这好像只有在小黑录像厅里放的警匪片里才出现过，在江京还是闻所未闻呢。为什么将专业的作案手段用在两个背景普通的少女身上？凶手和受害者有什么关系？是丧心病狂随机下手，还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目标？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列在陈玉栋的那本工作记录上，写满整整四页纸，他还是觉得有更多的疑问需要写出来。

虽然江京市警方倾注了所有人力和心力，结果却和倪凤英案一样，无法告破。马芸，也和倪凤英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在沮丧和愤怒中失眠了数夜的陈玉栋，在工作记录上写下了这句话：“这个案子还远没有结束。但无论如何，我会付出毕生的精力，将这个魔鬼般的凶手正法。”

陈玉栋的预言再次不幸而言中。

两年不到，1985年的春天，一位名叫薛红燕的少女失踪。又一个令人丧魂的盒子。又一方血染的手绢。又一截苍白的手指。

这起案子再次震动了江京，再次将《新江晚报》的影响力推到了巅峰，也再次让陈玉栋血脉贲张。市局牵头的专案组复苏了，公安部派来了专家，全城的警力都投入了侦破之中。这次，市局下定决心，再不能让这样惨绝人寰的大案继续发生，如果这样的恶性案件都无法侦破，会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公安部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雷厉风行！这平白为近几年来社会上逐渐开始上扬的犯罪风气助力。所以，专案组内部的口号是：人民必胜！人民公安必胜！

《新江晚报》之外，当年流行的一些法制月刊也开始推波助澜，甚至为这一系列案子起了个“大众文学化”的名字“血巾断指案”。在绘声绘色地描述完倪凤英和马芸的两起悬案后，还对薛红燕失踪的真相进行了类似小说创作的猜测。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三位少女的隐私、家事，真真假假地被翻了个底朝天。

所以可以想象，当公安部和市局联合宣布，经过全市公安干警的协同努力下，“血巾断指案”终于告破，凶手终于归案的时候，《新江晚报》和一众法制刊物，是如何地群情激昂。

也不难想象，凶手的隐私、家事，也尽收公众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