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到我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当然了。但是我仍然像个疯子一样开着车赶过去。每个红灯，每辆左转的车辆，每个“上课时间限速二十英里”的标志——一切都在努力延误我，阻止我在父亲去世之前赶到医院。

我把车违规停在了外面，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在医院的停车场里慢慢找车位。我直奔急救室入口，像推着病床的急诊大夫那样砰地一声撞开了门，冲向分诊台。分诊台后那个蠢笨的值班护士正在打电话，有说有笑，显然是在打私人电话。

“弗兰克·卡西迪？”我问。

她看了我一眼，继续聊天。

“弗朗西斯·卡西迪！”我大吼道，“他在哪儿？”

她生气地挂上电话，瞟了一眼电脑屏幕，说：“三号房。”

我拼命跑过候诊区，拽开沉重的双开门，冲进病房，看到安托因坐在绿色帘子边的椅子上。看到我的时候他脸上一片茫然，双眼都是血丝，什么也没说。我走近他，他摇摇头：“对不起，亚当。”

我猛地拉开了帘子，我爸爸就坐在床上，眼睛还睁着。我想，你看，你错了吧，安托因，他还活着呢，这个老混球！然而我发现他的肤色不对劲，有点蜡黄色，他的嘴巴张着——这是最可怕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视线一直离不开那儿。活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张嘴的，那是在痛苦的喘息中定格，最后一次歇斯底里的呼吸，愤怒，几乎是在咆哮。

“噢，不！”我呜咽着说。

安托因站在我背后，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他们十分钟前宣布了他的死亡。”

我抚摸着父亲的脸，他蜡黄的脸颊很凉。不是冰冷，也不暖，只是比它应该有的温度略低几度。他的皮肤摸上去就像雕塑土，了无生气。

我感到无法呼吸，就好像是在真空里一样。周围的光线似乎也在闪动。我突然号啕大哭：“爸爸！不！”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抚摸着他的额头，他的脸颊，他的皮肤粗糙并有些黑汗毛从毛孔里扎出来的红鼻头。我靠向他，亲吻着他愤怒的脸。多年以来，每次我吻父亲的额头或者脸颊时，他几乎没有任何回应，但我却总是深信自己从他的双眼里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窃喜。现在，他是真的没有任何回应了，当然了。我整个人都麻木了。

“我希望你能有机会跟他告别的。”安托因说。我能听到他低沉的声音，可我却不能转身看着他。“他又像上次那样呼吸困难，这次我甚至没有浪费时间跟他争吵就直接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他拼命地喘着气。他们说他得了肺炎，可能已经有段时间了。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给他插上管子，但是他们连插管子的机会都没有。我一直在不停地打电话。”

“我知道。”我说。

“本来有些时间的……我本想你能来跟他告别的。”

“我知道，没关系。”我强压着悲痛说。我不想看安托因，我不敢看到他的脸，因为听起来他好像在哭，这是我无法面对的。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在哭，这当然很愚蠢，我的意思是，如果连你父亲过世了你都不哭，那你肯定是有毛病。“他……说了什么吗？”

“他基本上是在骂人。”

“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

“没有，”安托因过了好久才回答，“他没有问起你。但是你知道，他几乎没说什么，他——”

“我知道。”我只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

“他基本上是在咒骂大夫，还有我……”

“是啊，”我盯着父亲的脸，“不奇怪。”他的额头上都是皱纹，愤怒地起着皱，就那样定格，成了他最后的样子。我伸出手来抚摸着那些皱纹，想把它们抚平，但是徒劳无功。“爸爸，”我说，“对不起。”

我不知道自己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有什么对不起的？他老早就该死了，死对他来说比活在持续的痛苦中要好得多。

床另一边的帘子被拉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皮肤黝黑的人走了进来，我认出他就是上次那个佩特大夫。

“亚当，”他说，“我很遗憾。”他看起来是真的很难过。

我点点头。

“他的肺炎感染很严重，”佩特大夫说，“肯定已经潜伏了好久了，尽管上次住院的时候他的白血球指数并没有显示任何异常。”

“嗯。”我说。

“以他的身体状况，这实在是雪上加霜。最后，在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给他进行插管治疗之前，他就心肌梗塞了。他的身体承受不了了。”

我又点了点头。我并不想知道细节，有意义吗？

“其实这样最好。否则他可能需要插上管子再多受几个月的煎熬，你也不会希望他那样的。”

“我知道。谢谢。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你只有——只有他，对吗？你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你没有兄弟姐妹？”

“对。”

“你们父子关系一定很亲密。”

真的吗？我想。你怎么知道的？这是你的职业医学看法？但是我只是点了点头。

“亚当，你希望我们给哪家殡仪馆打电话？”

我努力回忆母亲过世时办丧事的那家殡仪馆的名字。几秒钟后，我记起来了。

“如果我们有任何可以帮你的，乐意效劳。”佩特大夫说。

我看着爸爸的尸体，看着他蜷缩的拳头、愤怒的表情、瞪得圆圆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然后我抬眼看着佩特大夫说：“你能让他闭上眼睛吗？”